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远古历史的起点定于距今10000年首先是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连续考古资料以10000年为限，再向前尚没有可靠的连续信息可资利用。10000年前后正好是中国人类由无意识走向意识觉醒的起点。此后的6000多年间，正是中国人类早期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澄清中国远古历史有助于理解历史时期以及当下的中国。
距今10000年前后只有极少数人成功度过了末次冰期，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是一个重要标志。另外，湖南澧县八十垱下层文化、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文化和凌源牛河梁第五地点下层文化等，显示他们可能也是捱过末次冰期的成功者。根据旧石器文化末期遗存以及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在河北小南海遗址、河南荥阳织机洞遗址和许昌灵井遗址一线，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交接处，都可能曾经有成功度过末次冰期的人类活动。
气候由冰河期转入温暖期，全球都曾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强降雨气候过程，其结果是地表受到强力冲刷，早期地表植被只出现在常流水但又不会受到强力冲刷的地方，广大区域因此尚为赤地千里。遗址区都是既有食物又有水源的地方。新密李家沟遗址的文化遗存显示，距今1万年前的石片石器这里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的边缘，人们还长距离携带石片狩猎。在距今10300～10500年左右进入了细石器时代，人类已经不必结伙共同狩猎，开始单人独立狩猎小型动物或禽鸟。到距今9000年（第5层）的李家沟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陶器，人类的生活开始复杂化，植物籽实开始进入人类食谱。
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在传统栖息地食物和空间都开始呈现约束，人类的食物不得不部分地从动物性肉食逐步转移到植物籽实与植物根茎和果实。随着东部平原植被覆盖面积的扩大，促使人类迅速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带扩散。这时在广袤的平原已经完成植被的全覆盖，禾本植物的生长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植物性食物。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依食物偏好已经开始分流，对肉食欲望强烈的会坚持狩猎，不愿意艰辛狩猎者无意之中将食物固定于植物籽实。
舞阳贾湖遗址显示人类首先开挖的保护性设施为圆形地穴，长方形地穴，即墓葬式建筑的出现可能稍晚。长方形地穴构筑较浅，需要上加覆盖物以躲雨避寒。长方形地穴由于容易构筑所以早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房子在圆形地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降雨重新增多是房子出现的重要促成因素。早期贾湖出现的一批较大型地穴（被发掘者误读为陶窑）大约为较早向平原扩散的人群。而贾湖那些拥有骨笛和骨器的墓葬式建筑的主人则是早期生活在贾湖的第二批人。大量墓葬式建筑出现在贾湖遗址时，应该是较早从平原返回西部的人类。此时距今大约8500年左右，说明东部平原的生活环境已经恶化。那些携带石磨盘和石磨棒的人是一批在东部平原已经将自己的主食固定于植物籽实的人，他们主要来到水泉寨、裴李岗和莪沟北岗，而途经贾湖和唐户的就比较少。
在这波由东部平原返回西部的大潮中，还有武安磁山遗址的早期以及赤峰敖汉兴隆洼遗址早期文化。磁山遗址文化发掘者的解读有误，石磨盘和石磨棒本来应该单组出现在遗址的最北部，与长方形贮粮穴同时期。石磨盘和石磨棒的成组出现以及陶盂、陶支脚已经为晚一个时代的遗迹和遗物。石磨盘和石磨棒本来为个人拥有，成组出现系为后世人挪用的表现。前者属于单人独立生活，虽然他们表现为群体出现，而后者则是真正的群体共同生活，他们共同劳作，共享烹煮。
