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16年5月25日，105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杨季康(笔名杨绛)逝世。清华园内图书馆前，不少学子送来鲜花和近千只白色纸鹤寄托哀思。金硕 摄
杨绛的故乡在江苏无锡。江南名城无锡，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来，这里风景如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荫杭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1878～1945年），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作者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司法独立、不畏强权的包公（当年也被称为“疯骑士”）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杨荫杭于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尽管他学习十分努力，但尚未毕业，便被学校除名。对这件事，杨绛在文中谈了她所知道的经过：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这时是一八九七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介的性格。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杨荫杭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一九OO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丽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享有威望。
一九O一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由杨荫杭著，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杨荫杭的照片。老圃是杨荫杭的笔名。《老圃遗文辑》所收主要是上世纪20年代发表在《申报》上的“时评”和“常评”
一九O二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一九O三年再版）。近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一九O三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O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一九O七年七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O九至一九一O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钟书告诉她：“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tal Code of 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钟书：
“你怎么会知道？”
钱钟书回答说：
“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鉴定的《法院书记官须知》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三百十九页，于他离校以后的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杨绛的母亲唐须荌（1878～1937年）也是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龄，他们俩于一八九八年结婚。唐须荌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汤国梨（章太炎太太）同学。唐须荌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现存关于唐须荌的史料不多，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顺便提到了她的父母的关系，读来感人肺腑，弥足珍贵。杨绛说：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是相当幸运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排行第一，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人。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她们两人和杨绛的关系比较密切。
杨荫榆比杨荫杭小六岁，由他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两年以后，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后来赴日本、美国留学，故日文、英文都十分熟练。两度回归，分别担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时的杨荫榆顽固守旧，与进步学生对立，发生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的“女师大事件”，“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杨绛在这里指的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北京数千名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中，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在这一事件中，杨荫榆站错了立场，遭到鲁迅等进步人士的痛责。
但是，这位独身而孤僻、在家中也不受孩子们欢迎的女教育家，在后来日寇侵占苏州时，却显示了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对自己民族的大忠大勇，因骂敌而罹难。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
杨绛的童年时期，面临古老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运动。杨绛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反动专制统治，也永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其时，旧的王朝终于风吹雨打而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乃至发展。这就是杨绛诞生前后的社会现实。
民国初年，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住在杭州。他因坚持司法独立，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乘机诬告杨荫杭，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帮忙说了好话。这样，杨荫杭才没吃大亏。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
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杨绛是在五岁（一九二六年）时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告诉人们：“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俯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那时候的杨绛欢快活泼，充满童趣，惹人喜爱。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蹬得老高，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嘴里不敢讲出来。
有一次，女高师的学生聚在一起举办恳亲会，演三天戏，一天试演彩排，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请小杨绛去做戏里的花神，把她的牛角辫子盘在头顶上，插了满满的花，衣裳也贴满了金花，杨绛既开心又得意。又有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小杨绛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小杨绛天真无邪，机灵可爱，博得了大家的喜爱。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
导致杨荫杭被迫离开北京的是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据杨绛回忆：⋯⋯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这样，还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便跟着父母一家人一起启程回南了。
这次全家离京，出乎预料，因而十分匆忙。忽有一天清早，决定返回南方，杨绛记得当时还在寓所的小院子里玩耍。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杨绛遇见一个平素不怎么热络的同学，她恨不能叫这位同学捎句话给班上，说自己“回南了”，小杨绛的心里十分惆怅。火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在杨绛眼里，为她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这幕场景，时间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杨绛仍然记忆犹新。
这趟火车开了，唐须荌因为晕车，呕吐得厉害，只好由杨荫杭照料全家大小和许多行李。一家人到天津下车，住了一两天客栈，然后搭乘“新铭”号轮船到上海，再换“拖船”回无锡。所谓“拖船”就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一路上劳顿不堪，母亲唐须荌反复叮咛小孩：“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
杨绛的父母在无锡沙巷预先租下房子，避免挤到老家去住。这时全家人除前几年二姐患副伤寒不治身亡外，还有大姐、三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八口人。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自己家的后门。杨绛觉得新奇得很，因为可以不出家门，就能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
沙巷口有一座庙，叫大王庙。原先不知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为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学校的四个班级都在这一间大教室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人。杨绛和两个弟弟是在学期半中间时插班进去的，她原是初小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小学的教职员只有两人：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孙老师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而且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几乎都挨过他的打，不过他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子，可能觉得他们是“特殊”的学生吧，其实杨绛和她的弟弟不但是“做官”人家的子女，而且也十分乖巧。可是，其他同学却非常恨孙老师：在里面有个马桶的“女生间”的墙上，不知是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大家都对着那幅画像拜拜，杨绛起初以为是讨好孙老师，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钝”在无锡方言中就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
