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善国文化 2017-03-01 07:31
张格先生
王东槐之死
道光三十年九月，王东槐做了五个月的内阁侍读学士，就被新即位的咸丰皇帝授为湖南衡州知府。这有些意外。一般来讲，京官放外官大多会加一品。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放三品臬司似乎更合乎惯例，王东槐被外放为同样为从四品的知府，并不算好的安排。王东槐本人也不曾料想到的，他在《都中口号》一诗中写道：“长安风物菊花秋，学士消闲载酒游。中路忽传天语下，被人唤做王衡州。”
王东槐摒挡行装，准备出都赴任。这期间也免不了亲朋好友的践行宴。既然是去湖南任职，他的湖南同年曾国藩自然更要尽地主之谊，下了帖子请王东槐吃饭。而且请了鸿胪寺卿吕贤基、詹事府詹事王庆云、詹事府少詹朱兰、通政使罗惇衍等一众好友作陪。曾又托东槐照看自己的岳父，衡阳莲湖书院山长欧阳凝祉，以及他们的同年陈源兖的业师张学伊。陈源兖字岱云，与曾国藩和王东槐曾同在翰林院共事，是曾国藩的亲家，与王东槐同一个房师，关系密切。因为他的妻子割臂疗亲，被道光帝赞赏，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由七品的编修外放为从四品的江西吉安知府。年仅三十二岁。今《王文直公遗集》中有《送陈岱云序》，《曾文正公全集》中有《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后来陈源兖在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庐州的战役中投水自尽，与王东槐同入《清史稿·忠义传》。这对师兄弟也算是同始同终。
王东槐陛辞请训的时候，咸丰帝告诉王东槐说：“汝朴诚，故任外事。”说因为他为人质朴忠诚，所以让他出京做地方官。也许是咸丰皇帝觉得对王东槐的新命不无委屈，所以没等到王东槐到衡阳，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王东槐升为正四品的福建兴泉永道道员。（《清史稿·王东槐传》）
什么是福建兴泉永道道员呢？我们需要先解释下什么是道员。
道员，俗称道台，也称为观察。道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督、抚、藩、臬诸地方人员管理政务、监督府、县。根据《清史稿·职官志》：道员“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人们通常把道员与藩、臬二司连在一起，统称为司道官员，简称“司、道”。
按其职责的不同，清代的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掌管一事的道，一是掌管一地的道。前一种道以所管职事命名，实际上是省的办事机构，后一种道以所辖地区命名，实际上是省级政权派往各地的监察机构。前一种道权力及于全省，仅以自己所掌管的部门为限，后一种道权力及于各个方面，但以自己的辖区为限。王东槐现在担任的就是管一地的道，叫分守道，而咸丰元年他调任的湖北盐法武昌道，实际是湖北武昌道兼盐法，也属于分守道，但主要职责管盐法，属于以管一事为主的道员。
王东槐任道员的兴泉永道是清代福建省的一个行政监察区，管辖兴化府、泉州府和永春直隶州。还兼管海政与驿传。驻地在厦门，道衙门在厦门今公园南路2号，原市委市政府大院内。不过王东槐在任期间道衙门已经被英军占领拆毁，改建为英国驻厦门领事馆。
王东槐任福建兴泉永道不到一年。据史载当时厦门一代民风刁恶。王东槐就刻印了理学的祖师爷朱熹在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做官时候颁布《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章，颁发给下属的各府州县。他亲自带领当地士绅给百姓讲解，来移风易俗。在他的劝谕开导下，厦门一代民风大有好转。咸丰元年，王东槐调湖北盐法道。没赴任前，又署理福建按察使。（《清史稿·王东槐传》）
按察使全称是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每个省设一人。正三品。根据《清史稿·职官志》：“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籓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主要负责一省的监察和司法，也兼管全省的公共交通。这期间，厦门的鼓浪屿已经沦为英国的租界，英国海军来出没于福建海面。王东槐代理按察使期间，在福建推行保甲法。亲自视察南台、闽安等各个海口，王东槐观察附近的地理形势，在英国海军船舰往来之处设卡楼，修筑炮台，加强防守。还将海边的渔民全部编入保甲，清查盗匪。总之他是尽职尽责的。（《清史稿·王东槐传》）
