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兼融·创新

---论唐代盛世的文化特性

中国自秦统一迄近代，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第三次在清前期，第二次就在唐代。唐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唐前期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过西汉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时西欧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现，东罗马帝国除查士丁尼时期的短暂强盛外，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为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所打断。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但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日本则自白江口战败后尽量模仿唐朝制度。唐帝国卓越的国际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非国家感到钦羡，争相与之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唐朝之所以能取得这些历史成就，得益于当时政治文化开放、兼融的特性。通过对唐代文化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有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一、开放性

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指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例如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崩溃，唐太宗决定把突厥降部安置在从幽州(今北京)到灵州(今宁夏灵武)的长城沿线以外，设置羁糜都督府、州，由效忠唐朝的酋长首领担任大小官职来进行统治，使突厥人既能继续游牧，又能为唐朝捍卫边疆。其余归降的突厥酋长首领，太宗安排他们在长安做自己的禁卫军，而且全都担任将军、中郎将这样的将领，以利用他们能骑善射的一技之长。于是，’突厥官员遍布朝廷，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长安城里居住的突厥人达到了几千家!唐人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是华夷无碍，来者不拒，而且，正是多种文化的交流汇聚，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唐代中华文明。

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均为世界翘楚，稳定的统治、开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交通，均为外国人人居中华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赋役令》规定:“外蕃人投化者复(免除课役)十年。”在对外国人的法律适用上，则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外国人在中国经商，一般与华人商贾同等待遇。甚至为了招徕商胡，政府还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特别负有招徕蕃商、鼓励贸易的责任。834年，唐文宗又颁布诏令，命岭南、福建、扬州等处节度使、观察使等，对蕃客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自由往来贸易，不得重加税率。据史料记载，入唐旅居的外国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1.佛教僧人。为适应佛经翻译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其中译主、证梵本、读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来僧人负责。在外来佛教僧人中，还有一类长期在唐朝留学的学问僧。佛教本为印度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宗派大兴，已经实现了中国化。当时外国人求法，往往来华，不一定去印度。唐初，进一步为外国僧人人华学习佛法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既是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因此有更多的外国僧徒蜂拥而至。当时，来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主要来自新罗、日本。据统计，隋唐两代赴华的新罗僧人共179人。日本平安朝(794 --1192年)，入唐求法之风极盛，为一大特色。有所谓入唐八大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氰。最澄和空海是日本最早人唐的两位名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先在天台从道邃(天台第十祖头传教，后在越州就龙兴寺顺晓学密教。归国后著述甚多，法门极盛，被赐号传教大师，入唐八大家中的圆仁、圆珍都是其弟子。）空海与最澄同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元和初(806年)归国创真言宗。世人称空海为弘法大师，人唐八大家中的常晓、圆行、惠远、宗氰都是他的法裔。显然，传教、弘法两位大师在日本平安时代所弘扬的，都是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

2.留学生。外国留学生来唐学习，始自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人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后，日本也随遣唐使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除了官派留学生以外，还有私慕来华者，其中以新罗人、日本人为多。官派者主要就读于唐两京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私慕来华者也有散居州县官学受业的。凡外国留学生皆由唐政府供给粮料、宿舍，并免除课役。此外，唐朝还特别设立了宾贡科，为留学生在华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便利。大食人李彦升，波斯人李询，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晃衡)等人，都是通过宾贡考试得以在唐朝人仕的。

3.外国商人。在唐朝居住的外国商人很多，主要有粟特人、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新罗人，此外还有天竺、罗马、日本、林邑、真腊、狮子国、粟特人、泥婆罗、筒失密(今克什米尔地区)等国人。在唐代，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沙州、肃州、凉州、灵州、夏州、长安、蓝田、洛阳、营州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区，对唐代的内外贸易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的波斯侨民也主要以经商为主。在京师长安的西市中，就有波斯邸，不仅出售珠宝香药，而且兼营钱庄业务。在扬州、广州的波斯商人更多，均以富有著称。商业的发达导致阿拉伯人在海上势力的增长，由此来华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他们多侨居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埠，并且往往和波斯人汇聚一处。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长安、洛阳的交通要冲如扬州、洪州(今南昌)等地，也有不少阿拉伯、波斯侨民。由于有种种便利条件，侨居或定居于唐代沿海商埠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往往数以千计、万计。他们自立蕃坊，自有蕃长管勾公事。唐代人华的大食人、波斯人等，有些与汉族通婚，定居下来。这些久居不归的蕃客，被称为“住唐”。住唐的蕃客开办蕃学，受汉文化熏染日深者或取科第。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曾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人李彦升。二年，彦升以进士及第。在唐代，试进士须通五经、明时务，进士登第，最为荣耀。彦升以大食人应礼部选，可见其学力已非一般。

