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尔时期叙利亚什叶派的增长及对教派关系的影响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张超在《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发表论文《巴沙尔时期叙利亚什叶派的增长及对教派关系的影响》。论文内容主要如下：

教派关系是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3月叙利亚陷入政治危机后，民族矛盾、教派冲突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为加深对叙利亚教派关系的认知，本文在回顾叙利亚传统社会教派关系的基础上，从巴沙尔执政以来什叶派人口增长的视角，探讨这一因素对教派关系的影响，以期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途径提供参考。

 

一、叙利亚教派关系的形成及变化

 

   20世纪初叙利亚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奥斯曼实行民族或宗教派系自治原则为核心的米勒特（Millet）体系，由此形成叙利亚社会各教派分省自治的传统。1920年4月在圣莫雷会议上英、法将“列凡特”（Levant）地区瓜分，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了法国委任统治地。法国宣布保护叙利亚的马龙派天主教徒，俄国保护东正教徒，英国保护德鲁兹人和犹太人，各派与名义上的叙利亚共和国并非一体。法国殖民当局扶植宗教少数派，列凡特殖民军主要吸收阿拉维派成员、德鲁兹派成员、库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来维持统治。20世纪20年代起，叙利亚军队中宗教少数派占多数，其中阿拉维派成员占相当大比例。 委任当局起用阿拉维军人镇压逊尼派反抗，从而埋下教派不和的种因。

教派分层构成叙利亚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逊尼派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该派占叙利亚人口68.7%，他们既是多数派，同时大多是城市富有的商人和地主。逊尼派还是正统派，他们排斥宗教少数派，视之为危害伊斯兰教的异端势力或外来势力的工具。少数教派中，基督徒散布全国平原和沿海城市中，在各地都没有绝对影响力；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则集中于特定地区，形成地方多数并享有高度自治地位。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同属什叶派，阿拉维派占叙利亚人口的11.5%，75%的阿拉维派集中在拉塔基亚省，构成该省农村人口的主体部分。阿拉维派的农民收入大部分都被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和商人剥夺了，因而他们将逊尼派富人视为压迫者。阿拉维派在9世纪形成于拉塔基亚的安萨里耶山，创始人穆罕默德·本努赛尔，因敬奉阿里为神，被统称为阿里派。叙利亚的阿拉维派被称为努萨里派，但长期被逊尼派视为伊斯兰教的异端而排斥于穆斯林世界之外。土耳其南部亚达那和穆新、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境内都有阿拉维派信徒。 20世纪20年代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发布法特瓦，承认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开始取得合法地位。 直到1952年叙利亚逊尼派大穆夫提正式承认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但逊尼派仍将其视为穆斯林中的极端派。整体来看叙利亚传统社会中，逊尼派处于中心地位，而阿拉维派等少数派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

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思潮驱动下叙利亚出现了“中东觉醒”，宪政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党组织代表了逊尼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于1930年5月实现了独立的政治目标，通过了1930年宪法并成立一院制议会和自治政府，然而叙利亚是“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现代共和制政体植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一个有着强烈的专制主义传统和长期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背景的社会”。教派关系仍是叙政治体系的基础。

1935年前后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要求打破宗派、地域和部落界限，以世俗、统一的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平等的阿拉伯社会，这也反映了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诉求,它具有加强社会群体整合的作用，在叙利亚民族国家早期具有一定先进性。  1947年4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大马士革成立，该党强调以阿拉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为目标。  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发动“白色革命”（不流血的政变）后执掌了政权。复兴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叙利亚主导的意识形态。复兴党推行世俗化，逐渐改变了教派在叙利亚社会和政治的主宰地位。此后宗教势力被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沙里亚法仅在宗教社群的聚居区实行，宗教活动逐步远离国家政治生活。政府也加强了对主要清真寺及所属的伊玛目的控制，将他们归并进瓦克夫部。叙政府于1964年任命逊尼派谢赫艾哈迈德·库夫塔罗（Ahmad Kuftaro）为大穆夫提，他帮助政府稳固了对逊尼派宗教机构的控制，同时库夫塔罗也将他纳什班第亚（Naqshbandiyya）支派的影响向苏菲等其它教团扩大。逊尼派的穆兄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复兴党的统治多次发起挑战，如1964年“哈马暴动”，1967年和1973年暴动、1976-1985年暴动，都被复兴党以强力镇压下去。

