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豪放派宋词名家中，辛弃疾是个避不开的话题。我们对辛弃疾的了解也多半局限于文学上，他的词雄奇刚健而不失深婉雅丽，与苏轼堪称伯仲之间，也许因为他文学上的光辉太耀眼，很多人因此都忽略了他在南宋政治、军事上的杰出作为。也就是说，在词章大家身份的背后，辛弃疾还是个出色的军事家。他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当时金人划江而峙，赵宋偏安一隅，离国破家亡似乎也已不远，辛弃疾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着强烈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更有着为南宋收复失地的决心，并且年轻时也屡立战功。就当时来说，要是朝廷重用辛弃疾，他该是南宋一流的将才，然后才是个词人。可是这位有着军事才华的大词人，一生命运多舛，懦弱求和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完全地给他发挥全部军事才能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软弱的南宋失去收复中原的时机。在暮年，他只能无奈地登临北望，空叹神州何处，一腔报国热忱换来的只是老泪纵横。无望收复失地，在辛弃疾看来，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一
宋高宗绍兴十年的五月十一日，辛弃疾在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出生，他的父亲很早就逝世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在金熙宗皇统六年时做过谯县的县令，这个时候辛弃疾就跟随在祖父身边，开始跟亳州的刘瞻学习。刘瞻是亳州本地的饱学之士，辛弃疾在从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学习了儒家的各种典籍，开始学诗作文，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祖父辛赞也是个儒士，他的言传身教，让辛弃疾的读书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辛赞虽然是个出仕金国的宋人，但他仍有着自己的气节，他始终以恢复宋朝疆土、报仇雪耻为己任。夙兴夜寐竭力谋划，志在收复故国河山的士大夫形象，在辛弃疾儿时的心目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后来辛赞从亳州任上升到开封府尹，辛弃疾跟着到了开封。辛弃疾的聪颖非一般人能比，十四岁那年就参加乡试，顺利地中了举人。海陵贞元二年，少年辛弃疾就整理了行装，信心十足地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可是这次却不太顺利，没有得中。三年后的正隆二年，辛弃疾再次赴京，却还是未能如愿。在当时来说，北方的很多心怀复国壮志的年轻人，在反金与报君父之仇的前景未卜的情况下，攻读儒家经典，习诗作赋，参加科举入仕，是不得不走的道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辛弃疾就不同于一般的儒士，他虽然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看重儒士的名义，却绝不会只满足于对儒家经义的解释，他主张传统的儒家思想要在修身之外，真正地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在少年辛弃疾心里，也已早立下了决心，他是绝不会做皓首穷经的酸腐儒生的，而科举是他最快实现报国理想的路，虽然经历了两次失败，他绝不会放弃。
祖父辛赞对辛弃疾的教育也是颇费苦心，曾在亳州时每每政事闲暇，就带上辛弃疾一起登高望远，让他从要小立志为宋朝报家国之仇。在这种熏陶和教育之下，辛弃疾也开始对兵家的韬略之书感兴趣。辛弃疾十五岁的时候，祖父辛赞就让他在赴进士试的机会，观察了解北方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搜集了解金人内部的政治情报和军事动向。不难看出祖父是想把辛弃疾培养成一个文武兼备有谋有略的非凡之才。辛赞这样用心良苦地培养辛弃疾，很明显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自己孙子身上。可是就在辛弃疾第二次赴燕山后回来不久，辛赞就不幸辞世了，他没能等到期待已久揭竿而起的那一天，恢复故土的愿望，只能成为不能瞑目的遗憾。但辛赞的遗憾不是绝望，对辛弃疾这位文韬武略的孙子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一生不能实现的愿望也许这位孙子能做到呢。
