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政论文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文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宜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此时宫廷文人也竟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人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2．论述“赋”这种文体在汉代的发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赋”最早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方法，如“六义”中的“赋”为不假象征、“直指其事”的意思。最早把“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是荀子，他作有《赋》篇。赋是汉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式样，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他的代表性作品《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到了汉武帝时期，新体赋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子虚赋》、《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在许多方面都超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以赋名世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扬雄。土褒有《洞箫赋》，是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目前最早的咏物赋。西汉后期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杜笃的《论都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东汉京都赋开始崛起，以都洛、都雍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班固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此外还有张衡的《二京赋》。抒情赋此时也开始勃兴，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仞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代表性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和班昭的《东征赋》．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又一新发展。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而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他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清代王国维曾把赋作为有汉一代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汉赋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作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3．简答《七发》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创新。
枚乘的《七发》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是劝诫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其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此外，在体制上沿袭《楚辞》的《招魂》和《大招》，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
同时，《七发》在继承先秦文学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虽在体制上沿袭《招魂》和《大招》，但其铺排叙事用意并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碡i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这样的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另外，《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在《高唐赋》中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从而将人的主观精神贯注入自然，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4．为什么说《子虚赋》、《上林赋》是汉赋的典范之作?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作品．两篇虽不作于一时，但内容联属，构思一贯，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弘，波澜起伏，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蕞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作品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有意识地虚构人名展开辩论，后来扬雄《长杨赋》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张衡《二京赋》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都是模仿这种形式。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它还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辞采的富丽，使这种描写确实气势充沛，波澜壮阔。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往往流为粉饰太平。它们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后世赋家大都按照这一体制进行创作，但愈来愈失去了创造性。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
5．简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及其影响。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等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同时又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中的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论述《史记》的叙事艺术。
首先，是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二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嘶图。
其次，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等。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再次，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最后，是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司马迁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于心。《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7．《史记》是怎样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如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可以说《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显得非常真实。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三、旁见侧出的笔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8．简述《史记》是怎样形成其雄深雅健的风格的。
《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首先是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其次是浓郁的悲剧气氛。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笔下的虞卿、范睢、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
再次是强烈的传奇色彩。《史记》富有传奇色彩，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终身不复见。《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意料，也富有传奇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9．论述《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一、《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二、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人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等．．《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三、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多有渊源关系。首先，《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其次，《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r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再次，《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
10．简述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叙事技巧。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一、生活镜头的选取表现了两汉乐府叙事诗高度的艺术性。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如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的，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很有新意。
二、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两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三、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刚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四、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如《十五从军征》以景物渲染、叙述行动为主，而无直接的抒情；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如《孔雀东南飞》；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如对刘兰芝、胡姬人物形象的塑造，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
总之，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11．东汉抒情赋的类别及其代表作。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纪行赋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班彪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班昭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感情描写更为细腻，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感情痛切沉重，幽思婉转，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这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张衡为述志赋注入了巨大活力，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其《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像鸟困于樊笼般的窘境和苦恼，而他的《刺世疾邪赋》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词公诸世人，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12．试论述《汉书》和《史记》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的不同点。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但二者在写作上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时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涌现出的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极富传奇色彩。《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经师儒生，虽缺少传奇色彩，却富有戏剧性。《史记》主要写那些草莽英雄是如何建功立业的，《汉书》则展示了西汉士人宦海浮沉的情景。
二、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而《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如《张汤传》、《韦贤传》等。《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少恩寡义的同时，对他们子孙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三、《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四、《史记》采用疏宕往复的笔法，《汉书》则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如对各类逸闻逸事和生活琐事，司马迁或把它们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总之．《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而《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13．结合作品简述《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耳目一新的抒情艺术。《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
首先，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方来》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如何珍视，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的诗篇，则由这些物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诗人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
其次，《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明月何皎皎》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构成的意境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西北有高楼》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界。
再次，善于通过捕捉生活情景抒发作者内心感受。通过场景的描写表达细腻的心理活动，使诗中主人公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凛凛岁云暮》中，将对环境、梦境的叙写，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与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
二、炉火纯青的语言技巧，钟嵘在《诗品》中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首先，《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吉道出真情至理，其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而又异常精练，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
其次，《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既清新又醇厚。
再次，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叠字的巧妙连用和双关语的自然融人，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如《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客从远方来》等诗。
总之，《古诗十九首》在表达方式上直接继承《诗》、《骚》的抒情传统，并吸收了汉乐府的艺术技巧，成为建安五言抒情诗创作高潮到来的前奏，其含蓄蕴藉风格对后世文人抒情诗产生了长远影响。
14．结合作品谈谈《古诗十九首》中体现的汉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及其产生的根源。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抒发的是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从这一点讲，它直接上承《诗经》国风的精神。但是和《诗经》相比，汉代文人五言诗并非是传统题材的重复，而是增加了更为深沉的内容，那就是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它几乎贯注于所有的作品当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这首诗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在诗人看来，久别的夫妇虽然还会有团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华却一去不返，它已像盛开的蕙兰花一样枯萎凋零，正因为有了这种生命的感伤，才使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它的内蕴，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电使它与《诗经》中那些同题之作有了明显的时代意识差别和抒情主体差别。它既是男女之情的表露，更是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既表现了汉人对生命问题的时代思考，又突出了汉代文人的世俗情怀。
从汉初时起，在两汉社会繁荣富庶的表象下，就已经处处弥漫着一种悲叹人生短促的感伤主义思潮。从汉初的《薤露》、《蒿里》，到汉武帝的《秋风辞》和《郊祀歌》中的《日出入》，西汉初中期的诗人已经把这种人生的伤悲情感表现得那么深切。而文人士子在这种时代思潮感染下，更从自身感受中强化了这种生命意识。他们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追求，希望要得到这些身外之物，以显示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但是他们为此却要付出巨大的自我牺牲，他们的功名利禄是以个体人格的压抑和青春生命的煎熬为代价才换来的。正是在这种切身的经历中，他们才更深刻地发现了个体自我的价值，生命的另一种意义：那不是官场倾轧中的胜利，功名利禄的获取，更应该是和平安稳的世俗生活，真挚无比的男女情爱，千金难买的青春光阴；而且，只有这些才更为切实地属于自我。在这种新的生命观念的启悟之下，回顾自己的艰难追求，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我的悲哀。于是，他们就带着这种生命的真诚，去抒发自己的情感怀抱，去表现自己对人生的领悟。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以抒男女相思之情、发人生短促之慨为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文人士子共同的世俗情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并不是社会动乱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文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萌生于先秦的这种个体自我意识的继承。它表现了从汉初以来就已经深化的人的生命哲学意识，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建安魏晋思潮和诗风，不过是在汉代这种思潮和诗风影响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变化下的再一次深化而已。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在情感的抒发上才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才会在后世代代文人心里产生深深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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