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伊人
时间：2009．3
提要：对于《夏小正》和太阳历，有五个认识要点：
1．《夏小正》是北斗恒星历
2．《夏小正》是夏人使用的纯太阳历
3．《夏小正》应是“十干太阳历”而不是所谓“十月历”
4．太阳历由“干支日”和“节日”组成
5．夏末商初是六十干支纪日法产生的时间上限
夏代的历史遗迹不如商代丰富，商代有殷墟可以证明其辉煌的过去，而夏墟则不足道哉。幸而《论语》多有言夏之处，
《為政》言“夏礼”，
《八佾》言“ 諸夏”、“夏礼” 、“ 夏後氏”，
《衛靈公》言“行夏之時”，足证有夏无疑，不然孔子师徒岂能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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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第二》言“夏礼”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八佾第三》言“ 諸夏”“夏礼” “ 夏後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衛靈公第十五》言“行夏之時”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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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论语》的言夏之处，作为年代学研究，最关注的是“行夏之時”；而提到“夏时”则必然循迹到《夏小正》。
一、《夏小正》是北斗恒星历
《夏小正》被公认为是最早的历法，在《夏小正》和《诗经·国风》中，有对于上古星斗历的详细描述：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二月：（缺失）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时有养日；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
（《豳风》：七月流火；《唐风》：束薪，三星在天）；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豳风》：八月在宇；《唐风》：束刍，三星在隅）；
九月：内火。出火，辰系于日；
（《豳风》：九月在户；《唐风》：束楚，三星在户）；
十月：初昏南门见，时有养夜，织女正北乡，则旦。”
《夏小正》 中的“辰”也称大火星，对于大火星的出没季节和时刻，在《夏小正》和《诗经·国风》中有连续的详细记录，下面加以分析：
五月份，在《夏小正》有“初昏大火中”，是说在五月的初昏时刻，大火星位于南中天。
七月份，在《豳风》有“流火”，相应地在《唐风》有“束薪”，意思是有“流火”则需要“束薪”以利于防火；
《豳风》“七月流火”是说在七月初昏时，可以看到大火星正流向天空西南侧。
八月份，《豳风》有“在宇”，相应地在《唐风》有“在隅”， “宇”和“隅”同音，“宇”假“隅”义，“隅”意为暗处，
故在《夏小正》有“八月辰则伏”，就是说八月晨时“辰”还藏在地平线下面没有出来。
九月份，《豳风》有“在户”，《唐风》也有“在户”， “户”乃室内；同是在九月份，《夏小正》并言“内火”和
“出火”， “ 内火”即是“纳火”，“十月历”的九月已经进入冬季，是在室内纳火的季节；“纳火”同时也表示，
九月初昏大火星还在地平线下面； “出火，辰系于日”这是说，大火星和太阳在九月份的晨时同时升起在地平在线上。
对于《唐风·綢繆》里“束薪、 束刍、束楚”的句式，可以对照《王风·扬之水》的句式“束薪、束楚、束蒲”，这是一组表述节气变化的叙述词组，
用不同时间段的节气象征物来表示节气的更替。“薪”为秋季的干草，“楚”为冬季的干木，“蒲”为春季的柳条。《唐风·綢繆》“束薪、束刍、束楚”句
式表示的是从秋季到冬季的过程，这在“十月历”正是从七月到九月的过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豳风》、《唐风》和《夏小正》对于大火星运行过程的描述，从含义到使用的时间都是一致的。《豳风》、《唐风》、《夏小正》的
一致性也有其它文献根据，《左传·昭公元年》有：“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说“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
部落”，可见陶唐、虞夏和晋人之间的地域继承关系；豳地是周人故地，《周本记》有“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周人先祖“弃”是夏人的农官，《周本
记》有“弃好种树麻，好耕农，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可见唐人、夏人、周人一脉相承，豳地、晋地互有联系，所以《唐风》、《豳风》与《夏小正》在历法
