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是由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组成的
匈奴是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部落（亦可称匈奴国），《山海经·大荒北经》称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匈奴的全盛时期大约是在秦二世至汉武帝元朔元年（前209-前128年），范围从今蒙古国至河套平原地区（宁夏、内蒙古）。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斗尤为激烈。汉初，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部族频频侵扰，并俘虏汉臣，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却败于冒顿的骑兵之下，险些被俘。之后汉朝便开始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局势得到了一定缓和。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对匈奴由防御转为进攻，卫青与霍去病就在这时期对匈奴进行征讨，二人骁勇英武，分东西两路追杀，匈奴终溃不成军，河西走廊彻底打通，史载“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没有文字的匈奴人，在败退之后却留下了一首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们仓皇地勒住马缰，最后望向翠柏与白雪覆盖的山峦，却是再也无法饮马河畔。后又经过几个王朝的分裂与战乱，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终于从中国历史中消失了（约1-2世纪）。匈奴后裔汉化后，改了常见的一些汉姓，如刘、赵、李、聂、贺、郁、郭等等，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和福建等地。
2世纪时，鲜卑族占据了匈奴的领地，称雄塞北。鲜卑族是由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组成的，据《后汉书》说是因为他们当时盘踞在鲜卑山（大兴安岭北麓附近）。但也有专家考证，鲜卑是“瑞兽”之意，与山无关。4世纪西晋灭亡后，鲜卑陆续在今天的中国北方建立前燕、代国、北魏等数十个小国，鲜卑别支“柔然”则称霸了漠北。大多数的古鲜卑人后裔都融入了汉族，还有少部分融入了契丹，更少的一部分演变为了锡伯族，有书考证“西伯利亚”一词便得源于“鲜卑”。有学者指出，唐太宗李世民事实上具有四分之三鲜卑族血统，因此唐朝并不是汉族的王朝，但这也恰好反应了唐朝开放与包容的大国心态，对民族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与汉朝先后在草原与汉地社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开始，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冲突、交流与互动贯穿了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
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长串的显赫的名号：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这些游牧部族先后主宰了蒙古高原。然而，很多粗知蒙古高原统治部族兴衰交替历史的人可能都有一个相同的疑惑：自匈奴之后的那些游牧部族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在他们兴起前，史书上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的出现如同大变活人的魔术般，在之前的统治部族没落后突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实这里还牵涉到游牧人即游牧文明起源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过于专门且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因此我们只从匈奴以后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插一段题外话。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对游牧社会的研究，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游牧家庭的生活至少需要300-400头羊，而养一头羊需要20亩草地。也就是说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草地才能维持生计。这意味着相同的土地面积，游牧经济所能承载的人口要大大少于农业经济。日本两位匈奴史权威学者内田吟风和江上波夫对匈奴人口的估计分别为30万和150万，而同时期的汉朝仅仅北方与匈奴接壤诸郡的人口就将近300万（参《汉书·地理志下》）。回到最初的问题，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脆弱的游牧经济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
