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也是20世纪东西方都谈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文化”与“文明”一样看上去好象大家都明白，而细究起来似乎又谁都说不清的一个概念。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拉丁文语言及其引申的英、法、德语等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已经多达200余种。这些定义大体涵盖：文化是一套价值观念；文化是习得的行为规范；文化是一种结构符号；文化是人类的生物本性；文化是一种社会机体论；近年我国也有人归纳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等等。面对如此局面，有人甚至武断地认为，要想对“文化”概括出一个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性定义，只能是一种徒劳的善良意愿。
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更使一般大众人云亦云。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完全等量齐观，未作任何区别。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与英国人泰勒大体上持有同样的观点：“‘文明’一词有一个几乎完全类似于‘文化’一词的发展过程。起初，它意指个人修养的过程，或许它比‘文化’一词更侧重于社会的风范。……在18世纪后半叶，‘文明’像‘文化’一样也开始意指修养的状态而不是它的过程。有时，它或许还意指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诸如作为修养结果的优雅风度和充满和平的政治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巴斯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他将“文化”界定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将“文明”界定为“人对自身的支配”；汤尼斯等人则把“文化”定义为“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而将“文明”定义为“实践的和理智的知识实体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生命节律，经历着孕育、生长、成熟、衰败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情欲、愿望和感情，都有自己的生活与死亡过程；而“文明”则是“伟大文化”停止发展的衰败时期的僵死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有机的和逻辑的(organic-logical)结果、完成和结尾”。“文明”之于“文化”，正如“己成”(become)之于“方成” (becoming)、僵硬刻板的理智之于生机盎然的灵魂、垂暮的肌躯之于育春的生命，乃是一种全然丧失了创造力的“木乃伊”状态。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七个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都已经在经历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这三个相继的历史过程之后，定向了精神上的死亡幽谷，陷入了一种无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存在状态；只有西方文化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它也已经由生机勃勃的文化阶段进入了缺乏创造力的文明阶段，因此实际上也已经陷上了衰落的路途(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所谓“西方的没落”的)。由此可见，“文明”是“文化”的最终归宿和坟冢，是灿烂的文化骄阳即将消失于沉寂的地平线之前的最后一抹瑰丽的余辉晚照。斯宾格勒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这祥写道：
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一直是用来表达一种不确定的、多少带有一点伦理意义的区别的，在这本书里是第一次当作一种周期性的意义来用，用以表达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连续关系(organic suc-cession)。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得出一种看法，使历史形态的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可能获得解决。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束，已成的跟随着方成的，死跟随着生，僵硬跟随着扩展，理智时期和石建的、石化中的世界城市跟随着大地和多立斯时期、哥特时期的精神上的童年。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的需要，一再被达到。
……一句话，希腊的心灵—罗马的才智；这一对照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素。……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是要不断地摧毁那些业已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
当汤因比开始自己的历史研究时，他已经把斯宾格勒对于“文化”和“文明”所做的形而上学的区分抛到了一边，而将文明本身当作一个经验的历史对象来加以考察。在汤因比那里，“文明”与“社会”这两个概念通常是相互通用的，它们被当作一些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单位或历史实体，即“文明社会”；而“文化”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加以讨论，实际上是被当作那些变化发展着的历史实体(“文明社会”)在不同的时空形态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现象。在汤因比那里，“文明社会”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明确地写道：
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五个这样的社会，此外还有一些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同时，在探索这些现存杜会中属于我们的那个社会的诞生情景时，我们触到了另一个非常可以注意的社会的坟墓，而我们的社会同它有着一种子嗣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子体”关系。
我国古代在讲文的含义时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再到近代，许多人极端狭义地将“文”径直理解为“文字”、“文章”。而“化”是指教化，在中国远古实际上是指以实际行动去影响他人，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人。在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中，则更多地是依靠文章去影响和教化他人，以文德进行教化，是文字出现以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从20世纪梁漱溟、胡适等研究“文化”之含义起，到今日的诸位学者所研究，有人把“文化”的定义归纳为经历了4个阶段，“生活依靠的一切”(或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总和”，“物质、精神、制度文化总和”，“精神、物质、政治文化总和”等。实则与西方各派学者大同小异，都是没有注意到文化产生的早期，他们所关注都是被华丽外表笼罩下的复杂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文化的最原始、最本质的意指。
文化的实质是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他人。专家们把它定义得复杂是因为没有从文化的原始去发现其本质性规定，而是在复杂化以后的社会中去寻觅。人类社会的复杂化一直以来都是以加速度推进其进程。在人类尚未完全理解之前的行为之时，又不断为适应新形势改变着自己。原始人类偶尔发现他人的食物、装饰、行为等与自己的不同，他就会观察并偿试理解，一旦理解以后，发现对自己确实有益，他就会模仿。这是文化的最原始意义。后来以个人模仿发展为群体模仿，他们所留下的生活痕迹成了今天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复杂社会中的文化表现复杂得难以穷举，几乎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可以称“文化”，但都只能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怎么“拼凑”也搞不出一个完美的定义。因为除文化的内容在不断增加外，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在文化的本质性属性中重要的是被教化者的主动接受，而教化者也不刻意去完成教化他人的使命。这一切都是无意识中完成。复杂化社会则不同，“文化”过程都由自然主动发生变得强制性因素与日俱增。人类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群体内成了命运共同体，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个人必须接受群体约束，不接受约束者将被强制。为了更好的、更有效的管理群体共同利益，教化行为本身也增加了强制性。这些都影响了人们对“文化”本质的理解。
最原始的文化是由单个的人完成的，是单个个人的主动行为。复杂社会的文化行为不但变成了群体文化行为，也开始了强制性文化过程。社会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是强制性文化的承担者。监狱是以强制手段教化他人的典型。军队是为了保护自身文化得以生存的制服和消灭敌人的最后手段。而小说、诗歌、戏曲、电影，包括近年新出现的网络游戏等，是自主文化的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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