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词的起源的争论，基于对词体形态的认识不同，可谓聚讼纷纭。从词的乐曲形式出发，关注的是词调特征及其来源，从而将词调的起源作为“词的起源”，进而将“词的起源”与隋唐燕乐、民间乐曲、大曲法曲等联系起来；从词乐关系出发，关注的是词的歌唱形式及其来源，从而将诗乐合一的生产方式的确立作为“词的起源”，进而将“词的起源”与先秦歌诗、齐梁乐府、唐代著辞等联系起来；从词的文本形式出发，关注的是词的语言句式特征及其形成，从而将字数、平仄、押韵、句法等格律要素的具备作为“词的起源”，进而将“词的起源”与长短句、诗馀、律词等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学者把具有起点意义的“词的起源”看成是一个过程，将“词的起源”问题置换成了“词体演变”或“词体形成”。
一 从词的乐曲形式看“词的起源”
从词的音乐属性出发，认为词的乐曲形式，尤其词调体现了词的本质特征。如唐圭璋所说：“有乐曲就歌辞，这是词起源于隋代的具体依据。”[2]乐曲性质决定了词体性质，配合词的乐曲就成了考察“词的起源”的首要依据。根据对词调来源的不同判断，“词的起源”主要有胡乐说、华乐说及二者的折中。
“胡乐说”，即认为词的起源主要是域外音乐内传的结果。如胡云翼认为：“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词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3]
外来胡乐与中原雅乐逐次结合，在隋唐之际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体系，即燕（宴）乐。词主要是配合燕乐曲调填写和演唱的，因此“词配燕乐歌唱，燕乐便是词的源头”。[4] 龙榆生云：“一般所说的'词’，原来也就是沿着魏、晋以来乐府诗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不过它所依的'声’——也就是它所用的调子，一般都出于隋、唐以来的燕乐杂曲。”[5]任半塘进而认为词体发生于隋代：“'长短句词’亦属燕乐范围，当随燕乐之开始而开始，断在隋代，岂容主观派其兴于数百年后之中晚唐？”[6]“燕乐”说被称为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是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主流解释。
“华乐说”，即认为中华固有音乐的演变促使了词调乐曲的产生。1964年阴法鲁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关于词的起源》一文，首先在历史的“文化逻辑”上对“胡乐——燕乐生词”说提出了强烈质疑：“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民间音乐和音乐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隋唐时代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在音乐活动中，把土生土长的反映自己生活的民间音乐和世代继承的传统音乐都放在一边，而以西域音乐为主，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认为，“唐代音乐是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和传进来的西域音乐等因素融合而成的，其中以中原音乐为主体”。[7]
华乐又分为两种。一是指汉魏清商乐：“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8] 清商乐在唐代又属“教坊曲”中的清乐。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一书考证了燕乐曲调，结果是：“盛唐曲名，见于《唐会要》者，以六十馀调之胡歌为著；若见于此书者，则以八十馀调之清乐为著。——彼此之表现相异、相反。故论本书曲名之内容，比较上尚可代表初、盛唐之时代、及我汉民族自己所有之音乐”，“可以肯定为外国乐者、不过三十五调”。[9]二是指民间乐曲，夏承焘认为：“词起源于民间小调，六朝民间小乐府是它的前身。到了晚唐五代，它落到了封建文人之手，他们用齐梁宫体来填词，于是词便失掉了民间文学的本色。”[10]
更多学者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立场，即认为词调的起源可以多样化，有的来自隋唐燕乐，有的来自汉魏清商乐；有来自上层的宫廷教坊之曲，也有来自民间的俗曲小调。林玫仪认为：“词调是西域文化和中国文化交融孕育而成的新文化，它源于胡乐，但和中国的音乐文化接触融合以后，就变成一种崭新的东西，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生命。”[11]
