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班固论“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十三 “为陵游说”简评
十四 评司马迁的受刑
十五 武帝之悔
十六 陵家被灭
十七 公孙敖其人
十八 武帝的疑信
十九 李陵之降
二十 国士之风
二一 买方市场之下的士人
二二 李陵降后
二三 匈奴与汉
二四 司马迁之怨
后汉班固，在评论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也表达了他对司马迁一案的态度：
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巷伯》一诗，是诗的作者临受腐刑之前，对谗言小人的激烈抨击。诗中甚至要把这样的小人“投畀豺虎”：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诗》小序认为，这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班固说司马迁和该诗人一类，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被刑，是被谗的结果，是冤枉的。接着，班固提出了《大雅》“明哲保身”的话。
在今天，说谁明哲保身是一种批评，然而在古代，这却是儒家主张的作人的高境界。《中庸》也引用了这样的话，并且把它作为君子的品德：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因此，明哲保身，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内容之一。所谓中庸之德，不仅包括有道兴言，而且包括无道默容。不论班固有意无意，都是在说，当时司马迁所面临的，是一种无道状态。如果说班固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也是批评他为什么在君上无道盛怒之下还不沉默！而“难矣哉”之叹，就不仅是对司马迁的批评，而是对为臣之难的感叹。也就是说，班固根本不认为司马迁获罪是由于为变节者说话。假如这样认为，那就是说，武帝下司马迁宫刑是正确的了。
然而要沉默，要以智全身，就只能跟着群臣去罪陵，或者是在需要执言而无人仗义的情况下保持沉默。这是司马迁不能做、不愿做、也做不到的。而司马迁人格的伟大，也就在这一点上。没有这样的人格，也没有那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的史书！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最大的坏处之一，就是君主依仗自己的权力和威势，一次次地摧残那奋发昂扬的士气。摧残的结果，就是大家不问是非曲直，只看皇帝、长官的脸色行事，用心思去揣摩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中庸之态可掬，昂扬之气萎缩。士气得不到发扬，创造性就难以发挥。直到造成一个大家都唯唯喏喏、有声等于无声的世界，于是腐败，烂掉。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如此软弱无能，不能说和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没有关系。
认为司马迁不该如实评价李陵的为人和战功，而只能和群臣一道去罪陵，而不管李陵的失败如何造成，也不管李陵的为人和用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述巨大历史传统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表现。
后人论及司马迁一案的文字，多到难以枚举。其中即使满怀同情之心的，也对司马迁“为陵游说”遗憾。至于认为司马迁对、错在武帝的，则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案做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司马迁不该替李陵游说，首先是认为，李陵此时已经投降，是个叛徒，至少是变节分子。
《汉书》李陵本传在描述李陵战败后的情况时，用了“遂降”二字。然而这个“降”字的真正含义，乃是“被俘”。军人在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停止抵抗，因而被俘，是古今中外战史上都常有的事，然而被俘并非就是变节，更未必是叛变。要变节或者叛变，还要有进一步的行动。这一点，对于军人来说，应该是个常识。而对于某些学者，却是要反复申明的道理。
其实，李陵在管敢叛变之后（管敢这样的投降才是真正的叛变），陵军在“五十万矢皆尽”，“徒斩车辐而持之”的情况下，李陵就应该投降了。因为此时李陵非常清楚：“无兵复战”，不过是“坐受缚”，实际上是被屠杀而已。但是就在此时，李陵也没有放弃抵抗。而是“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是该赞扬还是该批评李陵。
武帝的本心，是“欲陵死战”。如果说这是要李陵战斗到最后，那么，李陵可说是到最后还战。然而所谓“欲陵死战”的意思，乃是要李陵战死。那么，这样的安排，即使用当时的道德，是合理的吗？有哪一位君主在让他的将士出征的时候，就是让他去死，而不要回来？
