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李瀍立为皇太弟迎入宫中，颍王柩前即位，是为唐武宗。唐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赐死。在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唐武宗李瀍（chán）在二十七岁之前，他一直兢兢业业做王爷，任凭皇位在父亲穆宗、哥哥敬宗和文宗几个手里转来转去，而他只是尽情地四处观光旅游和关注医学的某个特殊领域——炼丹，过着极为小资的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帝的主子——太监，都没有过分地关注他。在一次去邯郸自助游的过程中，他偶然结识了一位王姓歌妓，此女不仅艳惊四座，而且歌舞俱佳，让李瀍喜欢得不得了。唐朝是个婚姻世俗观念相对开放的朝代，娶个歌妓下人做王妃没什么丢人的。李瀍当即决定为她赎身，然后带回自己的王府，二人婚后感情一直很好。
武宗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王美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武宗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他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开成五年（839年），唐武宗将李德裕从淮南召回朝廷，拜为宰相，授其为门下侍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唐武宗不理朝政，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才还宫。李德裕加以劝谏，被册拜为司空。李德裕在历朝历代都对他评价甚高。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将其誉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至少客观上有这个效果。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九月，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平定了卢龙军乱。公元843年（会昌三年），李德裕又平定昭义之乱，这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唐武宗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
唐王室自来崇佛，历代皇帝都大量赐予寺院土地供奉佛祖，而且几乎不对这些“寺田”征税。随着世风日下，僧人们也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大量自耕农为了逃避税赋，自愿委身寺院为佃农。长此以往中央政府的税收日益减少，从根本上威胁了唐王朝的统治。唐武宗是一个很有雄心抱负的帝王，一直执着于恢复大唐盛世，消除藩镇。对于所有敢于干扰他的势力和人，都要下手清除。因此发生了后来的“武宗灭佛”运动。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筛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勒令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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