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对汉易的影响(二)
阴阳五行说，顾名思义，就是由阴阳和五行两个学说构成的一个杂交学说。
咱们先看一个什么是阴阳说？
所谓的阴阳说，就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规律来推节气定四时。
可纵观各家易说，其阴阳说最完美的莫过于《周易》。
《周易》以乾道（阳气的消长）变化，来定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其间看似没有乾道的消长变化参与，事实上却是以阳揭示阴的，也就是用看见的推看不见，故而《童子问易》曰：“乾坤一元，阴阳相倚”。
关于这一点，《周易》与“以无揭有”的《道德经》刚好一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周易》是以有推无，《道德经》则是以无揭有。
所以王弼才说：“圣人体无（指《易大传》，而非《论语》），无（看不见的）又不可以训（测绘也，正也，定也，贞也），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周易》不但从方法论上把阴阳说推到了完美的地界，同时也是第一个提出阴阳大论说的。
换句话说，所谓的阴阳说，其实就是《周易》学派。
相对阴阳说，五行论就复杂了。其复杂的并不是学说本身，而是它的身世归属问题。
先看一下什么叫五行？
从《洪范》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附会到《周礼》，就是五常五德……
到了《黄帝内经》时代，五行转指五音，就是以“五音”为中心的律历学——“五运六气说”（详看我的《五运六气考源》）
到了汉代，五行说，除了承《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律历，又多一个赤道为坐标的五星（金木水火土）测天体系。
这就是五行说的历史。
五行说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他的“寻根”问题。
因为五行说，作为后生概念，是没根的。这对于啥都要“归易附说”的古人来说，找不到来自易学上的合法性，肯定不行。
怎么办呢？
因为五行最初出现在《洪范》里，义指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并不具有历学、易学和哲学上的意义。
于是到了《黄帝内经》时代，作者们又把“五音”纳入五行体系。
但把“五音”归于五行，只是在律历学上追到了根，还是不具有来自易学上的合法性。
于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把“五行”归到河图的内圈：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黄帝内经》
可从历学和易学上来说，河图内圈的生数——四象，不足以主时——“定四时”之用。
于是，后人又把河图内圈之“五行”附会成河图的外圈“五行”，以主四时：中五第一行，生六，，第二行生七，，第三行生八，第四行生九，第五行生十——又回至中五。
从河图推到洛书，把河图外圈的“六、七、八、九、十”为五行也——这就是为什么河洛本无“十”，后天添一“数十”的原因。
“五行”诸大师们经过前赴后继的折腾，终于附会进了河洛图，算是把“五行”的根源性问题解决了，可五行如何附卦呢？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五行和阴阳两家学说真正合流的起源。
于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以五脏配八卦：“乾为天为首，主骨主肺，坤为地为腹，主脾主内主胃，震为雷为足，主足主肝……(不明律学深意者，会以为《黄帝内经》里早有了阴阳五行说的雏形：“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可惜，这里的阴阳五运（行），指的还是五音与六六之律的关系，只是律历学里的五运六气说，还不属于《周易》与《河洛》的合流后的“阴阳五行说”。)
只是这种阴阳五行的“套配”雏形，一直到唐人王冰注《黄帝内经》时，才形成阳阴五行说的医、易、历医学体系。
可作为唐朝人的王冰，肯定影响不了汉经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完成阴阳五行相配理论者，不是医学家们，而是汉经学家：刘歆和京房。
据《汉书》记载，刘歆偶得几本古书，其中有一本正是《黄帝内经》，于是刘歆就把“五运六气”的律学理论纳入历学。
刘歆这一学术“首创”，像是一下子打开了汉易们的历学视野，纷纷从筮法推天向律数推天的研究。
于是，到了西汉时代，大律学家、大易学家、大天文学家——京房在文王易八经卦的基础上，发挥了孟喜以阴阳卦爻配二十四节气法，重新为六十四卦排序——以阴阳消长的规律，把六十十四分为八宫。
这种分法，明说是源于阴阳论，实则，其理论根据还是五运六气的律学理论——均、律、调的应用原理。换句话说，京房还是在五运六气的律学基础上，建立的以阴阳八宫卦为表、律历为实的象数体系（这一节讲到汉经学篇时再细论）。
同时他又“顺风”把五大行星纳入五行，与后天八卦、律历纳甲干支相配，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从天道到地道的阴阳五行体系。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原本没有“五行”的河洛图和古四易，经《黄帝内经》、刘歆、京房们……前赴后继的“寻根活动”，把汉前易“寻”成了“汉后易”：“大抵辩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节气，志七十二侯……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京房易传》）
故而，我们在读各家易说时，一定要分清楚注家所言的为何时理论？才能学而不乱，把混为一团的易学诠释史，学出一条线性的明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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