绍兴三十一年时，金主完颜亮，不顾朝野的反对之声，大规模地征派军队、营造战船，谋划着如何攻宋，并决定当年的九月总领十万大军南下。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弄得汉族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是金国内部，也因为完颜亮的独裁而引发了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纠合着其它社会矛盾，几乎到了无法摆脱的境地。在完颜亮大肆迁军的同时，契丹诸部已不服管制，开始谋反，河北河南等地的百姓也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而纷纷揭竿而起。正当完颜亮不顾后院起火，仍执着地率军攻宋的前一天，金东京的留守乌禄，也就是后来的金世宗伺机发动政变，在辽阳称帝，改年号为大定。这个时候完颜亮仍率军南征，与宋军作战时一再失利，加上金国内部的动乱影响了军心，很快金兵溃不成军，失败必不能避免。到了十一月，完颜亮让水军聚集在瓜州的渡口，准备孤注一掷，和宋军决一死战，没想到那些厌战的部下，见大势已去，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暗地里将他杀死，金兵南侵计划只能告败。在汉族反对金兵的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正是辛弃疾率领的，辛弃疾起兵并不只是愤慨于统治者的残酷欺压和歧视，而是要驱逐金人，恢复宋朝的河山，以雪亡国之耻。因此，辛弃疾觉得自己的力量有限，要扩大军事影响力一定要联合散落在各地的武装，他一方面率众兵士投奔到当时活跃在山东一带的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中。这支起义军的领导者是耿京，辛弃疾在队伍中担任掌书记之职，与耿京部下的其它将领分头到各地招募兵士，收纳降军，迅速将起义的队伍扩大到数十万人之多。另一个方面，辛弃疾又不望主旨，声名大义，劝说耿京归附于南宋政权，齐心协力地抗击金兵，恢复故国。耿京开始并不同意辛弃疾的劝说，觉得自己打下的天地不想随便付注东流，可是单凭自己的实力又不够和金兵抗衡，最终还是明智地采纳了辛弃疾的意见。绍兴三十一年的十二月，耿京派都头领贾瑞渡江，一路风尘仆仆从山东赶到江南，向南宋朝廷表归附的意向和恢复故土的决心，当然辛弃疾也在此行的队伍之中。当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辛弃疾贾瑞拜见了皇帝。宋高宗本来还为长江防线如何更稳固而犯愁，现在耿京来投，自然大喜。宋高宗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贾瑞为武郎阁门袛侯，赐辛弃疾为右儒林郎，改右承务郎，其实随行也全部授予官职。正当完成使命，辛弃疾和贾瑞他们从海州返回山东，要将好消息告诉耿京时，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杀死，这让还在路上的辛弃疾愤怒了。耿京死后，山东等地的反金义军两极分化。义军首领河北的王友直、王任等人多先后投奔宋廷；一般的士卒有的随义军将领渡淮河而南归，有的则归田耕作。其中有些不讲节义的人，比如张安国邵进等人，纷纷乘机邀功求赏，投靠金廷，杀耿京就是预谋已久的事。在海州往山东的路上，辛弃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棘手事件，如何处置，让他彻夜不能入眠。自己的使团已奉耿京的命令归附宋廷，而现在耿京反被乱贼杀了，一来很难向宋高宗交代，另外自己秉承祖训筹划多年的复国计划，也许会被张安国打乱。此时义愤填膺的辛弃疾与王世隆、贾瑞等将领商酌对策，现在只有乘张安国不备，用骑兵突袭，直趋金营，生擒乱贼张氏，为耿京复仇，才能向宋廷复命。果然，在辛弃疾完备的计划下，组织了五十多名勇士深入五万多人的金军大营。张安国没料到辛弃疾会出这么一着，冷不防就被辛弃疾和诸将胁迫而出，捆在马背上一路南奔，等到金兵反应过来要追辛弃疾他们时，已望尘莫及。辛弃疾和贾瑞等人押解着张安国，昼夜疾驰，马不歇蹄，渡淮河过长江，直接将张氏押送到临安，交给南宋朝廷，朝廷遂将张安国斩首于市，整个朝野为之轰动，辛弃疾的英武之名也随之播扬天下。他的好友著名的文学家洪迈在后来的《稼轩记》中对辛弃疾的这次壮举做过极其生动的描述，说后来宋高宗也曾为辛弃疾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南宋多么需要辛弃疾这样的英武之士，这断深入五万金军擒敌的经历确实如传奇一般，但辛弃疾确确实实做到了，而这一年，他才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
二