曲子词是词体的第一个成熟形态，因此无论从汉魏清商乐或隋唐燕乐，胡乐或华乐，雅乐或俗乐的角度来考察词体特征及其来源，都不乏历史根据。但是，词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它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特征。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获得新的特质，表现出新的功能，呈现为新的形态。新的形态继承和发展了前一形态的部分特征，同时也扬弃了部分特征，如词与乐曲、歌唱的逐渐分离，就是如此。
二 从词的演唱形式看“词的起源”
从词乐关系的角度来看，词的本质是一种歌词，是诗、乐合一的特殊文体。因此，词乐关系，尤其歌唱形式是考察“词的起源”的重要依据。龙榆生根据其创作经验，认为词体艺术特征“主要从每个曲调的整体上表现出来的”，须“在句法和韵位的整体结合上去探求”。[12]李昌集认为“词体之发生，乃是唐代中华民间歌曲音乐和语言双双发展的水到渠成”。[13] 倚声填词之法成为曲子歌辞的典型创作手法，因而主张通过词与音乐的关系来探究词体的本质特征以及“词的起源”问题。
一是着眼于词乐相配、按谱制调。或认为词起源于齐梁，如梁启超云：“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字，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14] 王国维《戏曲考原》亦云：“诗馀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15]
或认为词起源于唐初。施议对认为词的本质“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16] 针对近代学者探究词的起源，“往往仅注重形式格律标志，而忽视合乐应歌标志”的问题，提出了词体成立的两个标准：一是长短句形式的出现，二是以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长短句合乐是在先秦歌诗及汉魏乐府中已存在的现象，而“由歌诗到歌词”的广泛尝试，则始于唐初民间。[17]
二是着眼于令格与歌法。或认为词起源于酒令，夏承焘有《令词出于酒令考》一文先期发明，[18] 王小盾《唐代酒令艺术》一书则对曲子词与酒令艺术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认为早期词的曲式是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相对于常规酒令增加了复杂细腻的令格，“依曲拍拟订令格，依令格写作著辞，然后进入著辞的演唱”，由此促使了词的起源。[19]
或认为词是因按歌谱填词而兴起，如沈松勤认为歌妓“为尽曲调乐声变化之妙而采用的诸如'取其辞与和声相叠成音’的歌法，推进了诗人的按谱填词，反过来，当时诗人的按谱填词就是为了歌妓适应曲调变化的'随声’而唱”。[20]歌妓与诗人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晚唐时期词调的日益繁多，为晚唐五代词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基于词乐关系，将歌唱形式作为词的主要特征，是从词的曲拍、歌法、歌句等方面比堪、溯源的结果。从配乐演唱的角度看，词与《诗经》都是歌词，都是用来演唱的。但性质不同，《诗经》普遍是为诗配乐，而词是为乐配诗。词与乐府都入乐可歌，字句参差，甚至部分具有歌唱性质的词调也来自乐府，如一些带有“吟”、“引”、“行”、“操”、“弄”、“散”等字眼的词调。以此而言，北宋时期将词称作乐府是有其道理的。当从词调、乐曲角度无法对词体特征做出有效解释的情况下，只能着眼于音乐与语言的结合处，即从歌唱方面来探讨“词的起源”问题。与从乐曲形式来看“词的起源”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从歌唱形式出发，无法对那些脱离了乐曲和歌唱，成为案头文学的词体形态做出有效地解释，尤其当文本形式成为词体形态的主要特征之时。
三 从词的文本形式看“词的起源”
南宋以后，词逐渐与音乐、歌唱分离，字数、平仄、用韵、句法等语言格律塑造了词体的基本形态。于是，人们转而从词的文本形式出发来考察“词的起源”问题，进而将词的格律特征的出现与形成作为“词的起源”的标志。
一是将语言文字作为词体构成的基本要素。“长短句”指称词体始于南宋，即就词的语言句式而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21]张炎《词源》云：“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22]将长短句式视为词的本质特征，因此，汪森主张将“词的起源”上溯至汉魏乃至先秦杂言歌诗：“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23]
