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培亮、卢芳玉
摘要：汉以前的书写工具近一个世纪以来屡有发现，通过对出土实物的鉴定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书写工具及其制作方式对于文字书写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简牍的形制决定了中国文字的的书写款式，进而影响到文字的结构模式。隶书的横向取势不是秦汉时期文字剧烈嬗变的结果，而是有其历史渊源。
关键词
两汉隶书；书写工具；简牍形制
正文
古代没有现代先进的制版印刷技术和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语言记录、书信往来、歌功颂德、物勒其名，只能就地取材。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的材料，有简牍纸帛，还有金石碑版乃至砖瓦印石，不一而足。写字用笔，不同的工具之间自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常人都知道的事情。至于书写材料，或因质地不同，或因形式不一，或书刻兼具，或模铸翻制，风格差异也是不可避免。我们看古代论书法的文章，常常是独立地谈论笔法，以及指、腕等工夫，而不从古人使用的工具材料与字迹的关系上去考察，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与事实不符。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魏晋以后，人们对隶书已大为陌生，到唐代，则干脆把汉碑都指派为蔡邕所书，宋人赵、欧、洪氏诸家著录的也只是汉碑的拓本。清人专注篆隶，所见隶字也仅限于碑铭。只有到了上一世纪初期，考古事业在中国的兴起，书家才有希望见到了秦汉时期真实的书写工具与材料，才能借助实物考察，推测汉人挥毫染翰的情景，才能较为客观地理解、对待、辨析汉人书迹的书写形态上所存在的自然差异以及经过刻铸加工后所给后人带来的各种混淆视听的认识。现代出土文物日多，现代人眼界自然要比古人开阔，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好字，不能不讲究工具。书法艺术中主要使用的工具便是毛笔。东汉蔡邕《九势》中云：“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中国人正是使用这种圆锥状、用兽毫制作的软软的毛笔，创造了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书法。可以说，象形文字与柔软的毛笔是促使中国文字书写成为一门独特艺术的两个基础条件。
中国人使用毛笔的历史非常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用毛笔一类的工具绘制彩陶。殷商时期的书写文字近年来屡有发现。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用笔上已明显地表现侧锋落笔、提按用锋的变化。随着文字的发展、笔法的丰富，毛笔的制作也在改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惜年代久远，考古发掘未见春秋时期毛笔实物出土。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较早的毛笔是战国中期以后的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M15楚墓中出土兔毫笔一支，竹制笔杆，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笔锋长2.5厘米，笔径约0.46厘米，笔杆一端劈成数片，笔头插入其中，再用细线缠紧，外涂漆汁胶固；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M1楚墓中也发现毛笔一支，竹制笔杆，杆长23.4厘米，直径0.9厘米，笔锋毛质，锋长2.5厘米，笔径约0.9厘米。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M2楚墓发现毛笔一支，笔杆苇质，杆长22.3厘米，直径约0.46厘米，笔锋毛质，锋长3.5厘米，笔径约0.7厘米，笔毫上端以丝线扎紧，插入笔杆下端銎眼内；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也出土了三支毛笔，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支，杆长21.5厘米，直径0.4厘米，笔锋毛质，锋长2.5厘米，锋径约0.4厘米。目前能够见到的战国中晚期的毛笔，笔杆有竹、苇之别，长度在20厘米左右，笔锋长短粗细也没有定制。共同之处是每一支笔都有笔筒保护，有的笔筒甚至做工精细，可见古人对毛笔的爱护重视。