复兴党内逊尼派和宗教少数派间仍有明显的分界线，他们依民族、宗派、地域、部落的差异而分为细小的分支。党内逊尼派文官代表激进左翼力量，在其主导下，叙政府将银行、石油、运输、工业收归国有，垄断进出口贸易，农村实施土改和发展集体农庄，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已经惠及叙利亚广大地区，复兴党内来自农村的、接受教育的什叶派成员的群体进占了军队重要职位，从而逐渐形成了一股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惨败，主张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的逊尼派彻底失去政治市场。复兴党副书记萨拉赫·贾迪德和激进军人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解除了逊尼派领导人阿明·哈菲兹的党内职务，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此后党内整合分支组织的过程中清洗了不少逊尼派，党内形成宗教少数派优势，14人军事委员会中逊尼派占5人，阿拉维派占5人、德鲁兹派2人、伊斯玛仪派2人。复兴党内随后发生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权力角逐、阿拉维派内部贾迪德和阿萨德的角逐。1971年“纠正运动”后，提倡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哈菲兹·阿萨德牢牢掌握了最高领导权。在阿萨德周围是非官方实权部门“贾马阿”，成员都是长期合作的老同志，被戏称为“十巨头”。其家族成员占据情报及安全等要害部门的敏感职位 ，卫队几乎是清一色阿拉维派。阿萨德以家族政治为核心构筑了稳固的政治体系，成了中东名副其实的“雄狮家族”。

阿萨德时期权力分配上以维持教派相对平衡为原则，各教派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分享权力，叙政府以此进一步弱化了教派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当局为引导宗教舆论，准许宗教显要人物从事公共活动，允许他们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领域，就宗教或社会问题自由表达不同的宗教观点。同时对政治反对派穆兄会保持高压态势，1982年“哈马惨案”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流亡海外，反对派分崩离析，政府对逊尼派的怀柔政策转向强硬。叙利亚教派关系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平衡。但国内外环境一旦发生变化都会对脆弱的教派平衡产生极大影响。

 

二、巴沙尔时期叙利亚什叶派的增长

 

在叙利亚人口的教派构成中，什叶派的比例变化不大。1943年叙官方统计总人口286万，逊尼派有197.1万占69%，什叶派约36.7万占12.8%，德鲁兹派8.7万占3%，基督徒40.3万占14%。1960年其总人口440万中逊尼派占75%，什叶派占12%，基督徒降为7.8%。从1970年开始官方不再统计教派人口。2006年美国官方机构统计资料显示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和十二伊玛目派等什叶派人口220万，占1800万叙人口的13%。 此后什叶派的比例开始增长，2012年叙利亚全国人口为2253万，基督徒占14%，逊尼派占全国人口68%，什叶派达到383万人口比例增至17% 。这一时期什叶派人口和比重出现了明显增长的社会现象。

逊尼派改信什叶派是什叶派增长的重要原因，欧盟调查机构的结果显示，2006年阿勒颇46%的逊尼派改信什叶派，在大马士革这一比例占23%，在霍姆斯占22%，在哈马占5%，在伊德利卜占4%。改信什叶派的逊尼派人口约25万占逊尼派人口的2%。改信什叶派的逊尼派中88%来自阿塔（Attar）、夸萨比（Qassab）、哈桑、拉赫姆、巴赫蒂亚尔和伊赫蒂亚尔等历史上曾经信仰什叶派的家族。大马士革64.4%的改信者属于中等收入的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69% ，逊尼派改信什叶派的不少是大学生。2006年夏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为期33天的战斗， 大马士革大学国际法专业的一名逊尼派学生（wail khalil）因“生平第一次亲见阿拉伯人取胜”而决定皈依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的声望因抗击以色列而高涨，不少叙利亚逊尼派改信了什叶派，叙利亚一名神职人员穆斯塔法·萨德称，自2007年7月至2009年大马士革中皈依什叶派的逊尼派至少有75人。 叙政府也以抗击以色列为号召，促使更多居民皈依什叶派。

