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朝明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
新近大量早期文献的出土问世，使我们不得不对许多学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在有关孔子及原始儒学的材料中，孔子弟子子贡的材料就颇为引人瞩目。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了孔子对《周易》态度的转化，其中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在刚刚公布不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的《鲁邦大旱》中，也记有孔子与子贡的对白。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数据的问世又“启动”了不少原来迭遭“怀疑”的文献，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就必须重新估价，这也使有关子贡等孔子儒学研究的资料得到正确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曾说：“从有关的记载看，孔子能够与子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进行评论。在众弟子中，子贡与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子贡格外佩服和崇敬孔子，他对孔子的称赞简直无以复加。……种种材料显示，孔子晚年在鲁国的数年中，他与子贡是经常接触的。”
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使他在孔子弟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另外，子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这就是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还是一位经商能手。也许，人们很难把孔子、儒学与春秋后期显赫的大富商联系起来，然而在孔子时代，确实是作为富商的子贡“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他不仅资助孔子及弟子周游列国，竭力捍卫和传播孔子学说，维护孔子形象，而且因为他的入门，那时有许多向学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围，所以孔子说：“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作为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贡无论在由孔子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学术集团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弘扬孔子学说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子贡（左）与孔子（右）感情深厚（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
子贡，复姓端木（或作端沐），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尸子》称他是“卫之贾人”。子贡属于孔子的早年及门弟子，生于前五二〇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他可能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即到达卫国时拜孔子为师的，子贡后来追随孔子，常伴左右。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受丧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最后卒于齐国。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与颜回的关系就十分亲密，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孔子对他可谓赞赏有加，与颜回相比，子贡其实也受到孔子格外的器重。《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最为重要的文献，该书记载中涉及到孔子众多的弟子，但是，据统计，其中与子贡相关的材料有三十五章，而与颜回相关的却只有二十章；在该书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五十七次，颜回的名字却只出现三十二次。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而与之相比，《论语》记载的情况本身，可以看出子贡在孔门中的重要地位，子贡与孔子的亲密程度。《论语》有孔子询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的记载，钱穆先生分析说：“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
作为商人的子贡，初入孔门时，对孔子思想可能并不甚了解，据《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因此，子贡对孔子的认识与了解有一个过程，他可能开始对孔子并不十分敬佩，但随着对孔子了解的加深，遂由衷地感受到孔子学说的博大与精深，他凭着自己的领悟，很快成为同门师友中出类拔萃的人。可以说，后来的子贡已经窥得了孔子学说的真谛，他甚至可以常常代孔子言。后人以之为孔门嫡系门生“十哲”之一，确非偶然。
子贡经常和孔子谈论一些深奥的学术问题，《论语》所记载的子贡的材料，大多是他与孔子的问答，多属请教、询问政治、社会以及学术方面的问题，如他曾“问政”、“问友”、“问为仁”、“问君子”，他也经常与孔子探讨早期儒学的核心礼、仁等问题，他的有些观点，如“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处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等都很有见地，以至于时人中出现了“子贡贤于仲尼”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子贡的学识。
孔子与众弟子“周游列国”乃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施展，因此，他们每到一处，都往往迅速地熟悉该国的政事。对此，子禽不明白，还询问这是孔子“求”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则认为：“夫子温、良、恭、谦、让以得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贡不否认是孔子“求之”，但他指出孔子是靠他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威望得到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与别人获得的方法并不一样。
也有人感叹孔子的广博学识，不知道孔子何以如此博学。例如，有人向子贡询问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卫国公孙朝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者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是子贡回答人们关于孔子如何学习文武之道的问题。
关于同门师兄弟各自的优长，也有人询问子贡。例如：“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时）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礼，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子贡以自己的所知所见回答了他的问题，逐一介绍了他对同门师兄弟的评价。他回去后向孔子汇报，孔子称赞他说得好。
由于子贡深得孔子的喜爱，他一定掌握了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子贡也了解孔子的品格性情，所以，同门中有人心存疑惑，而又不便请教老师时，也往往找子贡出面。
孔子师徒周游列国到达卫国时，冉有想知道孔子会不会为卫出公做事，便去询问子贡。子贡答应，遂去询问孔子说：“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出来告诉冉有，孔子不会为卫出公做事。子贡的问话很策略，当时卫出公为和他的父亲争夺君位而在卫国引发了一场内乱，而伯夷、叔齐却是为谦让君位而双双出走，孔子尊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而且认为他们无怨无悔，当然不会赞成卫出公的行为，所以不会为他做事。
由于对孔子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子贡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都十分准确，恰到好处。如《荀子·子道》曰：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也？”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孔子称赞子贡对典籍了解准确，学习能够举一反三。而在彼此交谈、探讨、相处的过程中，子贡对老师的思想、学说有了精深的理解，也了解了孔子的人格、道德与习性，子贡曾启发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孔子心领神会：“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深深了解孔子政治人格上的矛盾，但作为学生又不能直接触及这样敏感的话题，子贡遂以美玉作比喻，委婉含蓄地提出问题，激励老师积极仕进。孔子自然会意，也向他一吐心曲。孔子也曾向子贡慨叹“莫我知也夫”，只有师生间的息息相通，才会有如此的心有灵犀，才会有如此的倾心交谈。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孔子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学者认为《易传》成书很晚，更有学者否认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否认《周易》与儒家的关系。其实，孔子晚年十分喜爱《周易》，这在传世文献中记载十分明确，《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恰好印证了这里的记载，其中的《要》篇有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之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后面是孔子回答子贡的提问，并和子贡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可见，在孔子晚年，子贡仍时常回到老师的身边，并能和孔子讨论他以为高深的《易》学问题，孔子曾感叹“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在颜回、子路、宰我等大弟子相继去世后，作为早期弟子，子贡能经常陪伴在老师的身边，据《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的记载，孔子的守门狗死了，他都也让子贡说明埋掉。孔子晚年，能有子贡与之经常相互探讨学术问题，对他来说应该是莫大的安慰。因此，他在去世前急切地想见子贡，一句“赐也，尔何来迟也”，包含了深深的师生之情，此时的孔子已经把子贡看作了身边最亲近的人。