4.工匠艺人。隋唐时期，还有许多国外的工匠艺人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科技、艺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有作为唐乐府伶工的白明达、米嘉荣、米和郎、曹保、曹善才、曹纲、康昆仑、康酒、安叱奴、安万善、安髻新等。画家于闻人尉迟跋质那和乙僧父子。天文学家天竺僧人瞿昙、矩摩罗、迎叶，而新罗人金忠义也以机巧官至少府监。

5.使节、质子。隋唐时期，与中国有使臣往来的国家甚多，外国使节中有些人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他原因，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西域道绝，许多西域朝贡使节滞留长安，朝廷后来就将诸国使臣分隶左右神策军。质子是古代国家交往中以贵族子弟作为信用抵押的现象。唐代质子多在宫廷担任宿卫官职，有时又称“侍子”。据文献资料记载，新罗、康国、何国、石国、米国、迎湿弥罗国、护蜜国、吐火罗国、天竺诸国、波斯国等，都曾向唐朝派遣质子。他们同时也成了文化交流传播的使者。

由于国家政策开放，域外文化也大量涌了进来，例如:

(1)域外科学技术的传入

天文算学是隋唐时代从国外传人中国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盛唐时期，中国天文历法深受天竺僧人瞿昙(Gautama)、矩摩罗( Kumara) ,迎叶(Kassapa)三家的影响。唐代几度修历(麟德历、大衍历)，基本不脱印度天文历法的影响。其中瞿昙一家参与了唐朝的多次历法改革。瞿昙罗曾任司天监太史令，并进《经纬历法》九卷，被高宗诏准与李淳风《麟德历》相参行;武则天还曾命瞿昙罗作《光宅历》。特别是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前后瞿昙悉达(Gautama Siddhartha)译出九执(耀)历，对唐代及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很可能因与占星术有关而深入民间。

在医学方面，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来药物也在唐朝大量出现。随着外来药物的大量传入与流行，在唐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外来药物药性的医学著作，较著名的有郑虔的《胡本草》7卷和李询的《海药本草》。同时也有大量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医学著作传人中国。《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志》都著录了西域医书名目，其中以印度医书为最多。被后人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邀，在所编医书《千金要方》中就引人了印度的医学理论，还附有天竺按摩法;在他编写的另一本医书《千金翼方》则收入了印度方剂多种。唐代外来医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眼科医术。其来源主要有二:一为大秦(东罗马)，一为印度。据研究，唐高宗晚年患目疾，“目不能视”，为其施治的秦鹤鸣所施之术与大秦医术相似，甚至秦鹤鸣本人也可能就是大秦人。在这些外来医学的影响下，唐代出现了我国关于眼科的专著《治目方》5卷，眼科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利用传自印度的“金蓖术”治疗白内障，有“金绒一拔日当空”之赞。

在唐代传入的外来科技中，印度制糖法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近年季羡林先生所著《糖史》有专门研究。

据研究，唐代的金银器造型主要受粟特、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的影响，不同的器物或器类有着不同的来源。例如，西安沙坡村出土的分瓣银碗是粟特地区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萨珊波斯银器为多曲长杯，金银器皿中的高足杯类很可能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唐初，除了外来金银器及其仿制品外，也有兼收中国传统瓷器、铜器、漆器的器型和纹饰的金银器，常见的器类为碗、盘、盒之类。随着金银器工艺的发展，后一种器物越来越盛行，外来纹样逐渐同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融为一体。到了8世纪中叶，金银器皿的制造就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自身的生产模式。

