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破战略要地汉中，形势一片大好。蜀中的门户已经洞开，如果旌旗继续南指，巴山蜀水近在咫尺。曹军上下无不欢欣雀跃，都希望能够乘借胜利的余威，一鼓作气拿下益州。但是，曹操却作出一个令众人不解的决定——班师回朝。这让很多人惋惜不已，认为这一决定让曹操错失了一统天下的良机。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说“（曹操）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那么，曹操为什么不乘胜南图巴蜀呢？如果他南下伐蜀，真的能够收获成功吗？
对于当时的形势，曹操的智囊团均表现得相当乐观。他们认为乘胜伐蜀，必然能摧枯拉朽，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大功告成。其中以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这两个人都是曹操的顶级谋士，代表曹魏谋略的最高水平，司马懿不必多说，其能力和诸葛亮不分伯仲，刘晔也有旷世之才，对时局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曹操能够拿下汉中主要就是他的功劳。司马懿首先向曹操建议：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晋书·宣帝纪》
刘晔先是给曹操戴了一顶高帽，拍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马屁，接着进一步陈述伐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慴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司马懿和刘晔都认为，此时是伐蜀的最佳时机，理由是：第一，刘备以不光彩的手段夺取益州，人心并未完全归附，统治根基不稳。第二，吴蜀之间产生矛盾，为荆州闹得不可开交，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而此时刘备率主力远赴荆州，蜀中守备力量薄弱。第三，刘备是少有的能和曹操争天下的英雄人物，手下谋士猛将如云，如不趁其立足未稳及早拿下，势必会养虎为患。
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颇有道理，刘备此时虽然拿下了益州，实力得到大幅扩充，但实际上却是内忧外患交织重重。
第一，益州新定，新的统治秩序并没有完全建立，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刘备率荆州集团入主益州，打破了原有代表本土势力的益州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并立的政治平衡，形成了三股势力“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伴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三者之间的利益也重新进行了分配。除了法正、孟达这样的带路党以外，相当一部分益州旧势力的利益被稀释，和反客为主的荆州外来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在刘备的恩威并施下暂时能够忍气吞声，遇到风吹草动便会兴风作浪，比如后来刘备病危白帝城，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拒守”，牂牁太守朱褒和益州大姓雍闿也“举郡反叛”。因此，当曹操攻占汉中、打开益州北部门户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止”，号称仁德的刘备也不得不用极端手段进行镇压，可见益州内部形势不稳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
第二，内部尚未稳固，外部又出大患。刘备着手稳固新地盘时，盟友孙权在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双方为了荆州归属问题撕破了脸，调兵遣将大动干戈。这段恩怨是非要从赤壁之战说起。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孙、刘三家瓜分，其中曹操占据了北部的南阳郡，刘备收获了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以及南郡公安县，江夏郡和南郡大部则为孙权所有。后来刘备向东吴求借南郡，孙权出于巩固联盟，以使刘备正面抗拒曹操的考虑，在鲁肃的劝说下，将南郡出借给了刘备。
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但是，当刘备攻占了益州发展壮大之后，孙权开始坐不住了，开始讨还南郡。孙刘之间虽为联盟却“外亲内疏”，相互之间也是潜在的对手，谁都不愿意看着对方实力盖过自己。况且在孙权看来，刘备拿着自己的本钱发了大财，应该连本带利地还回来。但是，孙权的索要主张却被刘备无赖地拒绝，眼看来软的行不通，盛怒之下便动用武力强夺，刘备也亲率五万大军驰援关羽，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恰在此时，曹操进攻汉中，直接威胁到益州的安全，刘备腹背受敌，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局面，也面临着争荆州还是保益州的艰难抉择。最终，刘备还是忍痛与孙权达成和解，双方以湘水为界重新划定了势力范围，暂时缓解了矛盾。
刘备的困境给了曹操绝佳的机会，但是曹操却拒绝了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他以一言以蔽之：“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这是东汉初年大将岑彭征伐隗嚣和公孙述割据政权时，光武帝刘秀给他下达的指示，意思是平定陇地后不应满足，要紧接南下平定蜀地。但是到了曹操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以此告诫司马懿和刘晔，人要贵在知足，不能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然而，这显然不符合那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的性格，那种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和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荡然无存。我想，曹操做此决定绝不是“知足常乐”这样简单，背后定然隐含着诸多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后方不稳。后来汉中之战前法正为刘备谋划时局时，曾精准的捕捉到曹操的一大弱点：“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很多地方并不是真心的归附，其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汉室的反对势力依然强大，这些不安定的因素直到曹操去世前都未能完全消除。比如此后的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的后院至少就起了三把火：
