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会走上邪路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场儒家思想向现代化转型的结果，那后来为什么，日本还是走上了邪路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治维新时期，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所发明的“心学”。

那“心学”对日本人的影响有多大呢？

下面这些人都是王阳明的死忠粉：

日本走向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推手大久保利通；

打赢了对马海战的东乡平八郎；

倒幕战争主要的领导者之一西乡隆盛；

日本最早的实业家，建立了三井银行和新日铁的涩泽荣一等等；

……

明治维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实干家和支持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阳明的“心学”，就是日本走向现代化，最大的内在思想动力，那“心学”到底又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那就是要做圣贤，为全天下的人服务。

可是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圣贤呢？做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算是成功呢？

按照儒家的标准理论，《礼记·大学》里的说法，你需要“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啥意思呢？

如果你问的是朱熹，他会这样教你，你要双目圆睁，怒发冲冠，盯着一根竹子恶狠狠地看，看到它都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本性，然后你就能找到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也就是天理这个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去除自己的私心杂念，思想里没有了一点点污垢之后，你就算是圣贤了。

但是如果你要问王阳明的话，他会告诉你，朱熹的说法纯属扯淡，难道他的眼睛是X光机吗？

当年我对着竹子看了几个月，没把竹子看得不好意思，差点把自己看成了对对眼，还是没有找到天理这个东西，所以这法子不灵。

那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会这样告诉你，天理这东西，其实就在你心里，只要你去发掘出自己内心的善，并且按照它的指引去做，那你就找到了天理。

如果你接着追问王阳明，我怎么知道我发掘出来的，到底是不是善呢？需不需要一个人来评定一下呢？

这时候王阳明会拿出一枝花来，他问你，你没看到这只花的时候，这只花存在吗？当你看到了这枝花的时候，难道你感受不到它的美艳动人吗？

然后你就恍然大悟，原来我觉得我悟到了天理，那就是天理了呗。

说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有点迷惑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这和日本能不能走向现代化，有多大的关系？

关系太大了，甚至是决定性的。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的定义，一个国家是不是走进了现代化，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他的国民，是否认可一个，想象出来的命运共同体，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那这和上面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你信王阳明的说法，你大概率就会成为一个，狂热的社会活动家。

你若是承认朱熹的理论，那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看客。

那这为什么又很重要呢？

因为自从欧洲爆发工业革命之后，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国家的标准，就是绝大多数的国民，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要不要为这个国家负责。

如果在儒学的语境下，表达同样这个意思，那就是你是不是个圣贤？

你是个圣贤，你就该为国家出谋划策，鞠躬尽瘁，你不是个圣贤，一边凉快着去。

那要是按照朱熹的理论，绝大多数的人，就只能当吃瓜群众。

但是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说法，那人人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国士。

由于日本人信的是王阳明的理论，自然个个都把自己当根葱，谁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愤青，这就让日本人显得非常奇葩。

举个例子，俄国计划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之后，很多日本人觉得俄国人图谋不轨，认为日俄之间必有一战。

因此当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以皇太子的身份访问日本的时候，一个叫三藏的警察，为了这个原因，拿刀就去砍他，差点要了沙皇的命。

这一下子就酿成了重大的外交危机，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于是天皇赶紧道歉，一个27岁的孕妇，为了给天皇分忧，立刻就自杀，替天皇向俄国人谢罪。

你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不都是一群神经病吗？

但是如果你要从王阳明学说的角度来看，你就能理解，这些人可不觉得自己脑袋有问题，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了圣贤，这是在为国家舍身取义。

所以当黑船来袭，国难当头之后，整个武士阶层全都躁动不安，出现了大量的行动派。

有的人马上就爬上了美国船，要跟着美国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立刻就把矛头指向了幕府，酝酿着要刺杀将军，推翻幕府。

还有的人迅速就跑到中国来调研，想找出失败的根本原因。

日本政治在此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中下层的武士，经常有着极强的主人翁意识，不顾任何代价去自发行动，而且行为非常的极端，裹挟着整个日本社会，不得不发生改变。

而反观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精英，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无动于衷，毕竟这是朝廷的事，关他们个屁事，大不了就在茶余饭后骂两句，昏君无能，奸臣当道，然后该干啥还是干啥。

这一下双方就拉开了差距。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就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就导致了双方在甲午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妇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都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战争期间，日本天皇移驾到了广岛，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板凳的房间里，设立了总指挥部，白天就在桌子前办公，晚上就睡在这张桌子上。

而日本各界成立了大量的社群组织，能上战场的就上战场，不能上战场的就掏腰包，日本国民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主人翁意识。

而反观中国，主战的朝廷没有兵，有兵的李鸿章不想打，其他的人要么在看热闹，要么在瞎起哄，整个战争根本就没有一场通盘规划，扭扭捏捏，三心二意。

平壤战役里，淮军大将叶志超，根本就无心恋战，一门心思想着保存实力，在还没有分出胜败之际，居然率军逃跑。

而北洋舰队这个护国利器，由于实际上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一直受到了以主张削藩的翁同龢为代表的保皇派，在经费上的刁难，到了真的要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日本全国上下拧成了一根绳，而中国完全是一盘散沙，双方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已经有了民族认同，全体效忠的是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