汉代发现毛笔较多。汉初普通毛笔的制法沿袭战国、秦代，未有大的改进。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早期墓葬出土毛笔一支，这支毛笔放在笔筒内，杆长24.9厘米，竹质，笔头尚存墨迹，形质和包山楚笔、睡虎地秦笔相似。
1931年在古居延曾发现西汉毛笔。启功先生曾对这支居延汉笔的模型做过如下描述：“居延出土的汉笔，笔杆是一根相当于普通铅笔而略细一些的木棍，一头渐细。这棍劈成四瓣，细的尖头，用一个木制的小尖帽顶把四瓣尖头套住，另一头四瓣中间挖出嵌毛的空膛，吞住一撮短黄毛，用细丝线缠住笔杆的下端，使那一撮笔毛紧紧地拢在四瓣杆头之内，牢固不致脱落，并可见这种笔头是可以更换的。这杆笔头的黄毛，长不过一厘米多，而茁壮紧密，用手指捏起来觉得不空。”这支居延笔虽然笔锋已秃，但笔根结实，与楚笔的柔软细长大不相同。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毛笔一支，笔杆为实心竹质，长20.8厘米，直径0.6厘米，前端控空，将笔毫纳入，外用丝线扎紧，再髹棕色漆，笔毛为狼毫，锋长1.2厘米。1978年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毛笔一支，插在笔筒内，笔杆竹质，末端斜削，长23.8厘米，一端有孔，插入笔毛，毛长1厘米。
江苏连云港地区上一世纪末期曾连续出土三支汉代毛笔。1985年出土于西郭宝汉墓的一支，笔杆残长18.9厘米，木质，杆直径为0.75厘米，笔锋长2.5厘米，置于毛筒内；1993年尹湾汉墓出土的毛笔其中之一保存完好，杆长21.4厘米，杆粗0.70厘米，向后渐细，至杆末达0.3厘米，锋长1.6厘米，另一杆略粗，笔毫已朽蚀；1995年網瞳汉墓出土有四支笔筒，两个毛笔头，两个直径为0.5厘米的锥状体，当为杆端，杆身已残失。
东汉晚期，丰碑巨碣大量出现，简牍书中草书应运而生，这对毛笔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崔豹《古今注》中记载：古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汉末魏初韦诞《笔方》言笔头制作最为详实：
“作笔当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脊）毛，去其秽毛（疑有脱误），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脊）毛，缩羊青（脊）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疑为结字）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疑有脱误），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脊）衣羊青（脊）毛外（疑有脱误），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这段文字误字较多，文义晦涩，但所述制笔法与出土笔毛大致相合。蔡邕在《笔赋》一文中曾这样赞颂当时毛笔做工的精良：
“惟其翰之所生，于冬季之狡兔。性精亟以剽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以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黄以定色……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陈代谢，四时之次也；圆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
可知汉代毛笔的笔毫都是秋冬时的兔毫，弹性好，使转自如；当时也有了兼毫，笔柱与笔被用不同的兽毫制作。笔毫一般用丝线缠裹，纳入笔杆，用漆汁胶固，笔毫磨损后，可卸下换上新的笔头。
东汉时，宫禁里还有专门的机构制作发放毛笔，《后汉书·百官志三》：“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丞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尚书郎每照例可以领到赤管大笔，笔管头上用篆书题“北工作”三字。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支毛笔，笔杆竹制，分别刻有隶书“史虎作”、“白马作”，物勒工名，制作精良，长度23厘米，合汉尺一尺，可以推断是当时官府里统一制作的毛笔。
从以上出土实物看，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是毛笔制作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笔杆逐渐加粗，笔锋缩短，除兔毫、狼毫外，还有兼毫，并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俱备。
不同形制的毛笔能助长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伴随毛笔出土的墓葬遗址多有简牍发现，从其书写风格上可以看出这一变化是极为明显的。