世界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统: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铜镜，往往为圆形，附有较长的柄;中国的铜镜多为圆形，镜背中央设钮，以穿绦带，无柄。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有柄铜镜，这是中国铜镜在形状方面的一次大变化。镜上的花纹题材和风格，除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也吸取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

(2)外来艺术的传入和流行

唐代乐舞深受西域乐舞的影响，唐代乐府伶工也多隶籍外国世家，如前面提到的白(明达)为龟兹王姓，米(嘉荣、和郎)、曹(保、善才、纲祖孙三代)、康(昆仑、酒)、安(叱奴、万善、舍新)等均为中亚粟特昭武九姓。唐代最流行的西域音乐为龟兹乐，坐部伎的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小破阵乐皆用龟兹乐。

唐代健舞曲中出于西域的有胡腾、胡旋、拓枝三种。据考证，拓枝、胡腾两舞出自中亚石国，胡旋出自中亚康国，开元、天宝以后均盛行于长安，以后遍及全国各地。有学者认为，唐代软舞曲中可能也有从西域传来的，例如苏合香出自天竺，兰陵王舞出自西域，其他如回波乐、春莺唠、半杜渠、绿腰等舞也源自域外。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则是由婆罗门大曲所改。此外，还有从康国等地辗转传来的泼寒胡游戏，游戏时舞苏莫遮(一种假面舞)。唐代还流行打马球，称为“波罗琅”，又称击鞠。一般认为，马球起源于波斯，此后传入中亚及印度，再由印度传人吐蕃。贞观年间，马球传入长安。唐朝皇室成员酷爱此项运动，在考古发掘的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就有马球图。

唐代还盛行“散乐”，即所谓“百戏”，内容包括杂技和魔术等门类。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自西域，天竺尤甚。”常见散乐还有跳铃(又称跳丸)、掷剑(或称击剑)、戏绳(或称走索)、缘竿(或称竿木)、激水化鱼龙、画地成川、驯象、驯犀等。唐人苏鹦《杜阳杂编》还记载了楼人韩志和表演的一种以机关控制木雕鹤、鹊、龙、虎等物的木偶戏。

随着唐代佛教的发达以及相关文化的交流，印度佛教艺术继续发挥巨大影响力。这首先表现在石窟建造和佛教雕像方面。自唐初至开元、天宝年间，为石窟开凿的最盛期，如河南洛阳的龙门、山西太原的天龙山、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座、青州的驼山、四川广元的千佛崖，特别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等，均于此时达于盛期。这些石窟中的佛像，一般均受到印度岌多式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唐高宗时救造的龙门卢舍那佛大像，据说其面容就是以皇后武则天为模型雕造的。

此外，佛教绘画也成为隋唐时期外来艺术流行的一个重要领域。如《历代名画记》中所列举的外国画家，有僧金刚三藏(师子国人)、僧昙摩拙叉(天竺人)、康萨沱(康国人)等。据《法苑珠林》记载，随王玄策出访印度的画家宋法智，曾在印度“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足见印度佛教绘画艺术在隋唐时代的流行。当然，在外来绘画艺术领域，还是以西域流寓长安的画家于闻人尉迟跋质那和乙僧父子最为著名，人称大、小尉迟。乙僧善画外国人及佛像，用笔紧劲，宛如屈铁盘丝一样，论者以为“气正迹高，可与顾(恺之)、陆(探微)为友”。乙僧所传为凹凸画技(晕染法)。与乙僧同时蜚声于长安画坛的吴道子，其人物画也受到凹凸画法影响。可以相信，唐代中原出现的凹凸画法，是从印度经西域传来的。

(3)外来宗教

唐代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同时，国力强盛、对外开放的唐代也是其他外来宗教在中国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当时，主要的外来宗教有袄教、景教和摩尼教，总称“三夷教”。此外，印度的婆罗门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也先后进入了中国。