上的一致性也有其必然性。
《夏小正》天象记录，一般是对每月的晨时星象和初昏星象进行分别描述，这种描述可以互补参照，同时也有利于正确理解星象描述的含义；《夏小正》里
有“偕日”（九月，出火，辰系于日）和“中星”（正月，初昏参中）两种观测方式，有对单体恒星的观测，也有对星座（北斗）的观测；晨时观测是比昏时观
测更加主动和有意识的观测行为，所以昏时观测方法要早于晨时观测方法；中星观测是比偕日观测更精确更经常的观测方法，所以中星观测的方法晚于偕日观测
方法。在《夏小正》中有“昏时”和“晨时”、“偕日”和“中星”、“斗历”和“节气”（“养日”定夏至）六种观象方式和方法，所以《夏小正》不是一时
一事的记录，而是一个总结性的成熟的历法记录。《夏小正》不仅描述了完善的观象系统，其物候、气象记录也是《月令》的前身。
根据这些描述可以绘制出一组《夏小正》星历关系演示图，这组图首先是表示某一季节的星象，其次是表示一日内（24小时）星象的顺时针运动，上半部明
亮表示的是白天，方向左东右西；下半部暗影表示的是夜间，方向左西右东。在图中可以看出，从正月到十月，有连续的每一月份的星斗历象记录，将这些记录
标识在连续的天象演示图上，可以更清晰更有效更正确地对《夏小正》进行分析和
理解。
《夏小正》是星斗合历，这和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星斗系统相似，所以可以与之比较，但是曾侯乙墓漆盒星斗系统有完整的二十八星宿，而《夏小正》里的
星宿体系还不完善，所以在演示分析时，应有标准的二十八宿对应二十四节气的分度系统作为参照；《汉书·次度》是包含有“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和
“十二次”的标准星象节气对应关系，用此与《夏小正》对照分析，是有益的。将《夏小正》星象与《国语·周语》“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作对比，可
以得知《国语·周语》记录的虽然是春季晨时星象，但是和《夏小正》的冬季初昏星象一致，从中可以得出这两种星象系统之间的“岁差”。为了方便，图中的
北斗用“问号”表示，但这个“问号”像是从背面到看的，这是因为看这组图的观察点在“北极”，是看俯视图；在地球仰视北斗看到的“问号”与图案“？”
一致。
《夏小正》正月天象记录里的“则”是“侧”的意思，“伏”是未出现的意思，如“三月，参则伏。”这是说三月晨时“参”在东侧地平线以下，还没有出
现，但是根据经验，古人已经知道“参”的位置。对应“则伏”有“则见”，如“正月，鞠则见。”是说正月晨时在东侧见“鞠”（虚）；“则见”观测对应
“中星”观测，中星和侧星都是观测的主要对象。
“五月，时有养日。”和“十月，时有养夜。”这两条记录是《夏小正》作为“十月历”的证据，因为夏至和冬至只相隔了五个月。“初昏大火中”这条记
录更适合在正月，单独看这一条在五月就不好理解，但是在《夏小正》自身连续变化的系统中，可以找到适合这一条记录的月份，所以可以认为文献在流传的过
程中或有错简。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记录与图标完全一致，在“六月份”北斗柄转向正南方，而正月在正北方，五个月北斗转180°，这再次说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这条记录，与“初昏斗柄正在上”是同一个天象分别用晨时和昏时两个观测时间来说，所以这一条应是在六月。（或是“十二月历”
系统的记录）《豳风》“七月流火”与《夏小正》一致，初昏“火”在中天西侧，几个时辰后就将潜伏与地平线以下。
八月，《夏小正》“八月，参中则旦。”这条记录在六月最合适。“八月，辰则伏。”这条与图示吻合，是说晨时大火星还在地平线下未出现。
九月，《夏小正》“九月，出火，辰系于日。”是大火星偕日出的记录。“九月，内火。”是说九月初昏大火星“伏”于地平线以下，所以是“纳火”（内同于纳）。
织女星在《夏小正》有二处记录，“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和“十月，织女初昏正北乡则旦。”织女星并不是“女宿”，但是二者有一个固定位置关系。
《夏小正》对南门、织女、北斗等二十八宿以外星宿的描述，可见早期的星历是不限于二十八宿的，又如《鹖冠子·天则》有：“前张后极，左角右钺”的星象记
录，其中“极”（北极星）和“角”（大角星）都不属于二十八宿。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天文图中，有“天狼”和“长矢”的图案，这与屈原的《天问·九歌·东君》
“举长矢兮射天狼”吻合，虽然曾侯乙墓漆盒天文图中已经有完整的二十八星宿，但是天狼星在其中的出现，还是说明了星宿系统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
《汉书·律历志·次度》有：“辰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所谓“建”是指北斗的斗柄，这是说“日月之会”和“建所指者”均谓之“辰”，此乃一句话对“辰”
