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洪对生命价值观的体认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杨 康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传奇人物。他就是儒道兼综的人物葛洪。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葛洪既是晋代医药家，又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他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于生命价值观念有过许多论说，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魏晋时期，经历了汉末政治打击的士人摆脱了汉代大一统神学经学观念的桎梏，突破了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体价值的限定，造就了一个高扬士人个体精神价值的时代观念。而同时连年的战乱动荡，无论身处哪个阶层的人们都倍感生命本身的宝贵，保全和延长生命的心理愈加凸显，个体对身体价值的追求也成为时代话题。生活在两晋之交的葛洪，其思想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这个注重个体存在的时代中，在儒学式微的年代，他的批判话语却继承了传统士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在魏晋时代，构建和彰显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个人价值观念。
一，对精神价值的追求
魏晋时代是一个士人的精神价值被高扬的年代，葛洪关注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解放源自汉末以来的思想解放。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谈论自己著述子书时就提到：“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他著述子书的行为，恰恰就是葛洪追求自身精神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好说明。葛洪认为，士人虽然以“立名”为人生追求，但是，入仕并不是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著述立说也可以垂名青史：“夫仕也者，欲以为名邪，则修毫可以泄愤懑，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烦乎纔鼎哉。”（《抱朴子外篇逸民》）不借助史书，不借助官位，文章同样也可以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千载。
在葛洪的生命意识中，个体精神价值的建立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在葛洪的观念中，道德仍个体精神价值的重要构成，高尚的声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此。“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嘉遁》）
但是，葛洪并非一味提倡德行。在人的觉醒的时代，相比于道德，葛洪更注重个体的智慧，认为智慧相比德行更加重要，也是因为过人的才智不是靠后天学习可以获得的：“仁在于行，行可力为，而明入于神，必须天授之才，非所以训故也。”（《仁明》）每人都可以有仁爱之心，但聪明的天分却只能偶然获取。而且，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智慧也比仁德更加重要：“夫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危亡之祸，无以杜遏，亦可知矣。”（《仁明》）即使内心不违背仁德，但是智慧却不足以治理国家，这一道理应为世人明知。“对于智慧的重视和强调，体现了思想解放时代下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新觉醒。
葛洪秉性守正，品性高洁，他对于个体精神价值的崇尚，也体现交友方面。对此，他崇尚精神的契合：“世俗之人，交不论志，逐名趋势，热来冷去。见过不改，视迷不救。有利则独专而不相分，有害则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则先取而不让，值机会则卖彼以安此。凡如是，则有不如无也。”葛洪的交友，重视朋友的个性和德操：“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闻，拾遗斥谬，生无请言，死无托辞，终始一契，寒暑不渝者。”（《交际》）面对追名逐利的交友风气，葛洪自陈天性难改，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余所以同生圣世而抱困贱，本后顾而不见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岂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从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
在乱世中，为了保持自个性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葛洪选择了退隐的方式。早在葛洪之前，嵇康就曾作诗“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要冲破功名荣禄等这些羁绊个性的身外之物而获得的精神上的自由感。这种选择，也正体现了魏晋以来士人价值观的内在转向，个体精神的意义对于士人而言更加突出了。
葛洪注重保持内在自我精神的纯粹和独立：“夫七尺之骸，禀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归残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于流遁也。”（《嘉遁》）这种精神的自由在葛洪看来才是真正的“富贵”：“醇而不杂，斯则富矣；身不受役，斯则贵矣”（《嘉遁》）。葛洪将自己精神价值的传递寄希望于后世：“吾特收远名于万代，求知己于将来，岂能竞见知于今日，标格于一时乎。陶甄以盛酒，虽美不见酣。身卑而言高，虽是不见信。”（《重言》）身份卑微，不被世人所知，这对于葛洪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坚信自己的精神思想可以通过著书传之后世。
在那个时代，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不仅困难还有危险，对政治失望却不甘与沆瀣为伍的人们格外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品性，注重保持自我的高尚情操。
二，对社会价值的关注与批评
葛洪曾被认为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罗宗强《一个旁观者和他的文学观—读抱朴子外篇>》）。他的隐逸行为也似乎说明葛洪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人。但是，我们从葛洪的著述来看，他虽然与社会政治保持距离，虽然与社会时世不发生直接关系，这是出于他对生命的看重，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论述，而非抛却时世于不顾。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嘉遁》和《逸民》中就声明，自己的隐逸行为乃是有助于教化的。对于隐者的价值，葛洪指出：“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以咏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让，儒墨不替，此亦尧舜之所许也。”（《抱朴子外篇·逸民》）即便是选择了隐逸之道，同样可以兴儒教、补教化。
