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东汉时中原与西域联系的“三绝三通”
“三绝三通”是指东汉政府(25-220)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统一西域的曲折经历，反映了统一局面的来之不易，说明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并不是有始有终的，而是时断时续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王莽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使西汉对西域的统治毁于一旦。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由此断绝，是为“三绝三通”中的“一绝”。
第一次由绝到通：东汉初年至公元75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西域诸国屡屡派遣使节请求内属，并请恢复设置西域都护。由于东汉政权草创之初百废待兴的缘故，西域各国的这一请求一直未能得到东汉王朝的应允。
公元41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车（今莎车、叶城一带）王贤再次派遣使者请求东汉在西域恢复都护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国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权衡得失后，听从大司徒安丰侯窦融的意见，“赐西域都护印绶”给莎车王贤，委任其代行西域都护之权。
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书，认为“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极力反对朝廷的这一举措。于是光武帝改弦更张，重新赐封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并令裴遵强迫莎车王使者交回西域都护印绶。东汉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严重影响了莎车王对东汉王朝的态度。莎车王由此开始有意脱离东汉王朝而图谋称霸西域，从而加剧了西域的动荡。
公元46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再次请求派遣王子到东汉为人质，期望得到东汉王朝的庇护，而光武帝却认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绝了西域诸国的恳请。光武帝从无视西域诸国“内属”，到企图委托莎车王代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东西南北自在也”的变化，说明东汉王朝在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明确而稳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汉明帝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的紧张态势，东汉王朝紧急磋商抗击匈奴的万全良策。驸马都尉耿秉认为：“唯有西域，俄服内属，其势易乘也……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建议孝明帝以西域为突破口，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耿秉的建议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诸多大臣的赞同。
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窦固等领兵出击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东汉大军向西挺进抵达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战取得胜利后，东汉王朝在伊吾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将士屯垦戍守。
东汉西征大军攻占伊吾的同时，还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天山以南诸国。此举的目的意在先礼后兵，即以使团为先锋招降西域诸国，如遇拒降者则以军队为后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窦固率部击破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东汉王朝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统一的重任。史书记载：“西域自绝六十载，乃复通焉。”
然而，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后，在北匈奴的支持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国围攻并杀死西域都护陈睦。与此同时，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又联合围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关宠。此围虽经耿恭率部苦守两年始解，但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却从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绝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
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刘庄死，章帝继位。此时，东汉朝廷就如何应对西域困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乱；二是撤回西域军力，放弃西域。章帝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而选择了后一种意见，下诏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驻军。
班超力挽狂澜
东汉王朝虽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统治机构，但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并未因此完全撤尽。特别是驻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劝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驻地，继续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驻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铺垫准备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班超返回疏勒时，西域形势已相当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了北道诸国，而且重点盘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两地，基本封死了西域与中原往来的咽喉要道。面对这种残酷形势，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抗击匈奴，一面上书章帝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请求朝廷以积极的态度恢复经营西域。班超提出“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并认为“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
章帝采纳了班超的良策，于公元84年（汉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干、和恭领兵挺进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车，在打败龟兹等国援军后，收复了莎车。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等国遣使称臣。至此，西域诸国除焉耆、危须（今新疆和硕县）、尉犁（今新疆尉犁县）等国因擅杀前任都护陈睦而拒不投降外，其余全部重新向东汉纳贡称臣。同年，东汉王朝封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徐干为西域长史，恢复了对西域的军政管辖。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领西域诸国兵7万余，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
第三次由绝到通：公元107年至东汉灭亡
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这一要职的任尚，未能延续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严苛的为政措施，终于激发了西域诸国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汉殇帝延平元年），西域诸国联合围攻任尚于疏勒。虽然任尚平息了这次叛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遗症，即使段禧继任西域都护一职后，也未能使西域的动荡局面恢复稳定。不久，龟兹、温宿、姑墨等国又先后反叛。这样，就使得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因为西域诸国的背叛，东汉朝廷又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而“诏罢都护”。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带领关中军队西进，迎还西域都护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鲁克沁）等地屯田吏士，东汉三“绝”西域。
公元119年（汉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屯于伊吾以为屏障。翌年，北匈奴杀索班，占据丝绸之路北道。
于是曹宗上书朝廷，建议“出兵五千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班超的儿子班勇认为，此时应该出兵收复西域。他指出：“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今若羌境内罗布泊一带），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经反复斟酌，东汉王朝采纳了班勇的计策，置副校尉于敦煌，再次启动了经营西域的军事政治活动。
公元123年（汉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为西域长史，领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镇守西域期间，班勇先后纳降楼兰、龟兹、姑墨、温宿，击败匈奴的强大军队，征服并占据了前、后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公元126年（汉顺帝永建元年），班勇荡平且弥（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车师附近六国全部降汉。同年秋，班勇率领西域诸国军队大举进攻匈奴，击败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领兵出击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这场战争使得“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东汉王朝终于又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184年，东汉对西域的统治结束
两汉治理西域效果比较
比较以上的史迹，由于两汉对西域的经营理念、攻守策略和统治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其统治效果的大相径庭。西汉王朝自武帝开始，就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完成统一西域的历史大业，并始终对西域实施行之有效的管辖和统治；而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则远不如西汉王朝巩固，且时断时续，从而出现“三绝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两汉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不同
西汉王朝自汉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黄老之学”是遵的成法，取消许多“休养生息”政策，变“无为”为“有为”。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正是在这种“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才产生“以义属之，则广地千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一指导思想能为后来者所继承。这就保证了西汉王朝不但可以统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够使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
东汉王朝则不同，光武帝刘秀建国后，就主张以“柔道”治理天下。这种治国指导思想对于大乱甫定、中兴伊始的东汉初期统治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整肃各方政治势力和发展“国际”交往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东汉王朝出现了对内无法抑制豪强地主势力，对外则无力解决边疆危局的两难困境。当西域诸国主动谋求内属时，光武帝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加以拒绝。其后的继承者虽然不以“天下初定”为由，对放弃经营西域寻求开脱的说辞，却又以“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为理由，使西域屡屡孤悬塞外，任由匈奴掳掠，从而表现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惧心理。
其次，统治西域的政策不同。
从汉武帝开始，西汉王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有计划地开拓经营西域，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恩威并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汉王朝逐步完成了统一西域的时代使命和进一步持续经营西域的历史任务。东汉王朝则在“柔道”思想指导下，始终都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谋略。
班超父子堪称典范
虽然东汉王朝派耿秉、窦固率兵西征的同时，也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和安抚西域，对西域诸国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但这种举措维持不足两年，收效甚微。整个东汉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班氏父子对西域的经营，尤其是班超运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经营西域30余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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