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思想与著作
司马迁（前145，一说前13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北）人。史官世家出身。其父司马谈精通天文、历史和诸子之学，尤好黄老，著有《论六家要旨》，武帝初为太史令。他的学识和道家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少年时代在家乡耕牧读书，十岁左右诵读古文。约十七岁时，又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二十多岁南游江淮，北至齐鲁，复转而南游，过梁、楚以归。三十岁左右为郎中。三十五岁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川、云、贵的一些地方。36岁又曾侍从武帝泰山封禅。这些经历，使他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为他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谈有志于“史记”，未就而卒。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遍览皇家所藏史料、图籍和档案。42岁时，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大怒。司马迁称言李陵之功，因而以“诬上”下狱。家贫无以自赎，交游莫救，出于创作《史记》的考虑，他被迫接受腐刑。这使他对武帝的横暴，法吏的残忍，上层社会的冷酷等，有了深切体会，生死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他发愤写作《史记》增加了动力。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续撰《史记》。大约征和二年（前91），他完成了《史记》创作，此后不久，与世长辞。
司马迁的思想比较复杂，既受到传统史家“实录”精神、历史循环、先秦儒家明君贤臣及“德政”思想的影响，又受到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此外，其思想亦有新的进步内容。如他以人事为依据，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天道观表示怀疑。在对历史具体考察过程中，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到事物自身的因果联系。再如他有一个进步的社会理想，即君明臣贤、公正合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富裕。为此，他惩恶扬善，与广大百姓的爱憎情感比较接近。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存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及《素王妙论》佚文。
二、《史记》的名称、体例及思想内容
“史记”本是史书的泛称。司马迁之作原名为《太史公书》，汉人多以此相称，也有称《太史公记》、《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东汉末灵帝时方有《史记》之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52万6千余字，由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组成。本纪共12篇，主要叙述帝王事迹；表十篇，是各代的历史大事记；书八篇，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史；世家30篇，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70篇，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传记，少数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首领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其写法上的共同特点是“以人系事”。五体之外，互见法和“君子曰”的评论也是《史记》的重要体例，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
《史记》是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扬善贬恶”的史家实录精神写就的。它如实记录了上古到汉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平活动，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暴露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帝王丑恶面目的暴露，尤其是汉代帝王。如对开国帝王刘邦，司马迁固然没有抹煞他统一天下的功绩和他善于用人、博采众长的优点，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流氓品质和残忍本性。《高祖本纪》里写他不事生产与“好酒及色”，是个地道的流氓无赖。《项羽本纪》里写他为了自己不顾父亲、儿女性命，则反映了他残忍自私的本性。
其次，《史记》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及骄奢荒淫揭露批判
。如《吕太后本纪》写刘邦死后，吕雉对争立太子的政敌戚姬及赵王如意母子，先鸩杀如意，后又对戚夫人断去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再次，《史记》对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和谀儒的丑态也进行了暴露和谴责。《酷吏列传》写了汉代酷吏12人，这些酷吏残暴成性，挖空心思加害官吏和百姓，又深得皇帝宠幸。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人“相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行刑期过，他竟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武帝闻其事，竟以为能，迁为中尉。酷吏而外，谀儒亦为司马迁所不齿。叔孙通和公孙弘是这方面的代表。如公孙弘习文吏法事，而又以儒术缘饰。每有朝会，他不肯面折庭争，“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虽详与善，阴抱其祸。”（《平津侯主父列传》）这样一位阿世之人，武帝竟封相封侯。