9000年以后一直到7600年间贾湖遗址文化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早期人类从山洞走出，在温度较低的年份，他们多人共居一穴，然后不断向东部平原扩散。早期墓葬式栖息方式者也同样有一段狩猎和安逸的生活。8500年左右开始环境恶化，东部人口开始返回，使食物匮乏加剧，大多数长方形地穴居住者以植物籽实为生，陶器种类迅速增加，享用烹煮食物已基本普及。但是，石磨盘和石磨棒的携带者大部分可能还不善烹煮，生活方式为将植物籽实磨碎直接吞食。在他们进入水泉寨、裴李岗和莪沟这一带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开始了烹煮熟食的新生活，石磨盘和石磨棒由此消失。人们由于追逐成熟的植物籽实而表现为一致性极高的共同活动状，但实际上是抛弃了前期共同生活中对他人的依赖，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构筑居所，寻觅食物。许多人大概也只有性冲动时才会与异性合作。房屋的建设和利用在新郑唐户非常普及，但比较简陋稚嫩，相比之下，贾湖有的房址以及莪沟的房址就显得成熟得多，说明房屋建设肇始于唐户，并由唐户向外扩散。
同期或稍晚在全国其它地区，山东后李文化由长方形地穴式栖息方式也逐步发展到房屋，但遗迹现象非常微弱。泰安大汶口遗址北岸的房子时间可能被低估，应该属于后李晚期才合理。在敖汉兴隆洼表现出强势发展后日趋没落，房子规模不断缩小，最终彻底消失。浙江跨湖桥下孙遗址的房址显示已经非常先进，而且这里的房子形态与本地其它遗址不同，明显属于从其它地方带来的技术。在湖南、湖北，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以及宜都城背溪遗址、武安磁山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等这一时期几乎都没有像样的居址，且很快趋于消失。
房子的出现意味着人类重新开始多人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从形式上看房子只是应付多雨或寒冷等恶劣天气的手段，实质上随着人类思想意识水平的提高，开始发现众人合作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房子的存在并非人类思想意识水平得到提高的唯一的判定依据，兴隆洼遗址的集体生活与其它地方出现的人类重新共同生活的现象不同，它没有经得起寒冷和食物短缺的考验而解体，说明他们是以集体生活方式返回到北部来，没有经过个人独立生活的锤炼。
从上述遗址发展扩散的情况看，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到8000年期间，中国人类首先完成了从山洞走向平原的跨越，然后又完成了从平原向更广泛地区的扩散。在此期间，人类从最早的无意识群体活动开始，在发展同类认同意识的同时，又逐步出现并日益增强的自我意识中，气候和大自然的演变为人类培育个人独立生活能力创造了条件。然后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激发了友情意识和合作意识，这才使房屋式建筑的出现成为可能。
大约从距今7500年左右开始，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启了持续强降雨的气候过程，平原或地势较低的地方大面积积水或洪水横溢，山谷内则洪水频发。自然环境更大的变化是，整个豫中、豫东、豫南、鲁西、鲁南、皖北、苏北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都被泡在水里。原本在这里生活的人，一部分向西进入豫、陕山区，在他们离开之前留下了郏县水泉寨遗址、新郑唐户遗址、裴李岗遗址、新密莪沟北岗遗址等一大批遗迹。处于山东、皖北和苏北的人类也都进入附近山区边缘，以避开洪水。他们留下了泰安大汶口北岸遗址早期、兖州王因、滕州北辛以及安徽的蚌埠双墩遗址等。原来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类可能大部分没有能逃脱洪水的袭击，只有邯郸磁山遗址平底陶盂和陶支脚的主人有幸成功。在长江一线，也由于长江泄海通道不畅，出现大面积积水，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远古湖泊，如云梦泽、彭泽、居巢湖和震泽。这一线人口本就不多，又都被洪水所挤压，或居于山脚，或沿湖岸、河岸不断迁徙。城背溪时期的少数人尚可生活在江边，后来人类就不得不出现在宜都金子山和枝城青龙山上。湖南洞庭湖西南岸，少数人类活动被挤压到涔水与澧水的入湖处的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此时的蒙东、辽西，无论是兴隆洼，还是稍晚一些的赵宝沟、牛河梁，也都被持续的暴雨所困。
由于持续的强降雨以及低洼之地的大量积水，不同地区的人无法自由交通，各地的人分别被局限于或大或小的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植被环境之中。从距今大约7500年一直到大约距今6000年基本保持了这一状态，可能有少数干旱年份人类可例外地进入其它地区。杭嘉湖以及宁绍平原先后出现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就属于在此期间利用干旱年份迁徙至此的人群。
