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坎蒂丝·米勒德
翻译：陈鑫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帝国英雄：布尔战争、绝望出逃与青年丘吉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记述了年轻的丘吉尔在1899年布尔战争中的经历与其令人感佩的一次勇敢出逃。24岁时丘吉尔深信，成为英国首相就是他的命运，而此时的他在选举中遭遇了失败。他认为要达成目标，必须要在战场上有所作为，军功章是赢得认可、获得成功最保险、最快捷的渠道。
1899年，丘吉尔抵达南非，在那里，他参与了布尔战争（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 。然而，两个星期过后，丘吉尔就成了战俘，被关在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里，随后，一次令人惊叹的勇敢出逃拉开了序幕。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的第一章。
从儿时起，丘吉尔就对战争着迷，梦想着能够在战斗中拥有英勇表现。他曾对弟弟杰克（Jack）倾诉说：“我对于依靠个人勇气赢得声望的热情要超过其他任何志向。”
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收藏了一支拥有1500名玩具士兵的迷你军队，战争游戏一次能玩上好几个小时。他后来写道：“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军队和战争，经常在睡梦和白日梦里想象自己第一次身处战火之中会是什么感觉。在年轻时，我觉得听到子弹飞啸而过并且时不时随意玩弄死亡和伤痛一定是一段激动人心的美妙经历。”丘吉尔1894年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在上学期间，他对于参与军事演习无比热衷，唯一的遗憾是“一切都是假的”。
在19世纪末的英国，贵族身份不仅意味着身边围绕着帝国权力带来的巨大福利，还意味着需要承担同样巨大的责任。大英帝国的领土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大英帝国统治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超过4.5亿人，每一块大陆以及每一个大洋的岛屿上都有大英帝国的子民。它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轻松超越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要知道，“日不落帝国”这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最早可是用来称呼西班牙的。大英帝国的领土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5倍，其影响力无与伦比。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人口、语言、货币甚至是时间上，因为几乎每一个时区的时钟都要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来校准。
在丘吉尔成年的时候，大英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不再来自其他大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或者法国——而是来自日益增加的殖民地统治重任。尽管英国军队一直是其他国家尊崇、羡慕和畏惧的对象，但是一直以来，这支军队太过分散了，因为它需要竭力维持帝国的完整，在各个大陆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镇压从埃及到爱尔兰各个地方的叛乱活动。
对丘吉尔来说，这些分布广泛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荣誉和晋升的诱人机会。在加入英国陆军，并最终成为一名士兵后，尽管随时有可能在战斗中阵亡，但丘吉尔对战争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相反，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十分期待参与战斗，“尽管有风险，但正是这种风险让我感到兴奋”。他希望从这段士兵生涯中获得的不是冒险经历，甚至不是战斗经验，而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希望的不仅是参与战斗，而且是要在战斗中赢得关注。
