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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旬，胡塞武装组织从也门北部萨达省的大本营，一路南下攻城略地，于9月夺取了首都萨那，之后将其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南部省份亚丁。当前， 胡塞运动领导者与前总统萨利赫及其追随者形成战时联盟，其目的在于利用萨利赫政治集团强大的经济实力、武装力量和部落影响力，增强对抗哈迪政府的实力，进而驱逐哈迪政府在也门的势力。
2015年7月中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胡塞组织和流亡政府达成了短暂的停火协议。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还未等停火协议实施，也门内战继续恶化。随着也门局势的发展，“也门问题”作为一种学术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关于其研究也丰硕累累。
也门问题缘何重要？
从研究问题的对象来看，可以大概分为三类：也门、宰德派、胡塞运动。
首先，也门作为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也门地理位置重要，可发挥地缘经济“支轴”的作用。也门扼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和曼德海峡等国际航道之要冲，沿此航道分布着200多个也门岛屿。因此，也门历来是大国、强国角逐必争之地，也是保障国际航道安全的重要关口。
第二，也门是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其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外交政策，将直接对阿拉伯世界的组合分化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上，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南北也门均反对任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其中，南也门与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解组成“拒绝阵线”。在 “拒绝阵线”的推动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拉伯世界出现第一次大分裂。
第三，当今中东各类基本矛盾在也门均有鲜明体现，包括教派矛盾、部落矛盾、领土与资源争端、贫富差距、阿拉伯民族与西方世界的矛盾等。因此，也门局势对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影响重大，是当前中东三大难题之一。
其次，研究伊斯兰教宰德派在也门的历史演变和作为什叶派分支的作用既有助于理解当代“也门问题”的现状，也符合解决宰德派胡塞运动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
第一，20世纪初至1962年北也门独立，也门处于宰德派伊玛目穆塔瓦吉利亚王朝统治之下，宰德主义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对也门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历史上看，在穆塔瓦吉利亚时期，叶海亚父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努力使也门社会依据信仰的原则办事。伊玛目尽可能地使也门与外界隔离开。无论是外国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王国都避免与他们保持长久的联系。1962年革命之后的也门也并未根除伊玛目宰德派政治思想对现代社会进程的影响，也门时常深陷宰德派宗教首领、赛义德、部落首领和中央政府的分歧与冲突中。因此，梳理宰德派宗教思想对也门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有助于分析也门未来政治发展进程中宰德派因素对其走向的影响。同时，如何恰当地将宰德派宗教思想融合至也门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是解决也门问题的关键步骤。
第二，宰德派宗教思想及政治观念是胡塞运动的主要来源。因此，把握宰德派宗教思想本质及其与主流什叶派的异同，对研究胡塞运动的政治目标和宗教理念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三，伊斯兰教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而伊朗所代表的十二伊玛目派是目前最大的什叶派分支。因此，把握宰德派与十二伊玛目派的关系，将有助于分析以宰德派宗教思想为代表的胡塞运动和以十二伊玛目派为代表的伊朗的关系本质，从而有利于理解胡塞运动的地区影响。
最后，研究胡塞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对也门政治发展、地区格局的影响、以及对把握胡塞运动发展前景及地区安全局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纵向发展脉络来看，胡塞运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也门国内分裂、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复兴时期，一方面胡塞运动的兴起受到也门社会宰德派权力被政策排挤和地位边缘化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思潮与运动的激励。因此，胡塞运动虽然成长历程缓慢，但其发展壮大的背景与路径却蕴涵着历史必然性。
第二，从横向关系与架构看，胡塞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思想激进化、行动武装化、目标政治化、组织综合化四大过程。胡塞家族扎根于北部也门萨达省山区，但组织庞大影响广泛，对内建立稳固的等级传承体系，海外则分布着严密的宣传和联络网络。因此，胡塞运动看似麻雀娇小，实则五脏俱全。其发展壮大之路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阿拉伯世界国情复杂、地区局势瞬息万变，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及武装力量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对胡塞运动发展历程和内部壮大的研究可以充实阿拉伯世界武装力量研究的队伍；另一方面，以胡塞运动的研究为切入点，也能透视阿拉伯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特性、政治制度发展走向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也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巴拉克·萨尔蒙尼（Barak A. Salmoni）、布莱斯·罗伊多特（Bryce Loidolt）等人撰写的研究报告《政权与北也门边缘地带：胡塞现象》(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该报告共四章，以胡塞武装组织在北也门的崛起与发展及与也门政府的冲突为研究对象。为解释胡塞-政权冲突及其得以立足的原因，该报告选取了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也门政府在北也门治理与原生社会状况；第二个维度是20世纪70年代胡塞-政权冲突的产生与发展；第三个维度是2001年以后胡塞-政权的武装冲突；第四个维度是也门社会演进和政治发展背景。
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对北部也门社会情况、宰德派的宗教影响、部落主义和也门中央政府在北也门的行政管理做了详尽解析，并认为理解胡塞-政权冲突的根本在于理解北部也门的社会文化组织框架，其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超越了也门中央政府；而胡塞运动的兴起则是也门宰德派应对瓦哈比主义渗透、也门中央政府权力控制的政治运动。
第二、由阿卜杜拉·卢克斯（Abdullah Lux）撰写的《也门最后的宰德派伊玛目：青年信仰者，讲稿与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的思想》（Yemen’s last Zaydi Imam: the shabab al-mu’min, the Malzim, and ‘hiza allah’in the thought of Husayn Badr al-Din al-Huthi）。这篇史料极为丰富的成果，试图以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早年的讲稿及马利克·胡塞的海外采访资料为基础，为揭示胡塞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文章认为胡塞本人早年在伊朗求学经历和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影响了胡塞本人及胡塞家族的宗教思想，但同时不应高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对胡塞运动的实际支持。但该文献对胡塞宗教思想对栽德派的修正，及胡塞运动的政治目标却语焉不详，显得模棱两可讳莫如深。