有二定义也。从曾侯乙墓漆盒星斗系统来看，斗柄所指正是大火星，这与《夏小正》星象系统对大火星的描述完全一致，因此大火星也称“辰”，《左传·昭公七年》另有：
“日月之会，是谓辰”。所以斗柄所指的大火星是“辰”，“日月相会”的时刻也可以称“辰”。
另外，《鹖冠子·环流》也有对北斗的应用记录：“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考虑到“岁差”和
观测时刻后，也可以与《夏小正》对北斗运行的记录对照比较。
从上述对文献的理解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先秦星斗历的发展有不同阶段和复杂的过程，但是都属于“恒星历”，与行星无关。
二、《夏小正》是夏人使用的纯太阳历
对于“太阳历”的认识可以在先秦文献里找到数学根据，在《周礼》等几个文献里都有“八尺之表”的记载，“表”是古人用来立竿测影的直杆，“立竿见影”的成语就是此意。
立竿的影子投射到有刻度的“圭”上，“圭”的长度与“表”的长度在同一纬度地区有固定的比例。立竿为何一定要求八尺？“八尺”是个特别的选择，是经过计算挑选的，或者是
经验值；记录“八尺之表”的文献早不过周代，当时人们在天文观测时经常使用的数据是“天干”10、“地支”12和回归年365，不会主观地使用“八十”这样一个数据。通过计算
分析后知道，使用这个数据是为了能在“圭”上产生一丈二尺的投影，可称之“丈二之圭”，有了“丈二之圭”才方便计量“十二月历”。已知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十三月”的
记录，说明殷人已经使用“十三月”作为闰月，有闰月是使用“阴阳合历”的证明，而“阴阳合历”在一般年份里是划定十二个月，为了能在“圭”上测量到十二个月的投影，就应
该使用“丈二之圭”和用于投影的“八尺之表”，所以“八尺之表”的使用在殷商时期应该已经开始。
根据上述推断，使用“十二月历”时要便于测量十二个月的投影，就要使用“丈二之圭”和“八尺之表”，那么使用“十月历”需要用几尺之表？根据分析计算，答案是：
“一丈之表”投影“丈五之圭”。
“表”是测影的标杆，这种物体也是最接近“天干”含义的实体，“天干”使用十分度，这与使用十进制的直尺有相同的最初原因和依据，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一般的计
数都使用十进制。
“表”作为测影工具的同时，也有作为“图腾”的解释，所谓“图腾”和“权杖”有很多的联系，而“杖”字与“丈”也有形意的联系，所以“一丈之表”是上古人们用来作为
测影工具的最方便最可信的选择。无论是因为将“杖”十分度后产生了“丈”的概念，还是因为要求使用“十尺之杖”才产生了“丈”的概念，“杖”字本身的含义都是手持的棍棒；
对棍棒进行分度，是有计量要求后的行为，那么被计量的对象在这里只能是“圭”上的日影。用一定长度的“杖”，既作为投影的“表”，又作为计量“圭”的标尺，“表”的长度
就和“圭”的长度有固定的关系。所以若不是商人使用“阴阳合历”要求将“圭”均分十二份，也不会选择“八尺之表”
在夏人使用的“表”最初称为“杖”的假设前提下，也就是说在夏人最初的“表”是十分度的前提下，就可以解释夏人的历法《夏小正》是所谓“十月历法”，而这个“假设”
是有考古根据的。
“杖”与“十”的关系要从甲骨文说起，在甲骨文中不乏将“十”表示为“立木”的证据，而“中”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是“立木”状，不同的是在“中”字“立木”上有装
饰性的飘带；金文里的“十”字其字型使用了“中”字的主干，原因是“中”字和“十”字都使用了“立木”的原型。
因为“表”是测量器具，所以“立木”作为“表”时必须数量化，而数量化了的“立木”其数就是“十”。作为基本数量单位和测量单位，“十”字的另一个俗称是“丈”，一
个常用的测量手段叫“丈量”；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和《老子·乙》里都有字型象手持“十”字的“丈”字，西汉时期的“十”字已经和现在无区别。
《老子·三十八章》有：“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从“丈”的字型和用法来看，古时说的“大丈夫”应该是手持木杖的，这又与殷商甲骨文“父”字和“尹”字相似，
在殷商时期“父”和“尹”都是对具有权威的长者的尊称，所以手持木杖之人在古时是权威的象征，而“表”正是这样的木棒。
在同一纬度地区，分度不同长度的“圭”就要求使用不同长度的“表”；在殷商时期使用“八尺之表”投影“丈二之圭”，而“丈二之圭”方便计量“十二月历”；在夏代使用
“一丈之表”就可以投影“丈五之圭”，从冬至到夏至再回到冬至，日影在“圭”上投影一周，行程三丈，三丈与十尺有整数倍关系，而十尺的长度可以直接用于计量“十月历”，
