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崧策|文
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天皇徒有其名，将军逐渐控制不了局势，强藩各有心思。原有的政治建构已经不适用于动荡的社会，政治洗牌在所难免。
在幕府统治的最后三年中，各方势力的合纵连横，以及为新国家政局而苦思冥想的规划，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几年前，他们还是些只知道挥动长刀、打打杀杀的武士，而当时势催人，他们已经不再坚守“攘夷”的教条，开始把日本引向一条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之路。
“禁门之变”给了幕府一个重塑威信的好机会。长州藩炮打皇宫的举动，不仅砸毁了自己的“勤王”招牌，而且还背上“朝敌”的罪名。幕府抓到了长州藩的这个大辫子，当然要大大地鸣鼓而攻之，非打击长州藩的气势不可。
幕府派出的征长军还没来犯，长州藩便遭到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击。经过四天激战，长州藩惨败，沿岸的炮台几乎全毁。长州藩不得已，只好与四国列强讲和。
尽管长州势力衰微，可幕府征讨长州却没能重新树立威信，反而再度失分。当时，幕府的号召力已经一落千丈，各藩觉得这场战争“事不关己”，大都尽量敷衍。征讨长州的总督德川庆胜和他的副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均不愿拼死作战。在权衡这两种情况之后，幕府觉得与其和长州藩硬碰硬，掀起一场大战，落得两败俱伤，倒不如采取“不战而胜”的策略。
西乡隆盛在发动攻击之前，通过种种关系向长州藩的决策层告知征长军的想法——只要长州藩能以具体行动表示出低头认罪的诚意，征长军便马上停止攻击计划。西乡隆盛的战略果然奏效，1864年12月9日，长州藩向幕府表达恭顺之意，命令“禁门之变”时率兵北上的三名家老切腹自杀，并且处死了四名参谋。之后，长州藩还派人把三名家老的首级送到征长总督大本营。西乡隆盛于是下令各藩暂缓攻击。
德川庆胜与西乡隆盛商议后，对长州藩提出了三个撤军条件：谢罪、拆毁防御堡垒山口城、把逃亡到长州的五位尊王攘夷派公卿交出。1865年1月8日，西乡隆盛带着两名手下，前往长州藩诸队的大本营下关，与长州藩首领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人会面，说服他们同意以上三项要求。
西乡隆盛的勇气与诚意感动了对方。1月1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兵。就这样，“第一次征长战争”根本没有开打，便已落幕。原本想狠狠教训长州藩的幕府，觉得这样的结局太过便宜了长州藩，但也无可奈何。长州藩原本对萨摩藩怀有极深的敌意，可是这回在西乡隆盛的纵横折冲下，长州藩免去一场浩劫，因而不但对西乡隆盛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大大降低了对萨摩藩的敌意。
“第一次征长战争”之后，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开始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一对冤家握手言欢。当时，长州藩急于购买西方枪弹，可是又受限于幕府的严密监视而找不到门路。于是，坂本龙马便取得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同意，以萨摩藩的名义向外国军火商购买武器，再由他的商船运到长州藩。另外，长州藩也答应通过坂本的商船把米粮卖给萨摩藩。
坂本龙马是幕府末期名臣胜海舟的弟子，胜海舟二十二岁开始学习兰学（当时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的统称）。佩里舰队来航时，胜海舟上书老中阿部正弘，主张开国贸易，受到阿部正弘的赏识，被幕府派遣到长崎的海军传习所，接受荷兰人的训练，学得西方船舰的航海技术。1860年，胜海舟赴美换约，是日本人中最早见识西洋的官员。1862年，他升任军舰奉行（相当于海军总司令），是幕府官僚中极少数具有西方经验的开明人物。
因主张开国贸易，胜海舟被尊攘志士戴上了“卖国”的帽子，坂本龙马曾与另一名志士千叶重太郎一起去拜访胜海舟，名为拜访，实为刺杀。主客坐定后，胜海舟开门见山，说：“两位大概是来杀我的吧！”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吓了一跳。胜海舟不等对方答话，继续说：“不过，在杀我之前，请先听听我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此时杀气尽失，只是点点头。胜海舟继续说：“你们主张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杀洋人，如何把他们统统赶出日本。这样的想法太肤浅了。想想看，你们的剑术再高超，能够抵挡人家的坚船利炮吗？光凭血气之勇成不了什么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话，首先必须充实国力，添购军舰，培养能够操纵军舰的人才，这样才是救国之道。你们反幕府，老实说，我也觉得幕府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将来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振兴。所以，别再浪费精力做无益的事了。”
从这天开始，坂本龙马成为胜海舟的入门弟子，跟着胜海舟学习航海技术。坂本龙马在胜海舟的保护下进了神户海军操练所，并成了该所的领导人。后来，胜海舟因“禁门之变”受到牵连，海军操练所也被迫关闭。坂本龙马和操练所的学生在长崎成立龟山商社，专门从事萨长两藩的交通运输和进口军火的业务。