辛弃疾南归以后，宋高宗即任命他以右承务郎出任江阴军签判，这是他在南宋政治生涯的开始。签判是个掌管地方司法的官职，阶衔比较低，才从八品。江阴军也并不大，下辖仅江阴一县，此县地处长江南岸，与常州平江府比邻，尤其在宋金战事频繁发生的时候，这里正是前沿阵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辛弃疾在这里任职可谓官小任重。在江阴做签判的时候，辛弃疾结识了南归的爱国志士范邦彦。这位范姓的名士，是北宋末的太学生。靖康之难时，因为母亲年迈而不能脱身，滞留在北方。他的母亲去世后，金兵已经建立政权，南逃已经不可能。于是范邦彦只能应进士试，中举后便求任位于宋、金边境的蔡州新息县做县令，这个新息县的所在就是现在河南息县。宋廷和金朝开战的时候，他就率众部下开城门迎接宋军，随后举家南归，客居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范邦彦早就耳闻辛弃疾的才华和爱国义举，而辛弃疾对范邦彦的忠义抉择也非常地敬佩，两人相识恨晚。当然，在当时南归之初，一切都很陌生的情况下，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志士，共襄复国大业，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弊的。范邦彦长辛弃疾不少，自己有个相貌和才华也都出众的女儿，相识没多久便想把爱女许配给辛弃疾。就在这一年，辛弃疾在京口与范邦彦的女儿成了亲，有了自己温馨幸福的家庭。因此，辛弃疾也得以结识他的小舅子范如山，多年以后，辛弃疾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范如山的儿子范炎，范辛两家二世姻缘，皆与南归有关，不免让人赞叹，当然这已是后话。
隆兴元年，在位三十余年的宋高宗退位，诏太子赵昚即位，也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在当皇子时就有恢复大宋江山的宏志，所以一登基就召见许多有识的臣子入朝互商对策，同时还追复那位已故去的大英雄岳飞原职，以礼改葬。宋孝宗还命主战派首要人物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积极地为北伐做准备。到了正月，又委以张浚枢密使的重任，都督江淮各路的人马。皇帝这些积极主动的备战布署，给了辛弃疾极大的鼓舞，恢复宋朝的河山，报仇雪恨肯定为时不晚了。此时辛弃疾当然还在江阴的任上，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激动之情，决定冒昧地去求见都督建康镇江数府的张浚，当面直陈自己的用兵设想和战略思想：
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军，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它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着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
--《朱子类语》卷一一零《论兵》
辛弃疾的这段精彩陈述影响很大，后来被他的好友朱熹记在了自己的著作中。然后这样有见识的战略思想并没能为张浚所接受，当然这也和当时无力支配全国军队的客观原因有关系，再加上辛弃疾只不过是个区区江阴签判，人微言轻，自然难受重视。
正因为朝廷没有重视辛弃疾的观点，在没充分准备之下匆匆北伐，隆兴元年的四月份，宋孝宗让张浚出兵，张浚命部下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分两路进军，收复灵壁、宿州等州县。开战之初，宋军取得了小胜，金军见势就增加了兵力，由于邵李互相争功不肯配合，前线的将领居然畏战逃遁，眼看着有胜利希望的战局变成了败局。原来意见不和的宋朝内部，主和派一下子占了上风。张浚显然被宋孝宗降官，而皇帝自己也下诏罪己。宋廷也不得不与金人议和，北伐只如昙花一现，南北的局势又回到了之前。
辛弃疾南归的目的就是要为收复失地效汗马之劳的，现在朝中的主和派占了上风，北伐又遭遇到如此的挫折，这让辛弃疾感到分外地沉痛和焦虑。但痛惜的同时，辛弃疾仍在思考着宋廷如何在小的挫败困境中走出来，而不毁弃整个的恢复大宋的事业。隆兴二年的深秋，江阴签判的任职期限已满，改任安徽广德县的通判。
广德军也是下州，公务并不是太繁忙，这也就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仔细地清理这几年来对恢复大业的思路，他觉得既然之前张浚没采纳自己的建议吃了败仗，这回得把战略观点好好地整理一下，诉诸文字，这些文字也就成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到了干道元年初，辛弃疾不顾自己广德军通判官职的低微，直接将《美芹十论》上呈宋孝宗。在上疏中，辛弃疾觉得只要能知己知彼，坚定恢复的信念不动摇，一定能雪靖康之耻，对于金人的优势和弱点，辛弃疾做了细致的分析。辛弃疾认为，作战必须先区分"形"与"势"，形，是指用兵作战所依恃的人力物力，包括土地、财赋、士马等等。势，则是指对敌我两方人力物力很多战争制胜因素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以及通过这种把握要采取的相应行动，以争取获得克敌制胜的先决权。