所以使用“一丈之表”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计量“十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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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小正》应是“十干太阳历”，而不是所谓“十月历”
所谓“十月历”的名称，是研究《夏小正》的学者们提出的，但是《夏小正》属于“太阳历”，与月亮无关，若与“月”相关则不会将每年分为十份。因此用“十月历”的名称来说明“纯太阳历”是不合适的。《夏小正》太阳历是将回归年均分十份，每份36日，在一丈五尺的“圭”上每尺约合12日，一回归年合三十尺，在“圭尺”上共计约360天，这种数据分配方案有文献依据。
在《管子·幼官》中，有以12日为一小单元，36日为一大单元的“节气表”，整理成表格后可以看出这是“十月历”系统的“三十节气表”，虽然与二十四节气不同，但是也寒暑分明，风气俱全；春一秋六，不同于“十二月历”的春一秋七，明显是“十月历”系统的春秋分布。
在这个“三十节气表”中，已经有了“天干”和“地支”的概念，一年里包含十个“天干”，每一“天干”里包含三个“地支”，每一“地支”里包含12天，所以每一“天干”里包含36天。这种节气历法系统具有完备的寒暑春秋周期，寒暑春秋只取决于太阳而与月亮无关；《夏小正》是从夏代流传下来的，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有“注解”和“翻译”，将“月”字写入“纯太阳历”只是对《夏小正》不合适的“注解”或“翻译”。所以这样的系统可以称作“十干太阳历”，而不应该称为“十月历”。
四、太阳历由“干支日”和“节日”组成
上述太阳历“节气表”有30个小单元，这正与“丈五之圭”计量30尺相对应，每一尺折合12日，所以“丈五之圭”可以计量360天；但是回归年周期是在365与366天之间，所以夏人在“圭尺”上计量到年底接近冬至时，要开始密集测量“冬至点”，竿影最长的点是“冬至点”，竿影最长的一天是“冬至日”；从第360天开始，到“冬至日”还有五至六天，这就是《豳风·七月》里的所谓“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和“四之日”，在这几天是用竿影捕捉“冬至点”的特殊日子。由于古人计量器具的简单粗糙，在一年内可能有一些误差，所以类似“一之日”这样的年终最后这几天，都是可能测到“冬至点”的日子，测到“冬至点”后开始新的一年，所以不会有积累误差，因此“一之日”这类的特殊日子，也正是修正测量误差的日子。在“纯太阳历”系统里，360天后的几天作为测量“冬至点”的特殊日期，是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等来称呼的，这些特殊的好日子可以称之为“节日”，而一般的360日则应称之为“干支日”，“干支日”数加“节日”数等于回归年日数。
《豳风·七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可见确实是在严冬季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十分可疑，“献羔祭”可以理解，在有特殊天象如“朔日”是可以祭之以羔羊的，刘歆在《三统历》有言：“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余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而着其法于〈春秋〉”这是说在观象的同时是有祭祀活动的。但是《豳风·七月》言：“献羔祭韭”则不通，“韭”怀疑是“圭”之误。在“四之日”测量到“冬至点”后是应该有祭祀的，“献羔祭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表”和“圭”都是可以通天的神器。
五、夏末商初是六十干支纪日法产生的时间上限。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纯太阳历”干支系统里，只有连续“36干支日”的概念，36日一“干”是“纯太阳历”的特征，在“纯太阳历”中不可能有连续的“60干支日”的概念，并且“纯太阳历”纪日是不跨年的；在“纯月亮历”系统里才连续跨年纪日，所以使用连续跨年的“60干支日”来纪日的方法，只能是在使用了“阴阳合历”之后才出现。因此《夏小正》里“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一段中的“丁亥”，如果不是讹误，也是属于“36干支日”的范围，与现在使用的“60干支”不是同一系统。