坂本龙马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的经济合作关系后，接着又着手促进双方达成政治合作。在坂本龙马奔走折冲下，1866年3月7日，萨摩藩的代表与长州藩的代表在京都的萨摩藩藩邸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密会。会谈双方是萨摩藩的代表西乡隆盛与长州藩的代表木户孝允，居中作见证人的是坂本龙马。结果，双方达成了六项协定，这六项协定建立起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的攻守同盟。
1866年3月7日的这场密会，以及密会中所达成的六项协定，史称“萨长同盟”。“萨长同盟”充分显示了幕末志士的成长。过去他们只有血气之勇，脑中想的只是“攘夷”，经过几番挫折后，他们懂得坐下来冷静地规划，将未来所有可能的结局都列入考虑范畴。
“第一次征长战争”无疾而终，幕府自然不肯善罢甘休。1866年7月，在幕府主导下，开始了“第二次征长战争”，这一次萨摩藩拒绝出兵。当时，幕府军队士气低落，装备废弛，就连新撰组的队长近藤勇也承认：“虽然大军接踵而至，可是毫无士气可言，每个兵士都在采购礼品，期盼早日撤军返乡。在这种情况下开战的话，我方一点儿胜算也没有。因此，如果长州藩愿意在形式上低头认罪，幕府最好不要再追究。”连以豪勇见称的近藤勇都如此不看好幕府的征长军，这场仗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几场仗打下来，长州藩屡战屡胜。
就在幕府军节节败退的时候，1866年8月29日，坐镇在大阪的将军德川家茂因脚气病发作而去世，时年二十岁。
第十四任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后，德川庆喜成为幕府内部一致认可的最佳继任人选。此时，庆喜反而有点犹豫。如果八年前由德川庆喜担任第十四任将军，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可是八年过去，局势已经变得非常险恶，谁出来担任将军，谁就得收拾这个烂摊子。
德川庆喜以退为进，他先摆出一副拒绝的姿态，如此一来，幕府内部甚至朝廷必然会以顾全大局为由苦苦相求，届时，他便可以开出接受将军一职的条件，如此，他一旦上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果然，一切如德川庆喜所预料。德川庆喜顺利继承德川宗家后，立即以将军德川家茂去世为由，请朝廷下旨宣布停战。
1867年1月10日，天皇任命德川庆喜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革，让人耳目一新。倒幕派看到这个情形，无不忧心忡忡。长州藩的志士领袖木户孝允赞叹道：“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1867年1月30日，也就是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的第二十天，孝明天皇去世，后继者是年仅十五岁的明治天皇。根据御医的诊断，孝明天皇是死于疤疮，然而当时的朝廷内外却流传着天皇是死于毒杀的谣言，而且还有人指名道姓，认为是岩仓具视下的手。无论如何，历史的拐点到来了。当时孝明天皇年仅三十五岁，如果不死，他大概还可以执掌政权三十年，这位极度排外的天皇如果继续在位，不知要给日本的改革之路带来多少麻烦。
“第二次征长战争”证明幕府已经完全失去统治日本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堂堂的幕府军被西南边陲的大名所打败，更因为幕府号令不动各藩攻击长州藩。换言之，此时的幕府空有中央政府之名，却无中央政府之实。因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架构已经到了必须重新改编的时候。否则日本就不是个统一的国家，而将变成群雄割据的分裂国家。届时不但内战连连，还很可能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
新的中央政府要如何诞生呢？旧的中央政府（幕府）要如何把政权移交给新的中央政府呢？针对这些重大问题，当时有两种主要的意见，一种是“大政奉还论”（和平移交政权），另一种是“讨幕论”（武力移交政权）。
坂本龙马是幕末志士当中，第一个提出建国构想的人。1867年7月，他与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一起搭船前往京都，希望说服藩主山内丰信向幕府提出“大政奉还”的建议。在船上，坂本龙马把他的“大政奉还论”整理成八条，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
一、幕府将政权交还给朝廷，改由朝廷下政令。
二、设立上下两个议会，以讨论、议决政事。
三、延聘优秀的公卿、诸侯以及任何有才能的人为政府顾问，赐予官爵，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僚。
四、外交问题应广征众议，并修订不平等条约。
五、折中日本旧有的法律，制定宪法。
六、扩建海军。
七、成立直属天皇的御亲兵，以防卫京都。
八、金、银与各种商品的比价应与外国维持均衡。
“大政奉还”之后，德川庆喜依旧能够在新政府中掌握最高权力，那么表面上德川庆喜把政权交还给天皇，实际上却仍然握有政权。就好比招牌虽换新了，老板却仍是旧人一样。幕府原本是处在“空有中央政府之名，却无中央政府之实”的艰困状态，“大政奉还”之后，很可能反过来，变成“虽无中央政府之名，却有中央政府之实”。事实上，德川庆喜的智囊也已草拟了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德川庆喜以及往后的德川宗家继承人将担任全国的最高行政首长，兼立法机关的首长，甚至若情况允许，还可以掌握全国军队的统率权。权力之大，与皇帝没什么两样。至于天皇，只能“认可”立法机关议决的法案，连否决权都没有。名为天皇，其实只是一枚橡皮印章罢了。
因此，当德川庆喜收到山内丰信的“大政奉还建议书”之后，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并于11月9日上奏朝廷，请朝廷允准“大政奉还”。