大汶口遗址北岸北部偏东的一批房屋遗迹应该属于后李文化的一部分，房子规模不大，当时应为小群体生活，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群体人口规模扩大，加之持续降雨，房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型长方形灰坑，上部多加经火烘烤的硬顶。异性共同生活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而食物资源日益匮乏和频发的洪水，最终导致群体生活彻底解体，这是北辛文化的终结。在王因遗址以及滕县北辛的遗迹现象更清楚地反映了北辛文化终结的过程和机制。
以群体共同生活为重要特征的北辛文化终结后，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独立生活为特征，居住长方形墓葬式建筑的大汶口文化。由于随着北辛文化的终结，该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动物获得极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同时这也为进入大汶口文化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动物性肉食，狩猎成了大汶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由于人少，人类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食物问题，所以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居所和制作自己有兴趣的陶器、骨器等艺术品。后来他们的地穴越变越小，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加剧了食物的匮乏，人类不得不在觅食和迁徙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它就无暇顾及了，就连栖身之处也变小变浅了。
在河南中部已经开始进入仰韶文化，人们沿着黄河南岸、溱水与洧水、颖河、汝河两岸抵达嵩山并继续向西进入洛阳盆地，南部的人们可能沿南阳盆地北侧溯汉水进入商洛地区。由于这里普遍地貌为丘陵与河谷，分布大量小型河谷平地与丘陵间冲积平原，野生籽实类植物分布普遍，为人类提供大量植物性食物之外，也自然成为动物的优良栖息地，所以，无论依赖何种食物，都有相对丰富的资源。
由于人类的群体生活，人口数量日益增多，动物资源较早趋于枯竭，更多的人不得不都依赖籽实类食物。然而，由于人口越来越多，籽实类食物也开始变得匮乏，所有的人群不得不加快迁徙的频度。一群群觅食大军，在豫、陕一带河谷不断迁徙，努力发现更多的可以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新天地。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等渭河两岸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
人们在早期离开河南一带时大多数还都是单人独立生活，只有极少数人会构筑简陋的房子。早期渭河水位还没有太高，人们都生活在较低位置的河岸傍，后来渭河水位大涨，原来生活的地方都被淹于渭河之下，人们只好在水位更高的岸边生活。早期低水位时的遗迹到目前为止极少发现，在华县元君庙遗址有微弱表现，宝鸡福临堡遗址东部那片墓葬式建筑也应该属于那个时代。当人们被迫不得不在更高的岸边生活时，还普遍为单人独立生活，以长方形墓葬式建筑为栖身之处，这时的文化遗存保留的比较多，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等墓葬式遗存等都是它们的组成部分。
墓葬式栖息方式之后，房屋式栖息方式才逐步普及。然而，从墓葬到房屋却经过了非常漫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早期人们的迁徙多属于模仿或微弱自我意识下随群运动，偶有有组织的群体出现，但往往不能持久，一旦生存环境恶化，此类群体随时会解体。大部分以单人独立生活为主，然后再逐步由人们之间的偶然合作发展到情投意合的小群体共同生活，这才真正开启仰韶文化的大门。
蒙东、辽西，从大约8000年前的兴隆洼，到7000多年前的赵宝沟，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直接连系。兴隆洼是无意识大群体的共同生活，周期性返回兴隆洼，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萌发而很快解体。赵宝沟文化是自我意识萌发后的小群体共同生活。凌源牛河梁遗址群的文化面貌显得跨度很长，只有后期人类才有明显的内在联系。蒙东、辽西的这些遗址文化显然系由其它地方迁徙过来，兴隆洼遗址当初就有较大的共同生活群体，房屋面积大至100多平米。这里没有他们成长的记录，但消失解体的证据却清晰无误。