对于像丘吉尔一样身居社会顶层的人来说，这种勇敢无畏的雄心十分罕见，甚至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他出生在英国贵族家庭，是第1代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直系子孙，他的父母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兼王储威尔士亲王的好友。然而，他对于名望和大众好感度的追求带有更多罗斯福时代——而非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记。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亚历山大·麦卡勒姆·斯科特（Alexander MacCallum Scott）在传记中写道：“就连不朽的巴纳姆都比不上丘吉尔，丘吉尔拥有一项卓越天赋，那就是让自己和自己的事情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他对自己的宣传就像呼吸一样平常而令人难以察觉。”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男人不仅会因为他们的坚定沉着而受到赞赏，还会因为他们在评价自身成就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谦虚而受到称赞。在这样的环境里，丘吉尔因为对奖章的不懈追求而饱受抨击。他被称为“自我推销者”“年轻而傲慢的家伙”，《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的一名记者甚至称他为“爱出风头的年轻人”。他并非对这些批评一无所知，多年以后，当他面对对手的恶毒攻击而手足无措时，他甚至承认，“被迫记录下人性中那些不那么友善的侧面让人感到十分悲哀。就像是一个有趣而无法理解的巧合一样，这些不友善的事情似乎总是紧紧尾随着我无辜的脚步”。不过，他不打算让这些事情拖延自己的脚步。
丘吉尔知道，军功章是赢得认可、获得成功的最保险、最快捷的渠道，如果幸运的话，或许他还能借此声名鹊起。他写道，这“在任何一个军种都是实现晋升的捷径，是通往崇高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大门”。而荣誉又能转变成政治影响力，为他打开一扇大门，通往他一直渴求的那种公众生活，在他看来，这种生活就是他的天定命运。因此，尽管对丘吉尔来说军队本身不是最终目的，但它肯定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他所需要的是一场战斗，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场被人们谈论和铭记的战斗，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一定的表演技巧，他或许能够走到军事舞台的前沿。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冒一切风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丘吉尔在1895年见识了真正的战斗。与大多数年轻军官不同，他在休假期间既没有打马球，也没有外出猎狐，而是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员前往古巴，加入了西班牙陆军的一支战斗纵队，参与镇压了当地人的一次暴动，这次暴动后来成了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的序幕。他正是在古巴开始抽雪茄的，这个习惯保持了一辈子，而且他特别偏爱古巴雪茄。也正是在这里，在21岁生日那天，他第一次亲耳听到“子弹撞击血肉的声音”。事实上，他差一点就被一颗子弹击毙。或许是因为命运的变幻无常，这颗子弹在距离他脑袋仅仅一英尺的地方呼啸而过，击毙了他身边的一匹马。不过，他在古巴仅仅是一名观察员，而不是战争的参与者，对丘吉尔来说，只当观察员是远远不够的。
从第二年起，丘吉尔开始真正在英国殖民战争的残酷现实中接受历练，在这一年，他来到了英属印度西北边陲的偏远山区，也就是如今的巴基斯坦，这里一望无际的景色、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伤亡极大的冲突几乎与后来的南非不相上下。对英军来说，很少有哪块土地像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一样难以征服，而在印度境内，没有哪一个地方比普什图族（Pashtun）的部落领地给英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更大。普什图这个民族最著名的就是它卓越的军事素养以及面对外部支配力量时抵抗到底、绝不投降的态度。
事实上，正是普什图人在战斗中无可匹敌的凶悍作风吸引丘吉尔来到印度，来到名为马拉坎（Malakand）的普什图族腹地。丘吉尔于1896年10月随同他所在的英军第4骠骑兵团抵达印度。来的时候，他满心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参与作战行动。结果恰恰相反，他不得不在班加罗尔度过一个又一个令人失望的月份，以至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烦躁地将班加罗尔描述成一个“三流的温泉疗养所”。