什叶派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也大批转向主流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这必然导致什叶派内部支派结构和比例的巨大变化。在塔尔图斯44%的阿拉维派改信主流什叶派，在拉塔基亚这一比例为26%，在霍姆斯为14%，在哈马和大马士革都是16%。哈马省51%的伊斯玛仪派改信主流什叶派，塔尔图斯这一比例为43%，阿勒颇为3%，大马士革为2%，伊德利卜为1%。 改信主流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大多属于社会下层群体，而伊斯玛仪派中改信的84%来自社会中上层。如果阿拉维派依照这样的速度皈依主流什叶派，10年后叙利亚阿拉维派将完全消失，伊斯玛仪派将在25年后消失。 巴沙尔时期叙利亚出现什叶派增长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如下：

第一．叙利亚境内什叶派圣地吸引外来什叶派人口。宰纳卜陵是叙利亚境内最大的什叶派圣地。大马士革倭玛亚清真寺附近的鲁卡娅墓（伊玛目侯赛因的女儿）是第二大什叶派圣地。此外还有大马士革小门公墓附近的萨科娜墓和阿勒颇的血滴清真寺等圣地。在伊朗的资助下，新的圣地建立起来，如阿穆尓·亚斯尔先徒陵墓和乌瓦斯·卡尔尼陵墓。驻大马士革的伊朗使团还出资修建了阿里·阿布·塔拉布、哈桑、侯赛因等什叶派伊玛目的陵寝或圣殿，这也都成为新的什叶派圣地，每年吸引了来自伊朗、黎巴嫩、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印度及海湾国家的朝圣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和叙利亚组建联盟，伊朗来叙朝圣者在激增，1978年为2.7万，2003年达到20.2万人。 伊朗人入籍叙利亚得到叙政府的特别许可，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也大批入籍叙利亚。这一时期有2万伊朗人转入叙利亚国籍。 叙政府拉拢伊拉克的什叶派移民和来自伊朗的朝圣者，组建什叶派信条基础上的军队。巴沙尔还从他们当中择选出一支特别的民兵部队以保卫复兴党政权，这支民兵部队包含3000名伊朗军人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他们与马赫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共和国卫队一起统一行动，成为拱卫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力量。什叶派的增长呈现强劲增长的势头。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人口不断迁入是叙利亚什叶派增长的重要原因。伊拉克复兴党1968年执政后，因萨达姆政权的压制，什叶派在70和80年代开始向叙利亚移民。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什叶派发动大规模反抗运动。当局镇压了运动，并对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神职人员实行更严厉的迫害。90年代什叶派神职人员被迫向伊朗或叙利亚转移。2003年后伊拉克国内的持续动荡造成新一波伊拉克什叶派移民来到叙利亚，这部分人口达到120万，联合国难民署统计为80万。 伊拉克移民主要聚居的区域集中在大马士革南郊的宰纳卜陵。其它什叶派居住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省的乡村和城镇。