其次，当时李陵能够死吗？周围是数千敌人，可杀不死他。自己的武器已经损坏，茫茫荒野，他如何自杀！到过草原的人都知道，在那种地方，是投河少水，上吊树小，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真是求死不能。而从后来单于对李陵的态度看，即使李陵求死，匈奴人也未必杀他。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匈奴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比武帝高明。
从李陵这方面看，在他做出最后安排之前，将士们就劝他学赵破奴。他的投降，司马迁认为是“宜于得当以报汉”。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司马迁的分析。
司马迁的获罪之所以引起后人如此关注，一大半要归因于他的《报任安书》。是他自己如此感伤百转地阐述了自己的愤懑和忧伤，感动了古今多少文人墨客。然而，这样的感动，一面引来了无数的同情，一面也招致了对他“为陵游说”的批评，至少是某种遗憾。这是司马迁所未能料到的。古往今来，其蒙冤被屈之事，不可胜数。冤屈大于司马迁的，也多如牛毛。但由于多数难以倾诉，所以也就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假如司马迁不写那份《告任安书》，他被刑一事未必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比如后来的班固、范晔等人，也都是被杀而死。以致韩愈认为史官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不愿修史。而后世又有几人去关心他们的是非曲直？
然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又是因为他的受刑。而他，是完全可以不被刑的。这一点，和班固、范晔等无法逃避被杀还不一样。而避免受刑的条件，就是用钱赎罪。假如司马迁有钱，他就根本不会受刑。他是“为陵游说”也好，还是仗义执言也好，都不算一回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仅仅是他的《史记》。然而，他没有钱：“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这样的情况，使人感到加倍地悲惨。
正是这样一种遭遇，才使司马迁深刻地感到，钱，是多么的重要！假如他有钱，何至于受此“最下”的腐刑之辱！而在我们看来，则何至于在引起许多同情的同时，又招来如此众多的非议。
然而，无论是对李陵被俘的非议，还是对司马迁应武帝之问的非议，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其不能成立的极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执掌生杀定罪大权的武帝，对自己的处置后悔了。
私心所在，使武帝一次次地盛怒。然而武帝终究不是是非不辨的昏君。盛怒之后，他后悔了：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李广传》）
武帝终于明白了，路博德的上书，不是李陵反悔所唆使，而是老将的奸诈。一个英明盖世的皇帝，受了老傢伙的愚弄。不过，谁人不犯错误？包括那些伟大人物。犯了之后能够认识错误，仍然不失其伟大。如果还能以实际行动去改正错误，那就更加值得赞扬了。武帝不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一步，是派人慰问李陵的部下：“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同上）这个行动表明，他并不认为李陵是变节。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二步，是提拔司马迁：“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书·司马迁传》）这步行动表明，武帝终于明白，司马迁不是“为陵游说”，更不是“沮贰师”、“诬上”。
当事人已经纠正了错误，后人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李陵是变节，认为司马迁是为变节者辩护呢？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三步，是要把李陵接回来。
就在李陵被俘一年多以后，大约天汉四年（前97年），武帝又派出二十万大军，讨伐匈奴。贰师李广利率六万骑兵，七万步兵，路博德率一万兵，为一路；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为一路；因杅将军公孙敖率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为一路。二十一万大军，分三路出击。给公孙敖的任务，是迎接李陵：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李广传》）
四万大军的任务只有一件，就是把李陵接回来。武帝对于李陵的重视、其改正错误的决心，可见一斑了。假如这次行动成功，我们的当事人都将更加光彩照人：武帝的雄才大略之上，将加上一层襟怀坦荡；李陵将成为汉代名将，甚至可能建立更大的功勋，和卫青、霍去病比美；司马迁的召对将成为仗义执言的典范，而只受到后人的尊崇。
然而，由于用非其人，这本来应该造就伟大和光荣的行动，却酿成了更大的悲剧，使我们的当事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