因此，在蒙古高原先后勃兴的那些部族不太可能是从这一区域之外大量迁入的人口。那么只能认为他们是原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那么，他们何以在成为草原主人之前名不见经传呢？因为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隐名”了。当一个部族强盛，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部族时，其他受其统治的部族或为生存而不得已，或为了攀附强族以壮声势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认同和名号。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东汉时期北匈奴被彻底击溃后，一部分匈奴人西迁，而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另一个例子就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蒙古高原上的如克烈、乃蛮等部落，要么是突厥化的蒙古部落，要么干脆就是突厥部落，但后来他们都自称是蒙古人。而今天蒙古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人（Oirat，元朝称斡亦剌惕、明朝称瓦剌），直到1640年还在他们制定的《都沁·都尔本蒙古大律令》中将自己和蒙古人明确地区分开来，即所谓“四万卫拉特，四十万蒙古”。这种根据现实情境的变迁而调整自身认同的状况其实到今天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正如美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康纳说的那样：“在分析各种社会政治状况时，最基本的问题未必是事实究竟如何，而是人们相信那事实是怎么样的。”（康纳：《民族·国家·种族集团及其他》，《种族与人种研究》；WalkerConner，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1, No.4, October 1978。）
因此，在蒙古高原上先后兴起的那些游牧部族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他们在此之前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成吉思汗征服的一些部落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南缘的林中百姓），只是几乎不为外部世界所知而已。人们在确定自我边界时往往只做“我者”和“他者”的简单划分，而不复区分他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然而，当原先统治草原的部族瓦解，或其他部族足够强大时，被遮盖在原统治部族名号之下的其他部族才有机会以其自身的名号出现在历史记录上。乌桓和鲜卑原是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的东胡部落，他们被汉人所知就是在匈奴统治衰弱之际，但匈奴统治下的不同部族远不止此。《晋书·北狄传》记录了十九个各有专名的匈奴部落，且每一个都缀以“种”字，如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等。此《传》纪事起于东汉建安年间，迄于晋惠帝元康中，所描绘的就是匈奴对草原的统治彻底崩溃后所呈现出来的游牧部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景象。曾经臣服于拓拔鲜卑的柔然，也是在其成为漠北的强大势力，并威胁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边疆后，我们才在文献记录中得知它的存在。在我们看来,那些“其兴也勃”的游牧部族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
隋唐时期曾盛极一时的突厥和回纥这两个游牧部族的名字早在《史记·匈奴传》中就有记载，只是他们那时被称作丁零和乌揭。此后丁零又以狄历、敕勒、高车、铁勒等不同的名称见于历代史书；乌揭即南北朝之袁纥、唐代之回纥的同音异译。而击溃了回纥帝国的黠嘎斯人也是《史记·匈奴传》所记载的坚昆（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见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他们在今天的名字则是吉尔吉斯人。同样，13世纪席卷欧亚的蒙古人早在公元5世纪初即见于汉文文献的记载。他们在《魏书》中被称作“失韦”，在《隋书》和新、旧《唐书》中称作“室韦”。学术界则称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为“原蒙古部落”（proto-Mongol）。846年，被黠嘎斯人击溃的回纥人四散逃逸，而黠嘎斯人又无意或没有能力建立取而代之的游牧帝国，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此后几个世纪里，原居于大小兴安岭一带的室韦部落遂一波一波地迁往蒙古高原。其中就有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率领的蒙兀室韦部落。
当年室韦人中那个小小的部落的名字——蒙兀，现在不但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名字，蒙古高原这片历代游牧人曾生息繁衍其间的土地也是以它来命名的。 鲜卑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传奇民族。史学界普遍认可现代锡伯族就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人口约19万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东北各地，还有一部分人迁居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锡伯人以勇武骑射著称，忌吃狗肉。农历四月十八日是他们纪念先民西迁的节日。在锡伯语中，“鲜卑”与“锡伯”甚至“西伯”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有人认准“西伯利亚”系“鲜卑利亚”的异音。无独有偶，西方史学界也有人认同这一观点，称Siberia（西伯利亚）的字根Siber就是族名Sabir（鲜卑）；更有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论述Sabir为满语Sabi（吉祥）的变音，原是部落酋长的名字，后以其名为鲜卑族称。
