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夏”在何处

关于古“大夏”的方位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进行过长时间的探讨与研究，产生过“大夏”中心曾在“晋南”说、曾在西域阿姆河流域说、中国和田说、敦煌说、河西说、河套说乃至甘肃河州说，等等。 

 “大夏”之名见诸于《山海经》及周、秦、汉古籍，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应该是最为翔实，其记载如下：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及《晋书》中，唯“阮隃”改为“昆仑”。对于这个问题王静安先生解释道：“阮”与“昆”音近，“隃”为“仑”字之讹，“阮隃”即为“昆仑”。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经过大量研究后郑重指出： 

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等同样记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阮读若昆），“仑”之为“隃”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也。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又《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原注：《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克拉玛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称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徒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也就是说古代于阗的大夏就是吐火罗，“吐火罗”即为“大夏”。 

著名史学家丁谦先生曾作过《穆天子传考证》并后附《大夏国境考》。丁氏以《史记·大宛传》中的大夏即黄帝时的葱岭西之大夏国。文中写道： 

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及伊尹《四方献令》，传世凡两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太国所并。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见《穆天子传考证》一文）。 

丁氏考证的大夏，就是葱岭以西妫水河以南的大夏，即我国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的大夏国。那么，黄帝时的大夏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证据就在《吕氏春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的记载中。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同时在卷十三中又指出：“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而王国维和张星烺先生考证，大夏之旧址在新疆和田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看来，探讨“大夏”的方位，首先要探讨“昆仑”的方位问题。

 “昆仑”的方位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缺少明确的历史记载，昆仑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昆仑”或言新疆于阗南山，或言冈底斯山，或言巴颜喀拉山，或言为天山，或言为祁连山，或言为今日的昆仑山，等等（见王增永先生著《华夏文化源流考》一书）。据《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解谷”。显然是引用《吕氏春秋·古乐篇》之文，且将阮隃改作昆仑，其后的所有史书在说到伶伦造律这件事时都用“昆仑”了。“阮”字本义是山势层层高峻的意思，本义有四层意思，其一，《说文·阜部》云：“阮，代郡五阮关也。从阜，元声”；其二，商代时指古国名（据说在甘肃泾川县）；其三，指阮姓氏；其四，指一种乐曲。那么“隃”字呢？即“仑”“崙”“崘”字也，实为“崳”“隅”“嵛”字之变也。“昆仑”即“阮隃”，“阮隃”即“昆仑”。 

《山海经》曾多次记载过昆仑、昆仑丘、昆仑虚和昆仑山。《山海经》对昆仑的记载：《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又“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东北隅，实惟河原。” 

对“昆仑丘”的记载，《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对“昆仑虚”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南经》曰：“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又“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九仞。” 

对“昆仑山”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等等。（参见王红旗著《山海经十日谈》第52页） 

根据上述《山海经》关于“昆仑”的记载，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昆仑”一般指黄帝都城所在地，也可指黄帝族的发祥地。中国古代有一种政治传统，即一个政权迁都后仍然会使用相同的名称来命名新的都城。从这个角度讲，“昆仑”的地名可能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段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由于构成《山海经》的《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的文献，《海外四经》是夏代的地理文献，《大荒四经》是商代的地理文献，《海内五经》是周代的地理文献，因此，《山海经》不同篇章记述的“昆仑”（包括昆仑丘、昆仑虚、昆仑山）有可能并不在同一个地方。 

二是“昆仑丘”强调的是当时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是“丘”。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丘“土之高也，非人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据此可知，昆仑丘是一处自然形成的高原，从这个角度来说昆仑丘可简称为昆仑。 