细究来看，葛洪的隐逸并非完全出自自愿，一个成长与官宦世家的子弟，入仕之心是自然之取向。在《抱朴子外篇》中，其多处论说了为君为臣之道，在葛洪的心中，君臣的地位仅次于天地。《应嘲》篇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君子心系君臣，但进退之选，却与所处的时世相关。葛洪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又身处江左，在看重家世背景的门阀社会难有晋身之道，在初入仕宦之徒就体会到了政治之凶险，在颠沛流离中观察到了各种因逐名逐利而躁起的堕落世风：“纷扰日久，求竞成俗，或推货贿以龙跃，或阶党援以凤起。风成化习，大道渐芜，后生昧然，儒训遂堙。将为立身，非财莫可。”（《逸民》）原本入仕是为了成就济世兴邦之业，不想世人却舍本逐末以名位为荣，葛洪不满于此，认为隐逸之道同样可以有助于宏扬教化：“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户庭，潜志味道，诚宜优访，以兴谦退也。夫使孙、吴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计术，则贤于万夫。今令大儒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冷童蒙，阐弘礼敬。”（《逸民》）
葛洪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从《抱朴子外篇》的安排来看，在他在《嘉遁》和《逸民》中言明了自己的志向和价值取向之后，所论述的事情就是与学习有关的《劝学》，这显然是受到了儒家先修身后治国思想的影响，以治学修道为君子首务。葛洪从个人品德修养和国家兴亡的角度强调了其重要性，“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扬埃秽，雕锻矿璞，砻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成。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劝学》）葛洪指出，儒家思想的沦丧也是国家陷入丧乱的原因，影响着国家的安危，而教育则能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若使素士则昼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业。在位则以酣宴之余暇，时游观于劝诫。则世无视内，游、夏不乏矣。”（《崇教》）即便是君主，也只有学习后才能为君。而缺乏教育，远离儒学，也是世风愈加放诞的原因：“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其去儒学，缅乎邈矣。”（《崇教》）
葛洪从未放弃士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虽然作为一介隐者，他却始终关注着社会政治和社会风尚。秉性正直守正的葛洪，对各种有违礼教的社会风气尤为不满。
伴随着礼教渐渐对人们失去束缚力，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傲慢之风。《疾谬篇》说到：“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葛洪尤为不满那些傲慢之人：“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便骄矜夸惊，气凌云物，步高视远，眇然自足。”他认为这些傲慢之举其实是不孝之为：“且夫慢人者，不爱其亲者也。轻斗者，不重遗体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详乎。”（《疾谬》）这不仅是对双亲的不敬，更是对自己的不敬：“人而无礼，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盖欲人之敬之，必见自敬焉。”（《刺骄》）葛洪认为谦卑之礼，关乎到社会存亡：“存亡之机，于是乎在，轻而为之，不亦蔽哉。”（《刺骄》）
和傲慢之风一起并行于世的，乃是人们的放荡行为：“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疾谬》）“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疾谬》）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之风，引得世人争相模仿，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但世人只学得皮毛，未尝领会名士精神的超然高洁之处，却将放荡为旷达的无礼行为。对此，《刺骄》篇中将使人的放诞与阮籍、戴良等人的行为进行了对比，揭露出世人的浅薄粗鄙之处：“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林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世人没有戴阮二人的才学，却盲目跟从，行为更像是未经教化的外族人。“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踸踔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这种不遵循礼法的事情，还会招来祸患危及自身，更是不为高洁之人所尊重。
人的行为失去礼教的节制，就会走向粗俗暴力的一面：“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慧不退。其行出也，则逼狭之地，耻于分涂，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据顿。”有人想要依靠暴力使众人归服，却不知这仅是表面的服从，而高洁的品行德操才是征服人心的正道：“德盛操清，则虽深自挹降，而人犹贵之。若履蹈不高，则虽行凌暴，而人犹不敬。假令外服人体，内失人心，所谓见憎恶，非为见尊重也。”葛洪进一步指出，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往往出自官宦之家，他们在窃取了虚假名声之后便真相毕露：“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清论所不能复制，绳墨所不能复弹。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
人们的行为举止放荡无礼，语言也失去节制，谈论内容不再是有关儒道之词，而是崇尚鄙俗的嘲弄戏虐之词：“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騃五骇切痴也野。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飙甫遥切风。”这股轻薄之风，不尊重祖考及妇女，只图口舌之快，却徒增人与人之间的戾气，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不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之刈，实由报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鍒耳由切瞂扶发切。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如此，交恶之辞焉能默哉。”（《疾谬》）此风不仅破坏人际关系，而且也会给人招来无妄之灾：“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雠，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居竭切面斥人者，有矣。”
