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季《十三邀》开播了，第一个邀请的嘉宾是张艺谋。
张艺谋此时正在忙着新片《影》的拍摄，在黑白颠倒的工作节奏中，他不见半点疲态，目光冷静、敏锐，像一只随时准备伏击猎物的苍鹰。
这番凛冽的模样，常常会将他联想成高仓健，把威严和较真挂在脸上的“一代男神”。
倏忽一瞬间，也有北野武的模样，眼神里不见半点柔情，透着冷峻和力透纸背的力量感。
他们之间除了面貌上的相像，更多的共性是：持重老辣，他们可以游刃有余于各种想做的事情中，几乎事事都胜利在望。
高仓健是连续三个世代被公认的“演技之王”，“一个可以靠背影演戏的人”，《追捕》让他在中国一度风靡；北野武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不老顽童，在多重身份间畅快转换，71岁开始卖衣服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张艺谋在职业生涯面前，也是马不停蹄的，电影、歌舞剧、大型演出、观念作品…玩转于多重身份之间，建立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也不断塑造着“张式”成功。
2.
回眸十年，2008年的奥运会，张艺谋用炫目的科技和不拘一格的审美拓展了奥运会的表现力。
用强烈的中国印象刷新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那一刻成了多少国人记忆中骄傲的封存。
荏苒十年，如今再望，当年的视野奇观并不过时，甚至还在散发着超前科技感和时尚感的余温。
在表达中国印象和民族符号时，张艺谋显然是信手拈来的。这超凡的功力，也体现在他的《对话·寓言2047》中：将优秀的民族文化置于新型科技中，来表达科技与当下生活的碰撞。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每个舞者面前举着一个iPad，在屏幕上呈现的是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
这样的情节会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生活中的一幕：不管男女老幼，都在自顾不暇地低头玩手机。
张艺谋的这一设置，无疑是为了把“低头族”带入这样的思考中：当我们把大部分情绪丢给这些电子产品时，那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我们是不是会忘记如何表达喜怒哀乐呢？
他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答案，只是通过一系列穿越古今的现实寓言，去链接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基因记忆与超时代的希冀，启发人们不断进行思考与憧憬：
未来会怎样？为了迎接这样的未来？我该怎么做？
3.
如果说十年前的奥运会，他还是在集体主义的召唤下进行科技改变中国盛况的超前描摹，而当下的《对话·寓言2047》则是从强烈的个人意志出发，一方面展现着科技无孔不入的超强改变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科技对于人的自由、意志力的操控。
京剧“裘派”继承人裘继戎继上一季与巫娜合作的《古琴.光剑》后，在《戎舞·光》中，结合激光进行现代舞表演，如同梦境。
壮族儿女哼唱着被誉为“活着的图画文字”的坡芽歌书，这样天籁般的情爱密码，再搭配上土耳其Ezra Tuba国际先锋时装团队设计的“蝴蝶裙” —Butterfly Dress，第一件会“飞”的服装，呈现了绝佳的视觉效果。
历史让他交出一张满意考卷，给了他夺目荣耀的同时，如今的他也在试着给“个人”寻找更多“诚实”的表达空间。
同样的“诚实”，在这次如同“真心话”的对谈中依稀可见。
4.