金国霸占北方，似乎地广财多兵也众，但其割据蜂起，而且其兵士鱼龙混杂，各种成分都有，还有嫡庶之争，上下猜防，军心不合，辛弃疾认为金人只不过是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空有一副花架子，有其名而无其实，并不是没有战胜的把握。另外，除了金人未必敢轻举妄动以外，更有一个对他们十分不利的因素，就是中原民心大多都背金向宋，虽然金国为了缓解矛盾做了不少让步，但女真族统治者对汉族以及北方契丹等少数民族百姓的欺压仍是十分严重，这也正是绍兴年间完颜亮南侵而北方士兵造反的原因之一。辛弃疾果断地说，金人必不敢随便犯宋，动则北方百姓必起而反金。金兵的形势分析清楚后，还要对宋廷的决策提出建议，辛弃疾认为君臣将士要自励自奋，"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都金陵""毋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辛弃疾还提出，要守江，必得先守淮，要是淮河守不住，金人就可以直接入江。当然守淮又绝不能将兵力分散到沿河，而应该集中在山阳、濠州一带，扼其喉舌，彼此呼应，进可以直接取中原，退可以保江南，这样就不会怕金兵来侵了。
对于守淮备边，粮草供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完全靠后方的补给，长久下去，必定增加江南百姓的负担，若只采取屯田的办法，虽然不错，但历来难见成效。辛弃疾提出应以军民屯田江淮之间，他认为这既可以安归正军的心，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军费开支，寓兵于农，一旦有战事，人皆能战，一举双得。在《美芹十论》的最后，辛弃疾又把当初谒见张浚时的看法写了上去，虽然这些主张难以完全地被宋廷采纳和付诸实施，不过宋孝宗并不昏庸，《十论》中论及的许多问题和辛弃疾本人都引起了他的重视。作为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孝宗绝对不会把恢复河山的事忘之脑后，这年春天，他就命淮西、湖北等地的帅臣措置屯田，可见辛弃疾对他的启发并不小。
到了干道三年的末稍，辛弃疾广德通判的任期也满了。到了第二年，朝廷让他出任建康府通判，这显然是次升迁。对辛弃疾的重用，表明了宋廷对归正人士的重视，而且似乎朝廷也发觉这个辛弃疾确实挺有才华，建康是抗金的前沿也是许多主战派向往的迁都之地，朝廷将重担交给辛弃疾，对他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建康的任上，辛弃疾结交了一大批的知名人士，他们一起议论时政、商略兵法、诗词唱和，关系相当融洽。他们交谊的最大原因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恢复大宋江山，收复失地。在这个期间，辛弃疾也写了不少抒怀言志的词作，激励自己不忘宏志。
干道六年，辛弃疾在建康任满，回到了临安，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此时辛弃疾正好得以向皇帝面陈恢复方略。宋孝宗的召见，无疑对辛弃疾是重莫大的鼓舞，皇帝能召见他，从一个侧面表明朝廷和执政大臣有意复国的政治倾向。在召见之后，宋孝宗仔细听了辛弃疾准备的方略中的意见，随即就任命他为司农主薄，这个职位平时主要掌管朝廷的仓廪、籍田等事务。在任职上，他又分析时势，写出了《九议》的长文，上呈当时的宰相虞允文。文章条分缕析气势凌厉，奔放驰骤，辛弃疾对以前论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和优劣之势的分析，关于声东击西出兵山东的策略等做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论述。虞允文也是个力主恢复的人物，绍兴末年曾大破金军，孝宗即位后就受到了重用，干道五年拜相。辛弃疾《九议》上呈之后，必然地引起了虞允文的关注，在干道八年的春天，辛弃疾被虞允文任命为滁州知州。滁州处在江淮之间，在当时为上州，辛弃疾南归之后，所担任的都是军州中的佐职，这次还是第一次独掌一州，而江淮之地近宋、金边境，其军事地理位置非常地重要，是名副其实的前线。到了滁州，辛弃疾曾提出的招抚南归士民、屯田练兵的设想也可以付诸实施了，可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是战后的滁州已是一片冷落萧条的景象，百姓们编茅籍苇，寄宿于瓦砾之间。辛弃疾立即上书请求免除滁州百姓的税收，帮助当地百姓建房造屋不至流离失所，同时积极招抚北方南来的流散士民，耕垦荒田，自食其力。夏熟之后，又用富余的资金修建邸馆楼阁，招徕各地的商贾，安定民心。经过辛弃疾的整顿，滁州昔日的颓败景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任上，辛弃疾最关心的还是金国形势的变化，仍有奏议上疏君相，建议宋廷要深谋远虑，加强军备的投入，并预言金国已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在滁州任上，时时体察百姓的疾苦，在《声声慢》一词中，他这样写到：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可见此时的辛弃疾充满了信心，与民同乐的情形俨然在目。