赵宝沟虽然遗迹面积不小，遗迹数量也较多，但是，它们一致性太强，是小规模人群每年或特定时间周期性在此生活的遗迹。所以，差不多相同规模的居所不断从山顶向山脚移动，显示水位下降或水土流失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于遗址文化内涵变化不大，标志着他们在此生活的实际时间不是太长。他们可能是几个已经适应了本地环境的小群体，性别构成不详，应该包含有女性，但不见瓮棺葬遗存。说明他们与仰韶文化中的性别分工不同，女性没有得到特殊关照，母亲也没有对婴儿产生更深的感情。
牛河梁遗址表现很复杂，最早的遗迹可能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后，即第五地点下层的集体活动遗存。后来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也曾出现过群体活动的迹象，但是，主要遗迹都是更晚一些由单人独立生活所留下。直到最后大约距今4000年以后，即第十六地点所表现出的，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也都是短时间逗留，都是由南部、东部距海边较近的地方迁徙而来。所谓的女神庙、冢、祭坛等都是误判。那些都是单人独立生活中人类智慧在对付潮湿和寒冷环境时的表现。
在南方及东南方的广大区域，从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到上海，所有遗址面貌其实也都表现为河南、山东、安徽一带人口和文明的承接地，其表现比蒙东、辽西更典型、更明显。
安徽的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浙江的杭州下孙、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毗山，还有良渚遗址群，湖北的宜都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湖南的汤家岗、彭头山，上海的崧泽、福泉山等，都是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分别游离出原始母文化的群体和个人，是他们在上述地区艰难谋生中留下的痕迹。
在湖北方面，宜都城背溪遗址群，一部分是气候进入持续降雨之前，有少数中原人类游荡至此，并在此谋生的遗迹。另一部分遗迹现象所表现的是持续降雨期间，长江水位暴涨，人们不断与各种恶劣环境斗争的痕迹。大溪文化是仰韶文化游离出来的。屈家岭文化是一个复杂文化的复合体，它既有仰韶文化末期的群体生活者，也有许多来自安徽、河南和山东的单人独立生活者。石家河文化已经接近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人员和文化构成更复杂，一度同样包含以上各地的不同人群和文化，后来由于耕作农业的展开而消失。
湖南的情况稍有不同。早期八十垱下层文化可能属于本地原始文化，在后期的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中，以独立木桩为特殊栖息方式的文化要素可能属于本地文化的遗迹。这种文化现象在江南多地区不同时期也都有所表现，如毗山遗址、良渚遗址群中的部分遗址等。然而，汤家岗、彭头山、以及其后城头山，更多地表现为中原文化特征。
安徽的蚌埠双墩和含山凌家滩都是被大水所迫状态留下的遗迹，所不同的是双墩发生在大约7000年前大面积降雨，凌家滩则是大约5000年前，二次海侵与长江泄海通道被堵，而引起的大范围积水。凌家滩与良渚遗址现象的实质相同，差别仅在于位置和时间略有先后。双墩遗址的表现复杂，既有众多的单人独立生活者，又有人数众多的原始群体。凌家滩遗址时的社会形态都是单人独立生活，他们受困于洪水，每天无所事事，有美石爱好者为了打发时日开始雕刻，然后多人模仿。时间不长，随着大水的退去，他们继续寻求新生活，放弃了在此创造的一切。
浙江杭州的下孙和跨湖桥最早的遗迹是距今8000年前扩散至此的人类留下的，跨湖桥后期是大海侵时的遗迹。海侵最严重时跨湖桥遗址消失于海底。下孙遗址略早于跨湖桥，而且多为群体生活表现。余姚河姆渡最早的人类活动出现在海侵最高潮或者更晚一点，这里的人与跨湖桥和下孙没有关系，他们倒有些从湖南澧水周边沿江而下至此的文化基因。那些捕鱼设施被误认为是干栏式建筑，实际上他们的栖息文化可能简陋得多。嘉兴马家浜文化也是大海侵期间由安徽一带迁徙到浙江、上海一带，类似的还有良渚遗址群，区别在于后者是二次海侵和天目山区堰塞湖决口将他们逼上了瑶山，而海退后才出现在反山等地势较低的地方。湖州毗山遗址见证了长江之水取道太湖入海这一历史事件。
上海的远古文化表现与浙江一样，崧泽是大海侵退去之后、福泉山则是除了大海退时的遗存外，其上还叠加了二次海侵出现时人们躲避来自太湖大水的遗迹。可能由于海侵的顶托，长江本来的水道受到严重影响，导致长江之水从芜湖一线直奔太湖，在太湖打了个湾，然后下泄入海。处于太湖正下游的福泉山遗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堆积起来的。