公孙敖有四万人马，不仅没有接回李陵，反而又损兵折将。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罪过，这位虽然“四为将军”却无任何战功的无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李广传》）
可以想见，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其盛怒当会如何。是的，我汉家派了二十万大军，其中四万专为接你而派，而你竟然为匈奴效力！于是，李陵全家被杀，包括陵母：
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李广传》）
实情若果如公孙敖所说，则李陵全家被族灭，也难以博得多少同情。然而，事实上，这却是又一个老将军造下的更大的谎言：
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
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广传》）
李绪，字也是少卿。原为汉朝塞外都尉，守奚侯城。在匈奴进攻时投降了。帮助匈奴训练军队，并且很可能还做了单于之母大阏氏的情夫。
可以想见李陵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何种心情。然而此时他想的不是投降，而是复仇：
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李广传》）
这时候，李陵才真的投降了匈奴：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李广传》）
李陵一案至此似乎又可以结束了。他最终还是背叛了汉朝，做了匈奴的官，还娶了匈奴的公主。说他是变节分子、背叛祖国，是名符其实的。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
然而，事情怎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武帝还是李陵，都抱着对对方美好的期望。武帝作为一个君主，求贤若渴，为改正自己的错误，派四万大军专为迎接李陵。李陵作为一员良将，虽然因为皇上不发救兵导致失败，但他并未因此而要背叛皇上，他想的还是要待机而动，立功报汉。直到得知全家被杀的原因，其第一反应仍然不是冲向武帝，而且那个和自己同字不同名的李绪。依理而论，李绪在这次事件中是不相干的人物。别人利用了他的字，也不是他的过错。李陵刺杀李绪，实在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他刺杀了李绪。刺杀的后果，他自然十分清楚，那是必死无疑。而他的行动，也就是要求死，而不是求生。
结果呢？想接回李陵的武帝不仅没有接回李陵，反而和李陵结下了更大的冤仇，甚至杀了李陵全家。而刺杀匈奴重臣以求死的李陵，不仅没有得罪匈奴而死，反而成了匈奴的王爷。可以说，双方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转变？不弄清这些因素，太史公与李陵一案就仍然不能算真正了结。
导致如此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公孙敖的谎话。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谈谈公孙敖其人。
武帝之所以对公孙敖的话如此听信，因为公孙敖是卫青的哥儿们。并且因为公孙敖的流氓无赖才能，在卫青的问题上建过奇功。而卫青又是武帝的小舅子。谈公孙敖，也就不能不涉及武帝的婚姻问题。
武帝雄才大略，但他的婚姻起初却是不幸的。
武帝之母王氏，原是金王孙的妻子，景帝即位时仅仅是夫人，武帝也不是太子。太子是栗姬之子刘荣。文帝之女长公主刘嫖想让自己的姑娘陈阿娇嫁给太子，但栗姬不同意。于是长公主刘嫖就在景帝面前屡次说栗姬和太子刘荣的坏话，导致刘荣被废，刘彻立为太子，其母王夫人也被立为皇后。长公主刘嫖依恃对皇后和太子有恩，就把自己的女儿强加给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太子刘彻。年幼的刘彻不知深浅，还说要造金屋以藏阿娇。刘彻十几岁即皇帝位，然而陈阿娇擅宠专房，使这位年轻强壮的皇帝难以忍受。
数年之后，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得遇卫子夫。此后卫子夫不仅入宫为妃，而且生了儿子。这件事不仅令陈阿角难以接受，大长公主刘嫖更是觉得武帝母子忘恩负义。为了报复，刘嫖绑架了卫子夫的弟弟、当时为建章宫卫士的卫青。武帝虽然正宠爱子夫，但也不敢得罪自己的姑姑刘嫖，毕竟他这个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姑姑给的。在这种态势下，卫青几乎是必死无疑。这时候，公孙敖得以用黑对黑的流氓手段救了卫青：“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之，故（卫青）得不死。”（《汉书·卫青传》）
在卫青看来，公孙敖对己是有救命之恩，所以处处思报。随着卫氏一家地位日益升高，公孙敖的地位也日渐显赫：“公孙敖由此益显”。卫青做了大将军后，又立大功，公孙敖仅仅由于在帐下服务（做“护军都尉”），也得了一个“合骑侯”。然而这实在是个做篡劫之事有为，而真逢强敌就疲软、并且奸诈无行的人。《汉书·卫青传》载：