三
滁州的任期很快就满了，辛弃疾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没过多久，他在做建康通判时的朋友叶衡出知建康府，可是叶衡刚到任又被朝廷召回临安，让他做户部尚书，到了淳熙元年的六月，又升他为副相，十一月已升到了右相兼枢密使。叶衡是辛弃疾的知心朋友，对他非常了解，一直也很器重他。他们两关系不错的原因之一，就是都有着主张恢复的一致见解，再加上两人皆通兵法、意趣颇合。所以叶衡很快就向宋孝宗力荐辛弃疾，赞扬他的慷慨大略。宋孝宗本身对辛弃疾印象不错，既然右相也提议，很快就召辛弃疾回朝，任命他为仓部员外郎，稍后又升为仓部郎中。辛弃疾在临安任上的时候，时值朝廷发行的纸币"会子"由于数量过大，发生了贬值，宋孝宗正束手无策时，辛弃疾呈上《论行用会子疏》一文，主张朝廷重会子，但必须要控制它的发行量，打击不法行为，逐渐使"会子"成为重信誉不贬值的货币，宋孝宗受启发去实施后，果然见到了效果，对辛弃疾更是赞赏有佳。
淳熙二年的四月，茶商赖文政起兵湖北，随后转入湖南江西，宋孝宗先后命江州都统、鄂州都统、江南西路兵马总管等联合起来的剿捕军队，全为茶商军击败，惊动南北。在四处告急的情况下，六月份，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攻茶商军。
茶商造反的原因是因为茶叶的贩卖权北宋末年就掌握在朝廷手中，这个时候由于南宋朝廷多收了茶叶上的苛捐杂税，加重了茶农的负担，而那些茶商也觉得本高利薄，不如走私来得赚钱，官府对走私有所打击，这就引起了茶商的起义。辛弃疾虽然同情那些茶农，但茶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造反，外患未平，内乱又生，这让辛弃疾对那些茶商非常地深恶痛绝，在接到任命后的七月初，就离京赴赣州就职。辛弃疾日夜研究对策，一方面协调诸处官军扼守要冲，对茶商军进行围攻夹击；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正规军作战不利的教训，在地方上招募军士，组成敢死队，从背面追击茶商军。茶商军终于寡不敌众，逐渐抵挡不住辛弃疾的进攻，势力渐渐削弱。这个时候辛弃疾命手下的官员去诱降赖文政，赖文政被迫无奈只能接受招安，起义军就此瓦解，辛弃疾为了不让各地在效尤赖文政聚众起事，杀一儆百，果断地将他处决，最终平定了茶商军。
朝廷见辛弃疾果然会办事，淳熙四年，命他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在任上施政得力，当时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使部下殴打欺压百姓，辛弃疾知道后立即加以惩处，颇得民心。整顿纲纪之余，辛弃疾还下令禁止向金国走私耕牛战马以及茶叶，从根源上杜绝茶商军起义事件的再次发生。十一月朝廷见他政绩突出，又让辛弃疾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第二次管理江西时，遇到灾荒，辛弃疾果断地以官钱银器买米，限期运至，视民如子，在百姓中的口碑自然不错。随后淳熙五年的春天，朝廷即召辛弃疾为大理少卿，在这个任上时，辛弃疾也尽忠职守，做得非常出色，但却暗中有人嫉妒他的才干，遭到非议和责难。到了夏秋之交，又被任命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的三月，辛弃疾接到新的任命，这回是到湖南做转运副使，又到了秋冬之交，辛弃疾改知潭州兼任湖南安抚使。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最大的一个举动就是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积蓄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建飞虎军时需要大量的钱财，这些辛弃疾都自行解决，很少向朝廷开口。他治政的果敢刚毅，引起了当时朝中许多人的反对，在建飞虎军时，枢密院的官员就再三阻挠辛弃疾，只是无奈于辛弃疾办事能力太强，并没向朝廷张口要钱，就解决了大部分军费问题。不过朝中官员的不服、妒忌、误会渐渐在他们心里滋生，暗地弹劾他的事情经常发生。其实那些朝臣对辛弃疾的弹劾，名义上是因为飞虎军到底要不要建的问题，其实是两种对立心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辛弃疾办事决断的作风与一般官员的无为而安，反映的是辛弃疾那种刚毅果断的思想性格和南宋与生俱来的容忍懦弱、因循苟且出租车风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
英雄，总是孤独地站在风口浪尖之上。