《史记》在揭露和批判邪恶、腐败、庸俗的同时，还运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明君”“贤臣”、反抗强暴的英雄及中下层一些人物的事迹，歌颂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优秀品质。歌颂“明君”“贤臣”，是他社会理想的正面寄托。他在《匈奴列传》中说：“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太史公自序》中又指出：“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汉文帝是他热情歌颂的帝王，他盛赞其“仁德”。信陵君是他景仰的人物，他着重写其“仁而下士”的优良品质，赞其得士之助而取得反抗强秦、救赵存魏的光辉业绩。
对于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给予了热情歌颂。陈涉是抗秦先锋，司马迁将其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并把陈涉列入“世家”与诸侯同视，给其以相当高的历史地位。另一位抗秦英雄项羽，司马迁亦不以成败论之，饱含同情地描写了其一生事迹，肯定了他摧毁暴秦主力的历史功绩，并写入“本纪”，与帝王同列。
此外，《史记》还描写了一些中下层人物，如振人之急、然诺必诚的朱家、郭解、剧孟，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聂政、荆轲、专诸、豫让，乃至以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贡献于社会人生者，凡其立身行事情操高尚者，作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由衷赞扬。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游侠的称赞。《游侠列传》称这些游侠，虽是布衣，却能“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汉武帝对游侠是严惩不贷的，而司马迁公开唱反调，为鸣不平，并立专传，记载其事迹，颂扬其见义勇为而又廉洁退让的高贵品质。
三、《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后胜利，惨烈的死是不在话下的。不过，司马迁所写的悲剧事件，不一定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如蔺相如为维护赵国尊严，与强秦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迫使秦王却步，结果并不是死，但斗争场面极为悲壮。另有一些悲壮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则是以其历史教训发人深思，如项羽英名盖世，心如铁石，坑降卒、灭秦族、杀义帝，都未曾掉过半滴泪，而垓下被围，与虞姬生离死别，竟呜咽悲歌，若不胜情。作者用这一场面生动宣告了光靠武力经营天下是不行的。
《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所写的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都属此类，他们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不过，司马迁的诙谐幽默还不止于此，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他也注意这类表现。或借以讽刺人物的虚伪荒唐，如《高祖本纪》写高祖父拥篲迎候刘邦的一幕滑稽剧；或借以表现人物的幽默性格，如《司马相如列传》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描写等等。
3、浓郁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他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是直接从屈原等先贤那里体会到的。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充满崇敬之情的赞美诗……可以说，整部《史记》就是一部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不惟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史记》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在130篇中，司马迁充分发挥其组织能力，将纵横数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举重若轻、条贯有序地再现了出来，并对前代各种学术流派给予历史地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表现出广阔的胸襟和卓然不凡的史胆、史才、史识和史德。（2）内容奇伟，惊心动魄。《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大都有不同寻常的气质、轰轰烈烈的事业和瑰异的操行，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国君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或忍辱复仇如越王勾践；大臣或犯颜直谏、倔强刚毅如伍子胥，或功高盖世、蒙冤千古如韩信。男子蹈义而行，甘赴鼎镬，如纪信、郦生；女子见义勇为，不畏风险，如皦女、如姬。言大则侯生七十犹献奇计，一心报国；言幼则甘罗十二挟策说赵，立取五城。……这些人物以自己的生命之弦，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豪迈悲凉、惊天地、动鬼神的乐曲。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紧张、热烈、粗犷，读来令人心惊目骇。（3）气势凌厉，一泻千里。司马迁志高才雄，能站在时代高度，俯仰古今，故其文章自有一种居高临下、汹涌磅礴的气势。而于纵横不羁中，又有一定的法度可寻，爱用排比、夸张和重字迭句便是其中较明显者。
5、结构和语言。《史记》很重视结构，总体上它是五体结构，气魄宏伟。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传记的结构艺术，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明作者自己的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如《佞幸列传》以议论开头，提起全篇。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另外，《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张丞相列传》）、毛遂自荐之语（《平原君虞卿列传》）。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项羽说：“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言：“嗟夫！大丈夫当此也！”（《高祖本纪》）陈胜出身佣耕，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地位的愿望和坚定信心；项羽出自贵族，才气过人，故出言大胆而干脆，根本没把秦始皇放在眼里；刘邦为无赖之徒，贪图享受，因而他的话则表现了他对秦始皇奢侈豪华生活和帝王威势的垂涎羡慕。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