二是将词的格律特征的形成作为“词的起源”。南宋以后，律词与近体诗在平仄、用韵、句法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基于这些文本特征，乃有“词为诗馀”之说。或认为作词讲究格律，直承唐代格律诗。宋翔凤《乐府馀论》云：“谓之诗馀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24]徐釚《词苑丛谈》引《药园闲话》中的观点，认为《江汜》篇有重叠句式，《东山》篇有换韵调，《行露》篇有换头调，这些体式开启了词的形成。[25]或认为词的字数、情文馀于诗，故称“诗馀”。况周颐《蕙风词话》云：“诗馀之'馀’，作'赢馀’之'馀’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26]
认为词的本质在于“格律”的“律词”之说，是近年来词学界引起争议较多的观点，倡导者以洛地为代表。在《“词”之为“词”在其律——关于律词起源的讨论》、《“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等文中，洛地完全否定了词与音乐的关系，认为“倚声填词”、“依调填辞”提到的“声”、“调”属音韵学范畴，并非普遍认为的音乐概念，而“依曲拍为句”只是作词之法，并不等同于“一板三眼”为4拍的“拍”。他主张“论词尽可以不必顾虑音乐”，“宜首先及以主要精力研究其文体本身”，并认为律诗之律运用于“长短句”，尤其平仄格律在律词的产生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7]
文本形式的严格化、规范化与格律化是律词形态的主要特征。着眼于词的文本形式，无论是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还是韵用定位，都是以诗律观念，以语言要素为主体来界定词的本质特征。“所谓'律词’，实际上是曲子辞的最后形态，即改变了音乐性质、仅用于吟诵和案头欣赏的'曲子辞’。”[28]律词虽然在南宋后期已成为词的主体形态，但毕竟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形态特征，唐五代及北宋词，无论字数句式、平仄四声还是用韵规范，都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律。[29]从词的文本形式出发，对于解释南宋以后与乐曲、歌唱相分离的文人词是有效的，却无法对唐五代曲子词形态、北宋时期的歌词形态做出圆满解释，因此，汪森也承认：“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30]
四 多重标准与不确定性结论
从前文所引诸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胡云翼、任半塘等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主张有些自相矛盾。如梁启超一方面以句式格律为标准，认为梁武帝《江南弄》等齐梁乐府是最早的词；另一方面，因“开元天宝间新声迭起”，“郭茂倩《乐府诗集》有'近代曲词’一门，所收皆唐以后新声也。……凡此声诗，——即词之鼻祖，自初盛唐之内已发生者。”[31]又以词起源于唐代声诗。
胡云翼一方面认为“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认为“燕乐”是其来源，接着又说：“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词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32] “词就是诗。所谓词者，不过表明词在诗里面的一个特殊色彩而已。”[33] 根据词调的来源，将燕乐作为词的起源；从词乐关系出发，又将“倚声以制辞”、“协乐有韵律”的歌词作为“词的起源”的标准，甚至将词作为诗的一种。
任半塘一方面认为唐五代文献内所见的“词”，都是“辞”的省体字，唐五代歌辞正名是“唐曲子”，宋词起源于唐曲子，唐曲子创始于隋燕乐；[34]同时，根据词的歌唱形式，又不得不向前跨出一步，主张词起源于乐府，“认定唐代歌辞惟能取源于其前代——六朝乐府”，[35]“词为乐府，先有其音乐，后有其文字，文字所以由诗变而为词者，实因乐府诗之音乐先有变化也。”[36]
关于“词的起源”，多重标准、不确定性结论在其他学者的论著中也屡见不鲜。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先是认为“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以燕乐的传入而促使词调的产生作为词的起源。又云：“词即'歌词’，它跟乐府歌辞的'辞’是一个意思，本指一切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体。”[37]以词源于乐府。吴熊和《读词常识》一书认为：“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38] 其后，《唐宋词通论》一书又云：“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一种音乐文艺。”[39]词的起源具有唯一性，不可能南北朝时期起源之后，隋唐时期又重来一次。