而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归属于朝廷，但实际上要么听命于李鸿章，要么听命于湘军大佬，没人听从皇上的命令，还是个前现代国家。

所以到底是信朱熹的理论，还是信王阳明的学说，到了这个时候，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心学”既然这么牛逼，为什么日本还是走上了邪路，最终失败了呢？

这正应了一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心学”既然能帮助日本形成民族主义，那也就会催化出极端民族主义，最后变成彻底的民粹主义。

而民粹主义必然会结出军国主义这个恶果。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日本儒学的演化，以及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它也发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财政窘迫，武士阶层的安置问题，废藩置县后的权利争夺等等，一样是一地鸡毛。

相比于这些问题，日本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涌入，让日本很多人成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铁粉，这帮人叫嚷着要再次维新，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彻底的民权社会。

这种思潮就动摇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日本政府，是一个按照儒家理论建立的皇权体制，可是在西洋派看来，这一切就是反动和保守。

那建制派该怎么办呢？

日本此时正在开展普及教育，所以争夺下一代就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建制派的第一招是给对方扣帽子，把对方打成反贼。

1879年，由老儒元田永孚撰写，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教学大旨》里，说这些人是：“身为日本之籍，其心欲化异邦之俗，实为国家盗贼。”

一句话，想搞西化的人，都是一群吃里爬外的家伙。

可是光骂是没有用的，必须给个解释吧？

于是他们想出了“天赋国权，国赋民权”的这么一个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基础，是“日本精神，是由神儒佛三道组成。”

天皇是日照大神，儒家是尊皇敬神的，所以你要爱日本，就必须要爱天皇。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接受了西方思想，特别是对现代的科学技术非常着迷，你再拿神神鬼鬼来说事，明显没法以理服人。

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论，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必须马上再次进行现代化升级。

1890年，日本天皇又下了一道《教育敕令》，虽然这道圣旨，依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但他们接下来找了一个牛人，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井上哲次郎，让他来找找理论依据。

于是他就奉教育部之命，在1891年，写了一篇名叫《衍义叙》的文章，强调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人民要有道德，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有了这两条，日本就会变强大，这是西方所有强国都走过的路。

那人民怎么样才算有道德呢？

那就要遵守“孝悌忠信”的儒家原则，这样国家才能像一个家那样团结起来，而天皇做为一家之长，那自然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这套说法，借用了以往西方国家强大的客观逻辑，来解释天皇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明显比把天皇当作神仙高明了很多，所以明治天皇看了后大喜，立刻命令刊行全国。

但这并没有完全平息国内的质疑，真正让天皇制站稳脚跟的，是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大获全胜，这让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变得似乎无懈可击。

1905年，日本又打败了俄国，进一步强化了，以日本现代儒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皇权体制。

但日本的儒学刚过了一个坎，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个坡，主义马克思这时也被传入了日本，共产主义思想又开始在日本新生的工人阶级中蔓延。

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双重挑战，1912年，井上哲次郎再次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对儒家理论进行了又一次升级。

他撰写了《国民道德概论》，被日本政府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

这套最新的儒家理论，强调日本人应该具备四种美德：

一是日本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

二是儒家修养，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三是佛教精神，强调个人的隐忍。

四是西洋文化，要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接下来，他又为日本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定了七个基本原则：

一是国体和政体分离，天皇制是日本的价值取向，政府是具体的施政单位，政府可以更替，但是天皇制不能动摇。

二是忠君与爱国必须一致，爱国就必须尊重天皇制度。

三是弘扬祖先崇拜，这是爱国主义能够传承的根源。

四是承认个人从属于家族制度，是合理和优越的，这是社会互相扶助的根基。

五是尊重皇室先于国民存在的伦理，这是国家的精神纽带。

六是尊重君臣的名义之分，这是政府能够顺利实施领导的依据。

七是日本国民要尽量地保持一致性，这是日本团结和稳定的根源。

井上哲次郎制定的这些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日本社会。

比如日本企业普遍实施的终身制，就是来自于第四条，个人应该服从家族制度，家族反过来也要照顾个人，而企业在这里，就扮演了家族的角色。

又比如日本人千篇一律，不爱出头，特别喜欢随大流的文化，就是第七条的要求。

看到这里，也许我们会产生一点点疑惑，日本人做的事虽然有点刻板，但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毛病呀，那他们怎么会走上了邪路呢？

看表面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深究其本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新儒家思想，在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对抗的过程中，它并不是靠理论和逻辑压倒了对方，而是靠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来反证它的合理性。

正是因为日本历次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日本新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让天皇制具备了合法性，反过来，它自然而然地，也会为战争这个目标而服务。

所以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上面的所有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它背后隐藏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日本人，都能变成下一场战争的合格战士。

这就违背了儒家最根本的目的，以仁义治天下，而变得像商鞅和李斯搞的，儒家极端修正主义——法家的政治原则，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而已。

因此这就导致了日本的新儒家学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软肋，它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普世价值，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因此当日本要参加全球竞争的时候，它的形象，就变成了一个只有武力，没有思想，面目狰狞的变态狂魔。

再加上日本人，又都是王阳明“心学”的铁粉，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圣贤”，别人都是狗屁，动不动就要“舍生取义”，这就让日本的政治生态，特别容易走向极端民粹化。

我们看看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过程，就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