虽然在印度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奢华生活，但这种生活仍然无法打消他的失望情绪。由于不得不自己找住处，丘吉尔和另外两名军官挑选了一栋豪宅。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描述说，这栋房子是“一座刷着粉白灰泥的华丽宫殿，四周还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花园”。为了支付这栋豪宅的开销，他们不得不把薪水凑在一起。当时，他们的薪水是以银卢比（rupee）支付的，这些银卢比被装在一个“只有萝卜头那么大”的网兜里送到他们手上。此外，他们还设法从日渐萎缩的家族财富里拿到了一些生活费补贴进去。
与部分军官同僚一样，丘吉尔来自一个爵位很高、地产很多，但除此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家庭。丘吉尔的家族宅邸布莱尼姆宫（Blenheim）与19世纪末英格兰的大部分伟大宫殿一样，正处在破产的边缘。第5代和第6代马尔伯勒公爵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至于当丘吉尔的祖父继承爵位和府邸时，他不得不出售土地和部分整个家族最为珍视的财宝。在1875年11丘吉尔还未满周岁的时候，第7代马尔伯勒公爵以3.6万多英镑的价格卖掉了“马尔伯勒宝石”（Marlborough Gems），这是一套五颜六色、精美绝伦的藏品，由730多颗精心雕刻的宝石组成。几年后，尽管家人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卖掉了桑德兰图书馆（Sunderland Library），该馆拥有数量众多、历史意义重大的藏书。
为了防止破产，丘吉尔家族采用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家族里的公爵们前赴后继地迎娶“美元公主”，即腰缠万贯的女继承人们，她们所在的家族一直渴求能够拥有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英国爵位头衔，以改善其美国暴发户的形象。丘吉尔的伯父乔治·斯潘塞-丘吉尔（George Spencer-Churchill）在出轨后，他的第一个妻子与他离了婚，他随后便迎娶了莉莉安·沃伦·哈默斯利（Lillian Warren Hamersley），一位家底殷实的纽约寡妇。他的儿子，第9代马尔伯勒公爵，也顺从地追随他的脚步，在1895年迎娶了一位美元公主，美国铁路大亨的女继承人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
尽管家族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丘吉尔已经习惯了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在印度雇的佣人几乎就能组成一支军队了。丘吉尔曾冷静地对母亲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男管家’，负责在餐桌边伺候——处理日常家务并且照管马厩；一名首席更衣男童或者贴身男仆，另外还有一名更衣男童为他提供协助；每一匹马或者马驹都配有一名马夫。除此以外，我们还共同拥有2名园丁、3名扛水工、4名洗衣工和1名门卫。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大家庭。”
第二年马拉坎山区爆发普什图人暴动时，无聊透顶、躁动不安的丘吉尔正在伦敦休假，流连于世界著名的古德伍德赛马场（Goodwood Racecourse）。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日子，赛马场的景色如此优美，以至于威尔士亲王将它称作一场“有赛马助兴的花园派对”，而丘吉尔“把我的钱都赢走了”。然而，在获悉发生暴动的消息后，丘吉尔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他可不打算浪费一秒钟时间，等待别人来邀请他参与其中。
在迅速浏览了一遍报纸后，丘吉尔了解到，英军已经组建了一支由三个旅组成的陆军部队前往前线，如果幸运的话，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很可能是他母亲的一个朋友：起了一个狄更斯式名字的宾登·布拉德（Bindon Blood）。由于已经预见到局势会发生这种变化，丘吉尔早在一年前就与布拉德建立了友谊，并且从这名少将那里得到一个承诺，那就是他如果能够在印度前线指挥一个兵团，一定会带着丘吉尔一起上前线。
对于动用手上的一切关系，丘吉尔从来没有过一丝不安。多年以后，他在议会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承认：“我当然不是一个需要被督促的人。事实上，我更像是一个喜欢督促别人的人。”多年以来，他经常寻求美国母亲的帮助，以获得一些重要的军事任命。他的母亲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女，在英国上流社会有许多爱慕者。丘吉尔曾写道：“为了我，她没有放过任何一层关系。”
