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似乎是笨功夫、死功夫，但在许多饱学之士看来，却是读书的巧功夫。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抄书也不仅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抄书是“录”的过程，也是“校”的过程，“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此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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