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刚发的博文中提到考古学移植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和性质。有考古专家订正，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先提出史前时期就已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格局。对于“重瓣花朵式”论早前已经有所耳闻，但对严先生的完整表述却不甚了了。我虽然不去研究该论点的发明权究竟属于社会学家还是考古学家，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表述是不恰当的，不应该想当然地判断“满天星斗”在前，“一体多元”在后，且后者的出现与前者有关。
我想强调的是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形式和性质时，或者在使用“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民族的抽象概念时，费孝通先生是正确的，而严文明先生却是错误的。
费孝通先生的理论表述的是现代中华民族。现代中华民族正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的集合。各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但在同一大家庭之中又同时有共同的命运、利益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多元”实际是指多元文化，“一体”是指这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在同一政体之内，共同实现命运、利益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统一。
严文明先生认为：我们研究文明起源，至少要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慢慢衰落了，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文明持续了下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不像有的地区搞大型的土木工程和宗教活动，所以内耗比较小，最终夏商周三个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虽不见得比周围地区高出多少，但因为地理上处于中心的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
严先生又换了一种说法：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由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有的地方或有的民族发展强大起来，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暂时分裂，但这些都不能打破这种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的基本结构，它保证了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和有效传递。（严文明：中原是“重瓣花朵”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0-19）
严先生认为至少在公元前4000到3000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文明化进程，而且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这已经包含太多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文明化进程指什么？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这是指上述五大区域。
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坎”，文明的定义，文明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自从有文字以来，无论何民族，都会有“文明”的概念。但是，人类从来也没有能成功地提出一个能被全人类所接受的表述。有著名学者曾经说过，试图用一个概念去涵盖文明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人把文明与文化混用，似乎二者相同，或者至少在某种场合非常接近，但是，一旦认真起来，文化与文明好像又不完全相同。文化好像无所不包，而文明好像更难以琢磨。因为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的象征”，中国学术界都自然接受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门槛的象征的观点。考古学家努力寻找“夏朝”都城就成了重要任务。在我看来，世人误解了恩格斯。他所说的进入文明门槛的文明不能涵盖人类文明，他原本的意思应该是“政治文明”。他原本的观点，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管理的是血缘内氏族。国家的出现超出了氏族范围，是以地域为基础对多个不同血缘氏族的管理。所以，他指的不是人类文明，而是指社会管理，即政治文明，政治比原来进步了。
文化是对一群人共同认可的生活方式的概括。所以从远古起来，可以少数几个人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其内容简单到相同的陶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栖息方式，相同的食物与劳作。他们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现代社会当然要复杂得多，虽然人们可以吃不同的食物、住不同房子、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但是，他们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同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在同一部法律管辖下，遵从共同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社会基本规则。在这之中，除了外部可见的、带有强制性的共同的一致性之外，在冥冥之中还有一种平时不被观察到的、已经被融化在血液中、凝聚于人格之中的东西，那才是“文明”。
所以，“文明”不同于“文化”，但它形成于文化。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共同生活中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将其演化为人类自身作为生物体所共同拥有的属性。例如，人对同类意识的觉醒、性别意识的觉醒、彝伦纲常的形成等。这些能够被全人类所理解并接受的，并能逐步成为人类自身秉性的东西，才是人类文明。所以，人类文明不是某一时点突然形成的，它是一个无限过程，只要人类续存，文明化进程就不会终结或完成。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没有权力宣布自己是文明的他人是野蛮的，自己的时代是文明的，历史是野蛮的。
就象国家不能成为文明的标准一样，文字、青铜器等，其它一切事物都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或标志。近年我们还把物质文明的表述用得非常多，实际上这一表述是错误的。物质怎么文明？它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某一历史时期、某特定人群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随时都处于变化之中，一刻也不停，也不曾停，也不会停。而文明一旦形成就不会变，也不会消失。因为它会融入社会肌体，进而渗进每一个人的肉体，变成人类灵魂。
