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明清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方面，有大量研究成果：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大都利用了国外图书馆或档案馆相关的资料。因此，研究者也期望着对海外图书档案机构保存的明清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整理。目前，海外收藏明清中文文献具有一定规模的，有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图书馆、西班牙马德里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等。其中，梵蒂冈图书馆的收藏量最大。使这批文献重现于当代中国，是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所盼望的。
这批文献，为欧洲和西方国家各大图书馆、高校所重视，整理出版后将为上述机构所收藏。这对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2008 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批准了《罗马梵蒂固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一期项目。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清史办的直接关心下，2008 年10月在罗马梵蒂冈，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崇德副主任率团和梵蒂冈图书馆Pasini Cesare蒙席正式签署了合作协定。在课题组负责人张西平及意大利漠学家马西尼( Federico Masini)、中方学者任大援、梵蒂冈图书馆副馆长裴佐宁(Ambrogio M．Piazzoni)、梵蒂冈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余东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从2008 年10月到 2013 年11月，经历五年多时间，完成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绝大部分中文文献的复制工作，预计到2015 年将完成全部整理复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戴逸先生、马大正先生一直给予了指导和支持，特别是编译组的于沛先生，他作为编译组负责人，为这个项目的立项付出了辛劳，编译组的戴寅、徐浩、王大庆等在项目进展中都给予了支持。
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按照图书来源和版本情况，分为八个部分：1) Barberini Orient（巴尔贝里尼东方收藏）；2) Borgia Cinese (波尔吉亚中国收藏)；3) Borgia Siamese (波尔吉亚暹罗手写本）；4) Rossiani Stampati (罗西亚尼刻印本)；5) Vaticano Estr. Oriente (梵蒂冈远东收藏）；6) Raccolte Prima (初次刻印本)；7) Palatio (巴拉丁收藏)；8)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东方一般收藏)。这八个部分因为和图书的来源有关，藏书量很不均匀，后来也有一些变化。
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受到特别关注而被加以整理，得力于三位著名学者。首先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他于1922 年6月中旬到 7月上旬造访了梵蒂冈图书馆，并为该馆的中文藏书作了一个编目。这个编目的打印本如今仍存放在该图书馆的阅览室，供读者使用。第二位是意大利国立东方研究所所长富安敦(Antonino Forte, 1940-2006)，是他发现了伯希和的梵蒂冈中文藏书编目打印本，并推荐给许多漠学家，使学术界受益良多。他通过研究，认为伯希和1922 年来到梵蒂冈图书馆，是为了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在富安敦的推动下，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整理和编辑了伯希和的书目，所以高田时雄是有功于这项工作的第三位重要学者。高田时雄做了两项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他给伯希和目录的每一部中文文献都加上了中文名字和拼音；第二，他整理了伯希和之后（也就是1922 年之后）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并按照伯希和目录的体例完成了《补编》。在这个补编中，主要收录的是1911年以前出版的中文书籍，出于汉学研究的目的，也有一些1911 年以后出版的书籍。高田时雄所做工作的成果，就是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英文）。2006 年，由郭可翻译，中华书局将以上两书合订出版，名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
除以上三位学者外，张西平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一直关注这批文献。在欧洲友人的帮助下，他数十次来到罗马，阅读和深入了解这批文献，写下的读书笔记达十一册之多，为项目的申请打下了学术基础。2000年，意大列慈幼会大学校长 Mario Toso和苏国怡神父(Carlo Socol)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十分赞成我们与梵蒂冈图书馆展开合作。几经协商，我们终于得到梵蒂冈图书馆方面的积极回应，他俩愿意将这批文献在中国影印出版。在整个项目的复制过程中，任大援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十数次往返于北京与罗马之间，在他的带领下，项目复制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下面我们将介绍这批文献的内容以及关于影印出版的一些技术性原则。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次影印的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藏品，是以1922年伯希和到梵蒂冈图书馆之前的藏品为主，而对1922年以后的藏品，包括高田时雄1995年所做的目录补编(1997年出版)所涵盖的中文藏品以及在1995年之后近二十年的中文藏品，我们暂时留待将来再作处理。所以下面所论，基本以1922年以前的中文藏品为对象。
伯希和目录所涵盖的藏品内容丰富，不但包括中文的刻本，也有手写本和图片、绘画、图册、拓片、地图、星图等等。在这些中文藏品中，也间或有日文、韩文、藏文、蒙古文、满文、越南文和暹罗文藏品。不过伯希和在编写目录时，已经把中文以外的藏品绝大部分剔除在外。我们的工作对象，也基本上在伯希和目录的范围之内。
在梵蒂冈图书馆所有中文藏品中，大多数是与传教士有关的。其中，一些文献本身就由在华传教士的出版机构所出版；一些文献是传教士手写或手抄的，例如一些“中—欧”或“欧—中”语言的词典等；还有一部分，虽然在内容上与传教士或天主教并不直接相关，但却是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寄回或是后来通过捐献或其他间接渠道进入梵蒂冈图书馆的。关于这部分文献入藏梵蒂冈图书馆的过程，特别要提到三位神父，这就是耶稣会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l624-1692)、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3-1740)和方济各会的康和子(Carolus Orazi de Castorano, 1673-1755)。柏应理在1685 年捐赠给梵蒂冈图书馆大约五百册中文书籍，康和子也将从中国带回的图书捐给了该图书馆，傅圣泽从中国返回后所带的书籍和文献一开始在传信部，后来转移到梵蒂冈图书馆。