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王东槐上任湖北盐法武昌道。（《国史·忠义传》）盐法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盐务，诸如盐场、盐仓、盐税以及盐的运输、经销、缉私等。为什么叫盐法呢？在过去，食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历代统治者对食盐的煮制和买卖都很重视﹐定有各种法律﹐统称盐法。违反盐法私自煮制﹑贩运或买卖食盐的构成犯罪﹐称私盐罪。到光绪年间，全国盐课、盐厘收入达到2400 万余两，与田赋岁入相同，成为国家必不可少的巨大财源。而盐法道也是一个收入可观的肥缺。
王东槐到达武昌后不久，太平军从广西永安突围进入湖南，并突破阻拦，沿湘江顺流而下，五月，太平军“攻陷湖南道州、江华等处，分遣贼党，远近散布伪示。是月杪，武昌城内外所在多有之。”（清陈徽言《武昌纪事》）五月的武昌，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太平军已经将他们的布告等贴到了武昌城内。巡抚龚裕惊慌万分，急忙告病请求辞职，被咸丰皇帝革职，依然留武昌，在新巡抚常大淳到来前主持防堵事务。龚裕一面请求皇帝从邻近各省派兵支援，一边搜索逮捕斩杀太平军的间谍，清查户口，编排保甲，设立防堵总局，修筑堡垒，招募乡勇。六月二十三日新巡抚常大淳到任。
常大淳到任后立即修筑城墙，招募水勇，然后于七月初九日往岳州（今湖南岳阳市）视察。然后向皇帝上奏折请求把岳州划归湖北防守。招募洞庭湖渔民二千余人为水勇，堵截江面。七月十九日，巡抚常大淳自岳州回武昌。二十日拿获太平军间谍许某。八月一日夜里巡抚衙门失火。二日武昌全城戒严。天亮后依然关闭城门，全城搜查间谍。就在这样黑云压城的紧张气氛中，八月初三日（《国史·忠义传》记载为九月，此处根据陈徽言《武昌纪事》），受命赴岳州协助防堵太平军事宜。这时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已先往岳州驻防。王东槐到岳州后，夜不解衣，亲自督帅将士训练和修筑工事。九月，因筹捐军需。王东槐奉旨交部优叙。（《国史·忠义传》）这种优叙的结果一般是给予加级、记录或升官等奖励。十月，王东槐带兵剿临湘县土匪，追剿至巴陵，抓获土匪首领杨兆胜等。（《国史·忠义传》）这是又复奉巡抚檄调防守蒲圻（今赤壁市）、通城（《清史稿·王东槐传》）。正在这时，王东槐的母亲黄太恭人病逝的讣告传来，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法制度，王东槐必须丁忧。
所谓丁忧，就是古代官员的父母去世后必须停职守制二十七个月的制度，丁忧期间，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丁忧的官员既不能住在衙门，也不许在外地租赁房子住，必须立刻回原籍。所以王东槐急忙解任赶回武昌，准备回老家滕县守制。王东槐刚刚离开，岳州就于十一月三日失守。防兵不战而溃，提督博勒恭武临阵脱逃。
十一月初七日，巡抚下令破坏武昌城外民宅，因为工程进展慢，巡抚与助防的江南提督双福商定，放火烧毁城外民宅。“初九日，以土石筑九门。城上以长绳系人出入。城外火光四起，烟焰上腾，太阳赤色，男妇号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募绅勇得三千余人，绅士分带登城助守。提督双福下令，每家门外悬灯，备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提督博勒恭武逃回武昌，被巡抚常大淳上奏折弹劾，同时被驱赶出武昌城，逃避到乡间，咸丰三年被清政府逮捕处斩。
十一日，城外大火仍在燃烧，城门关闭，来往人用绳系着出入。土匪趁乱抢劫。武昌城内谣言四起，风雨飘摇，就在这大战前夜，丁忧的王东槐回到了武昌城。
十二日，城外大火依然。这时太平军的战舰扬帆顺流而下，须臾之间几千艘船停泊对岸鹦鹉洲。桅樯林立，枪炮齐鸣，很快攻下了汉阳。
之后的二十多天，清军援兵也赶到武昌城附近，但是都被太平军阻挡住。城内外的清兵与天平军发生了多次战斗。太平军逐渐包围了武昌城。并开始在城下挖地道，准备轰塌城墙。清军多次搜寻地道，没有结果。