古人用作纪年的回归年周期为365．25日，纪月的朔望月周期为29．5308日，但是从古至今纪日只使用整数而不使用小数，不会有人将一日分别归于两月或两年；纯阳历纪年在365日与366日之间，纯阴历纪年在354日与355日之间，阴历纪月是在大月30日和小月29日之间，60干支纪日法就来自这些数据。有两个简单算式包含着深刻的含义：“365－355＝10”和“366－354＝12”，这表示“太阳年”和“太阴年”的最小差距和最大差距，其数字与“十干”、“十二支”不是巧合，在太阳历的“三十节气表”布局里已经有“十干”和“十二支”的结构，所以“纯太阳历”系统已经为“阴阳合历”系统建立了基本的数字结构，但是“纯太阳历”的纪日是不跨年的；“纯太阴历”的一大贡献是催生了六十干支跨年纪日法，从此开始连续跨年纪日，这正是“干支日”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前提。
六个“十干”等于五个“十二支”，这个简单的等式正是“阴阳合历”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六十干支连续跨年纪日法是与“阴阳合历”同时产生的，所以夏末商初是六十干支纪日法产生的时间上限。
孔子说“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可是孔子对杞太悲观了，岂不知“杞人忧天”的说法，杞人为何忧天？实在是杞人最知天，观天便是夏礼，杞人不忘观天的传统，说明杞人是真正的夏人后裔。
补充：1、
李零在《中国方术续考》（中华2006年版）中，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三十时》和《管子·幼官》进行了对比研究，根据李零使用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资料（《银雀山汉简释文》吴九龙释）和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管子·幼官》和《三十时》是同属于太阳历三十节气系统。对李零使用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资料进行整理、补充后可以得出下列图表：（与李零的整理结论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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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银雀山汉墓竹简[1728]“【一时，十】二日，大寒始阴，日冬至，···”
02银雀山汉墓竹简[0760]“【二时】廿四日，乃生，生气也，···” （生气段始）
03银雀山汉墓竹简[3087]“【三时，三十六日】，冬没气此欲···” （冬没）
04银雀山汉墓竹简[0669]“【四时】，四十八日，作春，始解，···”
05银雀山汉墓竹简[1743]“●五时，六十日，少受，起生气···”
06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六时，七十二日】”
07银雀山汉墓竹简[1227]“【七时，八十】四日，华实，生气也，···”
08银雀山汉墓竹简[0927]“【八时，九十六日】···盛气也···” （生气·盛气段）
09银雀山汉墓竹简[2543]“【九时】，百八日，生气也···”
10银雀山汉墓竹简[2355]“●十时，百廿日，中生，生气也，···”
11银雀山汉墓竹简[2608]“【十一时，百三十二】日，春没，···” （春没）
12银雀山汉墓竹简[1959]“【十】二时，百四十四日，始夏，生气也，···” （生气段终）
13银雀山汉墓竹简[1385]“【十三时，百】五十六日，渎，柔气也，···” （柔气与刚气对应）
14银雀山汉墓竹简[1931]“【●】十四时，百六十八日，音，闭气也，···”
15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十五时，百八十日】”
16银雀山汉墓竹简[1977]“【十六时，十二日】日夏至，地成，···”
17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十七时，廿四日】”
18银雀山汉墓竹简[1682]“【十八时】，卅六日，夏没，···” （夏没）
19银雀山汉墓竹简[0240]“【十九】时，四十八日，凉风，杀气也，···” （杀气段始）
20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时，六十日】”
21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一时，七十二日】”
22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二时，八十四日】”
23银雀山汉墓竹简[0372]“【廿三】时，九十六日，霜气也，杀气也，···” （杀气·霜气段）
24银雀山汉墓竹简[2950]“【廿四】时，百八日，秋乱，生气也，···”
25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五时，百二十日】”
26银雀山汉墓竹简[2272]“【廿六时，百三十二日】秋没，···” （秋没）
27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七时，百四十四日】”