鲜卑的起源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中国古书里“鲜卑”又作“师比”或“犀毗”，原意指胡人袍服的束带钩，先秦时也用来形容少女苗条柔曲的身姿。比如《楚辞大招》中就用“滂心绰态姣丽施，小腰秀颈若鲜卑只”来赞誉舞者玲珑的倩影。有人据此结论鲜卑得名，但方家认为此带钩名与作为民族称谓的“鲜卑”不能混为一谈，鲜卑族源另有起因。东汉经学大师服虔研究史籍，认定鲜卑是山戎的后代。他在撰写《史记》注解本《集解》时说，“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山戎也称北戎、无终、代戎，大致分布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至河北省玉田县西北无终山一带。山戎与华夏渊源深厚，屡见于先秦前后的古籍。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逸周书》就用“东胡黄罴，山戎戎菽”描述了周边部落与中原王朝的贡纳关系。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倡导“尊王攘夷”，号召诸侯救援因山戎攻击濒于灭亡的燕国。他亲自率军北伐，在无终山大破山戎。经此一战，屠何、孤竹等戎国破灭，山戎部落溃逸，还为我们留下了“老马识途”的成语典故。春秋之后，山戎逐渐退出华夏舞台，史书里鲜见山戎的活动，因此很难考据山戎与鲜卑的关系。东汉另一位史家应奉的记忆力很强。有一个车匠曾在门外露半边脸给他看到了，数十年后，应奉在路上见到车匠还与他打招呼，这就是俗语“半面之交”的来历。应奉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汇报：“鲜卑者，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应奉不仅记性很好，他的“鲜卑起源长城劳工”的结论也让人叹为观止，后人罕有反对或赞同的；倒是他的儿子应劭在编撰风俗文献时替父亲遮掩了一句，“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亡依鲜卑山，后遂无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既然“后遂无息”，自然无法查证了。
鲜卑源自东胡别支是如今最广泛的说法。东胡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古老游牧民族，族名最早见于《逸周书》之《王会篇》。东胡强盛于战国中叶，频繁与赵、燕等国相互攻掠。《史记》记载赵国李牧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战国后期，东胡屡屡劫掠燕国，燕昭王不堪其扰，遂派大将秦开（即与荆轲同刺秦王的勇士秦舞阳的祖父）到东胡做人质，伺机窥探军事与地理机密；秦开回国后，燕昭王即兴师讨伐，大败东胡，拓地千里，东胡王北遁。始皇帝一统中原后，继续对北方诸胡用兵，但强悍的秦军并没有打跨“逐水草而居，往来飘忽不定”的东胡部落，倒是与东胡先后崛起的匈奴一举终结了东胡的历史。一世枭雄冒顿单于用骄兵之计歼灭了毫无防备的东胡，于是匈奴尽占东胡的土地、人口和畜产，雄霸朔方傲视大漠；而东胡余部逃散。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均说鲜卑就是东胡的余部。晋代王沈编纂的《魏书》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史籍也提到，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汉的服虔则说：“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如果结合他曾说过的“山戎，盖今鲜卑也”，依稀可以看到山戎或东胡与乌桓和鲜卑关联的影子。旅美著名语言学家朱学渊在他的著作《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论述，“族名乌桓是‘乌洛浑’的缩音，蒙古语‘山’的发音是‘乌洛’，乌桓就是春秋时期的山戎”。该说似乎更印证了以上观点，然而“东胡—鲜卑”学说有个疑点却不能不提。诸多史书都提到“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为鲜卑族名的来历。也就是说，“鲜卑”这个称谓只有在“别依鲜卑山”后，才会“因号焉”；但有史料表明，“鲜卑”族名，远在“退保鲜卑山以前”就存在了。关于“鲜卑”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国语晋语》说，周成王姬诵平息管、蔡、霍诸侯国与武庚的叛乱之后，在歧山的南面大会天下诸侯，鲜卑也被邀请出席；但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鲜卑和楚都是被排除在诸夏之外的蛮夷，因此不能上台参与会盟，只能替大会守护拜祭山川与神灵的火堆。此篇以及其他先秦时代的相关记录，均证实“鲜卑”一词作为族名在匈奴突击东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该文时曾讲，鲜卑来自东夷国。有学者赞同这个说法，并进一步阐述“鲜卑是上古东夷大支系邾娄—重黎—祝融的后代”，更有史学家推测鲜卑先世可能是《竹书纪年》所记九夷中的白夷，属于东夷北支系统；联系《史记鲁周公世家》提到，管蔡等与武庚的叛乱正是在东夷地区，可见其后鲜卑得以参与诸侯大会，很有可能是因为周成王安抚东夷诸国的怀柔策略。那么鲜卑族源何处？就如不能说大河的水来自哪一条支流一样，考证鲜卑的根源得不到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有力支持，只能凭借现有书籍进行推测。总结方家的言论及各种载籍，我以为鲜卑祖源为东夷之一的说法符合史实。先秦文献中的东夷，特指位于今山东半岛与淮河以北的那些非华夏各国与部落。东夷诸国与殷商王朝为同源关系，文化习俗相近。商纣王鹿台自焚后，周武王把他的儿子武庚流放到东夷。武王薨后成王继位，武庚与周政权派驻监控东夷的管蔡等国一起反叛。成王与叔叔周公很费了些力气才诛杀了武庚，放逐了蔡国国君等诸侯。
