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是人们使用很多，看上去好像都明白，而细究起来似乎又谁都说不清的一对概念。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拉丁文语言及其引申的英、法、德语等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已经多达200余种。这些定义大体涵盖：文化是一套价值观念；文化是习得的行为规范；文化是一种结构符号；文化是人类的生物本性；文化是一种社会机体论，等等。面对如此局面，有人甚至武断地认为，要想对“文化”概括出一个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性定义，只能是一种徒劳的善良意愿。
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更使一般大众人云亦云。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完全等量齐观，未作任何区别。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与英国人泰勒大体上持有同样的观点：“'文明’一词有一个几乎完全类似于'文化’一词的发展过程。起初，它意指个人修养的过程，或许它比'文化’一词更侧重于社会的风范。……在18世纪后半叶，'文明’像'文化’一样也开始意指修养的状态而不是它的过程。有时，它或许还意指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诸如作为修养结果的优雅风度和充满和平的政治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巴斯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他将“文化”界定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将“文明”界定为“人对自身的支配”；汤尼斯等人则把“文化”定义为“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而将“文明”定义为“实践的和理智的知识实体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生命节律，经历着孕育、生长、成熟、衰败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情欲、愿望和感情，都有自己的生活与死亡过程；而“文明”则是“伟大文化”停止发展的衰败时期的僵死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有机的和逻辑的(organic-logical)结果、完成和结尾”。“文明”之于“文化”，正如“己成”(become)之于“方成”(becoming)、僵硬刻板的理智之于生机盎然的灵魂、垂暮的肌躯之于育春的生命，乃是一种全然丧失了创造力的“木乃伊”状态。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七个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都已经在经历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这三个相继的历史过程之后，定向了精神上的死亡幽谷，陷入了一种无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存在状态；只有西方文化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它也已经由生机勃勃的文化阶段进入了缺乏创造力的文明阶段，因此实际上也已经陷上了衰落的路途(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所谓“西方的没落”的)。由此可见，“文明”是“文化”的最终归宿和坟冢，是灿烂的文化骄阳即将消失于沉寂的地平线之前的最后一抹瑰丽的余辉晚照。斯宾格勒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还这样写道：
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一直是用来表达一种不确定的、多少带有一点伦理意义的区别的，在这本书里是第一次当作一种周期性的意义来用，用以表达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连续关系(organic suc-cession)。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得出一种看法，使历史形态的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可能获得解决。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束，已成的跟随着方成的，死跟随着生，僵硬跟随着扩展，理智时期和石建的、石化中的世界城市跟随着大地和多立斯时期、哥特时期的精神上的童年。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的需要，一再被达到。
当汤因比开始自己的历史研究时，他已经把斯宾格勒对于“文化”和“文明”所做的形而上学的区分抛到了一边，而将文明本身当作一个经验的历史对象来加以考察。在汤因比那里，“文明”与“社会”这两个概念通常是相互通用的，它们被当作一些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单位或历史实体，即“文明社会”；而“文化”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加以讨论，实际上是被当作那些变化发展着的历史实体(“文明社会”)在不同的时空形态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现象。在汤因比那里，“文明社会”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明确地写道：
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五个这样的社会，此外还有一些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同时，在探索这些现存杜会中属于我们的那个社会的诞生情景时，我们触到了另一个非常可以注意的社会的坟墓，而我们的社会同它有着一种子嗣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子体”关系。