这期间王东槐没有离开武昌回滕县，根据孔昭昀《书王文直公集后》，是因为巡抚常大淳看重王东槐的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才能，向皇帝奏请留王东槐在武昌帮助防守，墨绖从军。《清史稿·王东槐传》也说是“夺情留武昌”。
十二月初四日，黎明，在黑雾中一声巨响，太平军轰塌武昌文昌城门二十余丈，城上清军大多在睡梦中。八名太平军战士扬旗先登，其他太平军蜂拥而上，兵勇纷纷逃走，武昌城陷落。
随后就进入巷战。巡道王寿同、知府董振铎、江夏知县绣麟、知县周和祥、候补知府唐光照、前汉阳通判林寅、前监利知县彭凤池、荆州同知舒纶、候补同知朱祖培、周汝翼、江陵知县俞昌烈、咸宁知县黄光奎、试用知县董师雍、杨明善、提督双福、总兵常禄、王锦绣、副将春荣、参将朱廷瑞、杨锡纯、福厚、庆禄、游击李登魁、守备曲春泰、马永祥、胡光达等等都战死。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尽。拔刀杀死自己十四的幼子延本，然后自刭。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公堂，劝太平军不要滥杀无辜，被刺死。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阖门自焚死，巡抚常大淳，本来已调任山西，留办军务，城陷殉难。子集松等全家二十人遇害。学政冯培元投井死。府学训导吴长庚，挺身骂太平军，八口皆死。全城死难的达到十几万人。（清陈徽言《武昌纪事》）
王东槐认为自己曾担任监司大员，义不能受辱。就退回都自己的寓所。手持宝剑赶自己的儿子和弟弟逃走，关闭大门，把幼女扔到井里淹死，然后与其妻萧氏一起上吊自尽。（《清史稿·王东槐传》，陈徽言《武昌纪事》）家丁中五人被害。（《续滕县志·丁宝桢请为王东槐予谥建祠疏》）幼子王宜勒逃出城后，随同的仆人被杀，从此不知下落。王东槐的遗体被家人瘗于武昌黄鹄山的一大树侧。（《墓表》）第二年正月才具棺改葬，后归葬滕县祖茔。
咸丰三年正月，钦差大臣向荣督率清军收复武昌。署理巡抚骆秉章把王东槐殉难的经过奏闻咸丰皇帝。二月，奉到上谕：“丁忧盐法道王东槐着按官阶加一等赐恤。该员婴城固守，临难捐躯。大节凛然，允足垂型不朽。着该地方建专祠，以慰忠魂。寻赐恤如例。赏骑都尉世职。袭次完时以恩骑尉世袭罔替。”（《国史·忠义传》）
什么叫骑都尉世职呢？骑都尉本来是唐代以来的勋官，清代把勋与爵合一。所以就形成了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共九级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能世代承袭，所以又叫世职。骑都尉可以袭三次。然后以恩骑尉世袭罔替，也就是说不限制承袭的次数了。级索发现的光绪贰拾伍年（公元1899年）叁月初四日圣旨：“王东槐尔系湖北盐法武昌道，因粵匪逼境，城破殉难，赏给骑都尉与尔嫡长子王宜勗，继孙王恒固承袭后病故，尚有骑都尉壹（名）次，与原立官王东槐继曾孙王裕楷承袭。”可以证明骑都尉可以承袭三次。骑都尉的俸禄是每年110两银子，品级为正四品。恩骑尉为正七品。
到了同治九年，太平军起义已经平定。山东巡抚丁宝桢根据滕县乡绅前任江西泸溪县知县黄来晨等援案呈请，奏请皇帝赐谥并于原籍自行捐建专祠。（《续滕县志·丁宝桢请为王东槐予谥建祠疏》）什么叫援案呈请呢？为什么到了同治九年山东巡抚才奏请赐谥而咸丰三年的时候没有奏请赐谥呢？
谥法，也称“易名之典”，是为地位尊崇或生平、贡献值得社会提倡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和礼法传统。清代大臣身后的哀荣恩典，最被世人看重的就是赐谥。因为这是对一个臣子一生的盖棺论定。清代谥法，规制完备。宋明以来，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例可得谥，但是清朝定制，一品官员予谥，且须请旨批准。而后内阁拟定若干谥号，由皇帝圈定其一。据福格《听雨丛谈》：“本朝谥法，均有定制，亲王、郡王，生前原有封号，是以予谥用一字。自贝勒、一品大员，咸谥二字。二品以下，例不予谥，或忠荩卓著者，出自特恩，不在定例。”梁章钜《浪迹丛谈》：“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王东槐是四品道员，不符合赐谥的规定，所以没有谥号。
