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戊戌政变透析中国近代改革

导读：以戊戌政变透析中国近代改革，中国社会反思的结果，以表达自己层出迭起的改革主张，逼使认识深化：认识的深化又推动改革越出旧界，近代中国就在这种矛盾中拖泥带水地趔趄而行，日本素为中国所鄙夷的蕞尔小邦，整个中国遂展开了一个由中国传统社会培养出来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救亡运动——开明智运动，“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着

以戊戌政变透析中国近代改革

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过：“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这句话所包含的时代内容而言，可以看做是积两次失败之痛，中国社会反思的结果。因此，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谈时务，讲维新的人们，虽然行辈不同，但多以此立论，发抒千言万语，以表达自己层出迭起的改革主张。然而，在那个时候，不愿意变的人更多。所以，一方面是沉重的压力：变局迫来，逼使认识深化：认识的深化又推动改革越出旧界。另一方面是沉重的阻力：新旧嬗递的每一步，都会遇到被利益和道德召唤来的愤怒的卫道者。近代中国就在这种矛盾中拖泥带水地趔趄而行。

甲午一战，变局急转为“世变之亟”。沉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日本素为中国所鄙夷的蕞尔小邦，与泱泱天朝相较，实微不足道，今竟为其所败，视为奇耻大辱；昔日割香港小岛，视为与澳门同为“荒岛”，今割台澎及辽东半岛，是真以祖宗所遗国土，政府拱手奉人；中日同为东方古国学习西方军事，几乎同时开始起步，而如今实力却如此悬殊。在战争的同时，各省举人强烈表示反对议和，主张迁都续战，但《马关条约》却在日本武力咄咄威迫下签字。各省举人纷纷把这种悲愤的心情以及他们自以为是的救国方案带回到各人的故乡。由此甲午战败的创痛也经由他们传至全国。

自1895年夏开始，整个中国遂展开了一个由中国传统社会培养出来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救亡运动——开明智运动。“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着。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的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中国剧变的基本分界线，恰恰就是距今整整100年以前的甲午战争，作为历史剧变的起点，它与过去最根本的区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形成一种强烈而亢奋的变革动力，它引导着中国人更为主动地参与体制变革，这种由于危机感而引发的自觉的变革意识与政治行动结合起来，使人们能动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运动。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由人们的群体性的自觉意识参与的政治变动时代。”

“开创之世”与“列国并立之势”这是康有为对于“变局”的感悟和诠释。“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怨人之取侮？”这两个问号，正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时代依据。开创，是对于守成的否定。在这里，康有为似乎已经揭示了近代中国变形了历史逻辑，即：社会的变革，其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维新派论变，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康有为说：“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这正是维新运动的“变”与洋务运动的“变”的根本区别所在。二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纬相承；老百姓则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维新派的“变”同西方的进化论是一开始就联为一体的，它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场革命，从而改变了最难改变的东西：世界观。这种从未有过的变的观念，呼唤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

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因而反映在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戊戌维新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迷失和理论缺陷。但是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上书言事，努力学习西方的政治规范，逐渐凸显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这其中具有着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以议宪法”，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一方面也许是受到阶级政治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在施行的迟速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许是随着认识加深而对于

具体分析的实际映射。康有为指出‘三世’为孔子之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从这其中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发展观。

尽管“百日维新”的诸项措施仅涉及变革法律，振兴工商，废除八股取士等政治变革的外围表层，但还是引起了大批读书人，官僚集团的猜忌和反对。实际上仅仅是观念的冲击并不构成阻力的主体，真正的阻力来源于利益的冲突。机构改革直接触动了部分官员的切身利益，废八股而改策试也使大批八股士人骤然失业。据记载，当时京师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由此导致的因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达万人之多。“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威。”在改革产生的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这种“快变，大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措施会使那些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

中国资本主义从19世纪60-70年代产生后，发展步履维艰。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投资资金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真正地被“淹没”在封建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让变法的力量微乎其微。并且依赖一个并无实力的帝党集团，让本就薄弱的资产阶级更加受制于封建势力之下。由于他们轻视人民群众，同时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急于求成，变法缺乏通盘考虑这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今天变官制，明天立学堂，让人无所适从。当时就有人指出变法“败于操切”，认为“改革当以渐，民自顺教而风靡，久则服而习之矣。”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那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多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东方与西方并向而行。以保守的对策来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变与不变，是对时代推来的问题作出的两种相反回答。一切改革的推进都必然会碰到来自既得利益和传统这两方面的阻力。在近代中国，这双重阻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周秦以来形成的以孔学为轴心的文化传统，已与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无所不在。更可怕的是，这种阻力又往往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块，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

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传统权威形态与价值体系对社会的整合能力急剧削弱，而新型的制度结构又一时难以建立起来，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方寸大乱”的传统国家动员各种资源以应付列强挑战的能力。其次，民族危机的深化使更为激进的，心态上更为亢奋而在政治上又缺乏足够政治阅历的戊戌变法走上前台。此后，中国的变革就陷入一种由危机感与亢奋的求变心态相互交织而形成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正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传统政治秩序，政治体制，文化价值在猛烈的变动过程中日益趋向瓦解，这正是中国此后历史的基本趋势。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特殊的变革心态具有相当明显的激进特征，它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选择，并由此而影响了中国此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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