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本输第二》说解细聊+《灵枢·终始第九》说解细聊+灵枢·本神》远古的文明

                 《灵枢·本输第二》说解细聊转载自如意真金标题说解：
甲骨卜辞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直接证据，原来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就有巫医。那么与巫医相比，针医绝对是一门新兴的医学，而且，毫无疑问，从技术角度看，这门新医学主要包括针刺补法与针刺泻法两种治疗手段。当然，后世还有很多人把艾灸疗法也当成针医固有的治疗手段，所以又合称为“针灸”。
但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针刺泻法其实就是放血治疗（无论刺泻血络，还是刺泻血脉，都以点刺出血为操作目的），而放血疗法的历史比巫医更为悠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因为放血可以用石针，而古人把专门放血的石针，又特称为“砭石”或“砭针”，《难经》所谓“砭射之也”，即指石针放血。这就足以证明，在没有金属工具之前（与之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就知道放血疗法。
另外，灸法的历史实际上比放血疗法更为古远。因为，自打人类发明用火（与之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就可能在烤火时产生某种舒服的感觉，而那正是灸法的雏形。《灵枢·官能篇》：“经络坚紧，火所治之”，即是抽筋（肌肉痉挛）的时候烤烤火（把抽筋部位对准火源）的意思，可见烤火早就被古人作为一种治疗手段。
因此，从本质上说，针刺泻法和艾灸疗法都不能算是针医的成果，真正由针医发明的疗法其实只有一种针刺补法。
然而针医的“补法”，其实就是用纤细圆滑的铁质针具（其标准式样即如今日的毫针）刺入到肌肤软组织的深处，辅以提插捻转，以获取针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那么，很显然，针刺补法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铁器冶铸锻造技术相当成熟，而与之对应的历史须要等到西汉。因此，针刺补法的诞生与应用只能始于西汉，而针医的发展亦只能把毫针治疗作为学术重点。
那么，很显然，针刺医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腧穴。因为，若要把一枚铁针刺入他人体内，操作者就必须对刺入点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和称谓，然而这正是腧穴概念的由来。故腧穴概念的确立以及腧穴的命名实乃针医之立足点，其重要性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腧穴，便没有针医，也就不会有《黄帝内经》。
现在让我们把翱翔的思想降落在西汉，那个针刺医学正待喷薄欲出的年代。
“本”，《说文》：“木下为本”，即树木之根，如果作为形容词，“本”往往是指最重要、最关键的部位。
“输”，《说文》：“委输也”，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
《本输》作者用“输”来指称腧穴，那就是给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它的具体含意是：
人体的神气就相当于人类社会的生活资料；没有神气的人体，就如同没有生活资料的社会，必将丧失活力；而神气即产生于腧穴之内，并且通过腧穴流通于肌肤内外，充斥于整个肌体；因此：腧穴就是生命活力的保障。
很显然，《本输》作者给出的这个理由是非常诱人的，此所以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心安理得地接受针医的治疗，并最终推广普及开来。实际上，《十二原》中“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这些“腧”字的由来，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且还要略微稍早一点。
故“本输”也者，乃谓人体最根本的腧穴，其实也就是对于神气的发生、聚集和流通最为重要，因而也是治疗上最为关键的腧穴。本篇就是讲述这些腧穴的具体名称和位置，故名《本输》。
《九针十二原》虽然也讲到了十二原穴，但是其核心内容还是“小针之要”，即针刺治病的根本原理，《本输》则开始系统地讲述腧穴的名称和位置，显然是着意于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因此，《本输》篇的实质，其实就是毫针治疗学，而总编辑把《本输》排在第二篇，说明针刺医学从诞生之初即把毫针治疗作为重点。
我们知道，理论上人有三百六十五个腧穴，遍布于全身，并且都可以用于针刺治疗，但是这样显得散漫无边，抓不住要点。故《本输》的意义，还在于归纳出哪些是关键腧穴，从而大大提高针刺治疗的效率。
从文字特征上看，《本输》篇应该也是《小针》作者写的。因为《本输》和《十二原》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提到了“下陵三里”、“阴之陵泉”、“阳之陵泉”这种很独特的腧穴名称，而《内经》其它篇章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称谓。如《邪气脏腑病形》：“胃合于三里……胆合入于阳陵泉”；《热病》：“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很显然，《十二原》和《本输》的称谓显得原始古朴，因此只能是针医初创时期的名称，而针医的理论开创者即针医的鼻祖、宗师，只能是一个人，那就只能是《小针》作者。另外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两篇文章实乃紧密衔接，《本输》大部分篇幅正是专门为《十二原》中“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这个结论所作的详细注解。再有就是这两篇文章的经脉观也是出奇地一致，比如口头上都宣称十二经脉，但具体论证时却只有十一脈，而对发源于手小指的心脉一概付诸阙如。有以上几点，应该能够证明《本输》与《小针》、《十二原》实乃同一位作者。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本输》篇其实就是《小针》作者为门人弟子上的第六堂课。不过，为了说解叙述方便，本文概以“《本输》作者”相称，但愿不被误解。

原标题后边还有“法天”、“法地”标记，显然是成书以后总编辑所加。这种标记的含义是：第一篇的针刺原理就相当于天，第二篇的毫针治疗就相当于地，故《九针十二原》与《本输》这两篇文章在《内经》这部著作的意义，就如同开天辟地，不但是宣告了一门新医学的正式诞生，而且针刺医学的整体框架亦正是籍此两篇而岸然耸立，后面的所有各篇，只能在这个框架之内添砖加瓦，或精雕细刻，或修修补补，但是已不再可能超越这个框架。 原文：
黄帝问于歧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说解：现代人谈到腧穴，往往只关注其治疗作用，但是对于针医创始人来说，腧穴必先有生理学意义，然后才可能有治疗学意义。这也正是《九针十二原》用“出入之会”、“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等等生理学术语来描述腧穴的原因。故作为“本输”的腧穴之所以能够具有关键性的治疗作用，又是其对于经脉运行具有关键作用的缘故，而经脉运行之关键点，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十二经络之所终始”。古人所谓“终始”，就是有头有尾的意思，借以表示一个完整的运行周期。而一条经脉的“之所终始”，显然就是它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由于经脉运行都以四肢末梢为起点（所出为井，“井”就表示经脉的起点），而且又都沿着身体纵轴运行，因此，经脉的终点必然都落在躯干的上部或者头面部。又由于经脉的起点被比喻为树木的本、根，则经脉的终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比喻为树木的标(树冠上的花朵)或结（树木结的果实）。因此，所谓经脉的终始，与经脉的根结、经脉的标本，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经脉的起点和终点。起点相当于树木的根本，当然非常重要。终点则相当于树木的花朵和果实，实乃植株的精华所在，就类似于人类的生殖之精，所以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按照《小针》作者的观点，把经脉看做是脏腑发生的本源，那么，经脉的终点恰恰正是脏腑的物理基点，此所以经脉的终点在生理上更加重要，在治疗上亦更为关键。故无论经脉的终点、始点，都被列为“本输”。盖根据《本输》下文的论述，五脏六腑的五腧穴只属于经脉的始点（即根本部分），另有“缺盆之中……”一系列腧穴则属于经脉的终点（即标结部分），显然这两部分腧穴都在作者的“本输”之列。但是这个“十二经络”，却是个含含糊糊不伦不类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它既不单纯是十二经脉，也不单纯是十二络脉，似乎是指经脉与络脉的合成体。然而人体经脉与络脉的总数，正如《十二原》所说，应该是“二十七气”，即“经脉十二”加上“络脉十五”。关于这一点，《本输》作者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本来就是同一个人，或者即便是两个人，其关于经脉、络脉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断定，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作者真心想说的，其实是“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终始”，然而“十二经脉”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一方面，经脉到底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什么部位，还没有吃准；另一方面，人到底有多少经脉，也还没有最终搞定。盖十一经脉是针医诞生以前就有的粗糙幼稚理论（有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脈灸经》和《阴阳十一脈灸经》为证，可知十一脈本来是灸医发明的理论，不但粗糙幼稚，而且没有腧穴概念，故肯定与针医无关），十二经脉则是针医创始人加工完善以后所形成的成熟理论，而《本输》作者当时存在一个时间差，也就是正处于前后两个时期的过渡阶段，正在挖空心思地加工和完善。所以，为避免麻烦，作者就用了“十二经络”这样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来替代理想中的“十二经脉”。他的真正用意在于，以“络脉”的存在反证“经脉”的存在。《经脉》：“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这其实就是把暴露在四肢的皮下浅静脉都当成了“络脉”。