“大政奉还”之后，朝廷兴奋了几天就发觉，不知如何“使用”政权。不得已，朝廷只好一方面“拜托”德川庆喜暂时继续执掌政权，一方面下旨命令全日本各藩诸侯急速前来京都共商大计。然而，到12月为止，奉旨上京的只有萨摩、越前、尾张等少数几个藩的藩主而已，其他绝大多数的藩都按兵不动。他们有的是因为摸不清楚状况，宁愿静观其变；有的则是认为“大政奉还”必定是萨摩藩与长州藩的阴谋，因而不愿轻易上京，以免得罪了幕府。
局势的发展，都在德川庆喜的算计之中——朝廷收回了政权，却不知如何行使。再这么拖下去，朝廷只有进一步向德川庆喜低头了。
倒幕派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以武力推翻幕府。倒幕派计划首先派遣军队控制京都，再以天皇的名义正式讨伐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后，西乡隆盛眼看找不到举兵讨伐幕府的借口，便立即派手下前往江户，把江户的地痞流氓、浪士等集合起来，以豪门富家为主要对象，大肆勒索、抢劫，破坏治安，为的是激怒幕府，诱使幕府出兵讨伐自己。
1868年1月17日，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夫人家中突然发生火灾。市井谣传，这是萨摩藩武士放的火。当天晚上，萨摩浪士更进一步挑衅幕府，对负责江户治安的庄内藩营区发炮。幕府忍无可忍，便于1月19日以一千多名庄内藩兵为主力，包围萨摩藩邸，要求交出发炮的犯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萨摩藩邸内一百五十名藩士与浪士，有四十九人战死，三十人逃离，其余被捕。萨摩藩邸也付之一炬。
经过这场战斗之后，幕府与萨摩藩事实上已处于正面敌对的状态。消息传到大阪城后，原本就对“萨贼”恨之入骨的幕府军要求前往京都讨伐“萨贼”。德川庆喜眼看群情激奋，只好答应主战派的要求。
本来，山内丰信等人与德川庆喜沟通非常顺利。按照山内的计划，德川庆喜只需赴京都表明愿意辞官，便可获得朝廷的好感。至于纳地，全国各藩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纳地，作为新政府的经费，德川庆喜也愿意在这种方式下纳地。在新政府中，德川庆喜也会拥有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山内丰信的这个计划本来已接近成功，甚至连岩仓具视也动摇立场，主张与德川庆喜妥协。没想到西乡隆盛的挑衅策略奏效，逼迫德川庆喜出兵，使得和平路线功亏一篑。
1868年1月25日，德川庆喜派人赴京都，向朝廷呈递“讨萨表”。次日早上，一万五千名幕府士兵从大阪出发，北上京都。27日下午五点左右，双方在鸟羽、伏见两地开战。结果，幕府军继“第二次征长战争”之后，再度尝到溃败的滋味。这时各藩终于看清形势，纷纷倒戈。幕府军一再遭受友军的临阵倒戈，士气涣散到极点，在万分无奈与颓丧的气氛下，撤回到大阪。
德川庆喜自从1月27日开战以来，便不断地接到从前线传回来的败讯，现在看到撤回大阪城的士兵一个个垂头丧气，满脸倦容，知道大阪城守不住了，便打定主意先回江户再说。1月31日，新政府下令继续讨伐德川庆喜。新政府军兵分三路，直捣江户。沿途各藩纷纷归顺新政府，使得新政府军在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的情况下，迅速逼近江户。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接受了胜海舟的意见，放弃抵抗，退归藩邸。
此时，明治天皇正在京都皇宫的紫哀殿，率领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项基本方针——这便是有名的“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
四、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10月，天皇改元明治，从此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
击败德川幕府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后，倒幕派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他们恢复了七至八世纪时的太政官制度。理所当然，来自萨摩和长州的倒幕志士和朝廷中的激进派公卿垄断了新机构内的所有职位。这个新型政府只控制着原来幕府的领地，四分之三的日本国土还控制在二百多个大名手中。夺取地方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是明治政府的首要任务。
1868年12月，播州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上书天皇，“请将其政权领地悉数奉还朝廷”。这一举动拉开了“版籍奉还”的序幕。酒井忠邦如此识相，倒不是因为他对天皇有多忠心，而是被打怕了。
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幕府的死党、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并不甘心，厉兵秣马准备和政府军决一死战。位于本州岛东北的三十一个藩组成同盟支持会津藩，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宣称要恢复德川家的统治。同盟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成员各怀鬼胎，有些藩和政府军稍一交锋就临阵倒戈。
1868年11月，会津藩若松城被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组成的政府军围困，松平容保开城投降，其他同盟各藩也相继放下武器。松平容保被免去死罪，软禁在江户。长州藩将会津藩的战死者判为“贼党”不允许下葬，尸体长时间放置遭到风吹日晒，或被鸟兽啄食，惨不忍睹。最后一个投降的庄内藩被减封，并被处以三十万两的献金惩罚。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和庄内藩藩主酒井忠笃是同族兄弟，惊恐之下成了“版籍奉还”的突破口。