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票骑，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
“以校尉从大将军”这次，不仅仅是“无功”而已，而且还害死了李陵的爷爷李广。
李广当时已经年老。虽然他一生征战，威名远扬，然而命运坎坷，始终没有能够封侯。而才能人品远不能和他相比的人物，拜将封侯者不知凡几。然而老将军没有怨天尤人，他只希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立功封侯。所以听说又要出击匈奴，他就坚决要求参战。经过再三请求，武帝让李广随卫青出击，为前将军，即俗话所说的先锋官。
此次出击，卫青和霍去病各为一路。由于侦察得匈奴单于在东路，所以武帝让卫青出西路。这时候的武帝，是明显的偏向霍去病了。然而卫青部抓到的俘虏供出，单于其实就在卫青当面。将士们得知这个消息，真是人人摩拳，个个擦掌，立功的机会到了。李广自然也不例外。他又是前将军，那么，建立头功的机会简直是就在眼前。就在李广摩拳擦掌的时候，传来命令，撤掉李广前将军职，改从右翼出击。为什么呢？就因为卫青的哥儿们公孙敖不久前刚刚丢了侯，卫青要把这立功的大好机会留给公孙敖！
可以想见，这样的命令对于李广是多么大的打击，而李广又是如何地难以接受。其结果，就是李广因为道路不熟而迷失道路，并且因为不愿再以年老之身接受审查而自杀。而卫青虽然也碰见了单于，却是无功而返。公孙敖，自然也没有封侯。这真是一个害人又不利己的行动。
这场战役，是卫青一生中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最窝嚢的一次战役。大军渡过沙漠，即与匈奴相遇。时近黄昏，双方一场混战，忽然大风扬起沙尘暴，对面不见人。单于见汉兵众多，就趁夜逃脱。汉军在追击中，和匈奴兵混杂而行，谁也分不清谁，简直是一场敌我混合编队游行。卫青虽然“斩首虏万九千级”（《卫青传》），但没有俘获匈奴重要人物，而死伤人数大约也与此相当，所以没有封赏。霍去病却因俘获匈奴三位王者，将军到都尉等八十三人，封赏众多。李广之子李敢，此次也跟随票骑，以大校代裨将，斩将夺旗，封关内侯。
历史没有假如，然而，假如此次卫青不是临战换将，而是以李广为先锋。后果如何虽无法逆料，但一定会比他撤掉李广、无功而回要好得多。
数百年后，唐朝的诗人吟唱道：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我怀疑，诗人吟唱的，就是这次战役。假如这次由李广实行追击，以他那敢于深入的性格和他那善射的本事，是不会无功而返的。
又过了十几年，武帝让公孙敖筑受降城，这是公孙敖一生中所办的唯一一件像样的事。然而却不是战功。最后，就是这次去迎接李陵。虽然他诬蔑李陵，但自己的罪过也难以逃脱：
……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汉书·卫青传》）
一个将军，竟以“诈死”的手段去逃避惩罚，其人格之卑劣，跃然纸上。
就是这样一个低能又无赖的傢伙的话，武帝却深信不疑。而对于李陵的忠心赤胆，却不觉不察。致使酿成千古悲剧。其中原因，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考察。
武帝对待卫青、霍去病，和对待李广利一样，都是任人唯亲。从儒家的立场来说，这样做也不错，它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亲亲”原则。不同的只是，卫青、霍去病确有才能，而李广利在军事上太低能窝嚢而已。而李广一家三代，却一直是武帝所疑忌的人物。
李广先祖李信，原是曾经万里追击、俘获了燕太子丹的秦朝大将。汉文帝时，李广从军，“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皇帝世，万户侯岂足道哉。”（《汉书·李广传》）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李广随周亚夫建立了奇功，并由此知名。当时，梁孝王处于抗战最前线，在奖赏将士时，奖李广将军印。然而这个奖赏不仅未使李广荣耀，反而成为以后李广一切恶运的开端。
原来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未立太子时曾经说过，要立刘武为太子。后来立了自己和栗姬所生的儿子刘荣。刘荣废，梁孝王刘武也到处活动，要代替刘荣为太子。然而大臣爰盎等讨论决定，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刘武怀恨，就派人刺杀了爰盎以及参与讨论的十几位议臣。
李广只知杀敌报国，却不知陷入了刘氏兄弟叔侄斗争的漩涡。在景帝、武帝眼里，李广自然是梁孝王一边的人。需要用人时，武帝也会任用这样一员良将，但涉及和武帝嫡系姻亲时，则武帝就毫不犹豫地把李氏视为外人。
李广三子，长子李当户、次子李椒早逝，其三子李敢和李广同时，以校尉随霍去病出击匈奴，“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李广传》）班师后得知父亲死讯，后又得知是卫青处事不公导致父亲自杀，因而打伤了卫青。卫青息事宁人，没向外扩散。但霍去病不甘。霍去病是卫青外甥。不久，李敢随武帝打猎时，霍去病射死了李敢。然而武帝却对李家人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卫青仅仅是要哥儿们立功，不惜逼死李广。李敢为报父仇，不过是揍了卫青一顿。卫青情知理亏，所以不愿张扬。此事本可以就此了结，然而霍去病竟杀死李敢！而李敢刚刚还是他的副将。曾经帮他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而武帝竟然帮着说谎，说李敢是被鹿撞死！一个百万军中可取上将首级的勇士，怎能对付不了一只鹿！此事表明，在李氏与武帝姻亲的恩怨关系上，李氏处于多么软弱的劣势！此次李陵碰上的，又是武帝的姻亲李广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不论公孙敖如何无能，如何孱头，即使应该杀头，也总归是卫青一边的人。所以对他的话，武帝深信不疑。而李氏三代，无论如何忠心赤胆，到底在武帝亲近者的圈子之外。武帝可以要他们效力，但决不会对他们亲近，并且无事则已，有事就会猜忌。