姜亮夫《“词”的原始与形成》一文认为：“词的来源，我们大概可以寻出两条路子，一条是把胡乐的调子原样底或者加以稍许改变底填进词去。一是采取民间已有——旧有或新生——的词，谱入乐里去。”[40] 同样是双重标准，作者审慎起见，用“来源”代替了“起源”。词的体式可以有不同的来源，但“起源”则是唯一的。一些关于“词的起源”的主张，正是将“起源”等同于“来源”，列出了多种可能，所以才造成了标准的多样性与结论的不确定性。
争论中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就是貌似公允的折中性过程论，即将“词的起源”描述为“词的演进”。如刘尊明、王兆鹏倾向于认为，“按照'生命发生学’的原理，应该更合理更科学地把'词的起源’理解为一个过程或一个时间段，而不是确定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这样，在'隋唐之际’这个时间段上来确立词的起源，也就显得较为严谨而逼真。”[41] 但是，“起源”不同于“演变”、“形成”，其本义是指“源头”，即特定的时间点，而非时间段。
“过程”说的观点用以解释词体起源或形成是有效的，如早在刘、王“过程”说提出之前，王小盾针对律词问题的争论，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词体的格律特征，事实上反映了一种文化积累：在民间辞阶段，获得歌调；在乐工辞阶段，获得依调撰词的曲体规范；在饮妓辞阶段，增加众多的改令令格；在五代以后的文人辞阶段，这些令格转变成由范辞或词谱所代表的格律。”[42]随着词体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其体式特征也随之丰富。但若认为“词的起源过程可以看作曲子辞的若干形态相更替的过程”，[43] 则有失准确。形态的更替是词体的演变问题，而非词的起源问题，词体形态的更替必然是在词的起源之后才能发生。因此，用“过程说”来解释“词体起源”（不同词体形态的主要特征的起源）或“词体形成”、“词体演变”更为合理。
长久以来，关于“词的起源”问题聚讼纷纭，正是由于对词的本质特征认识的差异，标准界定不一，从而造成了对话不在一个平台之上，自说自话，互不理服，持论也往往游移不定。当然，这也与“词”的命名有关。“词”之命名，以后起观念绳前人词作，忽略了不同时期词体的形态特征的差异，具有指称性，而不具有概括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使用的混乱。
五 从历史形态看词体起源
文体一般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或样式、体制），即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但对词体而言，它不仅是一种文本样式，还是一种历史形态。词从起源到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呈现了丰富的形态特征。与忽略事物的历史背景、阶段特性及演变规律的词体形式不同，词体形态是指事物内在本质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既有独特的历史形态和表达内容，又在某些历史时期呈现为比较稳定的结构特征，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稳定性保证了词体自身的独特传统被继承下去，历史性则使词体的内涵不断更新，被开掘出新的表达功能、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逐渐走向成孰和完善。
词是配合词调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格式规范的歌诗体裁。一首完整的曲子词至少包含曲体与文体两个层面：曲体是词的乐曲与歌唱形式，以词调为代表；文体是词的文本形式，以词格为代表。词调的独立，是词体成立的前体条件。“调同词不同”，众多文辞不一的作品系于同一词调，词调便具备了成“体”的初步功能。“词格”即词体格式，指早期词的大体规范，包括篇章、句式等构成词体的较为粗略的要素。当词格进一步精细到四声、平仄、用韵等声字层面，即为词律。历史上，词体的形成经过了三个阶段，即“词有定调”、“调有定格”、“格有定律”。
第一个阶段是“词有定调”，即词调的独立和约定。词调初创，一般是一首乐曲对应一种歌辞。当词调成为一种独立的曲体，人们普遍“按曲度词”、“倚声填词”之时，一首乐曲便对应了两种以上的歌辞。“调同词不同”、[44]“词有定调”，标志着词调独立成为一种曲体规范。
第二个阶段是“调有定格”。早期词“一调多体”现象较为普遍，即同一词调，在篇章字数、句式长短方面，表现为不同的体式特征。“调有定格”，即同一词调所配的不同的词，具有大体相同的格式特征，篇章字数相同、句式特征相似。从“词有定调”到“调有定格”，标志着词已从一种曲体规范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规范。