第三，伊朗的传教活动是叙利亚什叶派增长的重要原因。圣城库姆的宗教学校众多，伊朗八大宗教研究机构中有六所都集中在库姆。1979年库姆神学院有学生6000人 ，2010年达到1.2万。1990年至2008年从库姆神学院毕业的国外学生有2万人。一位库姆神学院的学生马赫迪·卡拉季称：“宗教机构产生伊斯兰教法学家或神学家，但更多的是布道团和牧师。”库姆和德黑兰的宗教机构是伊朗对外扩展什叶派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产生传道团的文化基地。由于伊朗倡导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理念即实行法吉赫体制(wilayat al-faqih) ，是什叶派世界中的激进派，伊朗布道团不仅吸引其它教派皈依什叶派，还促使大批温和什叶派转向激进化。哈梅内伊任最高领袖后，伊朗布道团加强传教活动，以保持向周边国家或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强劲态势，这成为叙利亚什叶派不断增长的外部因素。伊朗布道团能够从伊朗伊玛目霍伊基金申请到资金支持，便利了传教活动，也扩大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伊朗改革派人士称，伊玛目霍梅尼基金在叙利亚为此的花费达10亿美元 。伊朗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建立慈善医院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吸引逊尼派。受到伊朗传教活动的影响，一些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逐渐转向了什叶派信仰。逊尼派神职人员瓦哈卜·扎赫利称：“伊朗的传教活动使叙利亚的德尔祖尔、拉卡、德拉等地区的几百名叙利亚人信仰了什叶派。”

第四，宗教组织机构的增加和发展是什叶派人数增长的内在原因。大马士革的什叶派主要聚居在海伊艾敏街区，这里有伊玛目阿里·阿布·塔拉布清真寺和扎赫兰清真寺等什叶派机构，还有穆赫西尼亚的宗教学校玛德拉萨。什叶派聚居区内宗教机构众多，集文化传播、学术研究为一体。阿勒颇的圣殿附近成立了从事伊斯兰研究的伊玛目侯赛因神学院，成为当地最大的什叶派学术研究机构。什叶派聚居区既是文化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成为什叶派文化向外传输的基地。伊朗的宗教和文化部门在什叶派圣地附近设置分支机构，并进驻工作人员。伊朗使团出资在圣殿附近购置土地，在其上修建旅馆、商店、住所和胡塞尼亚（husayniyya）等设施。胡塞尼亚分布在什叶派圣地周围，它们是伊朗使团工作的主要场所，使团的工作重点就是促使更多的人皈依什叶派。一条连接伊朗和叙利亚的朝圣路线建立起来，使两国在宗教方面的联盟形成。

什叶派人数的增长促进了神学教育的发展。叙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2006年什叶派神学院在大马士革的塔布卡成立，且其办学规模也在快速扩大。此外，伊朗也获准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所伊朗大学。什叶派最高教育机构哈瓦兹也得到发展。哈瓦兹的课程学习是基于独立的判断，即伊智提哈德，因而它是培育穆智台希德等高级神职人员的学术机构。1975年纳杰夫哈瓦兹的教职人员和学生被伊拉克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在赛义德哈桑·设拉齐的带领下来到大马士革，在宰纳卜陵创办了栽纳比亚（zaynabiyya）哈瓦兹。1979年6月16日哈桑·设拉齐遇刺后，其助手萨迪克·卡尔巴斯接任。叙政府支持和伊朗资助下，哈瓦兹基本设施逐渐完备起来，成为位居纳杰夫和库姆之后什叶派世界中名列第三的哈瓦兹，吸引了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及非洲国家穆斯林前来求学。哈瓦兹既是教学单位，又是具备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能够承担整个社区的事务，哈瓦兹使什叶派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什叶派的增长也促进宗教活动蓬勃发展。什叶派信徒在宗教节日举办盛大庆典，例如阿术拉节（ahhura）和盖迪尔·胡木节（al-ghadirkhumm即穆罕默德生前曾宣布阿里是其继承人的纪念日）及什叶派伊玛目诞辰纪念日等，他们邀请逊尼派参加，并“灌输”什叶派的教义。什叶派在大马士革大学图书馆、清真寺、伊朗文化中心等地定期举办图书展销会或研讨会，以推广有关什叶派政治和神学的内容。

巴沙尔时期由于新月带什叶派人口流动、伊朗影响力增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叙利亚什叶派人口增长，这不仅刺激什叶派教育和宗教文化活动的发展，也将对教派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三、什叶派增长对教派关系的影响

 