兴起于汉末的浮华交游之风，在两晋仍余响为消，并由愈演愈烈之势力。葛洪深感浮华交游之风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抱朴子·外篇》中多次抨击了此风，在《交际篇》中，他指出士人不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只是为谋取名利交往：“其进趋偶合，位显官通者，虽面墙庸琐，必及也。如此之徒，虽能令壤虫云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得之则排冰吐华，失之则当春雕悴，余代其踧蹐，耻与共世。”那些积极奔走而官位显赫的人，庸俗猥琐却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葛洪耻于为伍。对于这些轻浮浅薄之人在名利的诱惑下的各种丑态，也赫然展现在后人面前。他批评一出身卑微的人一旦爬上了显赫的位置，就自高自大得意洋洋，视他人如草芥。
浮华之风源于汉末，与当时品评人物密切相关。郭泰作为当时众人拥趸的清议代表，葛洪却认为他的行为无助于教化，且滋长了追名逐利的不实之风，本人也有构筑虚名之嫌。葛洪在《正郭》中专门引用前人对其的评价，对郭泰这个人物做出了逆向的评价。三国时期吴国人诸葛公元逊策评价他为：“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正郭》）殷伯绪认为郭泰的行为无助于济世助民：“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正郭》）周恭远认为：“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通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正郭》）
葛洪更是对那些名不副实、表面光鲜却胸无点墨的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然率皆皮肤狡泽，而怀空抱虚，有似蜀人瓠壶之喻，胸中无一纸之诵，所识不过酒炙之事。”“盛务唯在樗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踰绮襦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疾谬》）他们所谈不过声色酒乐之事，所做不过是为了势力交游。这些不学无术却以放荡为乐的士人为何迷不知返，葛洪一阵见血地指出乃是因为他们的名声与其官爵晋升无关：“诚知不学之弊，硕儒之贵，所祖习之非，所轻易之谬，然终于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诞者无损于进趋故也。”
在魏晋名士的引领下，世人酗酒之风也越加狂放，葛洪在《酒诫篇》中严厉地批判了世人饮酒之堕落。文中描写了世人醉酒之后的各种丑态：“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屡儛蹮蹮，舍其坐迁，载号载呶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鸟格切笑声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蹙居月切良倡，或冠脱带解。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讷于寒暑者，皆垂掌而谐声。谦卑而不竞者，悉禆瞻以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阘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态出。”这段描写淋漓极致，即便是放到现在来形容醉酒之人也同样适用。饮酒不仅使自己丑态百出，更是会连累无辜他人：“或肆忿于器物，或酗蒏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踞人，加暴害于士友。”饮酒的时候又常伴劝酒之风，此举更会无故激发人们之间的怨气：“倾匡注于所敬，殷勤劝而成薄。劝之不持，督之不尽，怨色丑音所由而发也。”沉迷于酒的最严重的影响，莫过于亡国：“夫使彼夏桀、殷纣、信陵、汉惠荒流于亡国之淫声，沉溺于倾城之乱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势，所以致极情之失，忘修饰之术者也。”
在对世人傲慢放荡无礼的批判背后，葛洪提倡的是对德行的看重：“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无党于俗，扬清波以激浊流，执劲矢以厉群枉，不过当不见容与不得富贵耳。天爵苟存于吾体者，以此独立不达，亦何苦何恨乎！”（《刺骄》）世人应该坚守君子的德行操守，不随波逐流，更应为世人表率，即便是失去了富贵和不容于世，也不遗憾。葛洪的守正之处在于，在看重才能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品德的存在意义，二者的并存，才能成就理想的君子：“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莫或无本而能立焉。”（《循本》）
人才是葛洪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抱朴子外篇》的论述可以看出，《务正》《贵贤》《任能》《钦士》《审举》等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而相关论述也散见在其他的篇章中，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人才的辨别、选拔和任命，以及由此相关名实、才性问题都是葛洪着意讨论的。之所以重视贤才，是因为关乎国家兴亡：“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乱而不亡。”（《务正》）。
随着汉晋易代，人才选拔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察举和征辟失去了效用，而九品中正制表面是注重士人的才能，而实际上却成为上层世族延续门第的制度。有才能的人没有发挥自身价值的通道，在门阀世族社会的背景下，缺乏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违也。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或是所宿念，或亲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百里》）家族背景成为遏制底层才士上升的重要原因，而那些所用之人，即便是才不堪任，也会安然无恙：“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元止无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赖主人举劾弹糺，终于当解，虑其结怨，反见中伤，不敢犯触，而恣其贪残矣。”（《百里》）人才的任用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石为玉，未有伤也，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于戏，悲夫。莫之思者也。”（《擢才》）
要想使真正的贤才脱然而出，葛洪认为人事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故圣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审举》）葛洪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官员选用失当是导致贤才无法被选拔的关键，“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针对卖官卖爵的现象“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这些都切中时弊。