以楚笔为例，包山笔与左家公山笔锋长腰细，笔腹中空，弹挑提按全靠笔锋的弹性，书写时顺锋按下，提笔出锋，点画或中段丰满，端尾尖细，或起笔粗重，收笔尖细，这都是用锋的方向、角度不同使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蝌蝌文”，正是这种长锋中空的毛笔在快速书写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一种书体形式，温县盟书和侯马盟书可以作为最典型的代表，出土的秦代简牍也偶尔流露出蝌蚪文重按轻出的笔法，考其制笔，亦是笔锋较长。
蝌蚪文的这种头重尾轻的笔法，汉初仍存余绪，如在马王堆遗策中，下笔刚猛，收笔尖出，可窥其子遗。战国中晚期的信阳长台关楚笔与左家山楚笔笔锋长度都是2.5厘米，但与前者相比笔毫、笔杆都粗了一倍，与汉代普遍使用的短锋兔毫笔非常相似。信阳简的书写风格也与其他楚简略有差别，笔画粗，直线多，少圆弧，不再婀娜多姿，圆转流美，这应与毛笔杆粗使转不如细杆灵便，笔毫粗短提按得力有一定关系。
汉代制笔的一大特点是选大料做小笔，一般笔头都较长，但露出笔杆的部分则较短，有时竟有一半纳入笔杆内。这样做的好处是笔锋凝聚，不易绞散，蓄墨多，可一气呵成，通篇连写。汉代简牍隶书中的夸张的波磔，迅疾的行草，相间的游丝，痛快沉着的长竖，都说明汉代的毛笔毫健、锋利、管细、墨足，使转自如，得心应手。用战国时的楚笔，是不可能写出汉代简牍上那种长枪大戟、沉着猛厉、疾而不飘的隶字的，用我们现代人常用的长锋羊毫，在道理上和楚笔一样，锋长中空，加以生宣洇梁生涩，行笔困难，更是难以拖动，更谈不上汉人书写时的爽健峻峭了。
汉人的执笔也大可深究。隋唐以前，中国是没有高腿桌椅的，不像现代人一样可以伏案书写。汉代画像石上常可见到端砚弓腰侍奉主人添墨的侍从，魏晋时期的壁画和陶俑也有不少古人书写情景的描绘，可知汉人写字时的盘腿而坐，左手持简，右手捉笔，简和笔都是斜执的。
由于需要悬腕、悬肘，所以笔杆要做得长一点，太短则挥运不灵便；由于简牍上不宜作大字，这就要求笔毫坚挺，毫端尖细，软弱钝粗则不利于使转顿挫；汉隶行笔多变，重腕法、指法，笔杆便要求做得纤细，太粗则不易于转笔，不利指法的发挥。我们看汉笔杆身长度都在20厘米左右，杆的直径都在0.6——0.7厘米之间，实践证明，这样的长度、径宽，写小字发力准确、迅猛，拿在手里也最为妥当。这说明，汉人使用的毛笔之所以在笔杆长度、粗细、笔毫的选料上如此讲究，都是为了适应当时书写的姿势和习惯，以及使用的简牍材料，而不是纯粹为了外表的美观。
在甲骨文、金文出现的时侯，简牍便已经被作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了。这种取材便利、易于制作、保存和书写的材料，几乎支撑了中国古代文字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根据史载，直到南北朝时期，纸张才彻底地取代简牍。
在晋代，纸虽然普遍使用，政府的文书薄籍却往往使用简牍。而其时，楷书已广泛应用，行草书也大行其道，书圣王羲之更是以其姿态天矫、细腻委婉的行草开创了一个抒情达意的时代。可以说，篆隶楷行草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及蜕变的大部分过程基本上是在这种长条形的简牍上完成的。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潜在的。今天我们经常使用的日常用语，如“文牍”、“信礼”、“删改”、“削正”、“尺牍”、“编”等词汇中，无不闪现着古代简牍的影子。
简牍对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竹简是就地取材，制作成长条形，这样就决定了汉字书写的方向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像拉丁文字那样横向的自左向右。因为简册一般是先编后写的（也有的是先写完后再编在一起的)，书写者左手执简，右手执笔，每书一简，左手顺势向右卷动简条，书写顺序自然形成了从右向左。汉字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款式一直影响至今。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完全可以采取自左向右的排列方式，但受简牍的影响以及书写习惯的支配，最后都不约而同采取的是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款式。汉隶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自上而下书写的方式还影响到汉代草书的发展。基于汉隶的快速书写，草书开始萌生，但简牍的形制决定它只能在上下两个方向自由驰骋，于是书手在不断简化、省略点画部首的同时，把精力都放在了字与字的上下连接与贯通上。在张芝的草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气呵成、奔腾不止、鱼贯而下的一幅情景。但假若没有简牍，古人一开始就是横写，即使出现了草书，那么，草书的联贯又该如何努力呢？