但是为什么到了同治九年反而赐谥了呢？丁宝桢《请为王东槐予谥建祠疏》说得很清楚：“赐谥系有一定品秩，王东槐官仅道员，与请谥之例未符。”那么为什么还要请谥呢？“惟查前湖北荆门州知州李榞安、安陆知府金云门死难以及该道员同案死难之汉黄德道王寿同均经奏准予谥有案。”理由非常充分：后来殉难的两个知府都赐谥了，与王东槐一起在武昌殉难的另一位道台汉黄德道王寿同也赐谥了，这就是有案可循。王东槐当然也应该赐谥。这属于“没身行阵”，也可以“邀逾格茂典”，不算违反制度。这也是到了同治末年，因为军功人员被保奏为二品以上官衔的已经达到几万人，朝廷名器甚滥。赐谥的功臣大量增加，标准大大降低，谥法也不那么严格了。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惟身后给谥最为矜重。故自开国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仅四百余人。有生官极品，而殁不得谥者。自同治初两宫垂帘训政，凡阶一品皆予谥，近数十年，遂为定制矣。”而《清史稿·礼十二》中记载更为明确：“定制，一品官以上予否请上裁，二品官以下不获请。其得谥者，率出自特旨，或以勤劳，或以节义，或以文学，或以武功。破格崇褒，用示激劝。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咸丰三年，礼臣奏定文职二品官殉难，视一品予谥。如按察使优恤，礼部亦得援例以请。军兴而后，道、府、州、县等官死绥不少，疆臣疏请，不拘常格矣。”既然已经不拘常格，知府等殉难赐谥的已经很多。王东槐当然也得以赐谥，不过这个已经属于追谥。
丁宝桢奏请予谥建祠一折同治九年二月初七奉旨允准：
“原任湖北盐法道王东槐于咸丰二年十二月间粤逆窜陷武昌遇贼殉难。业经奉旨赐恤于各该地方建立专祠。其同时殉难之家属并准附祀。兹据奏称，王东槐助守武昌，悉心防御，城陷之日，大节无亏，实堪嘉悯。王东槐着加恩予谥。并准其于原籍自行捐建专祠，将该故员同时殉难之妻女家丁等一并祔祀。以彰忠节。该部知道，钦此。”（《王文直公遗集》）另据《同治朝实录》九年二月乙巳：“追予湖北武昌殉难道员王东槐谥文直。于山东滕县原籍建立专祠。眷属人等一并附祀。” 同时，还将王东槐的四个儿子都赏给举人。（《国史·忠义传》）
同治皇帝根据内阁拟定的谥号，确定谥为“文直”。这是一个美谥。“文”是翰林或大学士特有的谥法。根据《清史稿·礼十二》：“大学士及翰林授职者，始得谥'文’”。像王东槐的同年曾国藩谥号为“文正”，这是清朝大臣最高的谥号。臣下不能奏请给予某人该谥号，只能出于皇帝的特旨。有清一代，谥为文正的仅仅有六人。而王东槐的年侄李鸿章则谥为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佳名。像林则徐、文祥等翰林出身的名臣都谥为“文忠”。其他官员如果没有当到正一品的大学士，或者不是翰林出身，是不许谥为“文”的。根据《大清会典·谥法》，“敏行不挠曰直，率行无邪曰直。”说明王东槐是个正直不屈的人，这也是对王东槐铁面御史和临危不苟的一种充分肯定吧。
呈请予谥建祠的是黄来晨。黄是道光三十年庚戌科同进士出身。曾任江西泸溪县知县，同治元年三月以守御不力被曾国藩弹劾革职。
他与王东槐同年中举，也是好朋友。我们今天在《王文直公遗集》中可以看到《黄说亭先生传》，就是王东槐为黄来晨的父亲黄念典所作。所自行捐建的祠堂就是今天的王家祠堂。全名应该是“皇清诰授中议大夫王文直公专祠”。“诰授”的意思是皇帝的任命或封赠。“中议大夫”是王东槐的阶官。从三品。因为王东槐殉难后圣旨让“按官阶加一等赐恤”，正四品道员加一等是从三品官，而王东槐又没有追赠具体官职，所以就按阶官题为“中议大夫”。阶官也叫散官，是由品级派生出的另一套等级制度，类似于一种荣誉虚衔。形成于唐代，清代阶官共十八级。文官最高的是正一品的光禄大夫。最低的是从九品的登仕佐郎。像前面我们列举的李鸿章的全部头衔，其阶官就是诰授光禄大夫。
光绪十六年九月，都察院代奏山东籍翰林院编修高熙喆和张星基（吉）的援案呈请，王东槐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续滕县志·王东槐专祠请由地方官致祭疏》）内阁奉上谕：”准已故湖北盐法道王东槐山东原籍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光绪朝实录》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熙喆是光绪九年会试贡士，光绪十二年殿试二甲进士。张星基是高熙喆的同年，光绪十二年殿试二甲第五名进士，菏泽人。后曾在广西云南等任道员。
代后记：秋水鸣蛙自一天
王东槐的故事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