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而文明所指正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恩格斯则明确地将文明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在中国，“文化”的起源分别由“文”与“化”构成。古代讲“文”的含义时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实际上把人类一切有意义的行为都称之为“文”。直到近代，一部分人才极端狭义地将“文”径直理解为“文字”、“文章”。“化”是动词，指对人的教化、感化。早期“文化”主要指以实际行动去影响、感化他人，以及这种行为和过程。在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中，则更多地是依靠文章去影响和教化他人。以文德进行教化，是文字出现以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群人所拥有的共同认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共同认同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文化”的结果。
“经天纬地为文，照临四方为明”。这是早期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人类的一举一动能够使他人受益，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就是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不是行为本身，更不是行为的结果所留下的可见标志物，而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方式下，产生并被固定下来的对待他人、对待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者的共同的优秀的思想意识。
人类文明是文化的结果和结晶。文化的过程是复杂的、曲折的，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那些不符合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和思想都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淘洗，淘汰不符合更多人利益的错误行为和思想，而真正优秀的思想得到不断地积累。这就是文明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以加速度推进社会复杂化进程。人类在并不完全理解社会的演化机理和方向时，只能不断为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改变着自己。如原始人类偶尔发现他人的食物、装饰、行为等与自己的不同，就会通过观察并尝试理解，一旦理解之后，发现对自己确实有益，就会模仿。这是文化的最原始意义。
早期由于人类多以个人独立生活为主，“文化”的基本形式为个人模仿。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群体生活为主时，“文化”由个人模仿发展为群体模仿。在“文化”的本质属性中重要的是被教化者的主动接受，而教化者也不刻意去完成教化他人的使命。这一切都在无意识中完成。复杂化社会则不同，“文化”过程由自然主动发生变得强制性因素与日俱增。人类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群体内成了命运共同体，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个人必须接受群体约束，不接受约束者将被强制。为了更好的、更有效管理群体共同利益，教化行为本身也增加了强制性。社会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是强制性文化的承担者。监狱是以强制手段教化他人的典型。军队是为了保护社会文化得以续存的制服和消灭敌人的最后手段。而小说、诗歌、戏曲、电影，包括近年新出现的网络游戏等，是自主文化的担当者。
人类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既与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其无关。人类文明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它有自己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仅从其自身发展规律角度看，与自然环境无关。也就是说，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该有外在体现的时候，无论自然界发生什么变化，应该具有外在体现的人类文明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
即使是今天，可能仍有许多人认为，由于大约10000年前的地球气候变暖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或者说那次全球气候的变化才是人类有机会走到今天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人类在这个时点之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这期间地球曾经历过若干次温暖气候时期，甚至比10000年前的气候还要舒适得多，也更适合人类生存，但没有任何一次会像这最后一次使人类开始真正摆脱“动物界”而成为人。
我们讲人类文明一般是指人类整体，当我们加上限定词去讨论区域的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文明时自然是指那些特定人群或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那么，这些人类群体的文明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它们是否有规律性，其规律又是什么？