淳熙七年年末，朝廷加他右文殿修撰，并再次兼任江西安抚使。频繁地改官，繁杂的政务，让辛弃疾没有更多时间再去思考谋划恢复之事，宦海的沉浮，首先消磨的是他的精力，不过，再大的磨难都无法让辛弃疾放弃和妥协。在江西安抚使的任上，照理抗金的事已不是他所管辖，但仍旧派遣专人用客舟运输军需物资给北方前线的军士。到了淳熙八年的冬天，辛弃疾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再次被劾罢官，在被罢官之前，辛弃疾对朝中那些嫉妒的同僚即有防范，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比如在两年前，他在呈奏宋孝宗的《论盗贼札子》中写到："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所以辛弃疾必须采取一些避祸的措举，他买下了江西信州城北带湖边的一块地，在那营建房舍，以便日后退身之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选择这条路是非常无奈的，不过也表明了他在等待时机，他的恢复之志是不可能磨灭的。淳熙九年，辛弃疾的退居生活开始了。信州也就是现在的上饶一带，风光本身就是东南一绝，因此退居的生活自由而闲适，堂前即可远望青山，东篱亦有菊赏，悠然自得。有时，也可以做短期的出游，寻访山水胜迹，流连江南一带的奇丽风情。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中闭门观书，对花饮酒，他的朋友极多，比如此时也在江西隐居的洪迈等人，常来做客，每次辛弃疾都与他们诗酒唱和，谈论终日。
这个时候辛弃疾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老朋友陈亮，常派人询问他的近况，约他能否来上饶一聚，因为陈亮无论从性格和政治观点上来说，都和自己非常接近，而且早即有交往。主和的宋高宗驾崩后，辛弃疾看和陈亮都看到了恢复故土的希望，尤其是陈亮，很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淳熙十五年的时候就前往建康、京口考察地形，继则上书宋孝宗论及建康京口地形险要，攻守皆宜，极力劝怂宋孝宗派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康，让天下的人知道朝廷的所想，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在陈亮眼中，非常之人是哪些呢，是辛弃疾，是朱熹这些人。陈亮的上书无疑遭到了朝廷中许多保守派的讥笑，辛弃疾了解这位朋友，也支持他上书中的观点，只可惜朝廷并没有采纳。陈亮还给朱熹写信，劝说他积极出仕，担任朝廷的要职，为恢复之事出力，并约他一起到辛弃疾这边相聚。陈亮给朱熹致信之后，就先期来到了上饶。这个时候辛弃疾虽然身患重病，可见到老朋友陈亮来，也顾不得风雪严寒，一同畅游鹅湖，分析时局，谋划恢复之事。在鹅湖上，辛弃疾作《贺新郎》词一首送给陈亮：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也有所唱和，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一晃已经十天过去，他们又赶到紫溪等朱熹的到来，以商大计，可是等了好些日子朱熹并没有来，失望之余，陈亮只能告别辛弃疾东归。朱熹不愿来赴约的原因就是对当朝的宋孝宗并不看好，恢复之事不可能又什么实质进展，果然，到了淳熙十四年的冬天，宋孝宗就流露出退意，诏命太子在议事堂参决政务。果然十六年的二月，孝宗皇帝就正式下诏，禅位于光宗，自己学当年的父亲高宗一样，做起了太上皇。这位曾经圣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帝王，此时的用兵抗紧金的志气已被消磨殆尽。到了绍熙二年，宋光宗启用辛弃疾，任命他为福建提点刑狱。至此，辛弃疾的隐居生涯终于要告一个段落。
四
辛弃疾永远那样心忧天下。绍熙三年秋天，从福建任上召回京师时，第一件事就是向宋光宗上奏《论荆襄上游为东南重地》一书，在奏论中，他提出要固守江南，一定要先加强荆湖北路和襄阳地区的军备力量。荆、襄两地一向是分开治理的，非常不利于上游的防守，会给金国以可乘的机会。辛弃疾因而主张合荆襄为一路，使它们能首尾相应。即使金国南下，宋廷也可以乘机而动，攻防自若。最让人敬佩的是辛弃疾眼光的敏锐，他在召对的札子中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能预见的问题。他认为天下之势有合有离，其中有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他举例说汉离经魏而合于晋，晋离经隋而合于唐。辛弃疾觉得南宋现在正处在一个半离半合的历史时期，在宋和金之外，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军事力量。他认为宋、金南北分治，宋若不能恢复失地，很有可能天下将统一于第三种力量，所以他说："故臣敢以私忧过计之切，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确实非当时人所及。辛弃疾的远见卓识不得不让后人为之扼腕，许多年以后宋代为元所代的最终命运，正好是被辛弃疾言中。宋光宗没有他父亲孝宗那样有政治才能和远见，加上身体又不争气，重病缠身，还受制于皇后李氏。这次辛弃疾诏对后，也只是被留任为太府卿，不久改为出知福州。果然，到了熙宁五年的夏天，无意进取的宋光宗禅位于皇太子扩，宋宁宗登基了。