1、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2、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
3、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这三起事件，有的是不满曹操专权的反对势力策划的暴乱事件，有的是区域性的整体反叛，虽然都被快速地镇压下去，但暴露出了曹操的统治权威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牢固，波澜不惊的表面上实则暗流涌动，如果贸然伐蜀失败或进展不顺，很容易引发后方的剧烈动荡。而且在征服的凉州、汉中的过程中，曹军对氐族部落采取了极端的屠杀政策，对这些新征服地区也需要时间去安抚和巩固。在没有稳固后方的情况下，进行一场计划外的大规模远征，无疑是不明智的。
第二，战线过长。虽然曹操在群雄之中实力最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他的战线从秦岭到淮河，横跨了整个华夏大地，兵力也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战略方向上，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兼顾全局，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益州这一个方向。他能在益州方向使用的兵力有限，而刘备迅速和孙权讲和后，可以集中益州全部力量与之对抗。事实证明，无论是荆州的关羽还是东吴的孙权，都给他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刚刚攻破了汉中，孙权就答应了刘备平分荆州的讲和条件，迅速调转枪口，在合肥方向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所幸的是张辽等将领击败了孙权，否则曹操能否坐稳汉中也在两可之间。
第三，准备不足。后勤保障能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足够的后勤供应做支撑，想要赢得一场大规模战争无异于痴人说梦，显然曹操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当初在进攻汉中时，曹操就出现了粮草难以为继的窘迫局面，他甚至一度产生了退兵的念头：
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攻击汉中就遇到了后勤供应上的困难，如果伐蜀，曹军的后勤保障难度将呈几何式增加。且不说在秦岭和大巴山的险恶地理环境中运输困难，仅在千里转运过程中造成的消耗就将大得惊人，这对刚刚进行了六个月苦战的曹军来说是难以负担的。
第四，对手强悍。曹操对刘备可谓相知甚深，早在煮酒论英雄时就认定刘备是个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论的英雄，远非张鲁这样的小军阀可比拟。虽然刘备早年屡次败在曹操手下，但多是因为实力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此时刘备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不仅拥有了荆州大部分领土，而且整合了益州大部分资源，文有诸葛亮、法正之谋，武有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之勇，可谓羽翼丰满兵强马壮，这点从他动辄调集五万大军和孙权争夺荆州上就可以看得出。想要一口吞下和自己实力想差无几的强悍对手，曹操显然没有这副好牙口。
第五，地形险恶。曹操占据汉中，虽然卡住了益州的咽喉，但到成都平原还有数百里之遥，其间山峻水险地形复杂，关隘重重易守难攻。刘备从益州内部反攻成都时，尚用了三年的时间，还损失了庞统这样的高级将领。后来钟会伐蜀时，姜维一夫当关扼守剑阁，数万魏军就很难前进一步。而且刘备军在蜀中征战多年，熟悉地形，积累了大量的山地作战经验，属于以逸待劳，曹军远道而来人生地疏，属于劳师以远，在不熟悉的险恶环境中作战，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第六，急于称王。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外，曹操还有一点难以明言的小心思。学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传》中认为曹操拒绝伐蜀是因为“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争于回朝策划晋爵为王”，这个观点很独特，但是颇有道理。尽管曹操一再剖白自己心无异志，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但是实际行动上却一步步逼向权力巅峰。每当获得一次胜利，曹操就以汉献帝的名义为自己加官晋爵：
建安十六年潼关之战击败马超，“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濡须口破孙权，“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建魏社稷宗庙。“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此时西凉和汉中又被平定，晋封王爵已在情理之中。这个更上一层楼的绝佳机会，曹操怎么会放过？此时曹操已经六十多岁，在那个年代已是风烛残年，地盘的事情可以留给后人慢慢解决，但名爵的事情必须在生前就落实到位，以便为后人在通往帝位的阶梯上铺上最后一层基石。因此，和胜负难料、前途未卜的伐蜀相比，显然晋封王爵更为重要。事实上，在班师回朝不到三个月，曹操就晋爵魏王，并享受天子仪仗，虽然名义上还是汉臣，实际上已经成为皇帝，不过只差一个名号而已。由此可见，在汉中时曹操早已急不可待地谋划称王的事情了。
清人何焯评论说：“魏武用兵，必图万全。” 司马懿和刘晔等人所处的层次不高，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受到局限。他们只看到了于已有利的一方面，却没有看到于已不利的更多方面，更没有看出曹操隐藏心底的如意盘算。曹操不趁势南图巴蜀，并非是知足常乐，而是在权衡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弊之后，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从这点看，曹操的谋略要远远胜过司马懿等人，因此裴松之说“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曹操，不愧是三国第一雄杰。
参考资料：《三国志》、《曹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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