张艺谋曾被各种耀眼奖项加持：他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老井》横夺三座影帝，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便获得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奖，《秋菊打官司》斩获威尼斯金狮奖、《活着》收割了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大众一方面不满张艺谋将这样的“景象中国”传达给国外，一方面又沉浸于他饱满有张力的情节和浓墨重彩的画面中，总之，张式电影成了当时好电影的鉴定标准。
这种荣光还没有继续延续或者得到拔高，他就向观众交出了《英雄》这样“令人失望”的影片：中国式的美学意境以好莱坞快速化的视觉方式进行呈现，一部看起来与张艺谋之前电影风格背道而驰的商业片。
也是从《英雄》起，张艺谋的作品开始毁誉参半，甚至他的老师曾公开说，他的作品从《英雄》后，我一部也没有看过。
在许知远问起“别人质疑你后来的作品，你怎么想”，张艺谋回答不像某些导演一样进行“回怼”，也没有丝毫闪躲：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批评是不对的，把这个作品放在整个时间段中，它是有开拓意义的。”
是的，《英雄》这部作品开拓了中国商业片的先河，开辟了新的票房增长方式。“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句沉甸甸的话用在他身上也丝毫不为过，张艺谋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骂声”：“做什么事情都有人骂，但是我从来不回答，从来不解释。我觉得解释也没啥用，这是我个性吧，专门为解释而出来解释，我都觉得心态虚假。
长期这样，大家形容我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板砖乱飞继续前进，其实也不是，我性格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已经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
对于这样的评价，他更多的是，用他的话来说，“我不在乎”，他说，如果不置身于他那样的出生环境和生长空间，是不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5.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出身可以算得上不幸。
小学时，填写关于家庭背景的表格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孩子，几乎是带着喜悦填完的，他不得不双手捂住，生怕被别人看见。
后来，几经辗转，可以进入棉花八厂做工人，但是也因家庭出身而成为党员、团员六百多人的大会中不得不提前离场的那一个。
而他的命运转折点，源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
年轻的张艺谋
当时的选拔情况是这样的：13个棉花厂，仅有的一个名额被分配到了他当时所在的八厂，八厂有5000多人，还要从这么多人只选出一个人。
仅有的一个名额给了他，被推荐到电影学院时，也因年龄过大，差点被刷下来。
“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
这一波三折的早年经历，可能让张艺谋比别人更懂得“机会”二字的分量吧。
他说，如果不是这一个个突如其来的机会，他可能和他的兄弟一样，现在退休在家，不会与现在的这种生活产生交集。
为了迎接这样的机会，他也付出过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有传言说他曾为买海鸥120双反卖过血。
相比于口碑来说，可以尝试的“机会”对他来说，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他接了《长城》这样纯粹好莱坞制作的影片，起先他是拒绝的，“特别典型的爆米花合拍片的类型，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我拍的东西”，后来经纪公司一句话点醒了他的“机会主义观”：
《长城》只有一个价值，会在全世界1500家电影院同时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你来导演的中美合作大片。
《长城》就这样成为他“借水行船”的一部电影，借它来制作一个大IP和一个较大的观众群，从这个纬度上，让中国形象走出去，让中国电影走出去。
但是《长城》扑街了，让他收获了很多骂名。
尽管他在与《正午》的访谈之中，已显示了他对消费时代的清醒认识：
“在全世界除了反恐战争之外，不会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我认为目前步入了消费时代或者娱乐时代，好象大家都在变浅薄.......
用电影做前卫性的开拓，前锋性的开拓，思想深度的开拓的时代过去了，那么做没人看，也没人拍，现在是这样。"
然而，观众对他的新尝试并不买单，可能是，张艺谋已过早地从当下的时间纬度跳出，或者说从他自己构建的影像世界中跳出太久，早已在波澜壮阔的时间曲线上，刻写自己新的印记，用他自己当下能看到和预估的方式。
而我们观众还“傻傻的”沉浸在他构建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的影像世界中。
6.
在被《正午》问到他是不是还想拍那些让他风光无量的影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诸如此类。
他说，他是那样成长过来的，那是他的最高目标。
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空间也很少。唯有批判现实主义才深刻，但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极难拍。
他再次强调了“机会”二字，但是时光轮转，以前机会让他尝尽甜头，而现在，不知是不是在自我暗示下，“机会”剥夺了他身上的部分胆量，以及他会触及到的深度。
那部延续《我的父亲母亲》“一生只守护一人”爱情观的《归来》，在呈现史实时，被批评“避实就虚”，冲击力不够，张艺谋的解释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怎么拍怎么拍，可能吗？不存在，有可能投资都撤了。
这方面的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拿电影《活着》来比照这番话，谁能不长吁短叹呢？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长期捆绑下，这个被抱有期待的导演，有了“画地为牢”的束手束脚，也失去了更多滑向人性深度的可能性。
如今，他开始拍摄《影》，一部充溢着中国水墨画质感，无疑又是他在色彩表达上进行大胆尝试的电影。
《影》讲的是一个替身的故事，背于光下，行踪不定，无所不及，神秘阴冷。
相对于人前的闪耀，影承载的人物，是隐匿失语的，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中，却成为主角，在既定的命令下，行动自由，来去自如；而影前的人物，借影行驶着爱恨情仇，影演绎的是他内在真正的欲望，他束缚不得亲自动手，反倒像个傀儡。
这一明一暗中，构成了恰似阴阳两极的平衡。一心化为阴阳两极，这也是张艺谋的矛盾。
最暗不过人心，这部影片，借影隐匿人前的暗黑，又时时借影释放人后的邪魅，“分身利物，影含百川”。
这极具个人色彩主义的表达，透过黑白影调散发出源源不断的震慑力和威严感，或许会成为张艺谋导演生涯的新转折。
也或许，会成为张艺谋的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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