此前，木户孝允就积极倡导和平实现“版籍奉还”，他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鼓吹宣传了一年，没有一个藩响应。姬路藩的举动让伊藤博文“闻之不胜欣跃”。明治政府决定先拿自己最亲近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开刀，要求这几个藩做出表率。1869年3月，西南四强藩上《奉还版籍奏文》，6月，在北海道最终解决了幕府的残余势力后，平叛大军高奏凯歌，班师回京，天皇诏告天下，同意“奉还版籍”。各大名在军事威慑之下，无不从命。从此，各藩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从诸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传统的自主权被剥夺。
1871年，明治政府以萨、长、土三藩的藩兵为中心，组建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第一支部队“御亲兵”，约一万余人，交给在戊辰战争中威震四方的西乡隆盛指挥。当年夏天，天皇把藩知事们召集到东京，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藩知事们的家禄和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此后在东京居住。一面是丰厚俸禄和贵族头衔，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西乡隆盛，新政府就这样兵不血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
把持了全国的兵马和租税大权，明治政府集政、军、财三权于一身，接下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何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实现国防安全？如何发展经济让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何防止集权者变成专制者？
一句话，明治政府要怎样做，才能证明自己比德川幕府好？
对于这个问题，明治新贵们当时并无清晰的想法。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他们“过去仅仅考虑了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现在已经完成，以后该怎么办就感到很困惑了”。
早在1869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就建议，应当派遣官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1872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制度。
1871年12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五十名使节团成员，率领五十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节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使团的正副大使也各有分工，岩仓具视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孝允重点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产业发展状况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给使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使团第一站是美国。1892年1月15日，使团抵达旧金山，他们当中只有伊藤博文出过国，会讲英语。1月23日，在旧金山市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伊藤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向全世界展现了明治政府的新形象，他指着日本国旗说：“红色圆形将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封盖我帝国的蜂蜡，将来，人们会清楚地懂得其真正的含义，它象征着值得尊敬的初生太阳。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不过，当使团到达华盛顿后，“红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遭到拒绝，使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上。
岩仓使节团初定下的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零距离观察终于让使团认识到，“欧美”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方，文明越简陋。”
木户孝允刚一到美国，就被“西洋”所震撼，他致信国内，承认自己此前对西方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说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大久保利通在英国被漫天黑烟的工业化盛况所震慑，流露出一种深刻的挫折感，甚至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不过最终他还是重拾信心，发现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英国强盛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应该以英国为师。大久保还迷上了雪茄，尽管迈着笨拙的步子跳交谊舞让他不情愿，可也让他明白，搞外交是要带着夫人的。