三，对身体价值的追求和实践
葛洪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是却将一生中的重心放在了道教方面，这源于他对身体生命的看重和爱护。就像同时代的士人一样，他也在战乱中辗转流离，饱尝世道艰辛，好友嵇含的突然被杀更是触动了他，仕宦之道对生命的摧残是无常的，令人猝不及防。《抱朴子外篇·自叙》：“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下放此。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见遣先行催兵，而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其闲屑屑亦足以劳人。”
对于诸如名利荣位乃至于生活琐事这些身外之物，葛洪都从保存个体生命的角度加以看待。这种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价值觉醒的时代观念之反映，也是经历过杀伐动荡之人对于肉身生命看重的自然体现。在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混乱动荡的年代中，无论身处哪个阶层的人都感到生命无常，朝不保夕，种生命的脆弱更让人们生发出惜命之情，对于生命肉体的关注是这一时代对人的关注的重要内容。《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说：“昔故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具叹恨。今齿近不惑，素志衰颓。但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薮泽，苟存性命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苟存性命”并非虚言，葛洪浪迹江湖时看到了人命如草芥，更是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和转瞬即逝，深刻理解了《易系辞》中说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葛洪的生命观，既源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源于他所见所感的底层民众之生存。因此，葛洪重视个体生命的保存：“夫七尺之骸，禀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归残也。”（《嘉遁》）他明智地意识到荣华富贵不过是身外之物，为了得到这些却要担忧惊惧，将命运交到他人手上，实在是不值得。他选择了自己掌握命运，修松乔之道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抱朴子·外篇自叙》曰：且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也。且自度性笃嬾而才至短，以笃嬾而御短才，虽翕肩屈膝，趋走风尘，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在我而已，不由于人焉。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兼济，绝弃世务，则曷缘修习玄静哉？
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一再表示，他不会因为外物而使生命受到危及：“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重载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进志退，所以危我身也。”“身与名难两济，功与神尟并全。支离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适世者，乐而多危。”“徇名者不以授命为难，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博喻》）葛洪已然看透，在乱世中生命和名利是难以两全的：“是以身名并全者甚稀，而先笑后号者多有也。”（《嘉遁》）“是以身名并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献纳期荣，将速身祸。”（《知止》）对于名利的追逐，只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不役志于禄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峙于险途，故倾坠不能为患也。”（《嘉遁》）生命的珍贵是世上再多金宝之物也难以匹敌的：“天地之间，知命者不忧。若乃徇万金之货，以索百十之售，多失骭干上声毛，我则未暇矣。”（《任命》）
基于生命为上的价值观，葛洪对于世事的关注和批判也多由此出发。他对于酗酒之风的批判，源于对身体健康不利的关注：“夫风之为疾，犹展攻治，酒之为变，在乎呼吸。及其间乱，若存若亡，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仰嚾荒旦切天堕，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他对于交友的选择，也与明哲保身息息相关：“且夫名多其实，位过其才，处之者犹鲜兔于祸辱，交之者何足以为荣福哉。”（《交际》329）
在汉代，统治者通过灌输儒家礼教观念，逐层渗透儒家价值观，涉及包括衣食住行、婚姻、养老、丧葬、信仰、节庆等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移风易俗的推行，社会上也逐渐形成了重视名节的风气，许多士人为了名节，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初，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恐不至，遂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士人可以为了保持忠贞的名节牺牲生命，这种牺牲，是在儒家观念熏染下形成的重视声名的结果。
葛洪生命观的突出之处，不仅在于他重养生、求身全，更在于他将对人的生命关怀落到了实实在在的地方，他提出了各种养生之道，指导人们保养身体，保持健康，延续生命，为当时和后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他亲自尝试各种草药和炼丹的配方，被后世证明是有科学性的，尤其2015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屠呦呦发现的技术，正是受到了他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启发。
总的来说，葛洪的著述和他的行为一起，在这个重视个性张扬的时代，从个体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身体价值体现了全面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种自觉意识，既融合了时代思想，又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圆融宏大的生命观，这成为魏晋“人的自觉”时代一个完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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