28银雀山汉墓竹简[2718]“【廿八时】，百五十六日，贼气，杀气，···” （杀气段终）
29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廿九时，百六十八日】”
30银雀山汉墓竹简[缺失]“【卅时，百八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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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银雀山汉墓竹简[1203、0383]“···不可以立，此朝开暮闭之时也，实寒，刚气也。···此冬首杀也···”
32银雀山汉墓竹简[1698]“···四日，大寒之隆，刚气也，不可为，···”（刚气与柔气对应）
（此简“四日”不合于《三十时》的任何时节，“刚气”段是独立于“三十时”之外的，是测量冬至点的特殊日子，这在《豳风·七月》里称为“四之日”。
李零认为此简“四日”是缺失文字“二时，二十四日”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与银雀山汉墓竹简[0760]“【二时】廿四日，乃生，生气也，···”的记录相矛盾，所以李零的这个认识应该是错误的。）
33银雀山汉墓竹简[3258]“···【十】二日一时，六日一节···”（时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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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雀山汉墓竹简[1931]“十四时”后，没有完整的时节记录，但是根据李零说“《三十时》篇题存”，可以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卅时”的记录。
《论语》有“行夏之時”一语，《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孔子是否真见过《夏时》的文本，不得而知，若有，具有“十干太阳历”结构的《三十时》或许就是《夏时》。
在银雀山汉简释文[3050]里有：“距冬日至”的记录，这是使用“规矩”（表和圭的组合）测量冬至点的记录，在经过以冬至日为首的“三十时”（三百六十日）之后，下一个冬至日将在四至六日内到来，每一个冬至日在“圭”上有一个固定的“冬至点”，这个点就在“圭”的终点，“冬”古时与“终”通，所以这个终点就是“冬至点”。这样看来，“冬”是指“圭”的终点，“至”是说日影在“圭”上的极至点，也是“圭”的终点，“距冬日至”是说古人使用“时空同一”的方法来测定冬至日。
补充：2、
1）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牙尺，长15.78CM，划分十寸，每寸十分；2）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牙尺，长15.8CM，划分十寸，每寸十分；3）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骨尺，长16.95CM，划分十寸。4）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藏东周铜尺，长23.09CM，十寸；5）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战国骨尺，长21.94CM。
《周髀算经》有：“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髀者，表也”。
在夏用“一丈之表”，其高度以“丈夫”（男人的平均高度）为准，约合170CM，所以夏尺约合170MM。
在商沿用夏尺。
在周用“八尺之表”，其实是将170CM除以8，每周尺约合220MM，所以无论夏商周“丈夫”的高度都是170CM左右。
所以，“髀”等同“丈夫”，约合１７０ＣＭ。
竖亥步天，必须立表测影，古人测影之表，一般长八尺，即所谓一寻，《周髀算经》中所载周髀即为八尺之表。《海外北经》有寻木，即冬至测影所立之表木，谓之寻木，当表明其长一寻，可见，禹命竖亥步天所用的表木也是八尺之表。
《周髀算经·卷一》云，禹治天下是根据“勾股定理”云：
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生也。
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
32＋42＝52
但是，科学史学者指出，《周髀算经》虽然知道“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股定理的特例，但并不知道普适的勾股定理。这组数据既然是特例，就不是推导所得，而是实测所得，也就是立表测影所得：立高度为八尺的周髀，当表影为六尺时，测得从表端到影端的距离为十尺。即62＋82＝102，上式是本式化约的结果。