(4)外来货币

中国境内唐代遗存中出土萨珊银币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区。从当地出土契约等文书可以看出，由于国内铸币不足，迄至武则天当政，唐朝治下的吐鲁番地区都通行使用萨珊银币。新疆之外，唐代遗址中发现萨珊银币的地点还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新疆到辽宁，从内蒙古到河北，中国北方各省陆续出土了多枚拜占庭金币。截至本世纪初，全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币约45枚。此外，阿拉伯金币也随着与唐朝贸易交往而传入了中国。

(5)外来植物与动物

科技、艺术、宗教都偏重于精神文化方面，而在隋唐时期，外来文明中还有相当的物质生活成分，例如植物与动物。

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植物主要为香料、树木和蔬菜，以及观赏性植物等。根据历史记载，唐代使用香料之风甚盛，而本土所产有限，所以进口就成为唐朝香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研究，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爪哇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蕾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许多品种。

唐朝引进的树木，主要是果木和一些带有宗教意义的树木。较著名的有来自康国的金、银桃，来自波斯的椰枣树以及来自印度的菩提树和婆罗树。此外，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姐》中记载了许多外国的树木，并准确记录了它们的外国名称。唐朝引进的蔬菜品种，主要有波棱菜(菠菜)、醉菜、胡芹、浑提葱、慕(甜)菜等。此外，唐朝还引进了一些观赏类植物，例如伽毕失国的泥楼婆罗花(青睡莲)，厨宾国俱物头花(白睡莲)

和“生西国，胡人将来”的红莲花和白莲花等。

唐人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华夷无碍、三教并行，更可贵的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多有修长城作为防御设施之举，唐朝不修，不唯如此，中宗景龙年间(707 --710年)在河套北岸一线筑三受降城，竟不置雍门(即瓮城)及守城设备，意在有进无退。也正是这些，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兼融性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较短，中华民族新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尤其唐前期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全国各族各地区间政治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发展，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空间广度和社会深度上都超迈往古。

贞观四年(630年)，唐军讨平突厥汗国，其领地纳入唐朝治下。时为太上皇的李渊曾因此兴奋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贞观二十年，唐朝出兵漠北(蒙古高原)，在九姓铁勒诸族的配合下消灭了逞强北方的薛延陀汗国，次年在其故地设立六府七州实行羁糜。唐太宗因而得意地告谕臣下:“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伏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妻子长孙氏，都出于北方鲜卑贵族家庭。唐初统治集团深受塞外文化影响，这对朝廷实行开明开放的内外政策，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唐朝，有大批代北酋豪的后裔官居要职，如宇文士及、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节、狄仁杰等等。据统计，唐代先后369个宰相，有十分之一左右是鲜卑贵族的后裔。正因为如此，唐太宗可以坦然自豪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甚至战败投降的突厥酋长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以及铁勒酋长契芯何力等，也都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重用。至于在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代北及西域族人后裔，更是不计其数。如何妥、何稠、宇文恺、陆法言、元棋、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无怪乎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感叹道:“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由此而产生的开放兼容的文化政策，是中国古代文明在唐代臻于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正如史家陈寅悟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因素的加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为政者充满自信、开明豁达，在唐前期造成了持续一百多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其间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够兼收并蓄的朝代。人们注意到唐代因多种文化汇聚而导致的文化昌盛情况，认为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衷此前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其他民族甚至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唐代中国的典章制度既是此前数百年建置的条贯和折衷(如中央机构三省六部)，也是南北朝以来国内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同文化融会整合而产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如均田制、府兵制)。广泛开展对外交往，贯穿于有唐三百来年的始终。正由于唐朝国力强盛，对于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很强，其兼融和吸收外来文化中新鲜养料之广泛和深入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外来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陆开花结果，成为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有唐一代，许多胡俗在中国浸染成习。贞观年间，太子承乾在东宫使奴婶近百人学胡人唱歌，椎髻，剪彩色绸缎当舞衣。承乾还特别喜欢突厥话和突厥人的服饰。他又选一些长相像胡人的人，让他们穿上羊皮大衣、编上辫子，5个人算一家，搭起毡帐，并且做了5面狼头大旗，让这些人摆出战阵打斗。承乾自己也扎上彩旗、搭起圆顶帐篷住下来，令各部杀羊煮肉，用随身携带的腰刀割肉吃。承乾亲自装成可汗死去的样子，让大家号哭，学突厥人那样抓破脸、骑马绕行吊丧。椎髻即堆髻，白居易《时世桩》有“元和(806-820年)桩梳君记取，髻堆面储非华风”一句。堆髻在唐代陶俑及敦煌、西域壁画中经常能够见到。储面则是吐蕃风习。