三是“昆仑虚”强调的是当年黄帝都城昆仑所在的地形地貌是“虚”，“虚”意为“大丘”，也可指古代著名部落所在地。 

四是“昆仑山”强调的是当年黄帝都城昆仑所在的地形地貌是“山”，而且是非常高大挺拔险峻的大山大脉。即从昆仑丘至昆仑虚再到昆仑山，黄帝都城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从普通的高原，一变而成“大高原”，再而变成“大高山”。这就表明，已经不清楚当初黄帝都城“昆仑”究竟在哪里了。比如，当今地图上的昆仑山，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人迹罕至，生存条件异常艰难，可以说难以孕育出黄帝族这样繁荣昌盛的强大部落。据此，史学家王增永先生却认为：“昆仑山本无确指，它是人们用想象创造出的一座神秘山，西北群峰只是它的一个大概方位。”（见《华夏文化源流考》第240页。）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山海经·海外东经》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吕氏春秋·古乐篇》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而“阮隃”又为“昆仑”之对音，再结合王静安先生所说的“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等等。由此可以说大夏必定距昆仑和流沙很近或者说不远。 

《史记·夏本纪》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若据先秦古籍行文通例分析，“昆仑”当为山名，位于甘肃酒泉之南，包括祁连山在内的横亘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莽莽大山。“织皮”是指居住在昆仑地方各部落居民用牲畜的毛皮制作的衣服。“析支”即赐支，既是河名又是地区名，为今日甘、川、青三省交界一带的黄河河曲地。“渠搜”为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上均为以地为称的氏族部落名，都为古雍州地。夏族的宗神大禹在“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导山治水过程中，安抚和治理了这些地区原有的羌戎部落。“西戎即叙”就是羌戎各部落各居其地，互不侵扰，安居乐业。“先夏”（夏朝立国之前的时期）地方的百姓顺归大禹。大禹出于羌戎，羌戎是大禹的属民。大禹统率着以羌戎为主体的治水大军“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见《庄子·天下篇》）。最终，大禹治水成功了，同时也把曾经创造的炎黄文化也就是史学界新提出的“先夏文化”传遍了四方。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昆仑山”，一在域外，即由帕米尔高原分支东行的新疆和田南山喀喇昆仑山；一在域内，即横亘于甘肃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及其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山脉。 

 如《吕氏春秋》所言，黄帝派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著名史学家黄文弼先生经过严肃考证后认为：“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嶰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既然新疆昆仑山一带因气候干燥不产竹，祁连山一带也较干燥难以产竹，那么西北地区最理想的产竹地方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该在比较阴湿的古称“河州”的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的巍巍“太子山”南麓。太子山位于北纬35度，气候较为湿润，太子山南麓古代产竹至今仍产竹，特别是在康乐药水峡、和政松鸣岩以及铁沟一带至今还产竹。 

太子山又名露骨山、太峙山、白石山或雪山，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卓尼等县接壤，是祁连山向东南延伸的余脉。在《甘肃通志·先秦卷》中称：太子山“属西秦岭与东昆仑两地槽褶皱系的连接地段。”太子山的主峰母太子山位于今和政县牙塘河顶部，海拔4368米，山脉逶迤绵延几百里。明河州兵部尚书王竑诗云：“寒雪经年积翠微，群峰高并白云齐。光连西北昆仑远，势接东南泰华低。”（见张廷华主编的《和政县史话》第58页）。太子山系由大禹治水的积石关起，逶迤而南，至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境冶木河畔，绵延一百多公里，崔嵬高峻，石骨峻岭，气势磅礴，耸立于河州西南部。巍峨太子山下既是连接中原炎黄文化、农耕文化以及西北雪域文化和“先夏文化”的纽带，又是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的古战场。这里到处奇峰突兀，怪石林立，悬崖峭壁纵横交错，奇花异草漫山遍野，松柏竹子满沟满洼。“太子山”也正好处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因此，笔者认为，“太子山”才是黄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阮隃”，“隃”应为陯字之误，查《康熙字典》“陯”为古山名。“阮隃”应为“阮陯”，“阮陯”即为“昆仑”。由于“昆仑”古体为“崑崙”<崐崘>，所以，“阮隃”就是“昆仑”。而伶伦前往取竹的“嶰溪之谷”，笔者认为，就是巍巍太子山南麓的今和政县（古大夏县一部分）的城关镇以西“三谷”谷地。伶伦以取自于“嶰溪之谷”今“三谷”一带的竹子，取三寸九分的长度，并断其两节，制作了一种叫做“黄钟之宫”的乐器，吹出来的音律十分动听，堪称是凤凰的鸣叫声。其实这种乐器在河州地区曾十分流行过，即民间用两根竹子（各烫四个小孔，并排绑扎，并用嫩杨树皮作口哨）吹奏的自制乐器“咪咪”或“筚筚”，以此来吹奏“河州花儿”《尕妹妹的大门上浪三浪》，煞是好听。