就在七月，辛弃疾又遭到了右司谏黄艾的弹劾，罪名是"残酷贪饕，奸赃狼籍"，被降职，去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他加强地方税收，以备荒年，补军额，修郡学被责为"贪饕"，刚毅果断，严于治下的作风被看成了"残酷"。贬到武夷山去也好，风光也不错，离老朋友朱熹也近。没等辛弃疾在武夷山站稳脚跟，御史中丞谢深甫则再弹劾辛弃疾，说他"交结时相，敢为贪酷"，降充秘阁修撰，不过那武夷山冲佑观的祠官官职还保留着。到了第二年的十月，辛弃疾已打算再次退归上饶，这个时候朝廷中有人还不放过他，继续奏劾他，秘阁修撰也被免了去。看来朝廷中的一些小人不将辛弃疾整到底是不会罢休了，辛弃疾每年几乎都得被弹劾几次，宁宗庆元二年，他的冲佑观祠官也被人罢了去。
当然辛弃疾被罢免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宋宁宗即位以后外戚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功而未得到大的升迁，心里愤愤不平，与当时的执政大臣赵汝愚发生矛盾，并且渐渐激化。台谏中的人多为韩侂胄所起用，于是赵汝愚的人不得不受到排挤乃至贬黜。辛弃疾和赵汝愚关系很好，尤其是赵一直欣赏辛弃疾的才华，辛的再次起用和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台谏那帮人眼里，辛弃疾就是赵汝愚的人，自然要受到排挤，排挤到最底线就是无任何官职，他们总满意了。辛弃疾此时似乎也有些厌倦官场了，回去就回去，上饶的旧居本身也好久没回了。
回到了上饶，辛弃疾仍旧过起了闲适的生活，他平时最喜欢的还是郊游，一日走到了铅山县的一个村庄，村里有方清泉，状似葫芦瓢，周围都是石径，水从山上流下，泉水清澈见底，四周青山围绕，风景怡人，辛弃疾被突然眼前的景色感动，赋《洞仙歌》一首：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看来辛弃疾对这里的感觉不错，于是决定在此处修建一所新宅。庆元二年，带湖的旧居，不知怎么失火烧毁了，辛弃疾提前住到了瓢湖这里。
辛弃疾虽然表面上很逍遥闲适，可是心里还是相当苦闷的，并且这几年已近花甲，身体也渐不如前。退居后不久，因为饮酒还生了场病，这时也决计戒起酒来。面对自己苦闷的心境，辛弃疾藉以安慰自己的仍旧是儒家进退求适的观念，可此时的他又兼取了老庄的无为思想聊以自慰，这些其实都是无奈之举。正好铅山一带的秀丽风景洗涤了他胸中的烦恼，还有那些亲密无间，志趣相同的朋友，因此得以排遣内心的孤独。那些朋友中，除了铅山县尉吴绍古、县丞陈拟等地方官以外，便多是些真正淡泊的隐士。比如器识开爽，陈义甚高的欧阳国瑞；比如痴似长康，狂如竹林的叶仲洽；比如饮酒自适，不知王公的傅为栋等等，与辛弃疾都有很深的交往。辛弃疾同这些隐士一样，是淡薄名利的，但他又非常在乎名利，在乎一切与恢复故土有关的名利，朝廷不理解他，将他贬斥，那除了交游隐士，辛弃疾还能作些什么呢。将辛弃疾排斥在外，这是当时朝廷的悲哀。
庆元六年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从武夷山传来，辛弃疾的好友朱熹逝世了，这让他非常地伤心，当时朝廷正在严禁道学，朱熹正是韩侂胄他们要打击的对象，所以死后也不允许弟子门生为他送葬，但辛弃疾顾不了这些，他已不在畏惧朝廷那些势力的小人，毅然前去吊丧，并且撰长文祭奠，对朋友如此，可谓忠肝义胆，情深义浓。
五
刚上台不久的宋宁宗和孝宗有很大的相似，也是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将赵汝愚等人排挤之后，便有意地起用一些元老大臣，象辛弃疾这样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卓有政绩的人物，虽然屡遭贬谪，在宁宗眼中仍是"瑕不掩瑜"的。到了庆元四年，朝廷便有新的任命，让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的职名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辛弃疾得知这个任命后，不禁自叹"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他也深深地知道，南宋朝廷离不开自己。对于赋闲在家这么久，又重新被起用，辛弃疾此时的心情显然是悲欣交集的。三年之后的嘉泰元年，宋宁宗的北伐意向已很明显，他任命殿前指挥使吴曦为兴州都统制，第二年即解除学禁，开始追复赵汝愚、朱熹等人，又分别起用了一些有军事才干的旧臣，北伐之事已渐渐提上日程。
