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画讲究神韵、意境和情趣。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语言高远、典雅，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不是给人表面上的视角效果，书画鉴赏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活动。
书画鉴别有以下几个依据：
鉴别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如写字，自古至今就有过许多变化。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来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画还未限制。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整齐，字字匀称，横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却是在野的文人、方行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明 徐渭《梅花图》纸本墨笔 纵37厘米 横149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再以书法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也都能看也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句法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衷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书、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不同时代的绘画也有不同的风格。古代绘画创作的操作方式也和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的方式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至少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束画，像今天画油画似的。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框架绷绢的画法后来只在民间画工中还沿用下去。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画不同，它的效果也就处然两样，这与上述的书法效果问题是同一道理的。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折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累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奇迹'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趋势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 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唐宋画家注重创稿，所以说'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表现他们刻意经营。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只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同一朝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前人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这是我们判别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以吴道子的画来说，他的笔墨技法上的特点主要有三：他描绘物象不是很工致的，所谓'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人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他的作品的色彩不是绚烂的，所谓'浅深晕成'、'敷粉简淡'，而被称为'吴装'，甚至有不著色的'白画'。他在早年作画线纹较细，但后来所用的本条是'莼菜条'，可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以表现对象的细微的透视变化高、侧、深、斜为目的，带有立体感的线条。这种线条比铁线描能更敏锐地表现出客观事物的立体造型，和书汪中的草书更接近。吴道子用以组成形象的线纹一向以富于运动感和富于强烈的节奏感而引起评论家的特别注意。他的线纹的表现或被描写为'磊落逸势'，'笔迹遒劲'，'笔力劲怒'。线纹是表现手段，而其本身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助于形成一个画家所特有的风格。
书画者执笔的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殊肘、悬腕以及下笔时的轻、重、缓、急等，写作者都有着不同的习惯。这些不同的习惯，必然在笔锋着纸时有着不同的表现，显出不同的特点。笔法形式的特点，大致有正中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顺锋、逆锋等。因此，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笔法对于模仿的人来证明，又是最不容易学得像的东西。每个书画作家，不管技巧高低，经过几十年的操练而逐步形成凝定的笔法特点，换一个人要在一朝一夕间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变为已有，是不大可能的。除了比较工整刻板、线点还容易摹得像外，稍为放纵流露作者个性的方法，刻意临摹，必然死板；取其大意，又不能和原作相像。同时，作伪者自己的一套笔法上的习惯特点，在临摹中极容易暴露出来。相反的方法特性--朴拙和精工、滞重和飘逸等等，也很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作伪者如果勉强去临摹和自己的习惯笔法相反的书画，其失败是注定的。笔法对作伪者来说，是最难突破的一关，所以我们在鉴别书画时，把笔法放在首要的地位。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
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
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黄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
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因时代不同，各历史时期的服饰与生活用具都有自己的特点。宋代官服帽子，有两根较长的燕翅，分向左右两边。元代主要统治者是蒙族，他们衣冠服饰与宋代明显有异。明代人衣冠服饰又有变代，人们都是留发满头，衣服也没有领子。清代的衣冠服饰则为长袍短褂马蹄袖。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作伪者对夏氏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所以露出了这样的破绽来，下述几例书法伪品也是以此判断鉴别的。
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卷》（这本身是假的，姑不论），后面有宋初以'蔬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闻名的诗人林通的题跋，系伪造，因为该跋的字体是学黄庭坚的，考林通死后17年黄庭坚才出生，不可能学到黄的字体。
唐代欧阳询书小楷《般若婆罗蜜心经》本署书写年月是贞观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经》乃玄奘法师从西域诸经中的一种，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开始译经，欧阳旬岂能预书此经？由此可以断定此帖非欧阳询所书。
唐代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末署'杭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 《新唐书》本传，李邕书开元甘三年始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伪。 潜惠堂刻《灵飞经》后有赵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于泰定四年（1327年），赵氏时年 应74岁，而赵孟俯卒于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岁。可见此跋不可能为赵书。
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考沈度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于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凭此即可断定它是伪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