全家无罪被杀，对于谁都是不堪忍受的事，李陵之痛就更加深厚。
李当户早死，李陵是遗腹子。汉朝妇女不讳改嫁，甚至皇后公主。汉武帝的母亲就是先嫁到金家，生了一女之后，才又入宫为景帝妃。武帝即位，还亲自登门去认了金家姐姐。而武帝姊平阳公主，也是先嫁给曹家，然后由武帝亲自作媒，嫁给了卫青。然而陵母却不改嫁，上奉公婆，下育幼子，志节之坚韧，难能而可贵。而李陵对于老母，其情也非同一般。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指的就是李陵对母亲的态度。依儒家学说，孝弟之人，不会犯上作乱。而李陵也确是孝子忠臣。然而汉武帝听言不察，就杀了李陵老母以及全家，这是李陵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依儒家学说，“子不报仇，非子也”（《春秋公羊传·隐公》）。汉代公羊家以《春秋》决狱，这样的精神就被贯彻于司法之中。这种精神的典型，就是伍子胥归报楚王仇，掘墓鞭尸。然而，虽然汉代依然赞成复仇，但是李陵并没有因此而鼓动匈奴兴兵，而是把仇恨全部发泄在李绪身上。
李陵的刺杀李绪一事表明，他并没有把仇恨记在武帝的账上。假如他把仇恨记在武帝账上，第一反应即或不是要归报家仇，也应该是背弃汉朝，投降匈奴，死心踏地的为匈奴效力。但他不是这样，而是刺杀了李绪。虽然李绪没有故意冒充李陵，但他替匈奴练兵，就是汉家的叛徒和仇敌。李陵刺杀李绪，其内心深处，仍然是在替汉家除奸。这个行动也说明，他当初根本无意投降匈奴，现在更是仇恨转深。在他的心中，导致他全家被杀的原因主要不是武帝的错误处置，而是导致武帝错误处置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李绪帮助匈奴练兵。
至于刺杀的后果，他自然也会想到，李绪帮匈奴训练军队，是匈奴重臣，很可能，和单于之母大阏氏还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李绪被杀，匈奴岂能干休。这明显是取死之道。那是必死无疑。然而这一切，他都置之度外了。这件事表明，即使此时，他也没有想到要投降匈奴。
果然，李绪死，大阏氏一定要杀死李陵。但是，单于放走了李陵，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配于李陵为妻。
一面是处处得不到信任。出兵之始就遭到猜忌，终于因为不发救兵而导致失败。失败之后又根据一个流氓无赖的谎言，一怒杀了自己全家。另一面，却是百仇不记。自己斩杀人家一万多，不记；后来又杀人家重臣，不记。不仅不记，而且还十分优待。士为知己者死。这时候，李陵才真的投降了，并且是心甘情愿地投降了。
那么，这到底还不是背叛了祖国吗？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考察。
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什么是国士？其典型例子就是春秋时代的豫让。
豫让，春秋时晋国人。先服务于范氏、中行氏，都没有什么事迹可言。后来服务于智伯。智伯被赵氏率韩、魏二家灭掉之后。豫让用漆毁掉了面容，用炭弄哑了嗓子，扮作乞丐，一心要为智氏报仇。一再行刺不遂后，被赵氏抓获。赵氏问：您为什么不替范氏、中行氏报仇，而要为智氏报仇。豫让说，范氏、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我也以普通人的态度对待他们。智氏以国士待我，所以我就以国士报他。
司马迁所说的国士之风，也就是豫让之风。这样的人，对君主忠诚，对朋友守信，常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以急朋友之难。李陵和苏武，曾经一起做汉家朝廷的侍中，苏武被匈奴扣留时，老母去世。当时苏武的哥哥苏嘉、弟弟苏贤，都因过失犯罪而自杀。是李陵给苏武的老母送葬。苏武在北海上，生活困难，单于弟弟送给苏武的牛羊又被卫律盗去。在苏武窘迫之时，李陵让妻子给苏武送去了牛羊。
士和君主的关系，是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孔子认为，君主应该以礼对待臣子，臣子应该为君主尽忠。然而，假如君主非礼对待，臣子应该如何？孔子没有说，孟子说了。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族灭李陵全家，表明武帝已经把李陵作为仇敌，李陵又能如何呢？
那时候的国，就是君主的家。不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君主已经把臣仆驱逐，臣仆又如何能够回归？即使他要回汉朝，汉朝能要他吗？再说，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祖宗所在之国。然而全家无罪被族，武帝成了李氏的仇敌，李陵回国，将如何处置此事？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司马氏杀了稽康，稽康之子稽绍后来舍命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忠臣，多为后人诟病，认为稽绍是不孝之子。难道李陵可以和杀母的仇敌共同戴天吗！