最让使节团感到此行不虚的，是刚刚打赢普法战争的德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使节团认为德国“有酷似我日本之处”，研究德国的政治比研究英法更为有益。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大久保利通向俾斯麦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
“强权即公理”的铁血政策，让大久保利通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就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重点研究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他决心以德国为蓝本，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这次考察耗资一百多万日元，占日本1872年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以上。使团出发前，和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签订了一个“约定书”，规定“国内重大改革要等使节团回国后进行”。1873年5月8月，使团成员陆续回国，他们发现，留守派违约了。对于建国的道路，留守派和洋行派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维新三杰”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
西乡隆盛在1870年1月辞去中央政府官职回到鹿儿岛，为了废藩置县，大久保利通又把他请出来坐镇军队。在使团出国前，治理国家的重任被托付给西乡。谁能想到，出国与不出国，最终成为“维新三杰”决裂的导火索。1873年的明治政府，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危机的引发，来自山县有朋的征兵令。按照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等级，山县的家庭属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打旗、拿武器的小角色。“中间”阶层很难有升迁的机会，山县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枪术教师。
在长州藩“尊王攘夷”运动中，山县组织了“奇兵队”，这是一支由出身社会各阶层的志愿者组成的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幕府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和戊辰内战中功勋卓著，山县产生了在全面征兵的基础上建立近代军队的观念。1869年到1870年，山县赴欧洲考察，欧洲人告诉他，征兵能带动政权背后人民的积极性。1872年，在山县的主持下，明治政府发布了“征兵令”，取消武士垄断的军事特权，全国人民不分贵贱，都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军队以便发起对外战争，在这一点上，山县有朋和西乡隆盛一贯的“强兵”理念也吻合。
由于征兵制以广大农民为对象，所以此前一贯认为军役与己无关的农民，以为一旦被征召入伍就会被派往海外作战，因而奋起反对。被征兵者临行时，常有亲属数十人哭哭啼啼送行。最可笑的是，政府在发布命令时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血税”，意为士兵应该为保护国家准备牺牲。但是许多农户却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导致谣言四起，传说有人拿着巨大的玻璃瓶子在乡村游荡，从那些应该当兵的人身上抽血。反对征兵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此前，明治政府已经颁布“废刀令”，等于是剥夺了武士的身份象征，现在又出来个全民皆兵，等于是“铁饭碗”也没有了。既然农民害怕被征，武士们就上书，宣称“胜任士兵者唯士族耳”。此外，对于参与打倒幕府的戊辰战争的广大士族来说，“攘夷”是明治维新的本来目的，而谁都知道欧美的强大，这样又有一种“补偿论”浮出水面——侵略东方以“补偿”日本遭受西方侵略的损失。因此，在西乡隆盛等人看来，如不马上征韩征台，以充当“东洋盟主”，倒幕战争的意义又在哪里？
西乡的治国理念是“强兵”先行，以“强兵”来带动“富国”，再加上要为士族找回存在感，他决定挑起对韩国的战争。西乡的这种激进策略，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矛盾。
“征韩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木户孝允，然而他从海外归国后认识到当时日本缺乏一部根本大法，所以他认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立宪”。木户认为西乡的想法“荒唐无稽”，将整个国家都牵扯到一场整体性战争危机中去，新政府的正统权威就会丧失殆尽。此时的木户孝允，成了“征韩论”的坚决反对者。
作为西乡的发小，大久保利通对“征韩论”其实是理解的，只不过当时日本的财政无法支持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所以大久保抛出了“内治优先论”，主张“殖产兴业”，由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先“富国”再“强兵”，反对立即征韩。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也有矛盾。大久保认为立宪如同虚设巧饰，中看不中用；木户对大久保没有民意基础的“殖产兴业”颇有微词。另外，在岩仓使团出国这一年多时间，留守派在兵制、税制、司法方面都推行了一些改革，出国的这拨人丧失了在政府中的话语权。大久保提出“内治优先论”，也有借此和留守派抗争，乘机夺回权柄的考虑。