人类的整体或群体文明一定是产生于单个人或部分人的内生智慧。早在9000多年前的李家沟人抛弃传统的无意识群体狩猎的生活方式一定是由某一个人首先发现了离开群体狩猎也可以生存，而且生存得更好。旁观者观察并理解了这一行为的效用后普遍模仿，导致无意识群体狩猎生活方式的解体。正是这一行为在更大人群中的扩散和普及，导致人类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一部分群体狩猎时偷懒或不参与狩猎只参与分享猎获的人是一个严峻打击，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更公平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掌握谋生的能力。
9000年以后，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在舞阳贾湖人们又重拾群体生活的生活方式，数人共同居住一个容积较大的地穴。这时的群体生活方式已经不同于之前，由完全无意识已经实现了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在这种情况下的群体生活是建立在友情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对于共同生活者而言，他们互有好感，相互包容相互接纳。
大约距今8500年时，贾湖出现长方形墓葬式居住方式，人类重又开始单人独立生活。其原因可能是个人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共同生活需要关注群体的生活状态，食物是否充足，地穴空间是否足够宽敞，人们狩猎以及休息是否同步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在考验着人们刚刚觉醒的友情意识。
由于异性共同生活加快了人口增殖，人口与食物的平衡被打破，食物寻觅越来越困难，更多的人开始独自生活，居住长方形墓葬居所，一个人单独觅食。
与此差不多时间，在赤峰兴隆洼遗址的表现稍有不同。这一群人显然是曾经在距海边更近的地方集体生活，由于持续降雨他们不停迁徙来到兴隆洼，并一直保持群体生活方式，后来由于气候和食物的原因群体规模不断缩小直到最终解体。他们原本处于无意识状态，是食物的短缺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群体生活解体。
在山东的北辛文化和蚌埠双墩遗址稍晚时演绎着不完全相同的进程。北辛文化是由后李发展而来，它是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应付寒冷和多雨的气候，他们淘汰了小型房屋，而选择更多人共同构筑大型长方形地穴，说明他们的食物供给还没有受到明显威胁。双墩遗址的群体生活表现更原始，没有发现他们的居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居所，可能被洪水摧毁。他们的大群体共同生活可能还处于自我意识非常淡薄的状态，但他们的同类认同意识更强烈。也说明食物供给还没有匮乏到迫使群体解体的地步。他们主要是由于洪水的缘故原栖息地已无法生存而迁徙。
从贾湖、水泉寨、裴李岗等到唐户，人类由单人独立生活重新组合成小群体，创造了房屋式栖息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们发展了群体意识和合作意识，友情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河南由此进入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文明内涵就是人类发展了群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友情意识的共同体。仰韶文化群体从大约7000年前开始直到5000年左右历经了大约2000年之久。在此期间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早期应该是一个开放性比较强的群体生活方式，不断会有人从群体生活中游离出去，也会有人不断加入。到中后期这种群体生活变化日益封闭，群体内的约束性逐渐增加，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大量婴幼儿瓮棺葬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群体生活的固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群体内性别分工的实现，男性通过让女性留守营地体现对女性的爱，同时也反映出女性过多的生育与男性无限制的性生活有关。这里同时也孕育着与性有关的妒嫉、竞争、仇恨意识，这导致仰韶文化的解体和重新组合。
性爱意识的强化导致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在异性共同生活的群体内，与性有关的妒嫉、竞争、仇恨意识的积累和加强导致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实际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早期发生导致群体逐步解体，即以情投意合的男女类似“私奔”行为的出现。或者同群体内男女游离出群体生活而独立生活，或者偶遇群体外情投意合者后弃群体而去。另一种发生在仰韶文化的晚期，群体首领发现无序性关系的危害和弊端后硬性规定群体内性秩序，使群体生活在一定时期仍得以维持。在淅川下王岗遗址看到的长屋遗迹应属于这种情况。但是，随着人们亲疏意识的增加，此类群体最终还是会趋于解体。
人类的丧葬文化产生于仰韶文化晚期，此时应该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耕作农业和相对稳定的定居。如果瓮棺葬的出现代表女性对失去亲人的亲情体现，而更晚时才出现的真正的掩埋死者的现象却主要体现人对同类死亡的同情和怜悯。几个出现明显为掩埋死者的遗址所表现的都是集体意外死亡。兖州王因遗址的集体二次葬、临潼姜寨遗址的集体二次葬、淅川下王岗遗址的二次葬以及汝州洪山庙遗址的成人瓮棺葬群等属于人类早期埋葬行为的表现。下王岗遗址的二次葬还专门为死者定制配发了随葬陶器，洪山庙遗址的成人瓮棺葬则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瓮棺以装敛死者骨骸并挖筑墓圹安置。他们都是在迁徙途中掩埋毫不相关的死者，下王岗专门烧制冥器随葬死者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视死如生”的观念。洪山庙的瓮棺葬则意味着给死者一个完整的归宿。