所以，一种文化的深度是由历史的长度造成的，延绵不断的历史造就雄厚的文化，而雄厚的文化才能淬炼出人类文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可以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造就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往往在一夜之间崩坍。德国和日本都曾如此。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文明以支撑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同样，中国曾经在民族危亡的边缘力挽狂澜并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令世界刮目相看，实质还是由于文化积累雄厚，文明程度较高。近期美国政府更迭中的混乱，以及整个西方在应对疫情中的表现，难道不是其文明程度的表现吗？他们血液里还没有真正形成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缺少对个人、群体与国家利益的正确认知，更缺少对他国、他人的基本尊重。一个国家拥有巨额财富和大量技术不去造福人类而是谋取私利，与人类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类文明的起源应该从同类认同开始。早在10000年之前，人类数量非常少，环境极为恶劣，人们只知自己维持生存，也就是说那时只有生存本能。后来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多，人开始注意自己的同类。他们会共同生活，也开始相互帮助。从这时起，人类文明就开启了。最早人类对文明的认知是，发现有人做得好，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好处，“经天纬地为文，照临四方为明”。然后才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人类开始耕作农业以后，整个天下都变得光明了。
人类文明的主体是人，而且必须有成群的人共同生活，才可能孕育出人类文明。中国人最早出现在河南郑州以南直到舞阳贾湖一线，时间在距今10000年到7600年间。严先生所举五区中只有河南，其它四区最早的都在距今8000左右。人是不会凭空出现的，显然其它四区的人均来自河南一线。如果再稳妥一些，可能还有如湖南八十垱、河北徐水南庄头和浙江上山。其中只有湖南八十垱下层有得到延续的迹象，其它都没有发现后续文化的痕迹。距今8000以后的文化遗存中，真正得到延续的除了河南以外还有山东，其它区域的文化遗存实际都是断裂的。原因就是距今7500以后的持续强降雨、大海侵、二次海侵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在蒙东辽西除了降雨外严寒是最重要制约。山东所以不同于其它地区，是因为其生存空间比其它地区大，期间还有人口补充。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后来鲁南和皖北人口的外溢。陕西和山西的人口主要来自河南，山西有一部分还来自鲁北。没有大量人口共同生活是不可能形成独特的文化的。
东夷文化是周边诸文化中形成最早的一个，但也是在中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的自我意识形成以后才会形成对东夷的认知。那时的东夷尚未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化体。东夷以及淮夷、江夷之称并无恶意，只是对他们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们成群结队，生活在长方形地穴之中，在各河、湖之间窜来窜去，时隐时现，所以称夷。
三苗文化出现得更晚。它是主流文化不但在中原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已经开始在东夷、淮夷、江夷中形成，而他们当中不愿意融入主流文化者才被称“苗民”，三苗可能正是此三夷人之苗民的称呼。三苗并非三个少数民族，但他们是日后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至于戎羌文化、北狄文化就更晚了，而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他们就更在后面了。
我根据中国人演化历史推测，中、华是中国最早的两大群体，他们之间也不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早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已经融合为一体了。但他们居住分了两块，以河南新郑始祖山为界，北至黄河南岸为华，有后来曾为华国为证，其东南方的新郑北部曾为华阳国。始祖山以南为夏。华最早发明耕作与定居，而夏首先意识到婚姻与家庭。直到后来很晚，人们的族群意识日益觉醒时，他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出自“华夏”。直接称中华就更晚了。
中国这块国土上的大部分人都出自华夏，因为同时期其它地方没有人。人们所以会出现在如此广泛的区域，其原因是复杂的，一部分是漫无目的的游荡，一部分是觅食中自然扩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化中心区游离出来的。早期前两种情况比较多见，后期则多属于游离出核心文化区者。例如良渚瑶山的那些人、凌家滩的治玉者、屈家岭以及石家河的群体生活者，都是游离出核心文化区的个人或群体。个人多属于不愿意融入主流文化者，认为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生活太无趣，个人独立生活自由自在。群体生活者多属于迫于食物不足，去寻觅新的食物产出地。所以，认为中原文明程度不高于其它周边地区是误判。
认为牛河梁出现庙、坛、冢是误判，那些遗迹是极少数人留下的生活遗存，与祭祀、礼仪没有关系。周围连人群都没有，谁祭祀谁！良渚的古城、大坝是误判，距今5000年前后那里正遭遇了二次海侵，没有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凌家滩的情况一样，都是被洪水逼上山的逃命者，只是每天无所事事，为了排遣寂寞，他们才治玉消遣。大水退去以后，他们立即遗弃了所有的作品，到更广阔的天地谋生去了。那些玉器是千年以后才被后人赋于宗教、礼仪等社会文化意义。在主人创作时，它们只是主人放飞想象力的对象，只是具体到某种物的美，最多到主人能力的一种展示。那些所谓的古城，良渚、石家河、城头山、陶寺，那些所谓的护壕，姜寨、半坡、大地湾、兴隆洼等，都是自然形成的自然现象，没有人类工程的痕迹，本来就没有这种可能。中国远古早期的城郭，都源自耕作族群为对付采集族群即那些苗民的设施。在此之前，以及尚未产生此种矛盾的地方是不会修筑城郭的，既没必要，也没有可能。
只有首先实现定居和农耕的族群和地方，能够实现人口更快的增长，那些个人和小群体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远不及前者。所以，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中心区的文化是先进，而不是更落后于外围文化。所以会被认为它落后于外围文化，是因为发掘者误判了上述遗迹现象。先进文化区的人独立生活以后其能力过剩，在美石意识觉醒后，尤其是生活在被环境所困中，最佳选择就是治玉。良渚、凌家滩是如此，牛河梁也是如此。前者被水所困，后者被漫长的冬季严寒所困。
后来外围诸文化也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体，是因为他们部分地接受了已经形成的文明，正因为此，他们的人口增长使其可以有条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当核心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时，他们也逐步重新回归主流文化。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为了他们更顺利地回归，主流文化亦认可其保留文化的某种特殊性。
所以，中华文明并非诸不同文化早在史前就已经成为一体，亦非诸文化同步发展，更非通过所谓的上层交流趋于一体，而是华夏文明发展中一直处于优势，但是在文明凝聚过程中不可能避免地发生人口和文化的游离，由于这些游离出去的人群得到了适当的发展机遇而成了一个具有一定个性的独立文化体，他们最终认识到回归主流文化符合其长远利益，使诸多相对独立的文化体凝聚于中华民族同一旗帜之下。其中也包括原本并不属于华夏的其它族群。
所以，历史的发展结果，国家会消亡，民族自然也会消亡。人类大同是人类文明的整体认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它一定会实现。
人类文明的整体认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以同一种方式生活，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有着相同的文明程度，人们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可实现完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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