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上有这样一个组：这辈子一定要做几件疯狂的事。宣传词是：”我们一定要做几件疯狂的事，老去的时候可以像传说一样讲给孩子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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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生来就带有一种疯狂，掩饰在一个严格理性的面具下。加尔文教宗教改革下的新教，因为对预定论的不同解释，在新教徒心里产生一种无法就赎的焦虑。怨怨焦焦的心理需要补偿，人们神色怆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哪些人被拣选了，哪些人是被抛弃者，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增加财富而增加上帝的荣耀，这种增添荣耀的行为被视作拣选的表征。
资本主义机制的庞大车轮就这样转动起来，由于一些隐晦的原因，再也没能停下。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节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述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妄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我想到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人们总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毁。
A最大的希望是晃膀子，没有工作，一辈子拒绝工作，人生那么宝贵，哪能浪费在工作上呢？她立志每天记录天气和温度，涂抹油画，学习图瓦的双声唱法，去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学习沃拉卜克语，找个印第安人生个有那伐鹤血液的孩子。别人都说她有点疯，脑子不清醒。她只是笑笑，“疯癫是近代才出现的词汇，只有现在，人们才把疯子抓进精神病院。”
理性始终站在高处轻蔑地俯瞰疯癫。康德在何为启蒙里定义了公开理性和私人理性。我们这里只说私人理性。患得患失，无非是借用经济学术语，最大化一辈子的贴现收益。
我们不能不踌躇，有太多事情需要烦恼，考试会不会挂科，能不能找到工作，将来的日子怎么办，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小心再小心，生活地战战兢兢，不能恣意盎然。我们扔出自由当筹码。卢安克说：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害怕摔倒的人，没法要他们的自由。
私人理性，那种追求保障，追求荣誉，要体面，要被人看得起的心情，无可避免地让生活交织成一张手段和手段的网。“理性”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庞然大物，通过刺激消费，把金钱演变为一切的等价物，进一步把完整的生活碎片化。一条手段接连手段的道路，通向一个已经空荡荡的人生的目的圣坛。我好好读书，因为学校给我发奖学金，有社会保险，读出来有面子，很有前途，至于我喜不喜欢，知识对我是否有意义，那有什么关系呢？
班里的捷克男生退学了，我问他：你干吗现在退学？再熬半年就硕士毕业了啊？“说完，我突然为自己脸红。我转身，省察自己，什么时候，那种经济学理性人的灰色念头已经像霉菌一样爬满我的灵魂。
其实理性起来有什么难，保持疯癫才不容易。学会恐惧，变得理性前，我也有过疯癫的日子。
出国前，我喜欢一个男生，他有他喜欢的女生。可那又怎样？喜欢不就是一个人的事情吗？我跑到学校附近的沼泽带，那里有片茂盛的没及膝盖的草地，后来听当地农民说，草地里到处都潜伏着毒蛇，我穿着裙子，裸露小腿，去给他摘了一束动人极了的野花。
暑假他要回家，想到以后可能见不到了，我在他门前坐了一宿。直到清晨，打通他一直关机的手机，才知道他并不在这里。男生们陆续起床，穿着内裤在盥洗室洗漱。我抱着晕沉沉的脑袋，想：总算没给自己留下遗憾。
现在，我不会再那么”傻”了。
我最近常常看一个朋友的博客，她在瑞典一个小城读科技哲学，翘课五个星期去旅行，没有什么钱，每次搭陌生人的便车，一寸寸接触陌生城市的土地。每天并不一定要去什么古迹和博物馆，太阳好时，就在草坪上和几个吉普赛人聊天。马上要毕业了，也不操心明天。还是在里尔学扔球杂耍，在图卢兹学手风琴，在西班牙稀里糊涂地参加法国人的戏剧表演。
我也很奇怪，她怎么可以活得那么无忧无惧。
克尔凯郭尔说：人是通过学会害怕某些更恐怖的事情来获得勇气的。
让学术上的探讨滚一边吧，我们都来说说自己做过的疯狂事情。身边朋友的，道听途说，间接经历的统统都好。这是你们的剧场。
理性惧怕疯癫，只有它才是真正，且最后的破坏者。疯癫有力量颠覆。疯癫背后的不同原因，最可怕且持久的是信仰。作为飘荡在虚无空间的现代人，我们即便没有信仰，也可以有一点自己的喜好，热爱的生活方式，有那么一点突出的激情，让我们想要挣脱理性的冰冷囚笼。
就让我们稀里糊涂一点，避免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避免一种慢慢腐烂的理性生活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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