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远古玉器

    我国一些远古遗址中出土较多精美玉器，关于这些玉器性质、作用等的讨论也一直都在进行中，但是，不无遗憾的说，迄今为止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所有的论述都是错误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迄今为止出土玉器较集中、数量较大的遗址主要有浙江良渚的瑶山遗址、反山遗址，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以及辽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此外还有一些遗址也出土一些玉器，但都没有以上遗址出土数量多而集中。

浙江的玉器以玉琮、玉牌、柱形器为主，以玉琮或玉牌上雕刻的神人像最引人注目，其最大的特点是精美。安徽的玉器以玉壁、玉钺为主，其最大的特点是器形大。辽宁的玉器以动物形器、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环形器等为主，最大的特点是种类跨度大，抽象和象形的都有。

但是，这些玉器差不多都出自同一时代，尽管可能略有早晚。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约都处于距今5000多年前。考古学家曾认为安徽凌家滩的玉器就早于良渚玉器，我看倒并不一定。因为它们都发生于同一重大气象事件之中，只是地理空间不同。良渚玉器主要出自瑶山墓地和反山墓地，凌家滩也出自墓地。实际上它们都不是墓地，而是当时人类的栖身之所。当时此类地穴居住传统的人都住在这种长方形地穴之中，这就是他们的家。所有的东西一般都放在地穴之内，只有大件的陶器等才放在地穴口部，或者地穴之上。距今5000多年前在中国东海沿海地区下经历着二次海侵，同时长江也由于海侵和水道不畅等原因大量洪水经由芜湖、马鞍山一线直扑太湖，太湖大水在湖中打个圈之后造就了福泉山遗址才入海，同时也在太湖边造就了毗山等遗址，也在良渚一带造成了瑶山和反山遗址，只是反山略晚，处于海退过程之中。凌家滩虽然地处安徽，在这些遗址的上游，但也同样由于此次大洪水的出现才造就。否则它们不应该出现在山上，而应该出现在水边。

北方的牛河梁当然与长江大水无关，但在辽宁建平、凌源一带它们也出现在山上，这里固然不会象南方有海侵、有长江大水，但这一时代显然也是处于大规模持续强降雨的气候过程之中。现在看上去这里的地貌是深沟大壑，5000多年前可并非如此，那时只是小丘漫坡，在持续大雨的气候条件下四处洪水横溢，人类只能选择相对稍高一点的地方定居。考古学家所认定的所谓“坛、塚、庙”是误读，那些积石塚、祭坛等实际上人类为了对付持续降雨所造成的泥泞和潮湿的工程，人类还是在长方形地穴中栖身。

所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除了觅食为了消磨大量无聊的时间，人类发现欣赏美石、通过自己的加工赋于美石以新的形态、新的意义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于是，在同一地区居住的人数年间形成一股风气，坚持数年而治成各种玉器。但是，大水退去以后，他们毫不吝惜地抛弃了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玉器，无论是精品还是半成品。在他们眼里这些玉器不过是他们消磨时间的随意之作，与他们可以到新天地觅食相比毫无价值。至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玉器的性质、价值、意义等，都是后人所重新赋于，与这些玉器创造者无关。

南方和北方的玉器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决不会是偶然现象，很可能还是与持续强降雨的气候模式有关。南方良渚和凌家滩的玉器可能出自同一地方，即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由于持续强降雨，洪水横流而失去家园，向下游迁徙，出发较晚的最后可能不得不在凌家滩一带停下来，而出发较早的可能有机会跨过长江来到杭嘉湖平原。他们的作品虽然种类和风格都不同，但是对美石的特殊兴趣却是相同的。壁和琮还有管形器等都是人类对几何形状美的追求。北方则可能是原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为了躲避水患而来到牛河梁，他们感兴趣的是动物、昆虫，勾云形器可能就是对当地自然云的感受的产物。而出土相当多的斜口筒形器则可能是一件实用器，大概作为饮水器使用。

理解玉器的性质和意义不能从后世人对玉器的理解，而应该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人类的环境和发展的程度。首先，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玉器的出现说明人类审美意识的觉醒，不但人类会发现非同一般的石头，还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赋于它特定的美的新内涵。其次，由于治玉的艰苦需要制作者具有特殊的禀赋，不但具有对事物的具象理解和还原的能力，还得具有很强的抽象能力，同时还必须具有非凡的耐心。所以，在一般环境中几乎不见人类治玉，因为更早些时候人类对美石的兴趣还没有产生，稍晚一些人类又为觅食奔走，更晚些时候人类要为群体生存奋斗，所以，治玉只产生于5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那时人类被困于洪水，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自由走动，所以躺在地穴中治玉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可以通过治玉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可见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