嘉泰三年的夏天，已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离别了瓢泉旧居，心中怀着为恢复故土鞠躬尽瘁的渴望，出任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在绍兴任上的时间并不是太长，不过政绩非常突出，他一上任就上书论州县害农事六条，请朝廷派人察劾；同时还奏请绍兴诸暨县增置县尉，省罢税官；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改革食盐专卖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一些有才干的下属官员予以提携和保赏，或者直接招至自己幕下，可见辛弃疾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是一派积极有为的作风。
到了这年的冬天，金国因为旱灾，又加上农民起义，政局非常地混乱。淮河以北的金国百姓纷纷南渡逃荒，金朝政府害怕宋朝乘己之危而北伐，所以下令禁止襄阳地区与宋朝边地的贸易往来。这些迹象都引起了宋朝有识之士的注意，其中最先反应的是辛弃疾。十二月末，宋宁宗召辛弃疾进京，嘉泰四年的春天，辛弃疾抵达了临安。面圣时的第一件事，辛弃疾就给宋宁宗分析了金国内部政局的变化，认为金国的势力已衰，不久败亡必至，建议宋宁宗应立即将恢复之事托付于朝廷大臣，积极做备战的准备，在适当时机北伐。那个弄臣韩侂胄虽然骄奢淫逸，不过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也主张北伐，他见辛弃疾也有如此想法到也十分高兴，就没再为难辛弃疾。宋宁宗召见之后，辛弃疾即加职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随朝臣一样早晚陛见。到了三月，朝廷任命辛弃疾出知镇江府，并赐金带，朝廷的这一举动，一者是对辛弃疾的信任，另外也是向百姓表决心，让大家知道朝廷明朗的北伐意向。授予辛弃疾镇江知州，无疑给了他一个展示军事才能和实现恢复理想的机会。到任以后，辛弃疾知道仅靠数十年来缺乏训练、装备不全的朝廷军队去与金兵作战是没有取胜把握的，于是立即开始筹备北伐之事，他下令在沿边地区招募兵士，造红色战袍万领。他还派军事谍报人员深入金国的内部，打探金兵的布署、以及将帅的底细和粮草供应情况，并及时将反馈的情况和自己年轻时在北方所了解的敌情做对比，以防疏漏。在布置军备之余，辛弃疾也偶尔登高远眺，他常去的是北固亭，北望神州，满眼河山，每次都让他胸潮澎湃：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南渡之初就寓居京口，四十年后又得以守此地，他希望南宋朝廷能象坐断东南的孙权一样要有进取的决心，当然他借古更在说今，不只是被动地恃江为险，更要锐意恢复，重回中原，报家国之恨。当然辛弃疾作为一个军事干将，他最关心的还是北伐的胜负，壮怀激烈之余，仍有不少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希望与叹惋杂糅，伤古与自信相间，虑忧交融，寄慨遥深，可见此时辛弃疾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满怀信心之余又怕廉颇已老，自己不能为宋廷完成使命，再加上宋廷上下因循已久的颓靡不振、患得患失出租车风，宋宁宗一人信心十足未必有用，一种隐隐的忧虑浮现在字词之间。
辛弃疾的忧虑，果然便被验证了，他根本没能等到北伐的开始，在开禧元年的秋天，就因为一次举荐的小错误被调离了镇江府，改知隆兴府，不久又被劾官。真不知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拿辛弃疾这样的忠臣干将当作的只是手中的玩物。离开前线的时候，辛弃疾万分沮丧，只能叹息"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他拖着病老的身躯无奈地回到了铅山。
不久的开禧二年春天，缺席了辛弃疾的北伐战争开始了。与隆兴北伐一样，宋军先是小胜，接着镇江副都统毕再遇所率领的部队连连败退，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甚至叛宋降金，金兵则直接渡淮与宋相持，形势对南宋非常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侂胄不得不和金国议和，金国乘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开禧的北伐终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此间，辛弃疾回到铅山后又被任命知绍兴府，此时的他确实已伤透了心，推辞不再赴任，朝廷也已觉得当初未用他的决策失误，造成了现在的后果。随即又改命辛弃疾知江陵府，他还是力辞。朝廷不顾辛弃疾的年迈，再次下令让他赴京，改试兵部侍郎，托以重任，可是南宋已错过了时机，辛弃疾虽然恢复的决心没有死，但他此时六十八岁的年纪，确已力不从心，而且身患重病，在开禧三年的春天，他决定回到铅山去，这是他最后一次从临安回到瓢泉。
这年的九月初十，满怀复国之志又不得施展自己抱负的南宋一代将才词人忧愤地离开了人世。神州何处，成了他心头永亘的哀伤。在那个保守因循、苟且求安、颓靡懦弱的时代里，似乎一切有识之士有所作为的努力都注定了失败，辛弃疾一生的悲剧，也正是南宋王朝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