那么，既然络脉“浮而常见”，其存在已是确凿无疑，而“络脉”这个概念本身又有 “表层的细小支脉”的含意，故只要人们承认了络脉或者十二络脉的存在，从逻辑上就必然存在“内在的粗大干脉”，于是也就必然会承认“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这个结论，再下一步，十二经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了。 所谓“络脉之所别处”，则是借着浮而常见的“络脉”（亦即膝肘以下的皮下浅静脉）继续证明经脉的存在。他的意思是：表面的、迂曲的、由很多分叉组成的这些“络脉”，还具有经脉之间相互联络的意义，此所以称之为“络脉”。这其实也就是说，络脉的这些分叉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的两头分别连接着深在的、笔挺的、粗大的干脈。很显然，这其实就是《小针》中“血脉者，在腧横居”这一说法的翻版，并且，这也是利用络脉来反证经脉存在的又一种说法。“别”的本意是分别，亦即相互离开，在这里则是络脉分叉的意思，故这个“络脉之所别处”与《十二原》中的“络脉十五”以及《经脉》篇中的“十五别络”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现代人所熟知的列缺、蠡沟之类所谓“络穴”。正是由于这些分叉点能够把互为表里的阴阳两条经脉串通起来，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两条经脉（或一个脏腑系统）共同的发源点或者启动点，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学和治疗学意义，所以也应该归于“本输”之列。既然如此，为什么《本输》没有象介绍五腧穴那样一一罗列这些络穴呢？这仍然与《经脉》篇有关。须知在作者看来，这些络穴不但重要，而且还是唯一能够证明经脉存在的客观依据，所以需要把这些重要的证据预留给《经脉》篇。因为，《经脉》篇在针医创始人心目中才是针医的理论核心，也是针刺医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所以需要针医创始人刻意组织、统筹规划、全盘考虑、精心编排。那么，经过一系列地渲染铺垫营造声势，再以“黄帝”这个至上神的名义庄严隆重地把人体的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做一个完整翔实的综述，对于体现经脉理论的系统性、完美性、正确性与权威性，效果当然要更好一点。所谓“五输之所留”，表面上是说经脉之气在五输穴的次第驻留，其本意则是把“五输”作为一个腧穴体系而明列在“本输”。这个“留”不是长期固定，而是临时驻扎的意思。如同长途行军，每天晚上都要安营扎寨，休息一宿，即谓之“留”，然而第二天还要起寨拔营、继续前进。《痈疽》：“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可见脉气的“留”与“行”是交替进行的，并且与天道的运行周期正好相当。实际上，也正因为腧穴是血气运行周期中的一个个驻留点，就相当于高速路上的一个个服务区，所以针刺腧穴才能够有效地补养血气、疏通经脉。所谓“六腑之所与合”，是说六腑的合穴都属于“本输”，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大肠、小肠、三焦这三腑的下合穴。盖大肠、小肠、三焦虽然形式上分属于手三阳经脈，但实质上“六腑皆出于足之三阳”，也就是手三阳经脉实质上与足三阳经脉合并为一体，所以后文才有“大肠、小肠皆属于胃”、“ 三焦下腧……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等等解释。故手三阳经脉只有象征性意义，它们的存在就是让十二经脉这个运行体系显得完美无缺、如环无端。这其实也就是说，手三阳经脉的五腧穴虽然也在本输之列，却徒有虚名，并不能真正用于三腑的疾病治疗，因此还要把大肠、小肠、三焦的下合穴列为“本输”，以明确这三腑真正的治疗所取。其实稍有临床经验的人也都知道，三焦的疾病需要取膀胱经的“本输”，大小肠的疾病需要取胃经的“本输”。所谓“四时之所出入”，乃源于天人感应学说。作者的本意是，人气与天道相应，由于天道轮回有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反映在脉气运行则是升降浮沉的不同，则神气的聚集和流通方式亦必随季节而变化，故五腧穴的使用与季节有一一对应关系。后文的“春取诸荥……夏取诸腧……秋取诸合……冬取诸井”，正是基于这个说法。所谓“五脏之所溜处”，是对“四时之所出入”再做发挥，把五脏（之气）在五腧的行止，也纳入天道轮回，其实就是五脏与四时也要一一对应的意思。盖作者所处的年代，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说非常时髦，这种学说为了体现五行就是天道、五脏就是五行，愣是从夏季中划出一个“长夏”，于是天道四季变为五季，则每一脏正好对应一个季节，而每一季节也正好对应五腧穴中的一个腧穴，所以五腧穴与季节相互对应的实质，就是五脏与五季的相互对应。须知针医创始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意识形态难免刻上时代烙印，但是“五脏之所溜处”只是敷衍性质的应景之语，因为后文中并没有与之相关的实用内容，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其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此所以把这种赶时髦的话放到了最后。“溜”通“流”，行也。“处”谓滞留、居处，《说文》：“处，止也”。故“溜处”即行止之意。所谓“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是说所有这些重要腧穴并不是按几何尺寸均匀分布的，而是有的距离近（数，密也），有的距离远（阔，疏也）。其具体位置（浅深高下）以及名目标识，下面就一一道来。 原文：歧伯曰：请言其次也。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溜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腧，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也。肝出于大墩，大墩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为井木，溜于行间，行间，足大指间也，为荥，注于大冲，大冲，行间上二寸陷者之中也，为腧，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则菀，使和则通，摇足而得之，为经，入于曲泉，曲泉，辅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厥阴也。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指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腧，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为荥，注于大溪，大溪，内踝之后，跟骨之上陷者中也，为腧，行于复溜，复溜，上内踝二寸，动而不休，为经，入于阴谷，阴谷，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者，按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少阴经也。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膕中央，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溪，临溪，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行于阳辅，阳辅，外踝之上，辅骨之前，及绝骨之端也，为经，入于阳之陵泉，阳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指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腧，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踹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写之。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腧，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手太阳经也。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于本节之后三间，为腧，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也，屈臂而得之，为合，手阳明也。是谓五脏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说解：这一大段话，非常详细地一一罗列出四肢膝肘以下五腧穴的名称和位置，而且都是浅显直白的记叙，后世医家据此编成口诀歌赋，非常易于记诵，现代医家则据此制成图文表格，更加一目了然，所以，用不着说解，凡以针为业者，都已耳熟能详，且皆能临床应用。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后世很多人以为“十二经脉”出自黄帝时期的上古文明，甚至有人认为出自更加遥远的外星智慧，所以自然而然地给“十二经脉”罩上了一个“恒久不易”的神圣光环：它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样式，将来也一定还是这种样式。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误会。根据本篇只有十一脉这个事实，即可证明，在《本输》写作之时（也就是针医草创之初），“十二经脉”还仅仅是个憧憬，并没有真正形成。如果再参考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脈灸经》与《阴阳十一脈灸经》，则更能证明：这个“十一脈”本来是西汉早期的灸医理论，而《本输》作者只是对原来的经脉名称稍微做了点改头换面（其总体样式没变，都缺少一条起于手小指的经脉），而主要是增加了脏腑的归属以及一系列腧穴内容，遂改造为切实可行的针医理论。有鉴于此，可知最后定稿的“十二经脉”（即《灵枢?经脉》篇）必然晚出于《十一脈灸经》，那么最早也只能是西汉中期的事情，并且肯定是在“足臂十一脈”基础上再加工的产物。第二：由于《本输》作者为“十一脈”确定了脏腑归属并增添了腧穴内容，使之直接转化为针医理论，并且，根据他对“十二经脉”的真诚推崇和不懈论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输》作者参与并主导了建立十二经脉这项伟大的工程，因此可以确认他就是针刺医学的创始人——《小针》作者。第三：毫无疑问，《本输》作者的本意就是指这些五腧穴为“本输”，也就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腧穴。但是后世很多人往往意识不到五腧穴也有一定的临床适用范围，以为五腧穴对所有疾病都有同样的治疗作用，则属于认知上的模糊。最起码，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本输》后文还详细地一一罗列出了另外一套“本输”系统。