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的数年中，子贡主要在鲁国。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回鲁国的那年，子贡已经在鲁国做事。孔子去世后，弟子守丧三年，接着，子贡又继续守丧三年。对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可以看出，子贡对老师怀有深深的哀思。
二、孔子对子贡的特殊态度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孔子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学生的品性了如指掌，在教学中能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众多的弟子中，子贡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才生，也是孔子实施素质教育的结晶。孔子欣赏子贡的才干，但对他的缺点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
子贡以商人的身份投到孔子的门下，孔子注重培养弟子们的外交能力。在孔子看来，学习知识应当与实践活动相互结合，学以致用。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学《诗》是孔子教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学《诗》在于陶冶情操，在于提高表达能力，用孔子的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在那时，为政治国，尤其是外交活动，常常用赋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反驳他人的观点。朱熹便说：“《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孔门四科中专门有“言语”一科，子贡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很快在同门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孔子的信任和器重。对于子贡的请教，孔子总是耐心地解释；对于子贡的进步，哪怕是一点点，孔子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从《论语》的记载看，孔子很注意子贡对《诗》的学习与研究。例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引《诗》言事，孔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对子贡的优点和成绩，孔子时不时地加以赞赏和鼓励。孔子发现子贡的才能，就经常加以赞赏，鼓励他努力继续发展。如：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把把子贡与颜回比较，显然是激励子贡，看到子贡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孔子更加高兴，而“吾与女弗如”的感叹，更表明孔子对子贡的认同。又如，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贡的志向是：“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称赞他为“辨士”，并鼓励他说：“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
在致富的能力方面，孔子也曾把子贡与颜回作比，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为颜回叹息的同时，孔子对子贡的经商能力是赞赏的。
对于子贡的杰出才能，孔子不仅了解，而且加以赞叹。孔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赐之敏也贤于丘”。孔子赞赏子贡，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都特别信任子贡。例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鲁哀公六年（前四八九年），在陈绝粮时，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其二，齐国“田常欲作乱，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孔子那时当然希望“乱齐存鲁”，不愿“父母之国”遭到来自齐国的劫难。从这些材料看，在危难或重要的时刻，孔子最相信的是子贡，也只有子贡才能使孔子放心，才能符合孔子的意愿。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才干最突出的一位，也是个性很强的一位。作为老师，孔子对此是最清楚的，所以孔子对子贡的批评也最多。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对子贡的“缺点”，对于孔子批评子贡应该具体地加以分析。
喜好评论人的功过是非，是子贡的第一个“缺点”。《论语·宪问》提到“子贡方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指的是同一问题。子贡拜孔子为师不久（前四九五年），邾子朝鲁时，子贡去观礼。在朝见的过程中，鲁定公和邾隐公都出现了失礼的行为，根据这一点，子贡敏锐地意识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并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不久，子贡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孔子却批评他说：“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也。”，嫌子贡多说话了。
《论语》中记载的子贡和孔子问答中也多次涉及到子贡问人，如：
《公冶长》：“孔文子何也谓之‘文’也”；
《先进》：“师与商也孰贤”；
《子路》：“今之从政者何如”；
《宪问》：“管仲非仁者乎”。
子贡常常凭任论事，与他多问多思有关，这反映了子贡对社会、对周围情况的关注。当然，子贡的这个特点确实与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相违背，与温柔敦厚的品格相左，针对这一点，孔子曾批评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的另一个“缺点”，是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在孔子看来，这一点是致命的，因此，他批评的语气也最严厉，话也说得最重。如：“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孔子曾就此语重心长地教导子贡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我们推测，子贡的这一特点，可能与子贡经商的经历有关。在经商的过程中，他需要与各阶层的人打交道，典籍中曾多次记载子贡“倦于学”，恐怕也与子贡的这种经历有关系。
子贡还有一个“缺点”，即他不愿受礼的拘束。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立于礼”，且事事处处要“约之以礼”。而子贡主张灵活务实，比如，古时的告朔之礼从鲁文公时国君就不再亲临，只宰一头羊作为象征，这头羊称为“饩羊”。子贡觉得既然“告朔之礼”已经名存实亡了，干脆把羊也去了好了。孔子却坚决反对，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既是象征，就不能去掉，否则就是废除了告朔之礼，而礼是万不可废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贡向诸侯赎了鲁人，而没取钱，而按照鲁国的法令，“鲁人为臣妾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孔子批评他破坏了鲁国的规矩，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显然，在这一点上，只是表明孔子与子贡对礼的理解不同。孔子之道以仁、礼为核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核心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正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的原因。而子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要“求为容”，既希望自己的作为尽量合宜，能够更好地被世人接受，他要在“道”和“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应该看到，子贡所找到的平衡点是恰如其分的，他既能容身于世，“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又积极地宣传孔子的“大道”，这对于早期儒学的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对子贡的“缺点”，孔子都进行了批评，有时很委婉，有时很严厉，这是孔子教育弟子的一贯做法。对其他弟子，孔子当然也一视同仁，即使是他最欣赏的大弟子颜回，孔子也有过“回也无违”之类的批评语。孔子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希望学生有缺点就改正，而有所进步，对子贡自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