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时期，权臣秦桧为了本身苟活于世，而坚决与金议和的主和派，被后世骂了上千年同时被列入《宋史·奸臣传》，成为一名“名垂青史”的奸臣。但在宋宁宗时期，横空出世了一位崇岳贬秦（崇岳飞、贬秦桧），力主“开禧北伐”金国的主战派宰相，却也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这就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了。他就是一代“奸相”韩侂胄。
韩侂胄（tuō zhòu）（1152年－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南宋宰相、权臣、外戚，北宋名臣韩琦之曾孙，父亲韩诚官至宝宁军承宣使，母亲为宋高宗吴皇后妹妹，侄孙女是宋宁宗恭淑皇后。韩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与父亲素来不和，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对此议论纷纷。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与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谋议，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宋光宗退位，拥立皇子赵扩为皇帝。当时，太皇太后吴氏尚在，住在慈福宫中。韩侂胄因是吴太后的外甥，被遣往慈福宫，密告谋议。他通过慈福宫内侍张宗尹、重华宫提举关礼，先后向吴太后进言，终于取得吴太后的支持。赵汝愚又命郭杲率殿前司进驻大内，进行军事布置，控制皇宫。是年七月，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宋光宗退位（史称绍熙内禅），由太子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
宋宁宗即位之初，具有从龙之功的赵汝愚，开端架空同样有功的韩侂胄，而理由即是“外戚不可言功”。这时候，从前协助韩侂胄不断升官的外戚身份，这会儿就变成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毕竟是敢于发动政变的人物，韩侂胄的反击也是非常果断。当时韩侂胄还兼任枢密都承旨，负责传达诏旨。他逐渐获取宋宁宗的信任，便开始伺机打击赵汝愚。
韩侂胄遂通过内批，将监察御史吴猎免职，任命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为御史，逐渐控制了言路。他还将参知政事京镗引为同党，共同对抗赵汝愚。当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韩侂胄开端发力，用一句轻飘飘的话，就废掉了赵汝愚的相位——“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不利于社稷安靖。”从这一点上说，韩侂胄其人丝毫不是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精于算计，好使手段。
纵观宋史，韩侂胄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奸臣，他的“劣迹”主要有三，一是禁止理学，二是崇岳贬秦，三是开禧北伐。
先说禁止理学。朱熹是南宋时理学代表人物。面对国土沦陷、朝廷偏安的现状，作为宋宁宗赵扩“帝师”，朱熹向宋宁宗灌输“天理人欲”的陈腐之说，“正心诚意”的空泛之论，并借讲学之机，几番干预朝政，且欲排挤韩侂胄于外廷。当时赵汝愚的支持者多为理学人士，如朱熹、彭龟年等当世大儒。为了肃清赵汝愚的影响，韩侂胄制造了庆元党禁案，宣布理学为“伪学”。庆元党禁实施了6年之久，期间理学经典书籍被封杀焚毁，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的理学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与他们有关的人士都不能做官或者参加科举。
再说崇岳贬秦。对岳飞、秦桧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争论的焦点。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冤死狱中后直到宋孝宗时期，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在当时太上皇赵构的主导下，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秦桧是在害死岳飞十四年后才寿终正寝的，宋高宗赵构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公元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的崇岳贬秦，实为其北伐抗金做了舆论准备。
最后说开禧北伐。韩侂胄主政后，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如爱国志士辛弃疾、陆游等重新进入朝廷视野。为了建立北伐“统一战线”，朝廷对遭到整肃的道学人士采取了驰禁政策。韩侂胄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应当说，在北伐决策过程中，韩侂胄在政治上的准备是充分的。赵宋朝廷南渡以来，由于长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复，以致武备不整、人才尽失，因此，此次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北伐兵败后，韩侂胄很快被宁宗和主和派大臣史弥远阴谋暗杀，并将其头颅送给敌国“函首传边”以邀“和议”。史弥远掌控朝廷大权后，不仅对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复了秦桧的申王、忠献“待遇”，并与金国订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
综上而言，如果说利用权势制造庆元党禁案，是韩侂胄的道德档案上一个难以洗清的污点外，那么崇岳贬秦和开禧北伐都是值得肯定，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至少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开禧北伐中，韩侂胄起用了辛弃疾、陆游等人，让众多主战派人士有了用武之地。为了获得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废除了庆元党禁，让理学人士重新回到权力核心。为了打赢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韩侂胄不惜倾囊而出，“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韩侂胄对当时战略局势的判定也是准确的。经过金宣宗时期的黄金时代，金国每况愈下，国力逐年衰退，曾经英勇善战的女真战士已经变得贪生怕死。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侵，迫使金国在北方边境修筑壕沟堡垒，走上了汉族王朝的老路。可以说，为了开禧北伐，韩侂胄从政治和军事上，都做好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其时打败金朝、一雪“靖康耻”可能会指日可待。史载金国之主在听说韩侂胄被杀后，曾大喜曰：“除掉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与岳飞当年被杀何其相似）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宋史》中，卖国求荣、追捧秦桧的史弥远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复、举兵抗金的韩侂胄倒成了奸臣。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宋史》的修撰者，若非抄袭史弥远改篡的史料，就是元代理学信徒的所为。
回过头来，再看韩侂胄“被奸臣”化的复杂过程：韩侂胄被杀之时，南宋朝野上下（主要是朝廷）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的政治力量正占据上风。尤其是南宋历任皇帝都安于南北割据的偏安现状。而承平日久之后，朝野上下更是痛恨主战派：因为战争使他们丧失了平静快乐的生活。所以，杀掉韩侂胄，其实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心态，更反映了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臣民的怯懦、卑劣和邪恶。
相比之下，敌国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却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给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忠缪意思是说，忠心为自己的国家，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敌国这么评价，不知道南宋的朝野心里是一番什么滋味。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为了掩饰他们的卑劣行径，不惜大肆篡改史官“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时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致使一代忠臣沦为奸臣传里的“奸佞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