第四：《小针》作者曾经以“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对五腧穴的临床适应症进行暗示，他的本意其实就是五腧穴只适合治疗那些发冷发热之类外感性疾病。这是因为，按照古人的思维方法，生理、病理、治疗必须是三位一体，故五腧穴的治疗作用只能由其生理作用所决定，而《小针》作者对五腧穴的生理作用概括为“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五腧穴实际上只负责上下运行的经脉、络脉的异常，并不负责腔内脏腑的异常。然而经与络的异常本属外感性疾病，因为外邪致病就是沿循络脉——经脉——六腑这样一个由表渐次入里的侵入途径，故外感性疾病的症状表现即为经脈与络脈的异常，其极端表现亦不过是六腑异常（如果再深入到五脏，疾病性质遂发生改变，那就不再属于外感性疾病，所以《邪气脏腑病形》篇一语断定“身之中风也，不必动脏”）。因此，实际上，五腧穴的临床适应范围就是以六腑为上限，包括六腑在内的所有经脉、络脉疾病，而凡是涉及五脏的疾病均不在五腧穴的有效治疗范围——这是针医创始人发明五腧穴的初衷。第五：所谓“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从解剖角度来看，大肠小肠是胃的自然延伸，实际上与胃合并为一个整体，故大肠、小肠就相当于胃的附属器官，此所以文中又增加了胃经的巨虚上廉和巨虚下廉作为大肠和小肠的“下合穴”。作者的意思是，大肠、小肠的根本在于足阳明胃经，所以大肠、小肠的疾病应该从足阳明胃经着手治疗，也就是不要死盯着手阳明经和手太阳经。第六：所谓“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亦是从解剖角度上说的。因为《本输》作者把前列腺当成了三焦的实体（其实是当成了下焦的实体，然而在《内经》，下焦的实体即乃上焦、中焦的根本），而前列腺包绕着膀胱的出口，所以在他看来，三焦与膀胱已经合并为一个整体，就相当于膀胱的附属器官，所以才特意申明三焦的病症是“实则闭癃，虚则遗尿”。然而三焦与大肠、小肠不同，它在生理上非常重要，亦需要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脉（手少阳三焦经徒有其名，没有实际意义），故按照《本输》作者的初步设计，委阳不仅仅是三焦的下合穴，而且还由此发出了一支“三焦经”，并行于足太阳经的外侧（亦即足少阳经的后侧），但是由于三焦只是膀胱的附属，这支“三焦经”的实际身份一时难以确定，再加上其与足太阳经、手少阳经都有名分上的冲突，所以只能暂以“太阳络”名之。后面所说“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亦正是对这个尴尬命名的解释。“将”在这里是挟持、并行的意思。《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自圉门入”。“别”即“别络”，在这里则是指腘窝静脉的分叉点为委阳。故这句话的本意是：确实是有一支三焦经，被足太阳经和足少阳经挟持在中间，且与之并行，但是由于它的起点为足太阳经的别络，所以只能名为“太阳络”。很显然，这条被《本输》作者命名为“太阳络”的“三焦经”，就是现在足太阳经在腰背之上居于外侧的那一行。总之，无论如何，作者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三焦的根本在于足太阳膀胱经，所以三焦的疾病应该从足太阳膀胱经着手治疗，也就是不要死盯着手少阳三焦经。原文中的“足大指”是“足太阳”之误。第七：对于文中“阴井木”、“阳井金”的标示，后人的误解颇深，往往以为这是注明了五腧穴的五行属性，由此给五腧穴的临床应用平添了很多五行方面的神秘色彩。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作者真按五行的法则分类，五脏六腑必然会分属于五行中的一行，则五脏的井穴就不可能全都属木，六腑的井穴亦不可能全都属金，所以这种解释既没有意义，也不符合五行分类的基本法则。实际上这个标示是《本输》作者对阴阳两大类经脉的物理特性和生理特性的概括。既然《本输》作者参与并主导了建立十二经脉这项伟大的工程，他就需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经脉以及阴阳两大类经脉各自有什么本质属性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经脉》：“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本脏》：“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營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可见经脉就是血气运行的通道，则经脉的组织结构必然是管状。因此，《本输》作者的“经脉”概念，其灵感显然是来源于解剖中所见到的血管。也就是说，《内经》中的“经脉”，它的原型就是血管。但是血管有动脉和静脉的区别，而且这两类血管存在明显的物理差别（其直观感觉就是动脉又厚又硬、静脉又薄又软），这在任何人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所以，作者也必须对这两类血管有所区分。那么，对于古人而言，最方便的就是做一个阴阳属性的划分。又由于古人在解剖中见到的动脉血管没有存留血液，而静脉血管中存留的血液很多，所以古人没有一般性的“血管”概念，而只能分别地把动脉血管定性为阳经脉（即运行阳气的通道），把静脉血管定性为阴经脉（即运行阴血的通道）。故所谓“诸阳之井皆属金”者，其实是以“金”来比喻形容阳经脉，意思是阳经脉的物理特性就是“硬”；所谓“诸阴之井皆属木”者，其实是以“木”来比喻形容阴经脉，意思是阴经脉的物理特性就是“软”。也就是说，这是针医创始人以金与木这两种显著不同的自然事物来表明，阴经脉与阳经脉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经脉。然而就金与木的关系而言，在当时的语境下，显然还有“金克木”的含义，所以，这个“阴井木”、“阳井金”的标示并不仅仅是阳经脉硬、阴经脉软的简单说明，还带有由其物理特性决定其相互关系的暗示。因为，这显然是在提示我们，人体的阳气和阴气并不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而是“阳克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在生理方面，还是在病理方面，阳气永远占据主动，阴气永远居于被动。换言之，由于阳经脉的硬和阴经脉的软，便决定了运行于其中的阳气和阴气具有显著不同的生理特性和病理特性，所以，阳气的特性就是刚悍强硬，阴气的特性就是懦弱柔软，二者相比，显然是阳气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外邪紧密包围，随时都可能侵入的情况下）。很显然，按照“阳克阴”理论，阳气不但具有生理主动性（亦即本源性）——盖阳性的六腑实乃生命活力的发生之源，而阴性的五脏只是被动地接受六腑的滋养；而且具有病理主动性（亦即首当其冲性）——盖阳气乃人体防御屏障，外邪须跨越阳气屏障才能进入人体，而阳气积极主动地抵御外邪，就相当于威武雄壮的暴力机器（金），阴气只能听任外邪的摧残蹂躏，毫无抵抗能力，就相当于凄风苦雨中被动摇曳的植物（木）。所以，在治疗方面，也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充分利用阳气主动性的问题。由于五腧穴全都集中于四肢末端，而古人一概以“阳“作为四末的整体属性（如《终始》：“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五腧穴所代表的经脉、络脉之气其实就是阳气屏障之所在，所以对于由外邪侵袭所造成的外感性疾病，针刺五腧穴方可取得最佳疗效——这才是“阴井木”、“阳井金”这个标示的用心所在。第八：实际上，在承认阴阳对立的同时又特别强调阳气（六腑）的极端重要性，亦是《小针》作者最主要的学术思想，从“上守神”理论到一号患者的治疗，从“十二原”理论到男女性征变异的治疗，无不贯穿着这种思想。 原文：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说解：这句话是解释手三阳经为什么都有一个下合穴，而其本意仍然在于强调阳气（阳经、六腑）的生理本源性。按照树木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比附（这是经脉的终始、根结、标本这些重要概念的来源），对一般哺乳动物而言，可以认为四肢都是根，因而都是血气发生之原，这也是当初把膝肘以下的五腧穴都规定为“本输”的原因。但是从直立人的角度来说，只有两足著地，而两手是高高在上的，就算不得“根”了。因此，直立人的血气发生之原其实只在于两足，则本源意义上的“本输”也只能在下肢，而上肢的五腧穴只是起一个形式上的匹配作用，故手三阳经（代表大肠、小肠、三焦这三个附属性质的腑）的本输实际上应该在足。须知：“合”在古代是指形式上的合并，如《论语》：“苟合矣”。若实质上的合并，古人则谓之“和”，如《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外：“下合穴”是后人附会的叫法，《本输》的原文是“上合”，则其本意显然是以足三阳经脉作为大肠、小肠、三焦的根本经脉，而以手三阳经脉为“上合”，由此构成形式上的匹偶。那么，按照直立人只以两足为根的比附，就不仅仅是“六腑皆出足之三阳”的问题了，似乎还应该由此引出“五脏皆出足之三阴”这个结论，于是五脏（尤其是手经的心肺二脏）也应该在下肢有自己的“下合穴”。《本输》作者之所以单独提出“六腑皆出足之三阳”这个命题，而不提“五脏皆出足之三阴”，是因为经脉之根比附的是树木之根，只具有发生原始血气的意义。然而六腑作为人体的消化吸收系统，其生理意义就在于发生原始血气（也就是非常微渺不能为肉眼所见的血气，亦可以理解为纯粹的气，此所以六腑比五脏多出一个原穴）并提供五脏所需的正常血气（也就是能够为肉眼所见的血液），故按照这种比附，作为经脉之根的两足实际上只与六腑的生理有关。因此，由于五脏只是正常血气的接受者，与发生原始血气的两足没有生理关联，故五脏没有下合穴，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五腧穴也不能治疗五脏的疾病。由于足经与手经的三阳经脉是一个“根本”与“上合”的关系，所以，在《内经》，足三阳经就尤其重要，而手三阳经则相对次要。表现在临床实践方面，就是治疗同一种疾病，手三阳经的腧穴只适用于轻症，足三阳经的腧穴则适用于重症。譬如，《杂病》：“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而真正属于大肠、小肠、三焦的脏器疾病，比如肠梗阻、尿癃闭之类，手三阳经脉的五腧穴也是没有作用的。 原文：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说解：此一小节，又推出了另一组腧穴，即集中分布在颈项和腋下部位的十个腧穴。按照《本输》开篇所言“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终始”这个重要提示，五腧穴肯定是经脉之“始”，则此十个腧穴显然就是经脉之“终”。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作者的本意仍然在于表明：这一组十个腧穴也是“本输”，其不但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而且也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腧穴。