由于《史记》突出的艺术成就，所以深受后代文士喜爱，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以前，统治者视之为“谤书”，影响不够深广。从唐代开始，其影响越来越大。唐、宋、明、清的古文家都奉为典范。我国古代小说在纪传体格局、富于传奇色彩、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历史演义题材及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等方面，都继承了《史记》的有关文学表现因子。《史记》大胆揭露现实的精神、悲壮奇瑰的历史题材、精彩的场面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等，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典诗歌在“实录”精神、题材、寄兴深远方面，也受到《史记》的很大影响。因而，《史记》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要特别重视的名著。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的创作、体例及思想特征
《史记》完成后，汉代学者褚少孙、刘向父子等十余人都曾续补它。班彪对这些续作不满意，于是采集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篇。班彪死后，其子班固继承遗业，永平元年（58年）开始编撰《汉书》。永平五年，因被告私修国史下狱。弟班超赶赴洛阳上书，言其书非妄作。同时地方官吏将书稿呈送明帝，明帝赞赏其才华，不罪，并提拔为兰台令史。次年，迁为郎，校典秘书。不久，命续写《汉书》，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班固卒时，《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的体例沿用《史记》，又略有改变，改书为志，并世家入传，由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四部分组成，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字。主要记载高帝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的历史，目的是宣扬“汉德”。其“十志”较《史记》的“八书”，史料更完整、更丰富。尤其据刘歆《七略》创设的《艺文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据《尚书·禹贡》和《逸周书·职方解》创立的《地理志》，保存了古代地理沿革、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重要资料。汉初史实，多承《史记》之义，并进行了一些剪裁、订补。
《汉书》思想不如《史记》深刻开阔，儒家正统思想的色彩较浓。如他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奸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又如将陈涉、项羽退入“传”中记叙，列为历史人物九等中的第六等。有时还故意为尊者讳。但总体上看，班固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是有充分的肯定和努力追求的。书中对汉朝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志士仁人，也能给予较为客观真实的反映，有些篇章，寄托了作者的爱憎与批判。
《汉书》也表现出一些与《史记》不同的新特点。首先是反对分裂割据和外戚专权，维护王朝统一和刘氏正统。当初司马迁写《史记》站在人性、民主性立场社会，批评汉高祖的凶残和汉武帝的专制独裁，是合理的。到了班固，从现实需要出发，为巩固东汉政权、维护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歌颂西汉帝国的建立、统一和强盛，维护刘氏正统，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次是强调忠奸两种人物类型。这类传记，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苏武传》、《霍光传》、《韦贤传》、《王莽传》等，其中最为世人传诵的是《苏武传》。如卫律劝降一段，通过对卫律奸诈凶残、贪图富贵丑恶面目的描写，反衬了苏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君爱国气节。再次，《汉书》写人更注重整体、大节，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处，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公允。如贾谊，《史记》把写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书生。而《汉书》则引入其长篇巨制《陈政事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
二、《汉书》的文学性
《汉书》在艺术上没有《史记》成就高，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地位在“正史”中仅次于《史记》。首先它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夸张场面、渲染气节、描写情节，而是在娓娓叙谈中简炼准确地勾画人物，使各样人物的心理神情也跃然纸上。如《霍光传》写宣帝即位伊始霍光当政几句：“光自后元秉持万权，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不受，诸事皆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寥寥数语，把霍光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及宣帝当时故示谦恭、隐忍韬晦的情形，表现得非常清楚。
其次，《汉书》语言不像《史记》那么生动活泼、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简洁规范，辞赡韵远，自有一种妙处。如关于窦婴守荥阳的一段描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用97字，而《汉书》仅用72字，减去了25字。情韵俱存，却更简洁。另外，在“志”和“传赞”中，《汉书》的语言有骈俪倾向，叙事较《史记》详密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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