当表木的长度一定，立表测影的结果与观测的季节和观测的纬度有关，“勾三股四弦五”（亦即表长八尺影长六尺）的关系既然是立表测影所得，那么这组数据是在什么季节和纬度测定的呢？
《周髀算经》谓这组数据是“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生也，”也就是说，这组数据是古人进行天文和大地测量的基本常数，可知它对上古天文学非常重要，纵观《周髀算经》，这组数据也确实是其建立整个数理天文体系的基石，其中一系列天文数据和尺度正是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来的。这个数据既然如此重要，就肯定不会是随便那个平常日子所测的数字，而应该是通过简单的观测就能够确定的在天文学上具有鲜明特征的日期。惟其如此，才能准确预测观测时间，获得的结果才具有可重复性。对上古天文学而言，这样的日子唯有二分和二至：春、秋分昼夜等，日出于正东，落于正西；冬至日短至，表影最长，太阳到达最南点；夏至日长至，表影最短，太阳到达最北点，这些都很容易目测而得。《周髀算经》中“表长八尺，影长六尺”的数据肯定不会是冬、夏至测量所得，因为在二至之日，在中原的纬度范围内，无论在什么地方测量也无法得到这一结果，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二分了。郑文光先生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就假设这一数据是春分观测的结果，并据此推算出观测的位置应是北纬37°08′。
因为学者们预先认定了《周髀算经》为周人所作，而这一计算结果与古史记载之周公测影之地周东都洛阳相去甚远，因此认为这一数据非实测所得，而是凭空捏造。
然而，古人何以要捏造这样一些数据并据此费尽心机地进行一系列繁琐困难的计算呢？《周髀算经》一书全无宗教和政治的意味，我们找不到什么强烈的动机促使其作者进行这种捏造，因此，很难相信这些数据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周髀算经》一书的计算完备而慎密，很难想象其进行计算的初始条件却是完全出自捏造。
倒是有充足的理由断定这组数据的是可靠的实测结果：
第一，郑先生还根据《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冬、夏至测影数据（这显然也是实测所得），算得观测的地理纬度为35°37′，考虑到古人的观察手段的粗糙所导致的误差，这一结果与上述假设“周髀八尺影长六尺”为春、秋分实测数据而计算出的结果相差只有半度，并不算大。郑先生还根据岁差原理，推算出观测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2年，这一结果恰与上述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年代密和。
第二，钱宝琮先生在《盖天说源流考》还根据《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北极观测数据，推得观测纬度为37°48′50″。正与假设“周髀八尺影长六尺”为春、秋分实测数据而推算的观测纬度不谋而合。
第三，《周髀算经》中几组不同的观测数据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相近，这本身就有力地说明这些数据是有来历的，不能一笔抹杀。
第四，根据《周髀算经》中“勾三股四弦五”和北极观测数据所推算的观测纬度与阎林山、全和钧两位学者推算的十时计时制适应地区的中心线密合，皆为北纬37度线。
第五，《周髀算经》谓“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关系是“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生也，”而《海外东经》载命竖亥步天者正是禹，竖亥步天所用的仪器也正是周髀，而竖亥步天场景在古图中正处春分之位，《海外经》古图将竖亥步天的场景绘于春分画面中，正暗示“禹之所以治天下”之法亦即“勾三股四弦五”这组数据与春分的关系。
以上所述，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周髀算经》中“勾三股四弦五”这组数据是可信的实测数据。由于《海外经》和《大荒经》在历法制度和宇宙模式上与《周髀算经》一脉相承，根据《周髀算经》推得的地理纬度可以作为判断《海外经》和《大荒经》地理位置的有力线索，也就是说，《海外经》和《大荒经》的文化发祥地在北纬36－37度线之间，而位于这一纬度且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古文化遗址只有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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