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结构的安排中，既要维护阿拉维派的核心利益又兼顾了各派力量的平衡。例如政府部门的任选是按照教派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的，逊尼派因而得到了70%的公职；在复兴党领导层中，两派基本是平分秋色；而作为最后防火墙的军队中，阿拉维派占多数，且军官主要由阿拉维派担任。但巴沙尔时期什叶派的增长将直接削弱逊尼派的人口优势，进而打破叙利亚教派关系的相对平衡。什叶派传教团通过部落首领和族长，以提供民生资助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民众进行思想渗透。这种依靠强力措施推动的人口增长开始引起逊尼派的警觉。叙利亚穆兄会领袖阿里·萨达尔·丁·巴亚努尼心怀担忧地说道：“叙利亚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发生改变。”  

随着伊朗激进什叶派思想的传布及影响力增强，叙利亚什叶派呈现“伊朗化”趋势，这刺激了叙利亚逊尼派本土意识抬头。反对派“民族拯救阵线”发布的媒体称：“伊朗的活动是要在叙利亚国内组建一个由皈依什叶派的人群构成的伊朗政党。”由于逊尼派自视本土势力而将什叶派视为伊朗的代理，他们对什叶派扩张怀有强烈抵触，淡化的教派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也成了教派间相互猜疑的诱因。2005年伊拉克什叶派掌权后与美国合作，叙利亚逊尼派将他们视为敌视逊尼派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五纵队”。2006年至2008年伊拉克教派冲突导致不少伊拉克难民涌入叙利亚，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敌视更甚。德拉的欧麦尔清真寺出现大量抗议伊拉克什叶派、伊朗和真主党的宣传标语，什叶派圣地也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位于拉卡的阿马尔·伊本·亚辛墓和位于阿达尔的胡吉拉·伊本·乌代墓被暴徒破坏，赛义达·宰纳卜陵墓遭火箭弹毁坏。叙利亚的教派矛盾逐渐向教派冲突的方向发展。

什叶派增长的同时，叙利亚各地逊尼派本土势力也借机发展。2000年6月老阿萨德去世，逊尼派中的苏菲领袖借悼念活动“将苏菲的神秘权力与总统联系起来”。 叙政府默许此类活动并借以在民众中培育伊斯兰的民族主义认同。然而政府想要完全控制宗教团体已力不从心，各地逊尼派本土势力自治倾向逐渐增强。2004年逊尼派大穆夫提库夫塔罗谢赫去世后巴沙尔次年任命阿勒颇的谢赫白德尔·丁·哈桑为新的大穆夫提。但当地的逊尼派精英并不将哈桑谢赫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哈桑对阿勒颇并没有形成宗教权威。此后阿勒颇“汇聚了伊斯兰改革主义力量，逐渐突破大马士革的影响和限制，成为伊斯兰运动的巢穴”。哈桑在2013年炸弹袭击中丧生，大马士革对阿勒颇等地逊尼派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

随着什叶派增长和教派关系的变化，各宗教群体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走上政治舞台，角逐宗教领导权和政治主导权。巴沙尔政府也采用在各教派内部散布敌视和不信任的策略，以此分化和孤立反对派，这也导致阿拉维派、逊尼派、基督徒内部矛盾加剧。教派关系的变化成为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发展的一大因素。未来教派间矛盾冲突将成为叙利亚国内政治的主要症结。

 

结语

 

综上所述，在巴沙尔统治时期，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叙利亚什叶派人口呈强劲增长的势头。什叶派人口的流动和增长是宗教文化上的特殊现象，因为什叶派人口增长的同时，其宗教教育和文化活动都在同步增长，这必然对叙利亚的教派关系乃至国家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什叶派的增长打破了教派平衡，家族政治掩盖下的教派关系在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重新显现，什叶派的增长是造成教派矛盾加剧的一个深层诱因。而这并不是历史上的单一现象，与之相似的有1975年至1990年持续15年之久的黎巴嫩内战，其爆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穆斯林人口及比重的增长和马龙派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引发的教派政治冲突。因此，不能把教派人口的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或社会现象。当它同时具备宗教和文化因素时，必定对国家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全文参见《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