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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知徐州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

在“道”、“艺”并重的理论指导下,苏轼的诗词创作也收获颇丰,他的《浣溪沙·谢雨》词五首开创了农村题材的先河,反映了他的平民意识和与民同乐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气质使得他与众人的交往真挚而长久,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仅在徐州时期就形成了“黄楼”盛景,引得年少风发的秦少游对他唱出“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高歌。

苏轼声名不断增高,已然成为全国公认的第一大才子。元丰元年(1078)9月,苏轼在徐“黄楼”落成,他在庆典期间广邀的知名学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黄楼大聚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坛盛事,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创造了辉煌的文坛盛事,令人瞩目的“黄楼”时期享誉全国。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和黄庭坚也在此期间正式投入苏轼门下,为苏门“四学士”的最终确立奠定重要基础。

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自京作书投苏轼,并献上古风二首。苏轼读后对黄氏称道不已,谓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苏轼对这位人品非凡、文才拔萃的投师者表现出无限的欣慰与热忱,对黄庭坚的人品,他在书简中作了高度评价,并把他引为自己的知己:“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就在与黄庭坚交往的这一年,秦观上京应试路过徐州,造访苏轼,临别作《别子瞻学士》诗一首:“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珠树三株讵可攀,玉海千寻真莫测。一昨秋风动远情,便忆鲈鱼方洞庭。芝兰不独庭中秀,松柏仍当雪后青。故人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鸑鷟今才见。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 八砖学士风标远,五马使君恩意新。黄尘冥冥日月换,中有盈虚亦何算。据龟食蛤暂相从,请结后期游汗漫。”诗中的“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二句,遂成为千古名句,也成为文坛的千古佳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苏轼的向往之情,并表达了终身追随的决心。苏轼对秦观的热忱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请秦观为黄楼作赋。至此,后来有名的“苏门四学士”大部分已经跟苏轼建立起了师生加文友的关系。

黄楼聚会也为苏门“六君子”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六君子”之一的彭城诗人陈师道早在苏轼密州时期便与苏轼开始了书信交往,但正式的文学交往到此时期才真正开始。苏轼到徐不久,陈师道即往拜谒,后黄楼建成,陈师道作《黄楼铭》由衷地表达了对苏公治水的感激之情,他在序言中写道:“河决澶, 南倾淮泗,彭城当其冲,夹以连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时,盈溢千里, 平地水深丈余。下顾城中,井出脉发,东薄两隅,西入通洫。南坏水垣,土恶不支,百有余日而后已。”

当然,黄楼聚会也吸引了很多的知名人士。如,才气清俊的诗人王巩,颜太初之子颜复,杭州诗僧道潜等等享誉文坛的诗人。苏辙、秦观虽此时均不在徐州,但都作了《黄楼赋》,陈师道作《黄楼铭》,苏轼写下《九日黄楼作》,参寥等人也有诗作,堪称一场宏大的文坛盛事。

整个“黄楼”时期,苏轼结交了大批的文人,为苏门文学集团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上面提到的知名人士之外,不得不提的便是云龙山隐士——张天骥,苏轼思想的转变正是基于与他的频繁交往。张天骥,字圣涂,又号云龙山人,徐州人氏。其父张希甫晚年好道,习“辟谷道引”之术,其母亦信道。张山人受家庭影响早年便绝仕进之念,隐居在云龙山下,躬耕南亩,侍养双亲。云龙山丛峦环翠,风景优美。苏轼常与宾客僚吏登山揽胜,并时常造访于张山人。张山人隐居之处,环境极为清幽。正如苏轼在《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中描写到的“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西风高正厉,落叶纷可扫。孤僮卧斜日,病马放秋草。墟里通有无,垣墙任摧倒。”从这些诗句中不难想象出这位隐居者性情之疏放。

熙宁十年秋,黄河决口,张山人因旧居被冲毁而迁居到地势较高的云龙山东麓。他畜有二鹤“甚驯而善飞”。为了放鹤、招鹤之便,张山人便在云龙山顶修建了一座草亭,名曰“放鹤亭”。苏轼为之作《放鹤亭记》,从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及刘伶、阮籍之徒以嗜酒而留名后世谈起,大大发挥了一番隐者之乐胜过“南面之君”的议论。他的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使得张天骥和徐州同时不朽。更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奇谈。

苏轼在与张天骥的频繁交往中,渐渐吸纳了道家思想,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此时的苏轼已超越了密州时期的由执着的“致君尧舜”发展到“超然”、“自达”,由单纯的儒家思想进而为儒、释、道的高度融合的思想境界,而且达到了更高一层的天人合一、“寓意于物”,“物我相得”的新境界。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始向往“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的生活方式,甚至时常“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他醉卧路边,以石为床,随意的投身到大自然当中,确实达到了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境界。这对他后期的思想影响深远,乃至他的《前赤壁赋》也流露出“物与我皆无尽”的思想。当然,爱国爱民思想也一直伴他左右,和此时期的“超然”、“物我相得”思想一起形成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日后逆境中的精神力量。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的交往值得发掘和研究,苏轼“黄楼”时期的建树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体验与经历,更成为他日后面对大风大浪的精神力量。

苏轼在徐州期间政绩显赫,为徐州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安定的环境,他还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徐州的风土民情作了宣传和传承,为徐州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古迹,他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地描绘了彭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篇《放鹤亭记》,使得云龙山上的放鹤亭成为千古名亭,徐州重要的文化古迹;一曲《永遇乐》,使得徐州燕子楼更为引人瞩目;一首《九日黄楼作》,使得抗洪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永放光辉;两首《百步洪》,让世人见识了徐州曾经的著名景点;一篇《徐州莲花漏铭》,让古代著名的记时器重见天日……当然,他的诗文不光是文采飞扬,书法成就也不可小窥,现存的19幅徐州期间的作品,均为国宝级的珍品。如:“远游庵铭”(《致吴复古信札》),是精整的小楷,纯粹“二王”风韵;“读孟郊诗二首帖”,有“东晋风味”;“表忠观碑”,是他中年时期的杰出的楷书作品;“北游帖”,是为他日后书法技巧和审美倾向改变所做的准备。熙宁末年,苏轼重要的诗集《眉山集》问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徐州时期对苏轼的整个人生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徐州之前的四十年,苏轼是一个匆匆过客,他各处任职,个人的才能未得到过充分的展示。只有在徐州期间,他才“第一次成为行动的人物”。他之前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只有徐州期间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绽放出成熟的魅力。总之,苏轼在徐州期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创作方面,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这与徐州地区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徐州古属宋、楚,距道家的发源地也不远,汉代又长期为楚王国的封地。所以,无论道家思想的浸染还是大汉文化的熏陶,都为苏轼思想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思想上的这种升华,才为不久之后所遭遇的“乌台诗案”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动力。而他在徐州时期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更为他成为一代文豪奠定了基础。他在徐州开创的“黄楼”盛世,不仅是对他行政能力的肯定,也为苏门文学集团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宋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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