李陵之降匈奴，完全是武帝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所致，使一个有国士之风的良将最后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然而即使如此，李陵始终总是觉得自己有愧于汉家天子。他在送苏武归国时，泪流满面，为苏武起舞歌唱：
径万里兮渡沙漠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
士众灭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他始终不忘所谓汉家天子的恩惠，然而，他又能如何报恩呢！有些人只知指责李陵，把李陵的被俘作变节，视司马迁的召对为辩护，对武帝一次次由私心所导致的错误处置，不置一词。这样的错误，不仅是由于失察，更是由于长期的积习。
战国时代，士人们至少有许多是趾高气扬的，国君们常常不得不向他们低头，以求得他们的帮助。秦汉统一以后，情况变了。虽然三国时代还有三顾茅庐的传说，但整个来说，士人已经处于买方市场之下，他们的前途，决定于君主是否任用。而在统一的国家里，只要庸才也就够了，甚至由于庸才易于驾驭，反而更得买主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臣事君以忠”被突出出来，而“君使臣以礼”则几乎无人提起、也无人敢提了。
唐代后期，韩愈作《羑里操》，替文王表白心迹道：“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也就是说，据韩愈的理解，文王的态度是，纣王即使杀了自己，也是自己罪有应得。韩愈对文王内心的理解，得到了宋代儒者张载、程氏兄弟等广泛赞同，而《史记》所载文王自羑里归周，与太公行阴德以倾纣天下的话，宋代儒者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就是把文王描写成了一个乱臣贼子。到了明朝，朱元璋要查禁《孟子》一书，就因为其中讲了民贵君轻，臣子可以废掉君主。而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反思中国的历史，才对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强烈的质疑。他批评“规规然”的“小儒”们“以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黄宗羲《原君》）。然而，黄宗羲的批评即在当时，也几乎是无人理睬。清朝儒者，仍然规规然尽着他们的事君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再回头反观李陵事件，自然会觉得，无论如何，李陵降匈奴都是不应该的。在君主无礼对待自己的情况下，作为臣子，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死节。直到如今仍然指责李陵的，其立论基础仍然是这种“君臣之义”而已。
然而，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仅仅是宋代开始逐渐形成的传统，汉唐时代，未必如此。就在汉代，也没有把李陵作为变节者看待。
李陵降后，武帝也去世了。作为辅政大臣的霍光、上官桀，都是李陵的朋友。国家需要人才，他们派李陵的朋友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任务就是召回李陵。这次行动表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李陵留匈奴一事，过错不在李陵方面。而并不称许在史书中做细节描写的《汉书》作者班固，也像司马迁写鸿门宴一场似的，绘声亦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境：
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喻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微言动之。
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
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
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
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
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
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
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把自己的遭遇看作是受了冤枉，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而霍光、上官桀要来接他，也不单是朋友情份，也是认为他受了冤枉。然而，他不能回去。既然做了他人的臣子，人家又没亏待您，所以不应背叛人家。虽然归汉后富贵是唾手可得，但李陵不是看哪里价高就把自己卖给哪里的人。这正是所谓国士之风。他留在了匈奴，直到元平元年（前74年）病死。