“咪咪”或“筚筚”（又称“吡吡”）是很早以前就流行于河州、甘南、陇南等地区一种近似羌笛的乐器，它是用竹子做成，长约四寸左右，竹管上钻有四个发音孔，一端安上用一寸长囫囵毛刺或杨柳嫩皮作的哨子，吹奏时发出“咪咪”或“吡吡”的声音，故称。“咪咪”分单管和双管，单管发出的声音纯真、细腻而单调，双管发出的声音雄宏、纯朴、音色近于簧管。“咪咪”均为四孔发五个音，与羌笛原型基本一致。河州及西北地区流行的“花儿”音乐是五声音阶，“咪咪”也是五声音阶，所以，咪咪在河湟地区从古至今经久不衰、流传下来。笔者认为河湟地区流传至今的“咪咪”可能就是仱伦从“嶰谷”（即太子山下的“散谷”一带）取竹并截取三寸九分而做成的古乐器之一。 

今甘肃和政地区的“三谷”村，又名“散谷”，是由铁沟、大沟和牙塘沟等三沟组成的“古大夏水”中下游河谷地带。而“嶰溪之谷”又简称为“嶰谷”，“嶰”与“散”读音很近，“嶰谷”就是“散谷”“三谷”。因为古人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散谷”就在太子山北麓即“阮隃之阴”。“古大夏”在今甘肃省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一带，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尚存“大夏古城”的遗址，而太子山正好处在“大夏古城”即“大夏”之西。又古人把“太子山”当古“昆仑山”，与《史记》及以下诸书所称伶伦至“昆仑之阴，”取嶰谷（即散谷）之竹，完全符合。探讨了“昆仑”方位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与“大夏”“昆仑”密切有关的“流沙”的方位。 

“流沙”的位置 

流沙，一般意义上讲是指流动的沙丘，大沙漠中存在沙土随风移动的现象，沙丘连绵，望去如水流形成的波浪。 

与“大夏”“昆仑”有关的“流沙”，古籍记载有两种：一个在敦煌以西，一个在敦煌以东。敦煌以西的“流沙”，据《汉书·西域传》，主要指新疆和田以北的大沙漠，《唐书》叫做“图伦碛”，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敦煌以东的“流沙”，据《禹贡》雍州：“导弱水（今张掖河）于合黎，余流入于流沙。”就是指今甘肃、内蒙、宁夏之间的腾格里大沙漠。 

古“昆仑”及古“流沙”的方位既定，古“大夏”的大致方位也就不难找到了。在找古“大夏”方位时不得不提到两条河，即古籍中记载的“姬水”和“姜水”。《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关于“姬水”和“姜水”，据现代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刘文实先生考证，古“姬水”即今之甘肃省临夏境内贯穿而过最后在刘家峡注入黄河的古称漓水的“大夏河”，且在永靖县有姬家川这一古地名佐证。“姜水”即羌水，出西倾山南，东南流入白龙江，再经昭化入嘉陵江。（见李文实先生《西锤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而龙西江先生根据中国上古文献研究，提出上古夏人黄帝族和炎帝族的主要发祥地就在青海省的湟水和甘肃省的渭水之间。（见龙西江先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新华文摘1995）至于黄帝的居地，《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庄子·至乐》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昆仑之丘，可能即指《山海经》之西王母居地。这些论述至少证明黄帝居地在西北，在神山“昆仑”附近。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得祖先生撰文指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开始已在河州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最早的青铜器（号称‘中华第一刀’），东起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的著名史前文化齐家文化更是普遍地发现了铜器。从而在华夏大陆最先步入了早期青铜器时代。”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论集》中认为，甘肃地区史前文化属于夏族文化。刘起舒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从受齐家文化影响很深，相当于齐家文化后期的火烧沟类型文化与夏同时来看，正好齐家文化相当于传说中夏以前的黄帝族时代。因此，把创造齐家文化的氏族部落推定为黄帝族是合适不过的。”（见刘起舒《古史续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由此，可以说，甘青河湟地区就是黄帝族的故乡。（见张得祖教授《鲧禹治水传说与先夏文化东渐新探》一文）。

