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是一部较早研究《伤寒论》而有一定影响的医学著作，该书在理、法、方、药方面对《伤寒论》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并有相当的补充和发辉。庞氏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阐《伤寒论》理论之未发，补《伤寒论》证治之不足。所著《伤寒总病论》设专篇研究温病，别温病于伤寒，独树一帜，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他大胆创新论、立新法、订新方，以“羽翼伤寒”，为促进温病治疗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庞安时是创立温病学说的杰出代表，其医学思想与学术成就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 温病学
庞安时，字安常，北宋·庆历～元符（1042～1099年）湖北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幼时随父习医，长而博读《灵枢》、《太素》、《甲乙经》，著有《伤寒总病论》，现存于世。另著有《难经解义》、《本草补遗》、《验方集》等，皆佚失［1］。
现行《伤寒总病论》是根据清·黄邳烈《士礼居从书》复宋刊本印行［2］。因金、元、明都没有留下传本，故现行本较为正确地反映了庞安时的主要学术思想。全书共分六卷，书中论述伤寒六经分证，以及与伤寒有关的一些杂证，诸如暑病、寒疫、温病等证，并且着重介绍了汗、吐、下、温、灸等特效治法。庞氏对伤寒的研究深得要领，独具创建，被公认为我国伤寒学派之大家，是温病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位居鄂东地区“四大名医”之首,与当地蕲春李时珍、罗田万全、武穴杨济泰等著名医药学家齐名。
明辨伤寒与温病，独树一帜
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而宋金时代成为了温病学说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3］，在这一时期，诸家治伤寒之学成风，他们不仅自学和研讨伤寒，而且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根据各自的临床实践经验，不断总结与提高，推陈出新，已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为温病学说自成体系初步奠定了基础。庞安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胆地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在《伤寒总病论》后三卷中，着重阐述了温病的诊治与预防，分别设立《暑病论》、《时疫伤寒论》、《天行温病论》等专章，确立了一套新的临床治疗法则，明辨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使温病脱离了伤寒的范畴。庞氏在精研《伤寒论》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指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一为寒证，一为热（温）证，并在《伤寒总病论》卷五中专章论述“天行温病”的因、证、脉、治，对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提出了一整套切合临床实际的有效方药，确立四时五种温病的临床治疗法则，创立了五证七方理、法、方、药体系，以及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散透发之品治疗温毒五大证［4］，提出了对温热病应治以寒凉，重用石膏的治疗法则。
具体治法有以下代表方剂：感受热邪者，以清热解毒法，用大青叶解毒汤；时病初起者，以解肌透邪法，用葛根解肌汤；热邪在腠理者，以表里双解法，用犀角升麻汤；热邪伏于肌表经络，中之脏腑阴阳者，治以和解退热、疏肝解郁法，用柴胡地黄汤；热邪炽盛者，治以泻火解毒法，用玄参寒水石汤、石膏竹叶汤；邪在肺脏者，治以宣肺平喘法，用石膏杏仁汤；热郁肺胃者，用枇杷叶茅根汤；胆腑蕴黄者，治宜利胆退黄法，用硝石矾石散等等。其他方面，如用大青叶、芒硝、玄参等清热解毒、泻下养阴，比重较大，颇具特色。此外，尚有外治法、针灸法，不胜枚举。这些代表方剂可谓开启了治疗温病之先河，至今仍具有很高的临床实际价值，为后世诊治“外感热病”提供了宝贵的临床实践经验。
阐发仲景未尽意，详述暑病
伤寒与温病，历代医家争论颇多，皆无定见。而临床治病，则“法不离《伤寒》，方不外辛温”，庞氏在治疗急性热病的过程中认识到，只用伤寒之方去通治温病是很难取效的，他颇有见识地创立了伤寒与温病“虽死生不同，形状各异，治别有法”的治疗理念，遵古不泥古，特设专篇研讨温病的发病机制、病程转变，以及治疗原则。他在《伤寒总病论》卷四“暑病论”条中，首先指出“冬伤于寒，夏至后至三伏中，变为暑病，其热重于温也，有如伤寒而三阳三阴传者，有不依次递传”。本条提纲挚领，统论暑病，反映了庞氏对暑病的病机概念传变、治则等深厚的理论认识功底。文中明确指出自“夏至”至“三伏”这段时间内发病者，皆统称为“暑病”，这是对《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5］的进一步发挥。很显然，这里所指的暑病，就是后来历代医家所探讨的“伏气温病”之一。庞氏跳出陈规圈套，另创温病新篇，在阐述前人经验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借以纠正时弊，他说：“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炯然详辨者，故医家一律作伤寒行汗下……，温病误作伤寒行汗下必死，伤寒汗下尚或错谬，又况昧于温病乎！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认为世间医者不辨温病伤寒，概以古法施治，致使枉死者过半。同时，告诫医者治病，不宜墨守陈规，要明辨伤寒温病治法各异，若一概使用辛温发散之品，则易犯“虚虚实实”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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