那么，为了体现作者的这个本意，同时也为了扭转一下历代针医只知道单纯看重五腧穴的倾向，我把它命名为“缺盆十腧”，以期引起人们同等地重视。当然，严格地讲，这组腧穴并非相关经脉的端末。但是这个“十二经脉之所终始”本来就不是个很确切的部位名称，它其实是比附树木的“根结”、“标本”，对人体经脉一头一尾的泛称。须知根结的“结”、标本的“标”本来就是指树冠上的花蕾和果实（意思是整个植株的精华最终全都集聚于此），而花蕾和果实亦并非树冠上枝条的末梢。因此，在《本输》作者看来，五腧穴作为经脉之根，那是为经脉汲取营养、滋生原气的地方，而缺盆十腧，则即经脉之结，是把经脉中的初级营养转化为实质性精华，能够为腔内的五脏（或者头面五官）所直接利用的地方。这也正是《内经》特别注重经脉的根结与标本的缘故。因此，按照《本输》作者的设计，颈腋部的缺盆十腧与四肢上的五腧穴虽然是两个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腧穴体系，却共同构筑了一个完美统一的经脉终始（根结、标本）系统。这两个腧穴体系在维护生命和临床治疗方面，固然都具有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其中的缺盆十腧不惟毫无逊色，甚且更加直接和重要。然而由于缺盆十腧的排列方式不合五行规则，而更主要的是《本输》作者当初也没有给它标上一个神秘的五行符号，竟然遭到冷遇，以致完全淡出了后世针医的视野，甚至连《难经》这种稍后问世的针医专著也是只字未曾提起，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由此亦可见五行势力对针刺医学的渗透、影响和扭曲是多么的严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输》所说的“缺盆”，既不是人们熟知的缺盆穴，也不是指缺盆穴所在的两肩锁骨上窝，而是指喉结正下方的胸骨上窝，为其呈半圆形凹陷状，似盆而缺，故谓之“缺盆”（这也是“缺盆”这个称谓最初的所指）。故“缺盆之中”，正是任脉天突穴的位置。人的颈腋部遍布着大量的淋巴结群，所以古代针医在临床实践中肯定会经常遇到颈腋部位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些肿大的淋巴结无非是经脉之气在关键部位发生了拥堵淤塞的表现。因为，通常情况下，颈腋部淋巴结肿大总是伴随着肺实质的炎症过程。而且，在古代条件下，肺实质的炎症必然会出现以呼吸困难为显著征象的肺功能异常，且往往由此导致诸如心跳加速、心律不齐等等心功能异常，而心与肺的功能实乃五脏功能的集中体现（因为其余的肝脾肾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生理、病理征象，而凡正常死亡莫不表现为心肺功能的衰竭），故在古人看来，颈腋部位的腧穴就是直接给腔内的五脏提供正常血气的输入口（因为五脏的生理特征就是“藏精气而不泻”，所以五脏只接受正常的能够为肉眼所见的血气，而正常血气实际上就是经脉之气凝聚而成的精华），那么一旦颈腋部腧穴发生拥堵阻塞，必直接导致五脏精气的虚竭，进而随即引发五脏功能不足的疾病。《灵枢?寒热》篇：“鼠瘘（即颈腋部淋巴结核）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可见古人早就清楚地意识到，颈腋部与腔内五脏存在着直接的紧密联系，而颈腋部淋巴结的出现，即标志着五脏的精气亏损或虚竭。于是缺盆十腧的极端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它直接控制着五脏的精气藏有量，当然也就能够治疗五脏的疾病。在后文中，我们将陆续看到，《灵枢》的很多篇章也一直是把缺盆十腧作为五脏的功能之本，用以治疗五脏功能不足的各种疾病。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小针》作者在治疗一号患者心肺衰竭的时候就是“取腋与膺”（天府、天池），而其目的显然在于通过这两个腧穴振奋心肺的功能。另外，这里还明确提出了任脉和督脉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在躯体的前后中心线位置。这就说明，在十二经脉还没有正式确立之前，《本输》作者就已经确认了任脉和督脉的统率地位。有人认为奇经八脉是对十二经脉的补充和完善，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十二经脉是对奇经八脉的补充和完善。因为，从逻辑上说，一个人如果要发明一套经脉系统，并把人的生理、病理机制全部纳入这个经脉系统，就得首先确立前后正中心的经脉（因为正中心总是最重要），所以，督脉、任脉应该是其它所有经脉的基础。 原文：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呿，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说解：这段文字大意是讲述针刺关节部位腧穴时须注意的事项，而其意图显然在于如何保证顺利进针并避免因关节活动而出现弯针、折针。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三十二个字属于佚文，它出现在这里，不仅与上下文无关，而且正好与出土汉简的单枚字数大致相等，故可以确定这是一枚错简。既然是错简，那就必然是他篇脱落之简（而非后人掺入），所以也应该作为《灵枢》原文看待。问题是，这是哪一篇脱落的？只有找到失主，把这枚竹简放到它本来的前后文之中，我们才可能理解这段文字的真正意义。盖所谓考据，大概就是此类工作。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在没有新的文献出土之前，我们只能试着从文字内容着手，与《灵枢》其它篇章的内容逐一对照，看看能不能有吻合之处，而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段佚文肯定不是从《九针十二原》脱落的，那么这段话的确切本意也只能暂时搁置，留待后面的篇章随时对比。原文：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说解：以下逐个介绍缺盆十腧的具体位置，这只能说明这一组腧穴在《本输》作者的心目中确实非常重要。“挟喉之动脉”是指人迎穴的位置。人迎穴即乃足阳明之标（见《灵枢?卫气》篇），而古人印象中的经脉之标，其实就是整条经脉的精华所在，足以代表一整条经脉，此所以径以“足阳明”名之，下皆仿此。但是由于人迎穴正当颈动脉所在，而颈动脉绝对不可针刺，故为了安全起见，凡须取刺人迎者，只能以人迎下方的腧穴作为替代，这是《本输》作者经验丰富通权达变之处。古人的“膺”与“胸”都是指前胸这个部位，但是也有严格的区别，居中的胸骨部位为“胸”，两侧的肋骨部位为“膺”，故“膺中”即乃锁骨中线，正属阳明脉也。《小针》作者在治疗一号患者时曾谓“取腋与膺”，其中的“膺”，如果理解为足阳明之标的替代，亦通。盖足阳明之标的生理作用本来就是维持心肺功能。《寒热病》：“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杂病》：“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根结》：“阳明为合……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痵病起矣”（ “悸病”原作“痿疾”，详《新校正》于《素问?阴阳离和论》下引《九墟》文及《甲乙经》均作“悸病”，据改。“悸”古文做“痵”，后人因形近而误做“痿”。《 九墟》乃《灵枢》别名）。其中“ 胸满不得息”、“气逆上”和“ 气无所止息”都是对呼吸困难的描述，“悸”则是心虚的表现。由于古人的生理、病理、治疗是三位一体的，故由此可以逆推，阳明之标有多么重大的生理作用。下皆仿此。原文：手阳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颊一寸。说解：此指人迎穴外侧之扶突穴，为手阳明经脉之标。原文：手太阳，当曲颊。说解：此指天窗穴，为手太阳经脉之标。原文：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说解：此指天容穴，为足少阳经脉之标。原文：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说解：此指天牖穴，为手少阳经脉之标。“加”的本义是空口说白话。《说文》：“语相增加也。”也就是夸张。在这里，则是理论上认定而实际上不然的意思。“完骨”谓耳后乳突骨。因为实际上的天牖穴在天容穴后侧，并没有在耳后乳突骨之上，然而理论上的少阳经脉却是结于“耳中”（见《根结》篇），故理论上认定它穿越耳后乳突骨，必如此才能进入耳中。原文：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发际。说解：此指天柱穴，为足太阳经脉之标。以上手足三阳之标，再加任脉天突、督脉风府、腋窝天府、腋下天池，即为缺盆十腧。因为天突、风府、天府、天池的具体位置已经标明，所以不需要重复。关于人体两套“本输”的介绍到此结束。 原文：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说解：作为针医创始人，不但要求理论高深，而且其针刺治病的临床经验也必须非常丰富才行，所以他必然清楚地知道，刺中动脉的严重危险性。然而针刺治疗本来就是用铁针在肌肤软组织内来回穿刺，这就意味着“动脉”实乃针医这个行业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此所以作者在介绍完“本输”以后，便紧接着强调：“动脉”为“五腧之禁”。他的意思是，即使是具有关键性治疗作用的五腧穴，如果恰好对应着“动脉”，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绝对不可针刺。也就是说，在对待“动脉”这个潜在危险的问题上，宁可背弃针医理论，也要保证行医安全。《说文》：“禁，吉凶之忌也。”作为职业医生，最大的吉莫过于患者平安无事，最大的凶莫过于患者死在自己的诊所，而针医一旦误刺患者的动脉，则十有八九发生命案。《素问?刺禁篇》：“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这些血淋淋的死亡事故，多是因为动脉恰在腧穴位置，而操作者死扣教条，一味迷信经脉、腧穴理论，以致造成悔恨终生的教训。在全身所有的动脉当中，当属颈动脉最为针医所禁。这是因为古代最常见也最简便的杀人方式就是用刀剑斩断颈动脉，致使血如泉涌，瞬间死亡。那么，既然人迎穴正当颈动脉的位置，在针刺操作当中就需要万分谨慎，因为一旦刺穿了颈动脉，其后果就和刀剑杀人没有什么两样。故按照《本输》作者的意见，虽然人迎属于足阳明之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治疗作用，但是为安全起见，最好还是禁刺人迎穴，所以才提出了“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的替代方案。然而对于四肢膝肘以下的五腧穴而言，最要紧的禁忌则是手臂上的桡动脉，也就是所谓的 “阴尺动脉”。最初，西周人还比较原始，他们制定的度量衡单位都很随意，其中的长度单位，就是粗略地把手腕横纹至肘中横纹的长度定为一尺，把手腕横纹至腕后高骨的长度定为一寸。而西汉承继西周文化，也就把这种规定延续下来。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度量单位的广泛使用，无形中就使得手臂内侧带上了“尺”的标签。所以西汉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一提到手臂就会想到尺，一提到尺就会想到手臂，乃至直接把手臂内侧称之为尺。