远古文化在山西的发展比较特殊，距今6000年以前的遗迹几乎没有什么发现，襄汾陶寺南部的墓葬群算山西较早的遗迹。这种现象说明整个汾河盆地积水很早，即使早期偶有人迹也早已被淹没于湖底，陶寺墓地的位置属于比较高的，直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在陶寺出现，证明汾河盆地的积水基本排泄完成。陶寺南部早期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从济水以北地区沿黄河北岸来到汾河盆地北岸。其文化面貌明显不同于大汶口文化，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基因联系。其差异可能主要缘于生存环境，在大汶口一带人们生活在河边，而在陶寺人们生活在湖边。大汶口主要靠狩猎动物，陶寺早期主要靠捕捉水生动物。陶寺比大汶口一带冬天气温更低。陶寺墓葬式建筑前后可能经历达1000多年，其主人也并非在陶寺不断繁衍直到所谓的“陶寺文化”，除了庙底沟二期以外，仅墓葬式栖息文化就经历过不同时期的至少三种或四种文化现象，最早的是南部的几座大型豪华墓葬式建筑，其后是中型、数量较多的墓葬，再其后才是一批使用被褥的墓主，最后是一些经过火烤利用前人地穴者。它们出现在不同时期，代表着不同文化，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自大约5000年前后起，定居、耕作农业以及一夫一妻式家庭式生活方式率先在河南中西部、东部和南部展开，并逐步影响到鲁西、鲁南和皖北，在河南以西，影响到陕西和山西南部。家庭发展出家族，进而有大宗族出现。然而社会形态实际上非常复杂，而不是单一的家庭、家族形式。事实上，早期形成更亲密群体的只是少数，许多群体不是以血缘为基础。他们也不进行耕作，仍然维持原有采集或狩猎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人不断从各种群体中游离出来，走上独立谋生之路。他们的迁徙范围更广，迁徙更频繁。再到后期，河南与山东、安徽之间横溢的洪水逐步归槽，这一广大地区陆地基本全部相连，可以沟通相互之间的交通了，原来生活在鲁西、鲁南、皖北的人，迫于人口压力和生计，越来越多地开始向西迁徙觅食，首先对豫东、豫南，然后对豫中已经定居并开始耕作农业的居民造成巨大的困扰。也有一部分南下长江沿线甚至江南。还有的在抵达大别山一带后，沿山脚向西，抵达汉水沿线，尔后分别向汉水上下游扩散。石家河遗址群的大部分以及淅川下王岗遗址的一部分属于该时期中原文化向外扩散的标本。
在山东方向，将大汶口文化理解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是不对的，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特征是个人独立生活为主，北辛文化的群体生活解体以后形成大汶口文化。从地层堆积可以判定大汶口文化之后为龙山文化，从遗址发掘或遗迹现象看，还没有发现成规模的群体共同生活迹象。虽然声称龙山文化城址已经多达十几个，但均不见详细的考古发掘报告。龙山的社会分化是依墓葬判定的，而墓葬本就不是墓葬，而且不同规格的墓葬属于不同时期，而不是同期社会差异的表现。关于城、邑规模及社会矛盾与战争则是依城墙为依据推测。不过，从龙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特征可以推测那一定是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产品。从龙山文化的总体表现可以推测，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龙山的群体生活是存在的，但可能只出现在局部，且规模不大，时间持续时间又比较短。所以，龙山文化中的群体生活现象可能由西部仰韶文化带来。由于龙山文化人口增长很快，非但狩猎，即使植物性食物也极端匮乏。少量的耕作农业受到大量盲目迁徙状态的采集人群的骚扰，为了保护食物和定居者的生活，作为保护设施的“城”出现了。城的出现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保护已经进入耕作农业的定居者。
除山东外，在河南、陕西、山西、安徽、湖北、河北、杭嘉湖平原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龙山文化现象。在一些龙山文化现象突出的地方，如河南、陕西、山西，则被冠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西龙山文化。在龙山文化稀薄的地方或者被理解为受龙山文化影响，或者被理解为本地特殊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并非它们受到龙山文化的影响，亦非当地远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山东龙山文化携带者迁徙扩散的表现。本来山东远古受诸河流洪水的影响人口一直不多，只有极少数人能在持续干旱年份扩散至域外。龙山文化时期，漫长的海岸线已经退回到现代位置，各河流入海已经畅通无阻，山东全境环境趋好，通向域外的通道也由于水退而畅通，人口增长进入快车道，但是很快山东本地的食物资源变得日益短缺，于是，才形成龙山文化大肆向外扩散的潮流。在远古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在其它地方的出现都是人类迁徙的结果。