在二里头遗址清晰地体现了稳定的定居和耕作农业以及完善的灌溉系统，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几个相对独立群体的再度聚合。那些所谓的“城墙”并非城墙，而是水利灌溉系统长期使用后的沉淀堆积。田地就在灌溉系统所及之处。院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二号宫殿区早于一号宫殿区，在二号宫殿区时能够明显看出三组建筑规模不同，但差不多时间出现，然后发生矛盾各自增强了独立性。一号宫殿区是在放弃二号宫殿区以后新建，建设时虽然三组建筑的基本格局未变，但它们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群体，而是合并成统一的大群体。所以发生这种变化，肯定不是内部矛盾使然，而是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他们的变化，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形成更强大的集体才能应付新出现的不利局面。
山东北辛文化的解体不是由于食物不足，主要是由于频繁的洪水削减了大量人口，人口少而动物多的环境造成了大汶口文化以个人独立狩猎为主要特征。大汶口文化主要增殖了人口，人口的大量增加和食物的不足以及仰韶文化衍生文化的影响导致了龙山文化的发生。龙山文化精致的黑陶显示为群体生活的产品，而从大汶口到龙山初期没有群体生活的基因。山东龙山群体生活方式出现得突然且规模发展很快，说明其发展受西部仰韶文化衍生文化的影响较大。而且，时间不长即陷入没落，直到二里头文化再度影响到山东之前也没有明显改观。与此同时，继续向周边大量输出觅食的饥民。周边地区此时出现的龙山文化现象正是山东龙山输出饥民的结果。
大禹治水实际上治的不是水而是治理由这些饥民所引起的社会乱象。从龙山文化中期起产生的大量饥民象洪水一样每年都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干扰，使已经处于定居并从事耕作农业的人们不厌其烦，于是各一线聚落开始筑城保护自身利益，主要是保护粮食作物安全成熟，并得到安全贮藏，否则就无法生存。早期主要是保护已经收获的粮食不被饥民掠去，到后来在农作物成熟之前就被饥民洗劫已是不可避免，结果是筑城并无大用。于是才出现大禹奔走呼号，劝喻这些饥民定居耕作，这才使社会得以稳定，大范围地实现定居和耕作农业。受益于社会稳定和定居、耕作的人们为了感谢大禹，在每年丰收之后都携带本地特产上门致谢。中国由此开始了超越亲族群体对更广大区域进行的社会管理。
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职能的诞生。它首先产生于无偿的主动管理行为，然后由表示谢意的礼物产生出管理成本，即税赋。所以，中国国家机构的产生既不是像雅典那种最纯粹、最典型的直接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也不似罗马在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也不同于德意志人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而是出自对紊乱社会秩序进行管理的需要。实际上，中国人由此已经理解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仰韶文化在河南的解体通过复杂的形式和缓慢的过程实现的，这一过程和社会形态不妨也可以理解为龙山文化，但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所以，河南的龙山文化现象实际不是河南龙山文化而是山东龙山文化的溢出。同此，山东周边的龙山文化也都是山东龙山文化溢出的表现。所谓各地略带不同的地方龙山文化现象，实际是山东龙山文化与其它文化的混合体。如果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意味着迫使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自我谋取食物的能力，龙山文化就是迫使每一个单独谋生的单位都必须掌握耕作农业的技能。因为天下可供自由采摘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全社会人口的需要。
商取代夏并不完全是为了替天行道，更多的可能是贪图不劳而获的税收特权。禹后诸首领显然自从获得馈赠权之后不但坐享前人既得权益，更日益贪得无厌地强行索取，导致广泛的反感和不满。当时的商只是人口不多的几个小群体的联合体，而“夏”也同样只有获得馈赠权的一个家族，与其较近的一些家族即使不必上贡，但也未能获得馈赠的利益，所以商代夏只是很少人直接参与的“革命”。商除了直接驱逐了“夏”的关键家族外，整个社会形态没有任何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商一族获得了原本属于“夏”的税收权。商代夏成功后直到定居于殷之前尚有八迁，说明商一族代夏之前并未稳定定居，也说明当时的“夏”也没有“都城”的概念，也没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国家管理机构是商代夏以后，在向社会强行索取税赋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之前夏是越来越以强行的方式索取馈赠，商则是直接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制度性地从全社会收取税收。
周革商命形式上看是中国社会管理的一次大革新，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所改变的是原来由商独自管理四面八方，现在由周天子将各地分封给亲戚、功臣和前朝贵族后裔，分别管理不同的地区。周天子是天下唯一的管理者，但他并不直接管理天下，而是通过封国对各地的管理来实现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
夏无意之中开启了管理天下的先河。商实际是垂涎夏的“远方图物”，败于其力所不能及的统治。周则是通过权利分散达成更有效管理的目的。夏认识到天下需要管理，商认识到管理需要强制，周则认识到大范围管理天下需要分层分级。夏之时社会实际尚未分化出层级，商时只有一级管理，效率极低，而社会尚处于分化的初期阶段，周时社会分化基本已经完成，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但是，周朝时所形成的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与西方的阶级分化并不相同。周朝的贵族的权益并不完全来自周天子的分封，在此之前他们实际已经拥有相应的土地和子民，他们的权益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是被周天子再度确认。但是，通过这个确认程序以后，所有的土地都归属周天子，所有的子民包括贵族们在内，都成了周天子的子民。贵族成了代表周天子的管理者。理论上，既然每一个子民都是周天子的子民，天下的土地之中每一子民自然也有一份。所以，中国的天子、贵族、百姓与西方的国王、贵族、农奴和城市平民实际具有不同地位与意义。