比如《灵枢?论疾诊尺》中所谓的“诊尺”，实际上就是诊察手臂内侧。又由于手臂内侧属阴，所以又叫做“阴尺”。则所谓“阴尺动脉”者，其实就是指手臂内侧最明显的动脉，则即桡动脉也。但是“阴尺动脉”毕竟是民间的俗称，在《本输》中，阴尺动脉的正式名称是“手太阴经”，其详细描述如下：“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由此可知，手太阴经从手腕横纹处的太渊，再到经渠，直至肘窝横纹处的尺泽，在这一尺的长度之内，都有动脉搏动，此所以叫做“阴尺动脉”。那么，为安全起见，手太阴经的五腧穴，尤其是太渊、经渠这两个位在寸口之中的腧穴，也应该在禁刺之列。然而五腧穴作为“本输”，那不仅仅是治疗的关键腧穴，而且按照五行说还是一个很严密的治疗体系，如果禁刺手太阴的五腧穴，或者哪怕只禁刺太渊、经渠这两个腧穴，对于手太阴经脉的疾病，在治疗上就会形成空白，等于把整个治疗体系都打乱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对此，《本输》作者效仿以“膺中”替代人迎的做法，又提出了一个“五里”的替代方案。此所谓“五里”，其实就是五寸，也就是在手臂内侧取一个中点的意思。作者的本意是，由于阴尺动脉恰好一尺，而五寸正当阴尺之中点，则即以此为界，把手太阴经分为上下两段。其中，靠近尺泽的上面一段，长度为五寸，可以以寸为单位，平均分成五个穴位，作为手太阴五腧穴的替代。靠近太渊的下面一段，也是五寸的长度，则属于禁止针刺的区域。盖因阴尺中点以下，肌肉浅薄，动脉很容易被刺中，中点以上，肌肉丰厚，一般情况下，刺中动脉的机会微乎其微。那么，很显然，按照从寸（寸口）至尺（尺泽）的排布习惯，阴尺中点的“五里”就被划在了禁刺的一边。至于把“寸”改称为“里”，则是《本输》作者出于腧穴命名应该尽量文雅涵蓄的考虑。《说文》：“里，居也，从田从土”，即广袤土地上有一个固定居所的意思，这正好是腧穴概念固有的内涵。再来看《本输》作者对“下陵三里”这个腧穴的命名依据：“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于是可知，足三里穴之所以名为“三里”，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在“膝下三寸”。再参考膝盖内侧之阴陵泉、膝盖外侧之阳陵泉的命名，还可知“陵”原本是膝盖的涵蓄表达。盖古代的“陵”就是坟墓，坟墓通常都是用土堆成一个圜丘状，而膝盖（髌骨）的外形就酷似一个圜丘，故“下陵三里”这个名称其实就是“膝下三寸”较为文雅涵蓄的书面用语。因此，在《本输》作者，关于腧穴位置在体表的间距，“里”就是“寸”的书面语。那么，把阴尺动脉（手臂内侧）的五寸处称之为“五里”，并把“五里”以下的一段距离规定为针刺的禁忌区域，亦正好符合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用语习惯。《小针解》：“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这个意思显然是说，“五里”正当阴尺之中点，本来属于针刺禁忌点，如果在这个部位反复针刺，达五次之多，势必会有一次刺穿桡动脉，那就很可能导致患者出血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小针》所谓“夺阴者死”，其本意是说刺穿任何动脉都可能致人死亡，而且是在刻意强调针刺的禁忌，所以肯定没有故意刺中动脉的意思。然而《小针解》却解释成故意刺穿阴尺动脉的中点（在五里这个点反复穿刺，达五次之多，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合理的医学解释，因此绝对属于故意），这就把《小针》的针刺禁忌局限为一个点，而且还属于蓄意谋杀。因此，这种解释明显不符合《小针》作者的本意。说起针医的蓄意谋杀，在《灵枢?玉版》篇还真有一段专门介绍，由于其操作方式与《小针解》的解释如出一辙，也是在“五里”的上下做些手脚，所以在此一并说解。看来，自打《本输》作者提出了“五里”这个针刺禁忌，它就不但是针医从业人员必须牢记的操作注意事项，还被针医中的不法之徒当作了杀人害命的主要手段。不过，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本输》作者在针医学界的感召力非常巨大，他提出的“刺禁”理论竟然能够成为犯罪分子的行动指南。蓄意谋杀者为什么执意要在桡动脉下手而不选择颈动脉呢？这是因为，如果以针医的名义谋杀一个人，总要千方百计地掩盖罪行，尽可能地表现为非故意的偶然事件，所以，虽然刺穿颈动脉更加直截了当，但是这种行为过于鲁莽，意图过于明显，很容易败露，那就难免被追究刑事责任。《玉版》云：“黄帝曰：上下有数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上（原作止，字误），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说解：这是第一套谋杀方案，属于慢性杀人，可以做得滴水不漏。此所谓“上下”，即指阴尺动脉的五里以上和五里以下。“数”即数量，指致人死亡所需针刺的次数。“迎”即“迎而泻之”，也就是针刺放血的意思；“迎之五里“，即刺穿桡动脉造成大出血。“中道”，即阴尺动脉之中。“中道而上”者，即五里至尺泽段。由于这一段的手太阴脉从理论上属于针刺安全范围，任何人也挑不出毛病，所以作为第一套方案。如果出于治疗目的，其实只需要在这一范围内选取一个点，顶多扎上一针，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出于谋杀的目的，那就需要在这五寸的范围内，并排地连扎五针，而且每扎一针还要反复地上下提插五次，即谓之“五至”、“五往”，故统共就是“五五二十五”刺。“至”是气至，意思是一定要扎得较深。“往”是往复，就是反复地在肌肤内大幅度提插。该作者的意思是，虽然这一段肌肉比较丰厚，但是如果经过二十五次反复穿刺，总有一次能够准确刺中桡动脉，造成大量失血。由于大出血的主要表现就是心慌气短，因此就相当于“夺其天气”，使其生命顿时陷于极端危困状态。但是由于五里以上肌肉较为丰满肥厚，一经紧急包扎（以此表示并非故意杀人），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出血，所以还不至于致人死亡，即谓之 “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玉版》下面又接着说：“黄帝曰：愿卒闻之。歧伯曰：窥门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於堂上。”说解：因为前文只说了“中道而上”的情况，则这个“愿卒闻之”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听听“中道而下”又会怎样。因此，“中道而下”显然是第二套杀人方案，并且明显地比第一套方案操作简单，其致死效果也更加直截了当。这是因为，五里以下至寸口一段，肌肉浅薄，而动脉搏动的位置非常明显，因此用不着反反复复地穿刺，只要用手按住动脉，扎一下就能准确地刺中。并且，正是由于此处的肌肉浅薄，即使紧密包扎，也很难控制住出血，此所以能够迅速致人死亡。所谓“窥门”，是形容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往里面观瞧。故“窥门而刺”的意思，就是把寸口附近的桡动脉刺破了一个小孔，虽然会造成动脉出血，但出血并不特别的急促迅猛，所以还能容得患者返回家中才死。所谓“入门”，是形容大门敞开，能够任人出入。故“入门而刺”的意思，就是把寸口附近的桡动脉刺破了一个大洞，于是造成动脉血喷涌而出，则患者登时死於堂上。这其实也就是说，在穿刺五里以下阴尺动脉的时候，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通过选择针具的粗细以及掌握刺入的力度，精确控制刺破口的大小，以决定患者死得快慢。总之，由于针医创始人最初对于手太阴经脉的定义错误（把动脉当成了经脉），这就给针医当中的一些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在职业的掩护下杀人害命，还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人既然总结出如此缜密的谋杀方案，必然多次采用过这种方法，则应视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所以，即便从学习中医的角度，我们也不可盲目地轻信《内经》，因为《内经》作者并非都是兢兢业业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按你说解的“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是尺肤中点以下的一段手太阴经脉应该绝对禁止针刺，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但是，现代的针灸师也经常针刺太渊、经渠、列缺等寸口部位的腧穴，却极少有医疗事故的报道，这又怎么解释呢？实际上，不光是现代的针医，古代的针医也经常针刺诸如太渊、经渠之类的腧穴，甚至还有针刺人迎的，否则《本输》就不会一一介绍这些腧穴的位置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避开动脉。现代的针医都受过这方面的训诫，非常清楚这一点，古代有经验的针医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此所以都不会发生事故。然而古代的经脉理论有一条硬性规定，也是古代针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那就是把手臂桡动脉径直当做手太阴经脉来看待。正如《难经?一难》所说：“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因此，从理论上说，针刺手太阴经脉的五腧穴，就必须要对准桡动脉，换言之，如果没有刺中桡动脉，那就是没有刺中手太阴经脉。很显然，如果傻乎乎地遵循这种理论，那就非出人命不可。然而古代初涉针医的年轻学员往往只知道生搬硬套，不知道灵活变通，所以，为了保证安全，《本输》作者干脆就把手太阴脉靠近寸口的那一半明确规定为“五腧之禁”（他不能公开否认手太阴经脉是动脉，因为这将颠覆整个经脉理论）。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其谆谆告诫的对象，是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医生，也就是他的门人弟子。 原文：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说解：这段话是《本输》作者关于脏腑关系的经典论述，而《内经》的脏腑理论即由此奠定。前面讲的位于四肢上的五腧穴，尽管被当成经脉的根本，似乎是多么的关键，但是真正从生命的角度看，五腧穴其实只是枝节末梢。吕后为羞辱、折磨戚夫人，将其制成“人彘”，令其生不如死，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锯掉其四肢。此事朝野尽知，所以，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四肢不是什么关键部位，腔内的脏腑才是生命的真正根本。因此，经脉理论以及附带的腧穴理论只能从脏腑理论衍生而来，有十一脏腑就有十一经脉（即如《本输》篇），有十二脏腑就有十二经脉（即如《经脉》篇），则经脉的实质其实就是脏腑，而经脉关系亦必完全取决于脏腑关系。然而既有经脉之后，对于针医而言，所谓治疗，就只能针对经脉（其实是附属于经脉的腧穴），而脏腑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是为经脉的存在形式提供理论解释的说辞。