大久保和西乡、木户三人各唱各的戏，“富国”、“强兵”、“立宪”这三种堂堂正正的立国理念，在1873年竟然闹得势如水火，明治政府“三选一”的时刻就此到来。10月15日，在政府高层内部的会议上，征韩派人数占优，取得了胜利。关键时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病，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他在10月23日单独上奏，天皇否定了征韩的计划。10月24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参议愤而辞职。板垣、后藤代表土佐藩；江藤、副岛代表肥前藩，萨、长、土、肥四藩联合政权就此分裂。
一半政府成员撂挑子，反而给大久保建立集权体制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对政府结构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以内务省为中心，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他自荐就任内务卿。他的亲信大隈重信出任大藏卿，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三人组成了“殖产兴业”的三驾马车。木户则因政见不合，在1874年辞职。
第一个出来挑战大久保“开明专制”的是江藤新平，此前他曾主持司法工作，改革日本司法卓有建树。1874年2月，江藤新平在佐贺集结了三千名士族发动叛乱。六天后，大久保任军事和审判的全权代表，亲赴九州，镇压叛乱。在政府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3月1日叛军投降。4月13日，江藤新平被枭首。
这个处理结果，为大久保赢得了“冷血”的名声。许多人想不通，连幕府的将军都能留得一条活命，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战友要处死呢？这就是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的铁血手段——胆敢作乱，格杀勿论。
木户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派”，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成了民间“自下而上的民权派”领袖。木户辞职后和板垣越走越近，大久保担心对手太多，邀请木户重回政府。1875年2月，在大阪会议上，大久保同意承认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重开地方官会议。并于4月14日由天皇颁布“渐次确立国家立宪政体”的诏书。立宪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久保也稳住了“民主派”和“民权派”。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的矛盾除了政见，还与萨长之间的藩阀之争纠缠在一起。木户曾说要用法律的办法“除山芋”，直指盛产山芋的萨摩。实际上，大久保自己虽是萨摩人，但是他对派阀与出身没有什么成见。他的左右手伊藤博文是长州人，大隈重信出自肥前。大久保自己常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搞政治不行，打仗行。”
大久保“殖产兴业”遇到最大的问题必然是钱。当时的明治政府不愿意对外举债，岩仓具视说：“我宁愿把九州和四国卖掉，也不愿意向外国借款。”大久保把目光投向了武士阶层。此前，武士们的俸禄由各藩发放，废藩置县后，俸禄的出资人由藩主变成明治政府，这笔钱的总数吓了大久保一跳，占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尽管木户认为抛弃武士阶层不道德，岩仓具视也害怕会激起武士们的反抗，大久保还是断然于1876年进行了“秩禄处分”。简单说就是强制把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放公债证书，三十年还清。为此，政府共发行了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公债证书，而航运、农业、纺织、外贸和金融等产业也在大久保的规划下有了极大的发展。
先被没收劳动工具，然后是“铁饭碗”被砸，最后被“买断工龄”，还是用债券——各地士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山口县爆发了“获之乱”。
不过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逐个镇压下去。1877年初，西乡隆盛在萨摩士族的拥立下出任叛军领袖，政府军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才平定叛乱，西乡隆盛身死。同年5月26日，木户孝允病逝。
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乘马车到太政官去办公，在车内还在阅读文件。8点左右，马车遭到为西乡报仇的岛田一郎等六名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过了一会儿才倒地断气，时年四十九岁。有人评价说：“专横、跋扈的结果，未引起一点同情。”然而，大久保毕竟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他被称为“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也许并不为过。
（本文来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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