鲜卑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被召会到歧山参与诸侯大会的。随后，成王封姜太公于齐地，封周公的长子姬伯禽于鲁地，以齐鲁两国镇守东夷。由于周王朝持续的讨伐与齐鲁两强长期的同化，东夷势力逐渐逃匿、消亡或融入华夏文明；但作为商王朝的同支，东夷各族灿烂的木器与青铜文化并不逊色刚入主中土的姬周王朝，尤其在塑造与锻冶等方面有引以为豪的独到之处。鲜卑等东夷更因世袭滨海，与内陆王朝相比，思想绝少被农居观念和大陆思维所约束，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腓尼基人非常相似。周成王所处的公元前11世纪，地处巴勒斯坦的腓尼基人早已跨越半个地中海在西西里岛贩卖各种海鱼了。我们可以猜想东夷鲜卑同样拥有发达的航海业：与之雷同的是，腓尼基被新生的犹太王国侵袭逼迫得走投无路，而东夷鲜卑则被西周王朝排挤打压得无路可走，二者都不得不凭借卓越的航海技术逃避被囫吞的命运。伦理上由于姬周以属国身份代商，普天之下不愿称臣事周的何止伯夷、叔齐二人，只是东夷鲜卑的出走可能并非完全出于“不食周粟”般的秉义之举，也有为了躲避大陆政权高压手段的无奈。
西周伊始，东夷鲜卑举族从山东半岛越海迁徙到了东北辽东一带。在这里，他们遭遇了另一支源远流长并且顽强彪悍的民族—肃慎。肃慎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大体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西至松嫩平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是东北诸夷与华夏文明交往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舜接受禅让的年代肃慎就开始向中原王朝进贡楛矢石砮了。楛音“胡”，就是盛产于东北的桦木。桦树枝轻而硬且直，是做箭杆最理想的原料。肃慎人还用一种轻质石材磨成箭头，并以此上贡。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每年献给朝廷的例贡。可见从肃慎贡楛矢到清代东北满族贡桦木箭杆，是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由于肃慎弓矢了得，连孔子都知晓这个远离中土的民族。《国语鲁语下》里说有飞鹰跌落在陈惠公的庭院里，身上还带着射来的桦木箭。陈惠公就此询问孔子，孔子告诉他大鹰来自很远的地方，身上残留的是肃慎族的箭杆。正因为肃慎尚武善射，远来的东夷鲜卑无意也无力与肃慎发生更大的冲突，只能继续北迁。高寒多林木的大兴安岭和水草盈盛的内蒙东部草原，最终成为先秦鲜卑的生息之地。
考古发现为先秦鲜卑迁居说提供了佐证。据1961年的《文物》杂志介绍，1960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额罗木河东岸发现了鲜卑早期墓群。这座大型的古墓群考证约为二千九百年前至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坟墓。考古部门清理了31座古墓，出土遗物300余件。这些古墓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为木棺，多为单人墓葬。墓中的尸骨几乎都是仰身直肢，头向北安放在棺木中。墓葬中还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和陶器、铜器、骨器、木器、贝壳等随葬品，其中袋形三足陶铜器和头北单茔墓葬方式都说明了墓群主人与黄河流域文明悠久的联系，木器和贝壳等随葬品的出土更让人猜测他们与东夷文化的渊源。史籍记录的鲜卑历史也吻合鲜卑迁移的猜想。按照《魏书序纪》的说法，拓跋鲜卑在东北大山里积八十一世传到拓拔力微。力微于曹魏景元二年遣使进贡（公元261年），由此可以考据拓跋鲜卑远祖最初活动的时间。考虑到鲜卑拓拔氏的承延与中原王朝世袭制度的传承关系很类似，因此借鉴我国历朝历代君王更迭的平均年数，以每世15年计，八十一世相当于一千二百多年。以此上溯为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初始，正是东夷鲜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大兴安岭山原的时间；如果由此再延后一个世纪左右，就是扎赉诺尔墓群最初被营造的时期了。
可以说，正是从那时起，一些鲜卑部落从林猎转向了畜牧的生活方式，渐渐渗透进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并在那里栖息繁衍。茂密的大兴安岭庇护了鲜卑人，但它无法容纳鲜卑人口过度的增长。种族延续的强烈欲望注定了部分鲜卑人必须走出丛山密林。正如十五英寸等雨线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水岭，分割松花江与辽河两大水系的大兴安岭、通榆、长岭和长春一线高地，也构成了从事渔猎与游牧部族一条模糊的分界线。该界以东是山陵起伏、林木葱郁的大兴安岭林区和水文寻常、水量丰富的三江流域，宜于狩猎和渔业，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族一系陆续在那片沃土兴起。正因迫于平原上通古斯原居部族的压力，鲜卑人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西边。大兴安岭西麓及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河流环绕、湖泊点缀、碧草连天，一直被称为游牧民族的摇篮。千年后的柔然、室韦、契丹甚至包括后来占据这里的女真、蒙古人都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由东向西逐步征服了整个蒙古大漠或更广大的世界。匈奴称霸以前漫长的岁月里，一批批鲜卑部落离开大鲜卑山溶入辽阔的漠原，成为“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而牧”的马背种族。如今分布在满蒙各地以鲜卑血统命名的众多山川，既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也是铭记他们在森林草原顽强拼搏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中土晋、卫、燕、赵诸国以北相继还有赤狄、山戎、东胡等剽悍的北狄称雄。同为游牧族系，强戎悍胡时常与华夏诸侯争锋而声誉大著，鲜卑却由于远隔万水千山、偏据漠东所以名号不显，或许因为闭塞使得族名也在史籍里产生了歧意；更有可能山戎等北狄根本就不是一个纯血统的民族，而是由多个部族组成的联盟体，鲜卑其时已经加入了东胡联盟，只是遵照弱小部落依附强部的惯例以强部之名为名，因此诸胡声名远播，鲜卑一族却在中原历史文献里有了断代。数百年后鲜卑终于等来了复名的机会。源于河西走廊的伟大民族匈奴在秦汉之际迅速崛起，以摧锋锉锷般的狂飚击灭东胡。惊魂未定的东胡残部仓惶向东逃窜，亡奔漠南草原。幸好匈奴大军掉头驱逐侵入河西故地的月氏国，他们才有了喘息之机。鲜卑、乌桓等加盟部族乘机独立，吸纳东胡残余扩充势力，占山为王划地而疆，重新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不可否认，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鲜卑民族载籍无闻。