在着装方面，贞观中，就有男子“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况;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撰尽供胡食，士女竞衣胡服”。据研究，唐初的贵族妇女在骑马时仍按隋朝旧制，使用吐谷浑部落所用的“幕雌”。这是一种将帽和面纱连接在一起的服饰，它仿自波斯妇女所穿的大衫和大帽被，可以避免路途中行人的窥视。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在长安的贵族妇女间，又时兴帷帽，拖裙到颈，较为浅露。帷帽起自吐谷浑的长裙增帽、吐火罗的长裙帽，周围垂网。至开元年间贵族妇女流行戴胡帽后，使“靓妆露面，无复嶂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当时胡帽有多种，有波斯白皮帽，有虚顶织成的蕃帽，有卷檐虚帽。中唐以后，一些宫女甚至还兴“回鹊装”，时有“回鹊衣装回鹊马，就中偏就小腰身”的描写。此外，唐代妇女化妆，亦受胡人影响而使用“胡粉”。开元、天宝(742一755年)之际，长安、洛阳时尚胡化，以至“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胡音务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在饮食方面，唐代有所谓“胡食”。惠琳《一切经音义》卷37:“胡食者即哗锣、烧饼、胡饼、搭纳等是。”哗锣就是今天新疆所谓手抓饭，来自印度的pilau或pilow。胡饼，又名麻饼、炉饼，类似于今日的烧饼，是用面粉加置羊肉等不同馅儿放人炉中烧烤而成。日本圆仁大师入唐求法(841年)在长安还见到，他说:“时行胡饼，俗家皆然。”搭纳系何种食物尚有待考证。除胡食以外，唐代尚有“胡酒”。长安的西域胡人，多经营酒肆及饼店，居住于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胡人所卖西域名酒，有高昌酒、波斯的龙膏酒、三勒浆等，俱为时人称美。高昌酒是一种西域的葡萄酒。“龙膏酒”，据唐《杜阳杂编》记载:“顺宗时，处士伊祈元召人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三勒浆”，据李肇《国史补》记载:“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为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庵摩勒即余甘子、油柑，波斯语作amola;毗梨勒，波斯语作balila;诃梨勒，波斯语作halila，其皮可治咳嗽，其肉可治眼痛。这些胡人酒肆皆以胡地少女当沪，招待客人，有的还能歌善舞，诗人每形之吟咏。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篙山》诗:“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唐段成式《酉阳杂姐》续集亦记载:“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枪者，多会于酒楼食哗锣。”

诚然，文化交流的结果是融合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化，但可以说，抽去外来文化因素，就无所谓唐代文明。例如，今天看来，多种文化汇聚而成的唐代艺术，已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人们把唐三彩作为古代艺术品进行仿制、欣赏，很少有人会同时体味到骆驼和胡俑造型的异国情调。

这种兼融性也为本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加自由广阔的空间。如学者所说，盛唐之所以形成诗国高潮，还因为这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盛唐诗人对于诗歌虽有自觉的追求，却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对于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性格，乃是属于纯诗的品质，因而最高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

总之，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盛世，礼仪、政刑、典章制度全都自成体系，在自身体制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各种域外文化的引进都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唐代真正做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这一说法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当然，唐朝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既不是以其为异己文化而加以排斥，也不是不加选择地一概采用。唐朝根据自身的社会层序结构，各民族也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文化水平，分别对外来文化作出遴选和抉择。异质文化要植入新的社会，不可能不经过程度不等的加工，这是一个机制相当复杂的过程。不同层次的文化又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种种变体。例如，正是在唐代，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终于导致各自都发生了局部质变而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起补缺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容易被吸收，被吸收的东西又都经过改造，这是唐代文化汇聚的最大特色。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万图显示出并蓄兼收的时代精神，于是就有了人本主义开明的“贞观之治”，从而为唐代的全盛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