历史上所谓的“大夏”在时代上与龙山文化同一时期。“夏”并非一个自我意识明确的朝代，而是由后人“周”命名，以“夏”为名象征那个时期人类家庭、家族的出现就象植物生长于夏天。早期的“大夏”，实际上是在上述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先后自然形成的一些大家族或宗族和这种生活方式的统称。“五帝”以及尧、舜、禹等当时都是相互独立、平等的群体，并无隶属和管辖关系。历史上所谓他们之间的“禅让”并非今人理解的禅让，而是文明程度和领导能力所导致的各群体之间实力对比的消长，是一种自然更迭。大夏是一个时代，是一种生活方式所曾发生的地区和一段时间。夏朝则是被商所灭、并取而代之的那个朝代。大夏和夏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夏朝”虽然明指大禹以后，但那仍然不是一个有明确自我意识的朝代，而只是朝代的“萌芽”。这是因为大禹并没有有意识地管理家族以外的事情。大禹并没有治理水患，而是治理了由数量庞大的处于迁徙状态采集者饥民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定居的农耕族群被洪水般的饥民困扰多年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以鲧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修筑高大的城郭但仍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是禹行走各地，劝喻人民定居耕作，并尽力提供帮助，终于大部分游民逐步安定下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鉴于禹所作贡献，各地受益者族群为表心意，向禹奉献礼物。即历史所载：大夏有德，远方图物。大禹有鉴于原定居地离开大量游民太近，于是，将定居地迁至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那里与动乱策源地之间有诸山和黄河相隔，比较安全。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族群、跨地区，以礼品馈赠的形式，开始了早期国家的税赋征收，并被制度性固定下来。
在大禹安置了鲁西、鲁南、皖北直到鄂北的采集和狩猎人群之后，不但使原来的大夏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于这些被大禹安置的族群向大禹馈赠礼品，使大禹一族得到了额外的资源，同时也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天下需要管理。大禹的后人正是利用这种资源对天下进行最初的管理的。但是，原本的礼品馈赠一旦变成制度性索取，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为了负担。先由自愿变成索取，再变成强制收取。而且是少数人使用了大多数人的资源，使资源的使用者与贡献者之间产生了对立。
商代夏被后人描述成对残酷掠夺的夏桀的革命。由于夏桀对周边百姓掠夺过甚，加上商一族揭竿而起导致了夏朝的灭亡。实际上当时商只是仍处于频繁迁徙、过着采集、狩猎和轮作生活的一族，人口也不多。在他们夺权之后，定居于殷之前尚有八迁，还没有定都的意识，也说明夏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都城，更没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商反抗夏桀的暴敛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还是为了夺取不劳而获的税收权。商实际上是以武力确立了它向全社会征收税赋的权力。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商一直以武力向全社会强征税赋。这一行为当然是强化和完善社会权力的过程，但同时也为其它族群提供了榜样和反抗的道路。周取代商正是商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必然，是商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先例。
周革商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实质性进步。名义上是由于商纣王荒淫无度，周替天行道。实质上是人类以亲情管理天下取代以暴力管理天下的变革。周的前半给人类质朴的亲情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孕育也了足够的自私和仇恨的种子。中国历史也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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