第三、关于也门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主要研究成果有：艾伊曼·哈米迪（Ayman Hamidi）的《北也门暴力： 历史与动荡的道义》（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重点讲述了北也门宰德宗教领袖面对宰德派社会影响力式微，逐步走向政治化与武装化道路的历史。拉姆兹·马尔蒂尼（Ramzy Mardini）的《也门之战：基地组织与稳定斗争》（The Battle for Yemen: Al-Qaeda and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中的第四章也专门涉及到胡塞运动是如何影响也门安全稳定的。但内容主要侧重外部力量伊朗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支持。阿卜杜马利克·默罕默德·阿卜杜拉·艾伊莎（Abdulmalik Mohammad Abdullah Eissa）的《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Islamic political movements in Yemen）将胡塞武装集团视为也门国内政治伊斯兰势力之一，把它的政治斗争和影响发展视为主要研究对象。杰克·弗里曼（Jack Freeman）的《北也门胡塞武装的兴起：对青年信仰者的分析》（The al Houthi insurgency in the north of Yemen: an analysis of the Shabab al Moumineen）、安德鲁·马克格雷格（Andrew McGregor）的《也门什叶派叛乱：伊朗干预还是山地反抗？》（Shi’ite insurgency in Yemen: Iranian intervention or Mountan revolt?）和肖恩·奥弗顿（Shaun Overton）的《理解也门第二次胡塞叛乱》（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Huthi rebellion in Yemen），均以也门阿拉伯之春前胡塞与萨利赫政府军冲突为研究对象，解读了冲突的导火索、对峙进程、解决议程和深层原因。詹姆斯·罗宾·金（James Robin King）的《也门共和国的宰德派复兴运动：一场认同、忠诚和国家观的竞争》（Zaydi revival in a hostile republic: Competing identities, loyalties and visions of state in Republican Yemen）,详尽叙述了宰德派伊玛目王朝被推翻后宰德派在也门的发展，内容涵盖了也门人民对宰德派认同的式微及宰德派宗教首领的复兴意图。
第四、关于也门局势走向和国内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克里斯托弗·布斯克（Christopher Boucek）的《也门：避免步入漩涡》（Yemen: avoiding a downward spiral）,分析了也门经济、人口分布状况、国内安全挑战对也门局势稳定的影响。丹尼尔·巴曼（Daniel Byman）的《教派主义折磨新中东》(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梳理了当前普遍认为的教派争端的冲突地区，并认为教派主义的困境只是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变局的副产品。克莱夫·琼斯(Clive Jones)的《社会转型中的也门为何重要》（Why Yemen matter: a society in transition）和彼得·索尔兹伯里（Peter Salisbury）的《也门与沙特-伊朗“冷战”》（Yemen and the Saudi-Iranian “Cold War”）均比较清楚的勾勒了也门在沙特-伊朗博弈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第五、也门政治、历史、社会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成果多元、体系成熟。主要有：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urrows）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2——1986年的政治发展》(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1962-1986)，该书主要介绍了也门自近代伊玛目政权至当代萨利赫政权的各个发展阶段，内容涵盖1962年也门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宗教、教育、资源等状况。保罗·德瑞斯切（Paul Dresch）的《现代也门历史》 ( 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是一部通史类著作，在第六章中着重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也门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与文化变迁。罗宾·比德韦尔(Robin Bidwell)的《两个也门》（The Two Yemens），该书谈及上世纪60年代南北分裂所导致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及1962-1968年北也门对南也门的政策。伊尔哈姆·曼卡（Elham Manca）的《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政治：以阿拉伯半岛三国也门、沙特和阿曼为例》（Regional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ase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区域研究著作，该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主权意识是治理根本，同时较弱的实力和影响力直接导致了它们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它选取了两类理论来分别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外政治。针对国内政治是米格达的“国家-社会”理论，针对外交关系则是建构了“发展中世界的外交政策理论”。此外，对于也门国内南北分裂历史、恐怖主义、部落生态、美也关系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发展。典型的有：克莱夫·琼斯（Clive Jones）的《也门部落的背后：暴力政治的悖论》（The tribles that blind: Yemen and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violence）；Joas Wagemakers的《也门萨拉菲主义：跨国主义与宗教认同》（Salafism in Yemen: trans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identity）；希拉赫·维尔（Shelagh Weir）的《原教旨主义冲突：也门瓦哈比主义》（A clash of fundamentalism: Wahhabism in Yemen）。
纵观国外研究，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也门问题进行了研究，从研究态势上看，现状与政策研究日益繁荣，对热点问题回应及时；从研究范围上看，研究议题重点关注也门国内政治变迁、历史统一和地区安全关系。从研究结论上看，国外学者对胡塞运动的定性分析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将其视为恐怖组织或圣战主义者；一类将其视为什叶派宰德分支的伊斯兰主义者，目前后者的认同居多。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初具规模，但在也门宰德派胡塞运动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多见。研究成果的阶段性较强，因此缺乏对胡塞运动整体发展脉络及其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关系梳理（也门政府、地区行为体、地区外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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