中国很早就讲5000年文明，其内涵是指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生殖规律，自此不再乱处杂交，开始建立一夫一妻的社会伦理体系，它又是以定居和实施耕作农业为前提。定居、耕作农业与一夫一妻制的人伦关系才是中国文明的标志。如果以国家的诞生为标志，中国的文明应该从夏始，顶多也就4000年多一点。现今我们的考古学家不去寻找自己的逻辑起点，而是依西方的逻辑将国家的诞生作为文明的门槛，楞要在5000年前的中国找到国家的证据，于是良渚、牛河梁、彭头山、石家河、陶寺甚至石峁等遗址成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这几处关于“城”的判断均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能与城直接建立起合理的逻辑关系。它们都不处于中国远古文化的核心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和文化均为核心文化区人口溢出的结果，只是一种衍生文化或边缘文化。这些地方最早出现人类的时间就比较晚，也没有形成连贯的文化发展序列。它们的历史自然环境不能承载大量人口，也没有构筑城的地理空间。良渚从7000年之前开始直到4000多年前一直受大海侵、二次海侵、太湖异常洪水以及本地山区堰塞湖破坝等极端恶劣重大自然灾害侵扰，大部分时间没有人，没有机会获得发展。彭头山是对复杂洪水所造成的特殊的地层堆积现象的误读。石家河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可能还没有成陆，其后由于上游河水不断冲击也不是一个适合筑城的环境，其城墙遗迹系对山洪冲积地层的误判。陶寺在距今5000年时尚处于庙底沟二期，陶寺时期也没有需要筑城的环境。新近热闹起来的石峁，在形态上不是“城”，同样也没有产生城的自然和社会的必要条件。它实质上是人们长期与寒冷和地表径流对峙中特殊栖息方式的持续累积生长的遗存。牛河梁没有城，它的所谓“庙、坛、冢”与石峁遗址的性质相同，是人们应对寒冷和潮湿的环境时特殊的栖息方式持续累积的结果。
在中国文明进程中文字的出现一直是一个待解的重大课题。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商开始文字诞生，更早时候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一些遗址中曾出土带有刻划纹的陶片，有人认为这就是文字的肇始，有人则认为不能与文字等同视之。然而，符号刻划纹在上述地区出现说明历史上从很早该地区就有人开始普遍地使用刻划纹作为辅助记忆的手段。
从有关大禹的历史记忆可以断定夏时大禹一族已经有文字系统用于记录重大事件。大禹“治水”显然出自对前世历史记录的误读，显示大禹一族所使用的是更为原始的象形文字，后世解读者将“洪水”、“敷土”、“息壤”等一系列关键词误读所致。“洪水”是指蜂拥而至的觅食的饥民洪流；“敷土”是指大禹为这些饥民分配土地；“息壤”是指原本被水所淹没的地方由于水退而成陆，为无主之新地。将大禹对社会秩序治理转换为“治水”的不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口误，而是对更古老的文字系统的误读。大禹一族对周边事务管理的需要为产生文字系统提供了必要前提。可能该文字系统只在少数重要人物中使用，而商对大禹一族的打击和追杀导致该文字系统失传。商所使用的甲骨文与夏使用的文字属于不同的系统。
文化是一种共同认同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更高层次的结晶，意味着文化中最优秀的那部分经过了更长时间的锤炼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一群人认同的生活方式是这一群人的文化，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即为该民族或国家共同的文化。文明却不同，它应该是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结晶，所以一般讲文明应该是指人类文明。如果将文明加以限定说某段历史或某个民族、一些国家的文明时，就已经混淆了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当然人类文明产生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过程，“地球村”现象正是全人类共同文化过程在当今的表现。
从以上有关文明的观点出发，人类曾经常常使用过的从“石器文明”、“青铜文明”直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物质文明”等，一切直接以物质性质定义的“文明”都不能算是文明，它们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文明虽然在各种不同文化共生和碰撞中经历的锤炼还不够多，但是，有些却是很早就已经萌芽，并在所历经的时空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如人类的同类认同、同情、怜悯、爱、夫妻、父母、友情、坚强等等，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平共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等。总之，文明是人与人关系的优秀文化的结晶，与时空和物质没有关系。
时至今日，交通工具的日趋发达，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频度日益提高，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类有日益增多的机会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会凝聚共同认同的文化，最终形成更普遍、更深刻的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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