除此以外，梵蒂冈图书馆也得到一些意大利东方学家的藏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蒙突奇( Antonio Montucci，1762-1829)的藏书。蒙突奇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被卖到梵蒂冈传信部，由传信部又移交给梵蒂冈图书馆。
以上的收藏过程，可以说相当有趣，这也是中欧学术交流史的一个研究内容。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藏品并不是一个事先有计划的“收藏”，因而在文献学意义上的珍本、善本并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批中文图书藏品的特色是什么呢？据我们研究考察，其特色主要有两点：第一，这批藏品可以使读者看到16-18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手稿、译作和他们带回、寄回欧洲的中文著作的全貌或近似的全貌。这是因为，在欧洲的各大图书馆中，此类藏品在梵蒂冈可以说是品种最多、最全，其史料价值最高。第二，除珍本、善本以外，这批藏品中的一些明末清初版本的中国历史文献、儒学经典、小说、民间百科图书和字典等，是研究晚明至清初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其中许多文献在园内现在已经不易见到。
我们在整理复制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原则需要交代。
第一，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有一部分破损比较严重，无法复制。另有一部分虽为传教士旧藏，但既无批校题识，又非珍本、善本，或有卷帙缺失者，如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以及个别坊刻本等等。对于此类文献，即不予复制出版。
第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中包含大量复本，出版时原则上选用内容最完善、版刻最精良的一种，某些情况下亦兼收版本价值较高、国内较为稀见的别本一两种。具体情况，均在该书的提要中加以说明。
第三，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有部分文献虽然版本、史料价值不高，出版时未能选用，但书中的序跋为别本所无。另有一部分未出版的文献带有钤印、题识等，对于研究其流传历史有一定帮助。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即将其摘出，附于出版时选用之本的后面，以供读者参考。
第四，在复制过程中，有少数文献因书册较厚，难于平展，故靠近订口的左右两行文字偶有受遮挡而只见其半的现象，极个别情况下甚至全字均不得见。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书页拆散，对文献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护遗批珍贵文献，对此种情况仅能一仍其旧，请读者谅解。
由于梵蒂冈所藏中文文献卷帙浩繁，我们只能采取边整理边出版的方法，按照复制和整理的顺序，分批次出版。此次出版，为第一批，共计二百七十种文献，装订为四十四册。在每一种文献之前，都附有一篇提要，包括卷数、作者、版本、梵蒂冈馆藏号、文献形态信息、内容简介等。
从2008 年这一浩大工程开始，我们就得到海内外学术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特别要感谢梵蒂冈图书馆原任馆长Raffaele Farina蒙席，现任馆长 Cesare Pasini蒙席、副馆长裴佐宁(Ambrogio M．Piazzoni)博士，东方部负责人余柬博士。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项任务是无法取得今天的成果的。
梵蒂冈图书馆复制部的前任主任Davide Bongonove 先生和现任主任Irma Schuler女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无私的帮助，Federico Sardella技师和Corrado Ambrosi技师在技术上给了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
罗马智慧大学东方学院和孔子学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副校长马西尼教授、保罗(Paolo De Troia)教授、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文铮教授，都给了我们关怀与帮助。伍尔班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戴德中(Alessandro Dell'Orto)教授，也无私地帮助过我们。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罗马智慧大学的于绮博士、杨莉博士、马诺( Emanuele Raini)博士、袁茜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晓路硕士、李蕊硕士，在五年中先后担任我们的工作助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这个项目起源于1998 年张西平教授首次访问梵蒂冈图书馆，历经十六年，其间也曾遇到各种困难。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无法提供二期费用支持的情况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时任校长陈雨露、副校长金莉，科研处处长张朝意决定拿出费用继续维持项目的进展。在项目进展最关键的时刻，大象出版社决定投入费用支持这个项目，耿相新、王刘纯、张前进等大象出版社的领导为遮套丛刊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并通过努力使其成为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顼资金资助项目。
在项目的整理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杨慧玲副教授、谢辉博士，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叶农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毛瑞方博士，中国科技大学石云里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汪前造研究员等国内外一批学者投入这个项目中，使得这批文献以新的形式呈献在读者面前。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对欧洲所藏中国文献的复制、整理、出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继敦煌文献回到中国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它的出版必将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这项成果，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也是中梵学术合作的一个出色范例。
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各种不足，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西平 任大援
201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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