我想引用《剑桥中国史》一位作者的话，“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录，不注重人种或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外族人受关注，是因为他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循例其时默默无闻的鲜卑不被书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否定鲜卑的延续。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运动中，大量语种湮灭于历史失去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但继承人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就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那些由原始音节发展而来的姓名或地名，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同时也因它们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不再迁就当前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较稳定的语音。推断或猜想古代族裔遗留的族名、姓氏乃至地名的语属信息，是历史学最基础的起步研究方法，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则为推想提供了延伸拓展的羽翅。本文有理由相信，先秦古籍里对“鲜卑”的记载与后世“鲜卑”有着某种特定联系，鲜卑族源并非因山得名那样唐突。
鲜卑为东胡后裔,崇拜驯鹿图腾，以驯鹿栖息地域命山名（其称现大兴安岭为大鲜卑山），又以山名为族名。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大兴安岭生息72世。不满足在大森林里过着游猎生活的鲜卑人，在部落大酋长推寅的率领下向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徙，走到大泽（呼伦湖）推寅驾崩，于是鲜卑余部就在大泽附近的草原上定居下来。到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部众已分为8部,准备二次南迁的推寅后七代大酋长邻，因年迈体弱，恐难以完成迁徙之任，便把大酋长之位让给儿子洁汾，于是洁汾率已将鲜卑改为拓跋鲜卑的族民继续南迁。经“九难八阻”，在一神兽（驯鹿）引导下，历时一年走到原匈奴故地阴山云中，即大漠一带。在大漠，邻之孙力微借助居五原的没鹿大人窦宾的力量，东征西杀，并兼余众，从而使拓跋部拥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成为北方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公元315年，力微之孙拓跋猗卢被西晋愍帝封为代王，后前秦灭代。公元386年，前秦王与东晋在淝水大战中失败，拓跋猗卢之重孙拓跋珪借前燕国王慕荣垂及母氏贺兰部的力量乘机在牛川重登代王之位，同年4月改国号为魏。到拓跋珪之孙，鲜卑一代袅雄太武帝拓跋焘即帝位时，他利用15年的时间，指挥鲜卑铁骑南征北战，于公元439年灭北京，统一了整个北方（长江以北），从而形成百余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最后一个帝王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极其开明的拓跋鲜卑帝王，他看到先进而强大的汉民族是其民族、国家振兴发展的希望，便迁都洛阳，推行改革，令鲜卑所统110姓，改复姓为汉族单姓，与汉人通婚，改穿胡服为汉服，禁说鲜卑语为汉语，并率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于是数十代生息繁衍于大兴安密林深处，后南迁呼伦贝尔大草原，进阴山云中大漠，越万里长城，跨九曲黄河，以马上劲旅逐鹿中原的一代英雄民族──鲜卑族，便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了，与汉民族等融合为今天的中华民族。
“辽历时二百一十年，历经九位帝王，后灭于女真之手。”“辽与中原王朝之间最经常的‘互动’是战争；澶渊之盟之后的一百二十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6月28日，著名辽史专家、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做客中原国学讲坛，从辽史考古学成就出发为中原国学讲坛的听众们奉献了“文明向心力”的第七场讲座，为大家带来一个鲜活、清晰、不一样的辽王朝。契丹民族建立的大辽王朝产国210年之久，开启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局面，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众所周知，契丹人是建立辽王朝的民族，而对契丹民族的认知多源于影视或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那么契丹这个民族是怎样形成？起源于哪儿？