所以，从治疗的角度看，脏腑的实质其实就是经脉，而脏腑关系则完全取决于经脉关系。因此，这段话表面上讲的是脏腑之间的一一搭配，实际上讲的是阴阳经脉相互关系的由来。这是因为，作为针医创始人，《本输》作者必须对手足三阴三阳经脉为什么如此地一一搭配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只能是脏与腑的一一搭配。在针医初创时期，就生理的重要程度而言，其实是六腑高于五脏，此所以六腑法天、五脏法地。“腑”通“府”，“府”即官府。“脏”通“藏”，“藏”即库藏。官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库藏，故五脏本来归六腑管辖。这种重视六腑的观点，它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人是铁、饭是钢”。五脏固然能贮藏精气并用于各项生理活动，似乎是生命的根本所在，但是如果没有六腑提供饮食营养，则五脏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生理活动根本无从谈起，故六腑才是生命的根本，这就是这段话只对六腑作重点介绍的原因。故所谓“肺合大肠”，其实就是肺脏接受大肠提供的营养。所谓“心合小肠”，其实就是心脏接受小肠提供的营养。余皆类推。这也正是“六腑之所与合”、“六腑皆出足之三阳”的意义所在。于是我们看到，即使膀胱这样一个纯粹的贮尿器官，也被冠以“津液之府”的名号，意思就是膀胱可以为肾脏提供所需的营养。 原文：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说解：这句话仍是介绍脏腑关系，但是却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可见这种脏腑关系比较特殊。六腑与五脏一一搭配的结果，就是六腑必然多出来一个，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多出一腑，多出来的一腑是干什么的？古人肯定得有一套充分的理由和道理。根据前述，六腑中已经有五腑分别找到了各自搭配的对象，只有三焦还没有找到，那么，很显然，这里的“少阳”其实是以手少阳三焦经来代指三焦，而三焦也正是那多出来的一腑。作者在这里之所以用“少阳”来代指三焦，是因为三焦的功能较为复杂，而且在性质上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从逻辑上说，不适合出于同一个主体，所以这句话先用“少阳”表示三焦的第一类功能，下句话再用“三焦”表示三焦的第二类功能。然而殊不知这样的表述又加大了三焦的复杂性。《内经》中的脏腑，唯独三焦错综复杂而且后人的歧义最多，其实就是《本输》作者最初的定义不清造成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理解，《本输》作者正处于经脉、脏腑理论的草创时期，他对于三焦的理解也是初步的、模糊的，所以很难下一个明晰的定义（请注意：在《本输》，有关三焦的描述最多，但是颇显凌乱，说明他自己还没有缕顺清楚）。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透过这些看似凌乱的早期描述，反倒更有利于搞清三焦的来龙去脉。古人经常地屠宰牲畜，并且，古代战争频繁，剖杀战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对于动物和人体内脏的结构也都有大致的了解，其中，古人在解剖中看得最清楚，对其生理作用也自认为最明确的，就是消化系统，也就是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这五腑。古人当然意识到了消化系统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古人在解剖中所见到的消化系统，从口腔、食道，再经胃、大小肠，直到肛门，是一封闭的管状结构。然而古人也明白，饮食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穿肠而过，而是为了给人体提供必需的营养。也就是说，人所摄入的谷肉果菜等饮食物，必须转化为血气精髓，才能够为人所利用，这在古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故古人很自然地猜测，在这五腑与五脏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不为肉眼所见的提取和转运系统，并且，按照古人的猜测，该系统一定具有分别提取、输送不同营养物质到不同脏器的功能。正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体生理代谢的基础物质以气、血、精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故古人就认定这个提取和转运系统必然有三条通道，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分别从消化系统中提取由食物营养转化而成的气、血、精三种活性物质，并输送到相关的脏器，这就是“三焦”的由来。其最初应为“三交”，盖“交”的本意即两性交合，而交合过程必由男方（阳）给女方（阴）输入精液，故用“交”来概括脏腑关系的实质，意在表明，五腑的作用就是把自身的营养精华全部输送给五脏。然而由于《本输》作者很在意文明用语，肯定会觉得“交”这个词有淫秽猥亵之嫌，断不可用，乃从谐音作“焦”，以致面目全非，没有意义了。由此可见，三焦作为六腑中多出来的那一腑，承担着消化系统最重要最关键的输出功能，只不过那是古人凭借着推理想象出来的，并没有实物器官与之对应，所以如果一定要从解剖中找到与其功能相当的实体三焦，只能是徒劳。《平人气象论》：“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在这里，“营卫阴阳”其实是血与气的代称，由于血气沿阴阳十二经脉的周身循环必从肺脏开始，故谓之“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这里的“骨髓之气”，显然是指精，盖所谓“肾藏骨髓之气”，与“肾主藏精”本来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古人的观念意识中，骨髓就是精。三焦既然负责输出饮食营养中的气、血、精三物，那么最合理的分工应该是这样：上焦输出饮食营养中的气（其实是卫气），中焦输出饮食营养中的血（其实是营气），此二者都是输送到肺，而后从肺加入到十二经脉的血气大循环（由此可见，古人所谓的上焦、中焦，其实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中小肠绒毛内淋巴管和毛细血管的作用，因为这个组织结构太微细，所以古人看不到，也想不到）；下焦则负责输出饮食营养中提取的精液，送达于肾，因为“肾藏骨髓之气”与“肾主藏精”的意义就在于肾脏具有生殖功能。因此，所谓“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就是说三焦的主体首先与肾连通，而其主要功能就在于输送三种饮食营养的精华至肾、肺两脏。这个“将”是供奉、将养之意。“属”是连接，不是隶属，而且，“属肾”与“连肺”相比，“属”还有更直接、更紧密的意思。故所谓“少阳属肾”，即是说三焦与肾紧密相连。这是因为精液是液体，必须通过专门的管道直接连通，而“上连肺”的卫气、营气都是气体，只要一般的经脉连接就行。原文：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说解：按照《本输》作者的设想，三焦中的下焦，除了提取和输送饮食物中的精液以将养肾脏之外，尚兼有输出体内多余水液至膀胱的功能，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下焦还兼有泌尿功能。之所以给三焦安排双重功能，是因为古人无法理解尿液生成机制。根据当时粗陋的解剖，他们只知道粪便是在肠道中形成，而尿液的形成过程实在是看不透彻。然而古人也明白，人体内必然存在着一套很隐秘的肉眼看不到的泌尿机制，否则便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排尿。又由于古人通过粗陋地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到肾脏通过两根输尿管与膀胱连接，则知膀胱中的尿液肯定来源于肾脏，故猜测既然下焦输精液于肾，则亦必然同时输水液于肾（因为二者都属于液体），而后由肾转输膀胱。因此，古人所谓的下焦，实际上还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肾脏。“属”是连接，不是隶属。“属膀胱”，是说三焦与膀胱紧密连接，也就是通过专门的管道把尿液输送至膀胱，再由膀胱排出体外。在三焦的上中下这三条输出通道中，下焦处于中心的、根本的地位，这是下焦输出的精又是血气之本的缘故。故下焦实际上又是上焦、中焦的本体所在，可以代表整个三焦。所以在《本输》作者的心目中，三焦唯一的实体就是下焦，也就是前列腺。盖前列腺既能约束膀胱，控制排尿，又能够为肾提供精液（其实是前列腺液）。故所谓“三焦者，中渎之府”，其实是以下焦代表整个三焦的意思。“渎”是水沟，即排水渠道，意指人体的泌尿、排尿机制。很显然，《本输》作者的这种表述非常模糊，很容易滋生歧义，因为 “中渎”实际上只是下焦的功能之一，更与上焦、中焦无关，这就是定义不准导致的表述不清。我们看到，《营卫生会》：“下焦如渎”；《宣明五气篇》：“下焦溢为水”，就显得较为明晰确凿。因为与三焦相互搭配的心主包络在当时还没有构思完成，则三焦就如同孤家寡人，故云“孤之腑”。这个“孤”是个双关语，既有鳏寡之意，又有帝王之意（古代帝王都以“孤”、“寡”自称）。盖三焦作为五腑与五脏的连接纽带，位于脏腑中央，俨然脏腑之王。《难经》称“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持诸气”，“生气之原，十二经之根本”，也是从三焦形同脏腑之王这个意义上说的。原文：是六腑之所与合者。说解：        再次申明，六腑与五脏的关系就是交合关系，也就是无条件地为五脏提供饮食营养之精。实际上，这也是在说明，六腑的五腧穴为什么是六腧。因为必须多出来一个原穴，以体现三焦的存在。 原文：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合，余如春法；冬取诸井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说解：这里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就是由自然气候所造成的各种外感性疾病，而《本输》作者的本意，显然是要通过五腧穴治疗此类疾病，因此，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五腧穴适应症范围的规定。春夏秋冬（或者再加长夏）的季节气候之所以各有不同，是因为天气随季节有周期性的升降浮沉，而人气与天气相应，五腧穴中井荥腧经合的位置也有高下浅深的不同，所以正好与季节天气一一对应，于是才有“春取诸荥”、“夏取诸腧”、“秋取诸合”、“冬取诸井”的说法。也就是说，每一个季节的流行病，在五腧中亦轮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腧穴。此便谓之“四时之序”。“处”、“舍”都是居留地点的意思。所谓“气之所处”，是说人体的神气按照“四时之序”在五腧穴轮流上岗，其实也就是五腧穴与季节一一对应的意思。