其一，王东槐最值得我们敬仰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不畏权贵的正直品格和临难不苟的忠贞精神。他出身贫苦，力学有年，能到京城做官不易。特别是道光末年，“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曾国藩《致翰林龙启瑞》）官员们“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曾国藩《应诏求言疏》)明哲保身是最安稳最聪明的选择。但是王东槐没有这样做人。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东槐很好地实践了林则徐的这一口号。为了国家和百姓，他不计较个人利害。他直言敢谏不惧天子之怒；他痛笞王府家人不怕亲王之威；他不顾情面，弹劾自己家乡的巡抚、按察使等高级官员和父母官，形成山东官场的大风暴；他积极推行保甲法，修筑炮台，防御外国侵略者；他以丁忧之身，无守土之责，却于城破后临危授命，大节凛然，名垂青史，不愧一个“直”字！这些可贵品质也都是我们目前社会所最缺乏的。应该成为我们滕州人不朽的典范。
其二，为什么我们要说王东槐。滕州是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乡，地灵人杰，群贤荟萃。从墨子、鲁班以次，都足以焜耀史册。但是毕竟远隔千年，陵谷沧桑，许多史实都已经淹没在时间的大海里，今天已无迹可寻。王东槐不同，他生于斯，长于斯，是滕州人自己的英雄。他的宗族后裔依然瓜瓞绵绵，繁衍昌盛于滕州大地。其中可能就有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与我们血脉相连。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个滕州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居民，数典忘祖，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这些历史几乎被从我们的当代文化中清除，珍惜她，研究她，继承她，发扬她，是传承和创新滕州历史文化的当务之急。
其三，我们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乡贤。滕州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研究自己历史文化方面并不能令人满意，有意或无意的误读错解俯拾即是。比如王东槐，在各种论文和媒体文章中被误为“帝师”，而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事迹，却并不为人深知。王文直公的精神一直被外在的虚荣所湮没。这样我们即使不怕见笑于时贤，恐怕也难对后人。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讲话中指出：传承和创新文化是大学四大功能之一。笔者忝居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教席，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又是滕州人自己的大学，研究滕州历史文化是职责所在。因此，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发明文直公的实事，弘扬文直公的精神，义不容辞，当仁不让。说实话，推断王东槐不是帝师，笔者不是没有顾虑。但郑板桥云：“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文直公之“直”我们不发明，反而拿着他根本不曾担任过的“帝师”津津乐道，使文直公地下有知，也只能厌闻而报以苦笑吧？笔者幼承庭训，以直道而行为言；深惭家学，多矮人看戏之见。故写这篇底下短文时，决意以王文直公为典型，用“敏行不挠，率行无邪”自励，秉笔直书，还文直公以真实面目，写文直公忠烈精神。庶几无愧乎为文直公乡里后生。虽明知蚁力不足以负山，蠡测不足以知海，雕虫篆刻，强作解人，但金人元好问诗云：“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也是后学小子对文直公的一片痴心吧？谨志微忱，待世之知言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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