丘吉尔冲到最近的电报收发室，给布拉德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曾经许下的承诺。随后，等不及回复的丘吉尔立刻动身前往印度。他后来写道：“如果一名英国骑兵军官要等到命令下达才去投入现役的话，那他可能要等待很久。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在自己所在的兵团请了6个星期的假……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回到部队中。”
一直到抵达孟买之前，他都没有收到布拉德的回复。在孟买，他终于等到了一封电报，但电报里的消息有些让人泄气。布拉德在电报中匆忙写道：“很困难；没有空缺。可以以记者身份随行；会试着把你安排进来。”不过，丘吉尔不需要什么鼓励。他只需要一个机会。他很快就获得任命，成为《先锋报》（Pioneer）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记者，并且仅用了5天就乘坐火车穿越2000英里的距离，从班加罗尔赶到了马拉坎。
1897年9月15日，随着山区中暮色降临、寒夜已至，丘吉尔蜷缩着身子钻进了他在马拉坎坚硬的土壤里挖出的一段临时战壕。战壕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防御手段，可以防止士兵遭到隐藏在周围山上的狙击手的袭击。但是，丘吉尔的卡其布制服、皮靴和苍白的双手上沾满了干燥的尘土，让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为过夜做准备，而是在把自己埋进简陋的坟墓里。他身上还盖着一个死人的毛毯——这条毛毯是他几周前买的，原本属于一名在这片山区阵亡的英军士兵——这一事实似乎让这幅不吉利的画面变得更加完整。
在丘吉尔目力所及的每一个地方，死亡，或者说即将死亡的威胁，都在从四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冰冷而黑暗的山峰向他聚拢而来。他后来写道，马拉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杯子，他所在的营地伊纳亚特基拉（Inayat Kila）处在杯底，四周锯齿状的山峰巍然耸立。像黑色墙壁一样的巨大山峰包围着他，山上还闪烁着成百上千名普什图族敌人点燃的篝火——这些就是他前来与之作战的“地狱魔鬼”。
裹着头巾、身穿浅色宽松上衣的普什图族战士们蜷伏在夜色中，肩膀上还挎着沉重的弹药带，在夜色中就像隐形了一样让人难以发现。作为阿富汗境内人数最多、最令人生畏的部族，普什图人几百年来所统治的领地不仅是马拉坎，而且是整个兴都库什山脉，这条绵延500英里的山脉是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分界线。普什图人熟悉山上每一条雨水冲刷出的裂缝、每一座贫瘠的山丘、每一块布满弹痕的岩石。这是他们的土地，自从这片土地因四年前阿富汗和英属印度的分治而被一分为二后，他们就对大英帝国及其士兵产生了特别的仇恨。就像一句普什图谚语所说的那样：“你应该对英国佬见一个杀一个。”
如今，在暴动中，普什图族战士们正准备这么做，他们紧握着经过夸张装饰的长长的步枪，眼睛紧紧盯着任何勇敢地或者说愚蠢地划燃火柴或者把脑袋伸出战壕的家伙。早在普什图人武器的声响划破夜空到达英国人耳边之前，英国士兵就已经能听到身边子弹的声音了，这些子弹在岩石上噼啪作响，时不时地激起一阵尘土，经常还会导致一阵痛苦的尖叫。前一天夜里，普什图人击毙了附近营地的40名士兵，命中率高得惊人，其中一名士兵被击中心脏，另一名士兵被击中脑袋，子弹击碎了他的脑壳，让他像块石头一样重重地倒在地上。
比百步穿杨的普什图族狙击手更恐怖的是普什图族战士在近身肉搏战中表现出的凶残本色。对以勇气著称的英国士兵来说，普什图族战士最可怕的是他们似乎完全不在乎自身的安全，更别提是否能幸存了。即使已经毫无获胜希望，即使已经在战场上孤身一人，即使已经被步枪射中、被长矛和刺刀刺中，他们也会拼死一战。丘吉尔满怀敬畏地写道：“他们完全不在乎可能受到怎样的伤害，只会一门心思地消灭对手。”
对自身痛苦毫不在意的普什图人在对待敌人时更加残忍无情。他们不仅是在杀人，而且是在屠杀，经常用长长的弯刀将敌人的尸体切成碎块。丘吉尔曾写道：“先是侥幸逃生，然后被残忍地肢解，这是在战斗中失利并落入帕坦族（Pathan）战士手中的所有人将要面对的必然命运。”就在几天后，他将亲眼见到被普什图人“切成碎块”的一个朋友的尸体被人抬走，这让他感到既震惊又恶心。
在夜色完全降临后很久，丘吉尔还是无法入睡，他仍在专心地凝视着头顶的繁星，夜色笼罩了他眼前的一切，只能看见营火和偶尔反射出暗淡微光的刺刀。他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士兵们在战壕里紧张地咳嗽，挪动着身体，期盼着漫漫长夜能够早些结束，他却在思考“天上这些公正无私的星星，它们在伊纳亚特基拉闪耀的光芒与在皮卡迪利广场一样平静”。宾登·布拉德已经下令在第二天早上向山区进发，烧毁那里的住房和庄稼，破坏蓄水池。起床号将于5点30分吹响，他们知道，普什图人一定会严阵以待地等着他们。
当布拉德所率部队的士兵和军官在9月16日清晨爬出战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打包票说自己能活到晚上。然而，无论他们内心有着怎样的想法，就算是再想家，或者再留恋相对安全的战壕，他们也别无选择，不得不面对普什图人。在他们之中，只有丘吉尔可以随时转身离开，而他哪儿也不打算去，一心想要参与战斗。