契丹人自己始祖的神话传说：青牛白马的故事。同汉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神话传说一样，契丹人也同样有自己的始祖传说。传说中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倍感天宫的枯燥寂寞，她坐上青牛驾驭的车，从“平地松林”沿潢（huáng）水顺流而下。恰遇一位“仙人”乘着一匹雪白的马，从“马盂山”顺土河向东信马由缰。二人在潢水与土河交汇处的木叶山相遇。天女和仙人相爱并结为配偶生了八子。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即后来的契丹族。契丹人真正的起源是怎样的呢？塔拉院长讲述中称：契丹人其实源于东胡后裔的鲜卑宇文部，是带有匈奴血统的鲜卑人。契丹人与同样说蒙古语的室韦、库莫奚是同族异种，他们自认为是炎帝苗裔。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mòdú)单于灭亡后，部众溃散。一部分居于鲜卑山，自号鲜卑；一部聚众乌桓山，史称乌桓。公元389年，鲜卑宇文部败于拓跋(tuòbá)氏建立的北魏。其中的一部分避居于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形成了最早的契丹部落，并长期保持着八个部落的状态。到了唐朝时期，契丹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并在突厥与唐王朝的夹缝中生存，于唐朝末年趁乱崛起于北方草原。其后契丹族建立的大辽王朝，开启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辽王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别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恢复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俄罗斯及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也有类似的名称
鲜卑文化研究学者近日在鲜卑人祖居嘎仙洞发现了远古彩绘岩画长廊。岩画分布在嘎仙洞洞口及两侧的崖壁上，绵延近千米，共200余幅，颜色呈现红色。据初步分析，岩画图案文化表象为人类祖先早期的“祭祀礼仪”，有“朝拜图”“祭祀舞蹈图”“祭祀符号”等。根据岩画的遗留痕迹、绘画技法、表象等分析，此处岩画的产生时代要早于该地区已经发现的岩画。对于彩绘岩画的绘制过程，考古人员认为，这些彩绘岩画可能是用赭石粉掺和动物的血、禽类蛋清和清水描绘而成。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端的一个山谷之中，为天然花岗岩山洞，洞内面积2000多平方米，可容纳数千人。1980年，文物工作者在嘎仙洞内发现鲜卑人在公元443年凿刻的祭祖祝文，由此确定嘎仙洞就是《魏书》记载的鲜卑人旧墟石室、祖庙。嘎仙洞所处的大兴安岭，古称大鲜卑山，是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发祥地。目前，大兴安岭地区已经发现15处400余幅岩画，经初步考证，最早产生时期为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但由于多年来对嘎仙洞区域森林掠夺性开采，为运输木材在洞前重复修路，加之近年来加大了旅游开发的力度，导致附近大面积森林、湿地毁灭，嘎仙洞失去生命水的供给，岩画保存状况令人担忧。
嘎仙洞发现远古彩绘岩画长廊，再加上附近曾经还挖掘出旧、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证明这里不仅是古人类的生存场所，还是远古先民的祭祀场所。
鲜卑为东胡后裔,崇拜驯鹿图腾，以驯鹿栖息地域命山名（其称现大兴安岭为大鲜卑山），又以山名为族名。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大兴安岭生息72世。不满足在大森林里过着游猎生活的鲜卑人，在部落大酋长推寅的率领下向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徙，走到大泽（呼伦湖）推寅驾崩，于是鲜卑余部就在大泽附近的草原上定居下来。到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部众已分为8部,准备二次南迁的推寅后七代大酋长邻，因年迈体弱，恐难以完成迁徙之任，便把大酋长之位让给儿子洁汾，于是洁汾率已将鲜卑改为拓跋鲜卑的族民继续南迁。经“九难八阻”，在一神兽（驯鹿）引导下，历时一年走到原匈奴故地阴山云中，即大漠一带。 在大漠，邻之孙力微借助居五原的没鹿大人窦宾的力量，东征西杀，并兼余众，从而使拓跋部拥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成为北方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公元315年，力微之孙拓跋猗卢被西晋愍帝封为代王，后前秦灭代。公元386年，前秦王与东晋在淝水大战中失败，拓跋猗卢之重孙拓跋珪借前燕国王慕荣垂及母氏贺兰部的力量乘机在牛川重登代王之位，同年4月改国号为魏。到拓跋珪之孙，鲜卑一代袅雄太武帝拓跋焘即帝位时，他利用15年的时间，指挥鲜卑铁骑南征北战，于公元439年灭北京，统一了整个北方（长江以北），从而形成百余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最后一个帝王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极其开明的拓跋鲜卑帝王，他看到先进而强大的汉民族是其民族、国家振兴发展的希望，便迁都洛阳，推行改革，令鲜卑所统110姓，改复姓为汉族单姓，与汉人通婚，改穿胡服为汉服，禁说鲜卑语为汉语，并率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于是数十代生息繁衍于大兴安密林深处，后南迁呼伦贝尔大草原，进阴山云中大漠，越万里长城，跨九曲黄河，以马上劲旅逐鹿中原的一代英雄民族──鲜卑族，便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了，与汉民族等融合为今天的中华民族。
蒙古民族的先祖—蒙兀室韦，被人们称之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先祖--蒙兀室韦,属东胡--鲜卑--北室韦系,为居于“绕吐纥山”(今大兴安岭端的伊勒呼里山)北室韦九个部落中的一部，起源于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6世纪,分布大兴安岭东侧、诺敏河流域东达小兴安岭西段的北室韦,因“无君长，不相总一”，在北邻突厥汗国属部的压力下，向四处分散。其九部之一的蒙古先祖只剩下捏古思，乞颜两个氏族。为了谋求生路，捏古思、乞颜两个氏族从“绕吐纥山”西部，通过嫩江源与牛尔河源之间的天然通道进入额尔古纳河中段南岸地区，在那里，捏古思、乞额两个氏族与弘吉刺人同居一地,经过近百年的繁衍生息，逐步发展为蒙兀室韦，后因其人口增多，地域狭小，生活困难，又沿得耳布尔河谷，“烧山化铁”，走出森林，西迁鄂嫩河──石勒喀河和克鲁伦河流域。 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回到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历兵秣马,又把战旗指向欧洲。之后成吉思汗把额尔古纳这块宝地给了战功显赫的大弟弟。（摘自《中国林业网》）阅读