另外，有很多史书都记载了“齐桓公伐大夏”之事。周秦汉古籍《管子》《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多次记载了齐桓公伐大夏的情况。《管子·封禅篇》写道：“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小匡篇》记载：“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沉，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国语》内容略同，也与《封禅篇》的记载大体一致。《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秋，复会诸侯于葵丘，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于卑耳山而还。”齐桓公所涉之“流沙”，就是今天的腾格里沙漠。春秋时期的“白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西河”就是现在的宁夏川一带。从白狄到西河，是齐桓公由山西北境而西行，经陕西北部，至宁夏渡黄河，越过贺兰山即《管子》所称之“卑耳”之山，再西南行，经“流沙”之南，西至大夏。这里正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阮隃之阴，大夏之西”的地方。可见，古时的“阮隃”即“昆仑”，古“昆仑山”就是今“太子山”。伶伦前往取竹的“嶰谷”就是现今广河县（古称大夏）以西的和政“散谷”（三谷）。由此笔者推断，现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即大夏川）为中心、辐射周边乃至河湟地区，就是古时候的“大夏”。著名史学家黄文弼先生经过潜心研究后指出：“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故我推测河州为古大夏之中心区也。”（载黄文弼先生《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原载《西北史地论丛》第121页） 章炳麟（即太炎）先生在其《文录》中指出：“我们民族旧居雍、梁二州之地。东南华阴、东北华阳，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华之名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夏之名实因夏水而得，本在雍、梁之际，因水以族名，非邦国之号。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合。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夏水”（今广通河）是黄河的二级支流，流入洮河，也可泛指黄河。 

许多文献和史料都引证了汉代“大夏”位于今广通河古称“大夏水”流域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有大夏县”。早在西汉时期就在此设立大夏县。有地方史志专家认为，大夏县县址在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东乡族乡古城村夏古城刘家庄及尤家一带。《十三州志》云：“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今和政县蒿支沟口），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水经注》卷二引（晋书·地道记）曰：“大夏县西有禹庙，禹所出也。”《大禹导河之州》说：禹是不是出生于羌族，他的故乡是不是在今阿里麻土的汉代古县——大夏县？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故乡在大夏川（今广河川），居住在大夏河（今广通河）边的大夏县地，是一位羌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当他得到华夏国的权柄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把“大夏”中这个“夏”字，作为自己的国号，后人称为“夏禹。”《元和郡县志》云：“大夏水经大夏县南，去县十步。”《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东南，大夏水，今三岔河。”《广河县志》载：“在广通河北岸的阿力麻土东乡族乡迤东，今名古城村，是乡政府所在地。经查实，古城遗址在北岸二级阶地上，分为上古城（西）与夏古城（东），中有广通河北岸支流巴家沟长流水分开。古城基本已无地面城垣可寻，唯城基夯土层隐约可辫。据步测，夏古城遗址南北长约500米，方形，大于上古城。城内农田中曾拾到汉瓦及宋代陶片。城东经过寺沟至贾家村，曾出土过汉代砖瓦和五铢钱等。阿力麻土古城遗址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汉代大夏县城的遗址。”（见《广河县志》第32章“文物古迹，阿力麻土古城遗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525—526页）。

《史记》《汉书》等“地理志”中的地名，多延续旧称，大都沿袭旧地名来命名新地名，汉代大夏县之名由“古大夏国”、古大夏水而得。至此，我们认为找到了“大夏”的即古大夏国的方位，就在“阮隃之阴”的今太子山之南，以今广河县“大夏川”为中心的河湟地区，包括了洮河（古称洮水）、大夏河（古称“漓水”）和湟水河（古称“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作者：马福荣，东乡县人大主任，夏禹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