丘吉尔将一块衬垫扣在制服背面以保护脊椎，整理了一下上衣上的锁链肩饰——这是为了抵御刀剑的挥砍——并且调整了一下他的卡其色软木遮阳帽。他知道，身边的许多年轻人当天都会在战场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英雄气概。他还知道，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使真的进入了，也很少有人能被记住。这次军事行动同样关系到他自己的前途，因此，他决心扳回劣势。
布拉德将手下的1000名士兵分成三支纵队，丘吉尔迅速决定跟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支孟加拉枪骑兵纵队打算深入谷地，执行破坏任务，这一任务注定将激怒普什图人，并且给丘吉尔足够的机会展示自己的勇气。不过，这支纵队之所以吸引他，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是一个骑兵团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丘吉尔能够有机会做一件事，这件事尽管会让部队里的所有人震惊不已，但会确保他至少不会被人遗忘。他抓着马鞍的一侧，抬起穿着马裤和长靴等全套真皮护具的腿，翻身坐到了一匹灰色马驹的背上。
丘吉尔是在去往马拉坎的路上买下这匹小马驹的，在那场拍卖会上，他还买下了那条原本属于一名阵亡的年轻士兵的毛毯。他后来对弟弟说，他的计划是“在情况看起来有些危险的时候骑着马四处乱跑，吸引注意力”，希望他的“灰色良马”能够吸引某个人的眼球。尽管它更有可能引起某个普什图族战士的注意，而后者会在其他人有机会赞赏丘吉尔的勇气之前就置他于死地，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后来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惊叹地说：“这个男孩似乎在刻意地引火上身。他骑着一匹白色马驹，那可是最显眼的目标，无论他的朋友怎样祈祷，都无法让他改变主意，换一匹更安全的坐骑。”
丘吉尔知道，他很容易在眼前的这场战斗中阵亡，但他从来不相信自己会真的在这里死掉。几天前，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我相信自己的星象预测，我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大事。”事实上，在抵达印度后不久，他就对一名军官同僚说，他不仅打算在不久后离开军队，谋求议会席位，而且还打算有朝一日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丘吉尔骑着他的灰色坐骑与骑兵们一同跋涉，就像是一片卡其色和棕色海洋中的一条闪闪发光的鱼。他知道，至少自己不会被人忽略了，这让他感到很满意。
那天早上，在他进入那片笼罩在群山阴影中的山谷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无处不在的死寂。骑兵们路过的每个村庄都已经被遗弃，每一片平原都荒无人烟。他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普什图人正看着他们越来越远离营地，但他们既看不到这些普什图人的影子，也听不到这些普什图人的声音。直到丘吉尔拿出望远镜，扫视前一天晚上燃起营火的山峰，他才发现，山谷四周的山坡上分布着一排排穿着白衣的普什图人。
随着骑兵逐渐靠近，这些普什图族战士悄悄转过身去，开始向山上爬。英国人在一个小型墓园前停了下来，翻身下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情绪的他们开始向山上开枪。对方也立刻给予了回应。阵阵白烟在山上冒了出来，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墓园。在其他人纷纷躲藏在树木和坚固的墓碑背后的时候，丘吉尔感觉到这是一个好时机，在其他军官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的时候，他决定坚决不下马。他后来承认说：“在其他人无一例外地躺在地上寻找掩护的时候，我骑在我的灰色战马上，一直处在战斗的最前线。这么做或许很愚蠢，但只要有观众在，就不存在什么过于大胆或者过于高尚的行为。如果没有观众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这场相对而言较为短暂且几乎没有伤亡的交火似乎让丘吉尔所在部队的其他人忘记了他们在与什么人作战。因此，在紧追普什图人的足迹继续深入山区之前，他们选择再次分散行军。丘吉尔不情愿地把坐骑留在了原地，加入了一支仅有90人的小分队，向一座与世隔绝的村落进发。当他们到达这个由几间土坯房构成的小村落时，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就像其他所有村子一样，已经被遗弃了。