杨绛对大王庙小学的学生生涯曾有回忆，她说：“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杨绛还记得她们在学校玩游戏的情形，十分有趣：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喧”，“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大庙东庑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毯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诸如此类，留给杨绛的印象还是很深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还时常提起：“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杨荫杭、唐须荌夫妇对新租的沙巷寓所并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照现代医学分析，很可能是河水里有问题。
不久，杨荫杭就病倒了。他因为几度留洋，所以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个外国人。唐须荌请这位外国医生来治疗，他每次就抽一点血，取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但是，如此这般地检查了两次，也没有查出什么眉目来。这样，杨绛的父亲的病势益发严重，连续几个星期发高烧不退，神志也有点不清了。无奈之下，唐须荌自作主张，延请无锡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中医一把脉就说，杨荫杭得的是伤寒病，而西医则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出来。唐须荌流着泪求这位名中医给杨荫杭开处方，他却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开处方就是病人没指望了。
这一天，真是非常紧急，杨绛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无锡方言中“要紧人”就是养家人的意思。）因为杨绛全家大小，包括婶婶、堂妹，人口众多，都依赖杨荫杭过活。这时，杨荫杭已经高烧发得只讲昏话了。唐须荌只得另请既是杨荫杭的老友，又是有名的中医的华实甫先生，他答应唐氏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开了一个药方。
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居然挣扎过来。全家人把华实甫先生当作救命恩人，而西医却认为杨荫杭自己的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
不过，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杨荫杭病愈后，想另换房子租住。有一位亲友为他介绍了一处，杨绛父母去看房子，也带了杨绛同去。那所房子正是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那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不过，没有遇见钱钟书。
后来，杨绛向钱钟书谈起：“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一九二O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出她与《我们仨》一脉相承的委婉的叙述风格——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O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O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我的新世界什么都新奇，用的语言更是奇怪。刚开学，老学生回校了，只听得一片声的“望望姆姆”。这就等于说：“姆姆，您好！”（修女称“姆姆”）管教我们的都是修女。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我们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各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做“跑路”。学绘画得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教。而绘画叫做“描花”。弹钢琴也土里土气地叫做“掐琴”。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做“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做“没志气”，淘气的小孩称“小鬼”或“小魔鬼”。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我们才许出去。但监守的姆姆往往是外国姆姆，她自己在看书呢，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我有时“问准许”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那“小间去”或“去一去”，往往是溜出去玩的借口。只要避免几个人同时“问准许”，互相错开些，几个小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此时，杨荫杭应邀在上海申报馆当主笔，在启明女校上学的杨绛曾去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看望父亲。
按启明女校的规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称“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放假回家。到了“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她们都换上好看的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留校的小鬼没几个。留校的杨绛她们真是有说不出的难受。管饭堂的姆姆知道她们不好过，把饭堂里吃点心剩余的半蒲包“乌龟糖”（一种水果糖）送给她们解闷。可是糖也安慰不了她们心上的苦，直吃得舌头厚了，嘴里也发酸了。直到回家的同学一批批又回学校，她们才恢复正常。
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头礼拜”，杨绛的大姐姐有一天忽然对她说，要带她和三姐到一个地方去。她把杨绛的衣袖、裤腿拉得特整齐。杨绛跟着两个姐姐第一次走出长廊，走出校门，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
大姐姐说：“这里是申报馆，我们是去看爸爸！”
到了申报馆，杨荫杭招呼女儿坐下。杨绛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听姐姐和爸爸说话。
后来杨荫杭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
杨绛只知道“吃大菜”就是挨剋，不是真的吃菜，真的大菜杨绛从没吃过，她生怕用不好刀叉。杨荫杭看出她的心事，安慰她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父女以步行到附近青年会去，一路上杨绛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走在两个姐姐后面。她爸爸穿的是哔叽长衫，她的小手盖在他的袖管里。他们走不多远就到青年会了。爸爸带她们进了西餐室，找了靠窗的桌子，杨绛背窗坐在爸爸对面，两个姐姐打横。杨绛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吃饭，像猴儿似的学着爸爸吃。不过她还是吃错了。她不知道吃汤是一口气吃完的。她吃吃停停。伺候的人想撤她的汤，她又吃汤了。他几次想撤又缩住手。
杨荫杭轻声对杨绛说，“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
回家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杨绛吃汤。爸爸问她什么最好吃。杨绛太专心用刀叉，没心思品尝，只觉得味道都有点怪，只有冰激凌好吃。她们回到申报馆，爸爸带她们上楼到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杨绛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
杨荫杭当时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荌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荌对这帮“惟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荌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荌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的“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荌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杨绛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杨荫杭特地向杨绛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的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也只好作罢了。可是他却说“名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杨荫杭就是这样被别人认为“不通世故”。
说完自己的故事后，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工。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寿，都是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杨绛说，他班上有个同学每门课都是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女孩子，在中学时功课不错，但考试很少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亲的嘲笑。
杨荫杭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教杨绛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学他的一套。杨绛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杨荫杭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错了也高兴而笑。
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使杨绛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词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就读的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是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们俩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坛佳话。
一九九八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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