所谓“病之所舍”，是说由自然气候造成的各种外感性疾病，也是按照“四时之序”在五腧穴中轮流地潜伏为虐。后面“藏之所宜”一句，文法不通，语义乖谬，必非古人辞气。按此“藏”字，似乎应该是“箴”、“鍼”之形误，则实即“针之所宜”也，也就是按照“四时之序”轮流针刺五腧穴的意思。如此承接前文，方为义理通顺，乃合古人本意。这种把四时五行与天人感应结合在一起的神秘套路，因为颇受汉武帝的青睐而大受朝廷的倡导和推崇，故属于武帝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这就与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大相径庭，而《内经》学术思想的诞生时期与具体写作时期也就越来越趋于明朗化），此所以非常时髦。因此，为迎合主流社会，学者都须备此一说，只不过针医创始人（《本输》作者）首先是临床实践家，并不囿于这一套纸上谈兵式的纯粹理论，你看他在“动脉”问题上对经脉、腧穴理论的灵活务实态度，就能够知道。原文：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说解：“转筋”即肌痉挛，俗称“抽筋”，古人又称之为“痹”，此证多发生在足胫部，且多在卧位时因寒冷而发生，故可以代表冬季的流行病，而其本质属于外感性的阴气盛（实证）。《金匮真言论》：“冬气者病在四肢”，又曰：“冬善病痹厥”，概谓此也。凡运动肌都是对称存在，而肌痉挛的具体机制就在于一侧运动肌过度紧张，另一侧过度松弛，因而两侧肌张力强烈不平衡所致。当人体直立时，足胫部的肌肉必然产生普遍的张力，则原本过度松弛的一侧恢复紧张，那么通过对称平衡的神经调节机制，使原本过度紧张的痉挛一侧亦随之松弛，故“可令遂已”。今人凡腿脚抽筋者，总要赶紧站起来立一会儿，或走几步，通常都能迅速缓解，古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由于痹症的治疗原则是“以痛为腧”，因此，这个“立而取之”，其实就是取下肢五腧穴的意思。原文：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说解：“痿厥”，在古人泛指肢体的麻痹不用，其种类很多，然而此所谓“痿厥”实乃上文“转筋”的对偶句式，则是专指手臂的麻痹。按照《金匮真言论》“冬气者病在四肢”的说法，其实也属于冬天的疾病，只不过，痿厥不属于直接遭遇寒气而引发的冬季流行病。《生气通天论》：“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说明痿厥是由秋天疾病迁延至冬季，而继发的疾病，故其本质属于内伤性的阳气虚（虚证）。手臂的麻痹通常是由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根所致。“张”，与“立”相对，即开放、伸展之意（《老子》：“将欲翕之，必故张之”），也就是平卧，而五体伸展也。当人取卧位时，颈椎压迫随即减轻，便“可令立快”。另外，凡颈椎病患者，往往伴有眩晕症，而眩晕症在古人即谓之“厥”。一般情况下，眩晕患者多被动倒卧，而眩晕随即缓解，亦谓之“立快”。总之，由于这种病每因立位发作或加重，故这个“张”还有暗示患者被动卧位的意思，然而手臂麻痹、眩晕、卧床其实都是脏气不足的典型特征。由于脏气不足的治疗原则是取诸阳之结，因此，这个“张而刺之”，其实就是取颈项缺盆十腧的意思。《本输》以两组对偶式病症的治疗作为结尾，其本意是对五腧穴和缺盆十腧的实际应用以及四时五行理论的实际应用作出一个典型示范。盖“转筋”属于外感性疾病中的阴气盛，“痿厥”属于内伤性疾病中的阳气虚；转筋的“立而取之”，即取下肢之本输；痿厥的“张而刺之”，即刺颈项之本输；而冬天流行与发作的疾病本来就有深入、严重的意义。由此可见，《本输》作者的治学原则就是实践第一、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而其最终结论也就昭然明朗：无论外感内伤、标本缓急、阴阳虚实，所有疾病的治疗，全都囊括在这两套本输系统之中。(完)转载bfa1之文笔。诚谢！ 《灵枢·终始第九》说解细聊原文：凡刺之道，毕于终始。说解：       本篇既以“终始”为标题，又以“凡刺之道，毕于终始”为开篇，足见作者对“终始”有多么的看重。实际上，这第一句话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要把“终始”确立为针刺理论的最高纲领的意思。因此，首先弄清楚“终始”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是理解本篇内容的关键。       “毕”的本义是捕兽之网，遂有提纲挈领、一举囊括之意。《说文》：“毕，田网也。”       我们知道《九针十二原》有“始于一、终于九”一说，而那正是《灵枢》的编篡规划，即全书分九卷，卷各九篇的意思。则《终始》既然是本书的第九篇，亦必是第一卷的终末篇，于是至此构成了一个编辑单元，故与第一篇的《九针十二原》有“始于一终于九”的首尾呼应关系。又因为第一卷的内容是为《灵枢》奠定理论基础，那么，前面八篇中的所有重要内容，需要在第九篇梳理一下，概括一下，做一个总结，并给出一个最终的纲领性的结论，所以就把本篇命名为“终始”。我最初就是这么认为的。       《终始》这篇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黄帝歧伯的问答，通篇只是一个人演讲，这在《内经》属于少有的例外。我的理解是，这表明本篇作者的身份不一般，他肯定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声望，所以无须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讨论问题，而只要宣布板上钉钉的结论就行。我们看到篇中段落起始的发语词一律是“凡刺之道……”、“凡刺之道……”、“凡刺之属……”、“凡刺之法……”、“凡刺之禁……”，辞语中已经带出一言九鼎的气概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分明是发布最高指示的派头，因此不难推测该作者的特殊身份。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内经》这部书的总编辑（与《九针十二原》的作者为同一个人），主要负责制定《内经》的理论纲领，而能够担当这样一个重要角色的，在当时的针医界必然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所以他才有资格发指示、做总结。
 
 
原文：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脏，阳者主府，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说解：       我们还是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终始”。       仔细体会这一段话，应该不难看出，本篇作者希望读者“明知”的“终始”，其实并不是空洞泛泛的“始于一终于九”的意思，而是有具体所指的，那就是以五脏为根基的“阴阳”。而作者所谓的“阴阳”，也是具体化了的，那就是循行于周身上下内外的经脉。       “纪”的本义是头绪，“定”的本义是安定，代指存在，故“五脏为纪，阴阳定矣”就是五脏乃阴阳之端绪，阴阳的正常存在以五脏为根基的意思，则“阴阳”明显是指整个经脉系统。这是因为，“阴阳”的名头极大，以阴阳的名义来壮大经脉的声势，可以极大地抬高经脉的地位，增加民众对经脉的认同。       所谓“阴者主脏，阳者主府”，就是具体地说，经脉系统又分为阴脉和阳脉，其中阴脉主持五脏，阳脉主持六腑。这就明确了经脉系统在人体的重要作用。       所谓“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就是更加具体地说，阳脉所行之阳气，乃起始于躯体外部的四肢末梢，阴脉所行之阴气，乃起始于躯体内部的五脏。这是通过介绍经脉的循行走向来进一步明确五脏乃经脉内在的根基。       综合来看，人身的经脉，概以躯体内部的五脏为起始点，循躯体之内侧面，向外部的四肢末梢发出，这种由内向外走向的经脉即谓之阴脉。然后再从四肢末梢折返，循躯体之外侧面，回归于躯体内部，复以五脏为终结点，这种由外向内走向的经脉即谓之阳脉。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这就是“阴阳”在人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邪气脏腑病形》所说：“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       那么，我们再来看“终始”。实际上，所谓“终始”，从字面上看，本来就是终而复始的意思。既然经脉系统先由内向外，复由外向内，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则“终始”完全可以作为整个经脉系统的代称。那么，开篇所谓“凡刺之道，毕于终始”，其实就是说针刺治病的全部方法和道理，都包揽于经脉之中。       那么，很显然，本篇所谓“终始”，其实就是指整个经脉系统而言。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终始”就是指经脉（阴阳），作者何苦要绕一个大弯子，直接说“凡刺之道，毕于经脉”，或“凡刺之道，毕于阴阳”，不就结了？我们要知道，《内经》中是从来没有废话的，因此，这个“终始”肯定还有另外的什么涵义。
 
 
 
原文：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说解：       这是对迎随补泻的精炼概括。       所谓迎随补泻，是《九针十二原》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针刺法则。按照《九针十二原》的观点，医生在针刺治疗之前，要首先诊察患者的皮肤（是谓“守神”），皮肤上有血络即谓之实，适合于迎而泻之的针法，皮肤上无血络即谓之虚，适合于随而补之的针法。此意可参见彼篇说解。       “知”的本义是“迅敏”，即对于浅显的事物一望便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离弦之矢那样疾速。       由于迎随补泻的虚实只以血络的有无为判定标准，而皮肤表面的血络可以一望便知，不需要借助分析思考，故谓之“知迎知随”。此所以《根结》篇又有“视有余不足”之说。原文：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说解：       由于“知迎知随，气可令和”说的是皮肤表面的现象，所以用了一个“知”字，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说的是躯体内在的本质，所以需要用一个“通”字。       “方”，指内在的本质。“通”本来也有知道、了解的意思，但是这里突出强调的是“精通”之意，即全面、详细、深入地了解。       一个人表面的虚实必有其内在的原因，那么，光凭眼睛一看就不行了，而是需要深入地探查，全面地掌握病情而且还要动脑子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即谓之“通”。则所谓“必通阴阳”，是说必须对人体的阴阳了如指掌，其实就是详细地诊察经脉、脏腑的意思。       “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似乎与前边的“阴者主脏，阳者主腑”有同义反复之嫌，其实不然。因为，这里的“阴阳”已经不仅仅是经脉，而是在经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脉搏”的涵义。       