举报在1519年前的今天，0495年5月26日 (农历四月十七)，北魏孝文帝颁布命令禁止说鲜卑话。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元471年，拓跋宏才5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孝文帝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495年5月26日，北魏孝文帝颁布命令禁止说鲜卑话，一律改说汉语。
在南北朝时期，鲜卑族一度纵横北方，曾参与了“五胡乱华”。北齐统治者出于鲜卑族，在北齐的“胡人”社会中，自然多使用鲜卑语等“胡语”。北齐的被统治者多为汉人，汉人社会的主流文化自然还是汉文化，但是在统治者强势政治的影响下，在汉人社会中也流行鲜卑语，一度出现过所谓的“鲜卑语热”。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中国“家训”类书的始祖，有许多反映时尚世风的内容，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其中便提到过当时的“鲜卑语热”。该书记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教子》）可见当时的年轻人若是会鲜卑语，作为“双语人才”，在“上流社会”里是很吃得开的。又，颜之推讽刺当时两名道：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省事》） 两名士之“三脚猫”，略通“鲜卑语、胡书”（“鲜卑语”指语言，“胡书”指文字）也在其中，看来也是能够出人头地的“双语人才”。由此可见，学习鲜卑语文乃是当时汉人社会的风气（不过，胡言窃以为，“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水平实在已好过大部分各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了）。
《北齐书·祖珽传》云：“（陈）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清人卢文弨评论道：“盖此数者，皆当时所尚也。”近人刘盼遂也说：“高齐出鲜卑种……故当时朝野之干时者，多仿其言语习尚，以投天隙……知鲜卑语、胡书，为尔时技艺之一矣。”都指出了这一时尚。 也由于鲜卑语流行，故当时多鲜卑语教材。如《隋书·经籍志》即著录“《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等，这在史志目录中是破天荒的。这些鲜卑语教材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大约正如晚近的《新概念英语》（NewConceptEnglish）之类也。此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十来种“国语”教材。所谓“国语”，却并非汉语，而是包括鲜卑语在内的“夷语”：“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
一切时尚都有功利背景。与现在的“外语热”一样，北齐的“鲜卑语热”也是与功利目的相联系的。会鲜卑语者，可以出世，可以升官，可以邀宠，可以免罪，当时史料，于此多有记载。《北齐书》中，除《祖珽传》外，《孙搴传》记载，孙搴以“能通鲜卑语”，而“大见赏重”；《刘世清传》记载，刘世清以“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而受到重用。会外语会有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在北齐或今天都是一样的。
当年，颜之推对于“鲜卑语热”颇不以为然，对于“教子有方”的“齐朝一士大夫”，他的反应和意见是这样的：“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后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大概又目睹了社会上的类似现象，便颇以颜之推的意见为然：“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国士大夫对“外语热”的态度，千百年来似乎一以贯之。 北齐隔壁的北周（557—581），情况又似稍有不同。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释法藏传》记载：“（周）天和四年（569），诞育皇子，诏选名德，至醴泉宫，时当此数。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兀然无人对者。藏在末行，出众独立，作鲜卑语答。殿庭僚众，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看来鲜卑语气数已尽，会者已经凤毛麟角了。 到了隋唐，“鲜卑语热”终于“随风而逝”了。晚明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小说，题目是《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强盛的唐朝空有满朝文武，却竟无一人识得番邦国书，只有李白解得番字番文（可能因为他有胡人血统吧），为天子和国家分了忧解了难。这虽然是小说家的一派凿空之谈（那个渤海国其实始终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而是一直以汉字为自己的文字），但在长安城里满坑满谷外国留学生的唐朝，唐人对于“胡语”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小说倒真是作了象征然而真实的写照。这与北朝时相比，已恍如隔世。