在爬山的过程中，丘吉尔一度停下来，眯着眼睛透过望远镜扫视附近的山脉和平原，寻找其他小分队的位置。然而，当天早上与他一同离开营地的那些人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踪影，这时，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有关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回忆，尤其是教授们对于“兵力分散”的危险再三提出的警告。他后来写道：“时不时能看到土坯房构成的村落和土坯要塞、深深的河道以及波光粼粼的蓄水池，偶尔还能碰到一片庄稼地，或者一片与世隔绝的小树林，但就是没有一支英印混成旅的踪迹。”事实上，整片区域安静得有些不自然，甚至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目力所及既没有友军，也没有敌人。
尽管丘吉尔在年轻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思考战争，但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那些不过是些凭空猜想而已。他从未当过刀剑或者刺刀的目标，也不知道杀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年轻而渴望冒险和机遇的他来说，这一切似乎不过是一场游戏。他后来承认说：“这种类型的战争充满了让人着迷的刺激。没有人想要在这里战死。”他终于迎来了一场真正的战斗，这时的他想做的无非是冲锋进去，用自己刚刚成年的稚嫩身体与帝国敌人的刀剑、石块和子弹一较高下。
丘吉尔专心地盯着四周安静而空旷的山丘，似乎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可能不会来了。不过，小分队的队长却感觉到了某种异样。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手下“几乎没什么掩护”，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下令撤退。不过，在他们开始原路返回之前，四周的山丘——用丘吉尔的话说——“突然间焕发生机”。
丘吉尔写道：“忽然之间，一场黑色悲剧出现了。”就像是从山上的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普什图族战士从四面八方的小村寨奔涌而下。大惊失色的英军士兵无论看向哪里，都能看到普什图人丢掉伪装、纵身跃起，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喊声，疯狂地冲向他们。丘吉尔后来回忆道：“一千只、两千只、三千只脚从高耸的悬崖峭壁上向我们跑来，白色或蓝色的人影出现在我们眼前，从一个又一个山脊上沿着山坡俯冲下来。”
在丘吉尔完全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他身边的年轻人就开始不断死去，他们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只是普通士兵。这个场景即使在他度过了漫长而又饱经战争的人生之后，仍然令他无法忘怀。多年以后，他写道：“有一个人被射穿了胸膛，鲜血喷涌而出，另一个人躺在地上无助地抽搐。负责指挥的英国军官在我背后团团转，他的脸上沾满了血，右眼已经被挖出来了。”普什图人的战吼不时被英国人的高声尖叫所打断，即使是最勇敢的年轻士兵，在被屠戮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也会惨叫连连。
丘吉尔转过身来，看到了让他义愤填膺、勃然大怒的一幕，十几个普什图人正在进攻一名受伤的英军士兵。这名士兵的同伴曾试图把他救走，最终却把他丢下，匆忙寻找掩护。一名在丘吉尔看来是部族首领的男子站在这名倒地的士兵身上，拿刀不断地砍他。丘吉尔后来写道：“在那一刻，我的脑中别无他念，只想杀了这个人。”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混战中的人群开了一枪又一枪。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对于那名倒下的士兵，我无能为力。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兴奋和恐惧。我不敢确定，但我想我打中了四个人。他们倒下得很快。”
在一支小分队赶来支援之前，丘吉尔无法了解那天他到底杀了几个人，或者说他是否真的亲手杀了人。他低下头，看着身边残缺不全的尸体，那些与他相识、相似的人的尸体，他知道，自己不会在这里死去。他注定要活下去，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不仅如此，他还会在人生中完成一些伟大的成就，而且他迫切地想要迈出下一步，实现非凡而灿烂的快速晋升，他对此很有信心。两个月后，在马拉坎的围城战最终结束、普什图人被迫撤退之后，他在班加罗尔用铅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安慰说：“我亲爱的母亲，对一名哲学家来说，子弹是不值一提的。我认为，上帝在创造了我这么强大的人之后，是不会给我安排这么枯燥的结局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