根据前述，阴阳即经脉，经脉主持五脏六腑，五脏六腑显然是躯体的内在本质，那么若要对经脉、脏腑这些内在的事物了如指掌，光凭眼睛肯定不行。故“必通阴阳”的本意，其实是通过脉搏诊断以全面了解经脉、脏腑阴阳二气的盛衰。然而这种诊断方法必须采取人迎和脉口两处脉搏的比照方式，所以必须要明确一下：脉口的脉气出于五脏，代表阴气的盛衰；人迎的脉气出于六腑，代表阳气的盛衰。也就是说，此所谓“五脏为阴”，是指脉口的动脉搏动，此所谓“六腑为阳”，是指人迎的动脉搏动。       在《内经》，诊断的意义就在于明确到底是哪条经脉有病，到底是属虚属实，虚实的程度到底怎样，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分别予以针刺补泻，从而达到调和阴阳之目的。       毫无疑问，如果要深入了解疾病的内在本质，那就必须从躯体表面找到一个窗口，从中窥测出经脉循环、血气运行以及脏腑功能的实际状况，并提供其或盛或衰的明辨依据，从而确定疾病的部位、属性和严重程度。很显然，古人选定的这个窗口就是脉搏。       通过长期地观察验证，古人发现健康人的脉搏均匀而柔和，患病后则脉搏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死人则没有脉搏。因此很自然地断定：脉搏就能够如实地反映体内的经脉循环状况，完全可以作为探查经脉运行以及内部脏腑阴阳盛衰的窗口。这就是“终始”的另一层涵义：脉搏就可以代表整个经脉系统；或者：动脉的搏动就是经脉循环的终始点。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经脉和脉搏原本就是天然的一体，因此都可以看作为“终始”。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古人才发明出了通过脉搏诊断经脉的方法，而本篇的宗旨就在于对脉搏诊断作一个理论上的综述，此所以名为“终始”也。       本篇作者所认定的经脉终始点即人迎、脉口，其实就是两个动脉搏动点。至《难经》提出诊脉“独取寸口”之说，其理论依据也仍是“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也”。由此可见，把动脉的搏动点当作循环系统的“终始”，原本是古人的初衷，非余之私心杜撰也。原文：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说解：       毫无疑问，此所谓“传之后世”者，即传授“终始”于后世也。然而“终始”既然是经脉，或者是脉搏，为什么在传授这些知识之前一定要歃血结盟、诅咒发誓呢？这其中肯定有重要的隐情。       另外，在《三部九候论篇》也有类似的记述：“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       在《禁服》篇，黄帝给雷公传授经脉终始之前，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乃斋宿三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与俱入斋室，割臂歃血。黄帝亲祝曰：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       然而，为什么要“歃血而受，不敢妄泄”？先师为什么“禁”？为什么对于“终始”只能私下传授？在《内经》作者，却是从来没有明确地交代过。       无论如何，医学也是一门为民造福的阳光事业，把学习和传授治病救人的医学知识搞得象参加地下帮会组织似的偷偷摸摸神神秘秘，似乎不符合医生这个职业的宗旨和操守。此事作为疑问，暂且搁过，下面接着分析“终始”的本义。
 
 
 
 
原文：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说解：       在西汉以及西汉稍早时期，“终始”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概念，代指天地万物的终极规律，与佛家的“轮回”有点类似，所以还具有高尚神圣的宗教内涵。如《吕氏春秋·大乐》：“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 《淮南子·原道训》：“天运地滞， 转轮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春秋繁露·重政》：“元犹原也，其义亦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由此可见，拿“终始”来比附“天道”，在当时的人文背景下，不但名正言顺，而且司空见惯。       所谓“谨奉天道，请言终始”，显然是把“终始”与“天道”混为一体了，意思是：终始就是天道，天道就是终始。       所谓“终始者，经脉为纪”，显然是把“经脉”与“终始”混为一体了，意思是：经脉就是终始，终始就是经脉。       所谓“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显然是把“脉搏”与“经脉”混为一体了，意思是：脉口人迎这两处脉搏就是阴阳经脉的终始，于是诊察脉搏就能够通晓阴阳二气的“有余不足，平与不平”。       这样一来，我们再看经脉和脉搏，就不仅仅是普通的生理现象，原来还是神圣天道的象征。于是原本具有血气循环意义的“终始”就不再是单纯的经脉和脉搏，而是被罩上了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光环。       所谓“天道毕矣”，则是说人的躯体形骸之内，能够比附天道的，也唯有经脉和脉搏。其原因在于，经脉和脉搏与神气类似，只在活人体内以生气的形式存在，一旦死亡，虽躯体形骸（地道）俱在，而经脉与脉搏则与生气一起，迅即消散而荡然无存。故死人非但没有脉搏，也没有经脉。       这句话的本意大概是这样：人有经脉循环不休，又有脉搏显示阴阳，那完全是上天的恩赐。请试想：人如果没有经脉，血气怎么运行？针刺怎么治病？如果没有脉搏，又怎能体现经脉的运行和阴阳的盛衰？这一切，如果不是上天的巧妙安排，又怎么可能如此的精密和完美？那么，既然“终始”就是天道，我们就要无条件地谨遵天道而行事，充分地利用上天创造的良好条件，其实也就是充分地利用脉搏进行诊断、利用经脉进行针刺治疗的意思。       于是可以解释关于歃血诅咒的问题。       毫无疑问，既然郑重其事地割臂歃血诅咒起誓，肯定是出于非常虔诚的心理、非常神圣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非常崇高的信仰。那么，根据上述，“天道终始”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符合这个条件的“天道终始”是一个哲学概念，而经脉和脉搏却是一个生理学概念。       由“谨奉天道”到 “天道毕矣”，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打算在歃血盟誓之后传授的“天道终始”，无非就是经脉循环和脉搏诊断这两项内容。由此可见，作者在这里耍了一个花招，他利用人们对天道的崇拜敬畏心理，对经脉和脉搏进行了神化包装。       以今天的眼光看，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以及脉搏诊断都属于纯粹的医学常识，每一个针灸师在从业之前必须接受的基础理论培训，就是这些内容，接受这样的基础培训，既没有什么神圣，也没有什么神秘，更谈不上什么泄密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返回古代的时空，以今天的眼光环顾一下当时的景况，再设身处地替古人考虑考虑，就会发现，由于经脉和脉搏理论非常牵强，根本禁不起简单的推敲，如果哪个学者有一股子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着精神，连续问上三个为什么，则《内经》作者势必陷于尴尬，而经脉理论也将面临崩溃的威胁，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神圣的籍口，以阻止人们对经脉理论的质疑和推敲。       实际上，《内经》作者未尝不知道，所谓十二经脉，那完全是所谓的“先师”借助于想象力，凭空设计出来的；所谓寸口主内，人迎主外，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古人不但经常屠宰家畜和动物，同时也不缺乏解剖尸体的机会，那么关于人体到底有没有经脉，是否象《经脉》篇中所描述的那样，阴经与阳经首尾相贯、上下相会、如环无端，他们的内心里应该非常清楚。然而针刺这种方法确有实实在在的疗效，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神秘机制。更重要的是，经脉之于针医，实乃立足之本，就相当于他们的性命。没有经脉，针刺治病在理论上就不能自圆，针医将难以立足。那么，关于针刺治病的基本原理，唯一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把经脉比附于神圣的“天道”。在当时的民众心目中，“天道”总是神神秘秘的、难以捉摸的、不容置疑的、无法违抗的，所以，越是不能理解不可捉摸的事情，也就越是合乎“天道“，对于上天安排好的事情，只能敬信，不容亵慢。这才是本篇作者一上来就强调“凡刺之道，毕于终始”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正是当初一日，凡是要从事针医这门职业，在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培训之前，必须要歃血盟誓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说，由于经脉理论纯属编造而无实证依据，所以针医内部必须要专门为经脉设定一个行规，其主旨为：凡从事针医的人，都必须维护经脉、信奉经脉，谁也不许对经脉有丝毫的怀疑，对外的口径要绝对与《经脉》篇所描述的保持一致。如果谁亵渎了经脉的神圣，或者泄露了经脉的秘密，那就必遭天谴，不得好死。       所谓“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在当时就属于最庄重的誓词了。必须经过这种庄严郑重的宣誓仪式，才能被接纳为本行业的会员，才能向他透露经脉的底细，也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经脉理论神圣崇高之地位。很显然，设立如此严厉的行规，只在于维护针医这个行当的集体利益，而能够制订如此行规的人，肯定非同一般，他必然是本行业的精神领袖，才具有这种资格和威权。       既然 “终始者，经脉为纪”属于神圣的“天道”，那也就等于明确宣布：除了经脉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惟独不能讨论经脉的问题，所以经脉问题也就成了古代针医唯一的理论禁区。       我们看到，《经脉》开篇第一句就是“禁脉之言”，那其实就是禁止讨论经脉问题的意思。《说文》：“禁，吉凶之忌也。”也就是说，如果有谁在经脉问题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那就违反了行业禁忌，一定要遭天谴。       另外，在《禁服》中，当雷公歃血盟誓以后，黄帝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由此可见，雷公对黄帝庄严保证，发誓永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