“鲜卑语热”事过境迁之后，清人文廷式既感后怕，又有点幸灾乐祸：“北朝颇尚鲜卑语。然自隋以后，鲜卑语竟失传。其种人亦混入中国，不可辨识矣！”（《纯常子枝语》卷十）在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中，就再也看不到“鲜卑语”、“国语”教材了。想来，这应该是很让编史书的学者们松了口气的。
我国第一部描写北魏王朝的祖先拓跋鲜卑从森林迁徙大泽草原的民族历史话剧。拓跋鲜卑部落大首领的孙子、年仅18岁的推寅，在草原做了3年人质后，回到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鲜卑部落。推寅从草原带回了许多新的理念与思想，想让族人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但他的主张与做法，与部落世代狩猎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遭到了身为部落大首领的祖父及部落首领蒲速、耳猞父子等人的极力反对。因此，推寅敬礼了种种磨难与艰辛。但在艰难的生存斗争中，推寅矢志不渝。他的做法与想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拥戴与赞同。为了摆脱蒲速、耳猞父子对推寅的加害，推寅的恋人黑桦姑娘毅然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继任为部落的大萨满，并且战胜重重险阻，帮助推寅当上了大首领。在英勇果敢而坚毅智慧的推寅带领下，拓跋鲜卑部落从密林南迁草原，由原始的狩猎改变成游牧的生产方式。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这次南迁，展现了拓跋鲜卑革新与进取的民族性格，完成了从呼伦贝尔这个中国历史幽静的后院，向雄阔的中华大舞台挺进的第一步。他们在民族团结、民族进步与民族融合方向的不断追求，开启了其后北魏孝文帝改革与大唐盛世的先河。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政治上：❶宗主督护制弊端诸多❷旧都城处偏僻，气候恶劣，生产粮食不足，使北魏政府难以有效控制中原地区❸当地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经济上：❶鲜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当地贵族对人民巧取豪夺，社会矛盾激化❷连年战乱，北方人口锐减，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政治上：❶废除旧的基层统治结构——宗主督护制，改行三行制❷整顿吏治：制定俸禄制度；地方官吏的任期按照政绩好坏来定❸迁都洛阳经济上：❶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颁布均田令文化上：实行汉制&移风易俗❶改鲜卑服为汉服❷改鲜卑姓为汉姓❸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族与汉族通婚❹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禁止说鲜卑语❺宣布凡属鲜卑族旧制，一概在废除之列。
慕容姓《三国志·鲜卑传》中提到，汉桓帝时，鲜卑分为中、东、西三部，中部大夫柯最阙，居慕容寺。而从《通志·氏族略》的记载上考究，慕容氏出自中古时期，部族首领高辛氏的后裔，建立鲜卑国，自言慕二仪（天地）之道，继三光（日、月、星）之容，因此以慕容为姓，称为慕容氏。历史上的鲜卑族在今内蒙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慕容氏的发源地和老家便在这里。锡伯族为满洲八旗之一，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建国后民族鉴定为锡伯族，这一点和赫哲族很相似。赫哲是明代野人女真（东海女真）一支，建国后按照本部称谓“赫哲”划分为新民族。其实锡伯和赫哲可能都是原女真的部族之一，不是单一民族。 2007年以来，鲜卑说兴起。其实鲜卑说和女真说二者可能并无多少矛盾。鲜卑属于东胡族系，通古斯一词就是东胡的音译。：“嘎仙洞”不仅有美丽动人的传说，而且是拓拔鲜卑祖最初居住的石室旧墟，洞内石壁上当年北魏皇帝拓拔焘勒石祭祖的碑文清晰可辩。从这里南迁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为民族大融合与祖国统一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嘎仙洞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和深邃莫测的人文历史吸引着海内外游人来此探古访幽。能骑善射的鄂伦春族是鲜卑人没有南迁的一支，他们的民族歌舞、民俗风情国内外闻名。在嘎仙洞下，在篝火旁，游人可以和鄂伦春人跳民族舞，吃手把肉，住一宿“撮罗子”，尽情领略鄂伦春族纯朴厚重的民族风情。历史传说：早在1800年前，鲜卑人从大鲜卑山嘎仙洞石室走出“南迁大泽”时，这里曾是他们驻足生活过的地方。据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古鲜卑人在这儿生存，在这儿发现的古墓群，经考古证实就是鲜卑人古墓群。 从额尔古纳市区(拉不大林)301省道向西前行至3公里处，就来到了风景如画的额尔古纳湿地即根河湿地(根河湿地因额尔古纳河支流根河而得名，又因湿地在额尔古纳市境内，又称额尔古纳湿地)。
沿着山峰南坡(缓)向上攀爬，可以欣赏到以灌木为主的观赏林带。主峰海拔约720米，在主峰上向北望去，便是涵盖了额尔古纳除原始森林外几科所有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额尔古纳湿地。 这片湿地是呼伦贝尔市乃至全国保存最为完整、面积最大、物种最为丰富的自然湿地保护区。这里是丹顶鹤迁徙停留、繁殖柄息的栖息地之一，也是世界濒危物种鸿雁的重要柄息地之一。四世纪至七世纪，云冈、龙门石窟等这些佛教艺术的石雕杰作，被镶嵌在了中国北方大地，从天山南北和塞外草原，一直延伸到中原腹地。从文史学家的角度看，这些石窟艺术，并非来自单一民族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集不同文化符号于一身的雕像，他们又去了哪里？没有文献记载。许多年以后，专家学者开始探寻石窟创建者的足迹以及他们辉煌过后的消失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