因为成熟的规范的汉隶都是背分取势，字形横扁，于是许多学者都认为：“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服地阅览，于是将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磔使其向左右伸展。”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实。根据商周至秦汉时期历代遗留至今的墨迹，包括甲骨文、玉石、简牍、绢帛上的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字并非是古隶向八分过渡的过程中被逐渐改造成横扁结构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篆书是纵长的，隶书则是横向取势的。出土实物证明，篆书时代，字形长短、宽狭、欹正，兼而有之，并没有特殊的约定俗成的规定。的确，在那些重要的青铜礼器上，出于庄重，为了美化，人们把篆字作了一番装饰打扮。由于篆书是内向型结构，若整饬美化，规范统一，只能上下拉伸，写成瘦长的模样，这很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
战国时期，楚国与中山国的青铜器上的文字，更是出于审美的需求，刻意拉长，上敛下纵，甚至穿插于其中众多的修饰，如鸟纹、虫纹、鱼纹等，形成历史上独特的鸟虫篆，把篆字的美化工作做到了头，直至脱离了书写这一基本规定。文字美术化的结果自然使其寿终正寝。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字形已趋方正，有的字形纵长，那是由于文字结构（如上下结构）自身规定的。至于秦小篆，作为官方文字，有意识地拉长，做出一幅巍峨、严肃、庄重的模样，这正是与统治者当时的心态是一致的：诸侯尽并，黔首大安，国土统一，唯我独尊。而与其同时，秦诏版的颁刻却并未严格遵循官方的文字规定，或长或扁，或正或倾。
考古发展表明，早在篆书时代，文字即有正体、俗体之分。正体一般作为官方文字，具有较为浓厚的正统意识，规范、整齐、富有秩序感是其共同的特点，而俗体主要反映在那些日常应用文字上。如出土于曾侯乙墓书写于战国初期的大批文字材料中，曾侯乙编钟上翻铸的文字，字形修长，线条诘曲，受鸟虫书影响极富装饰性。曾侯乙石磬上的文字，系刻写而成，断笔方折较为明显，线条挺直，字形较为方整。曾侯乙墓遣册系毛笔书写而成，与编钟文字区别明显，出现了较多的直线，字形也明显趋扁，字与字之间也保留了一定的空隙。这种正体篆书修长，俗体篆书横扁的例子，在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与简牍中，可以经常发现。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交的墨迹主要有《温县盟书》（前497年）、《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曾侯乙墓竹简》（公元前433年以前）、《长台关楚简》（战国中期）、《仰天湖楚简》（战国中期）、《包山楚简》（战国中晚期）、《晋川木牍》（前309——307）、《睡虎地秦简》（战国末期）、《子弹库楚帛书》（战国中期）、《天水放马滩秦简》（前239年）、《长沙马王堆帛书》（秦汉之交）等。这一系列的墨迹文字，除了极少部分字形纵长外，无论是书写于玉石还是绢帛，受简牍的影响，字形都趋向于横扁。
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种“隶变”现象。这种看法毕竟是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汉隶是横扁的，便由此前推，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横扁字形的例子，便认为隶变从此开始。这种判断是基于字形的长短而得出的简单的结论。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比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更早的墨迹字例，对于商周篆书俗体还缺乏鲜明、完整的认识，但基于大量墨迹文字，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早于《侯马盟书》的篆书俗体，受到简牍的影响，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书写更多的文字，字形也有可能的横扁的。
历史发展到秦汉时期，中国文字发生激烈的变化，篆书内向包围式的结构被逐渐解散，点画开始向上下左右外延，隶书的波磔也出现了。西汉武帝时期，典型的隶书如《定县汉简》产生了。而这一典型的特征，横扁的结构是自古即有的，波磔的舒展是战国晚期以后在书写过程中慢慢加工总结完善的，不可能是经过了一个国祚短暂的秦王朝，便迅速地由纵长变成了横势。