不知何时，出了一篇《答苏武书》，有人以为系后人伪托。然而有人愿意伪托，且能流传至今，足见人心中之权衡。
据《汉书·匈奴传》，匈奴乃夏后氏苗裔，在周代为“五服”之中的“荒服”之国，也就是周朝的臣属。除却亲疏远近不同之外，和其他诸侯国一样，都在周天子的治下。士人们在诸侯国之间往来，并无所谓变节一说，到匈奴也是一样。孔子也表示过“欲居九夷”，“乘桴浮海”。他的原则，是能否行己之道。那时候，只要没有君臣的名份，或者虽有君臣名份，但错不在己，到他国为官为臣，也无变节一说。李陵与武帝，就是这样的关系。事情从头至尾，错都在武帝，李陵此后之降，也不是所谓变节行为。武帝杀死李母，就表示已经解除了君臣的关系。李陵此时，也就不存在所谓君臣之义。他无节可守，也无节可变。他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归报母仇，已经是含垢忍辱，此外还能让他做什么呢？
西汉时代，因为各种原因而投匈奴的，可说是难以数计。爵位高者，有封王的韩王信，燕王卢绾；军阶高者，有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他在李陵兵败后数年，也被匈奴俘虏，并且立即娶了单于之女，成为匈奴贵臣。至于其他为侯为将而降匈奴的，难以数计。而李陵，只不过一个都尉。然而，如今谈起汉事，变节者往往以李陵为代表。这实在是有悖于历史事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人的降，尽管原因多样，但像李陵如此含冤的，几乎没有一个。其中许多就是因为背叛汉朝，是真正的变节或者说原本就无节操可言的分子。他们和李陵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像李广利这样的人，后来做了匈奴内部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在一次祭祀活动中，李广利被作为献祭的牺牲，和牛羊一起被宰杀。不仅辱身，而且辱国。后代的谴责，只应落在他们头上。而当西汉末年的人谈起汉事，首先谴责的，的确也是李广利。扬雄《法言·重黎》卷载：
请问臣自失？
曰：李贰师之执贰……
在扬雄眼里，李广利是汉家第一位该受谴责的臣子。所谓“自失”，“谓不由搆陷，自以罪过取诛灭也。”（汪荣宝《法言义疏·重黎》）李广利出征之前，就和丞相刘屈氂合谋，要立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之甥、昌邑王为帝。事情败露，刘被杀，李妻子被捕，遂在前线投降了匈奴。李广利的罪过，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才是至今应该加以谴责的汉代为臣不忠、叛国变节的代表分子。
然而，无论李陵后来情况如何，司马迁再没有为李陵说过一句话。
后世之所以仍然要加给司马迁以“为变节的李陵”辩护的罪名，大约是由于他那封《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现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然而司马迁所说，是事实。而霍光、上官桀派任立政去匈奴接回李陵，是发生在此信以后的事。汉家朝廷并不认为李陵留居匈奴是背叛，知道李陵是冤枉，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说李陵是变节，并且是变节者的代表，甚至认为司马迁所一贯坚持的对李陵评价是为变节者辩护呢？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司马迁和李陵，可算是难得的知心之人。虽然他们没有杯酒之交，却是真正的朋友。李陵和苏武，是朋友。然而他们经历不同，结局也不同。“苏武留胡节不辱”，其志节的坚忍，旷古罕匹。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是中国人的骄傲。李陵以五千步兵，外线出击八万骑兵，然而转斗千里，所杀过当，于矢尽道穷之时，士卒以车辐做刀枪，甚至赤手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遍查中外战史，也是罕匹仅见。李陵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
苏武后来归汉了，因为汉家是他的归宿。后来，他被图像麒麟阁，成为汉代的名臣。千古传唱的英雄。李陵没有归汉，眼看唾手可得的富贵而不去得，因为汉朝不是他的归宿。母亲被人冤杀，刘姓的汉家天子是他的仇敌。他如果归汉，就是不孝。而汉代，就是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他只能留居匈奴。这也是一种志节，一种为当时所共同承认而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志节。在这里，中华民族所要牢记的唯一教训，就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私心危害国家公义，不要再发生使忠臣良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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