正像文字的发展演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蜕变期一样，任何一个时代对某一种字形、某一风格的选择，也是潜移默化、自然形成的，彻底的裂变往往要经历久远的孕育。从这个逻辑上观察秦汉时期的文字，便会理解秦小篆的高冠巍峨，何以短时间内统统变成了隶书横向开拓式的结构。这一切变化，不能不说与竹木简牍的形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它的因素，诸如文字构造、象形与表意，限于简幅，此不赘述。
简牍也有其局限性，幅面狭窄，限制了用笔的自由发挥。木牍比简牍空间略为宽裕，但仍嫌紧，而且做大了就不便阅读、保存。作为书写材料，帛与纸具有简牍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汉代是一个简、帛、纸并用的时代。简牍虽取材便利，但过于笨重；缣帛滑而不洇，价格昂贵，主要供宫廷贵族书写及绘画之用，民间仍用简牍；纸虽然在汉代还未作为主要书写材料，但西汉时即已发明并使用，到东汉，制作工艺不断改进，汉末，适用于书法艺术的纸张终于产生。东汉的蔡伦与左伯都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
《后汉书》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肢、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曾任尚方令，主管尚方，制造各种御用器物，他在前人基础上，改进造纸术，增加品种，加以推广，贡献巨大。建安年间，左伯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生产出一种更加适宜于书写的用纸，受到书家的欢迎。
张怀瓘《书断·下·能品》云：“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左伯纸今不得见。东汉末赵岐在《三辅决录》中引韦诞奏言：“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南齐王僧虔《论书》中也曾提及：“若子邑（左伯字)之纸，研染辉光；仲将（韦诞字）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字)之笔，穷神静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可见左伯纸质地精良，应比蔡侯纸更加细匀、坚韧、洁白。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纸为书家提供了一个展现艺术才华的天地。点画可以自由自在的舒展，结字可以差差错落，布白可以纵横有象，在原来追求实用的基础上，开始注重“肌肤之丽”和“骨丰肉润’的笔触美感，进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汉末，诸体杂生，书家辈出，正是依托于笔墨纸砚皆极精良这一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
汉代书写在纸张上的作品存世罕有，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查科尔贴纸”，年代可能在西汉昭、宣时期，纸上残存清晰可辨的字约有20个左右，是我国古代有字古纸年代最早的一张。这些隶字书写草率，属不带波挑的隶字。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纸上残存隶体墨书，尚可辨认“青”、“贝”等字。
历史匆匆翻过一页，等我们再看到魏晋时期纸张上的墨迹时，已不再是隶书了，无论是西晋陆机《平复贴》的逸笔草草，古拙苍茫，还有二王的秀骨清相风流倜傥，我们会发现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是跨越式的。这其中的原因，有书法本体自身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使然，有汉末士子对艺术如痴如醉，有魏晋时期思想的自由解放，还有书写材料的变更，这些均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不可遏止的动力源泉。
两汉至魏晋的纸质书法作品发现很少，但我们完全可以从文献记载和现有的零星考古资料中推断，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驰骋纵横已从狭窄的简牍转移到纸张上去了。尽管这一推断尚需更新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如果从两晋书法作品的笔精墨妙来看，没有纸这一挥洒的空间，这笔法的空前丰富、风格的急剧转换也是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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