第三个阶段是“格有定律”。“律”，即格律，是词体在篇章句式基础上的进一步规范，包括词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随着词的案头化，词与乐曲、歌唱进一步分离，由音律的精细进而发展到追求字句的雕琢与形式的精工。文士们借鉴诗律文法来归纳和建构词律，并以词谱、词律等形式固定，完成了词体的格律化。从“调有定格”到“格有定律”，标志着词已从一种文体规范发展成为一种格律规范。
词体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词体的篇章、句式、字声等构成要素逐步规范的过程。完整的词体，不仅包括文本形式，还包括早期形态中的乐曲形式与歌唱形式。这些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唐五代时期，以词从乐，乐曲因素对词体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词调普遍是指乐曲而言。北宋时期，词体形态受歌唱形式影响较大，词调又具有歌法性质（如《高丽史·乐志》记载的令、慢、中腔、踏歌等歌唱类型）。南宋以后，随着词、乐分离，四声、平仄、用韵、句法等文本因素塑造了词体的形态，“词之为词在于其律”，词调又代指不同的词牌格律。
因此，“词的起源”不应当以后来的词体形态特征为判断标准，而应当从早期词体的形态特征即词调上探求，词调的确定应视为“词的起源”。词调的确定以曲调的约定为前提，标志着一种创作范式的确立。“词之为词的第一特征——'词调’特征或曰依调填辞的特征，在隋代已经出现了；它们是以中原和西域等地的音乐交流为产生条件的。”[45]“依调填辞”特征的普遍出现则是在唐代。据吴熊和统计，教坊曲演变为唐五代词调的有79曲，以五、七言声诗为曲辞的有30曲，入宋后转为词调的有40多曲。[46] 其中，“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录调四十七，见于《教坊记》者三十七调；《花间集》录调七十七，见于《教坊记》者五十四调；《尊前集》录调六十一，见于《教坊记》者二十九调。”[47] 词调的独立与约定，标志着“依调填辞”创作方式的形成，亦即词的起源。
“词的起源”是一个起点，而“词体起源”、“词体形成”则是一个过程。“词的起源”只是“词体起源”的第一个阶段，“词之为词”的第一个形态特征的具备。词起源之后，词体仍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词体起源”或“词体形成”意味着词体构成的不同要素的发展与嬗变，但词却不会等待这些条件都成熟、要素都具备之后才出现。“词”之一体的出现，正是由于本身具有了早期词体的形态特征，而非具备了全部（尤其后起）词体的形态特征。诚如王小盾所云：“起源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包含多种形态。如果仅依据其中某个形态去讨论起源问题，那么，尽管可以得出貌似有理据的结论，但它却是片面的，不能成立。”[48]
考察“词的起源”或“词体起源”、“词体形成”，既不能否认一定时期内稳定的词体形态的存在，也不能将词体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体式。“词的起源”是指词的来源或源头，它关注的是最初的词体形态的主要特征的发生与来源，具有唯一性；而“词体起源”或“词体形成”在本质上是词体形态的转换问题，关注的是不同时期的词体形态的主要特征的发生与演变，具有多样性。“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起源研究’之所以容易误入歧途，往往是因为学者们忽视了'历史形态’这个概念”，因为词的起源和戏剧的起源一样，“所面对的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对象在其间有过多种形态。”[49]虽然有时后起的词体形态比原有的词体形态更能概括和代表词体，但不是每一种词体形态的出现都能看作是“词的起源”。
总之，词的起源时期的形态特征不等于词体的全部特征，一种词体形态的主要特征，在另一种词体形态中，不一定就是主要特征。用“燕乐”说来解释北宋时期的歌词或明清时期的律词，用“均拍”说来解释唐五代时期的曲子词、明清时期的律词，用“格律”说来解释唐五代时期的曲子词、北宋时期的歌词，都未免方枘圆凿，不得其门。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将某一时期的形态特征看作是词体的全部特征，也不能胶柱鼓瑟，忽略词体的历史演变，更不能将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简单相加以概括词体。只有回到历史形态之中，用全面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看待词体，才能获得对词的起源、词体形成问题的准确解答，才能更好地认识与把握词体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
[1] 林玫仪：《词学论著总目》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第30-46页。
[2] 唐圭璋、潘君昭：《论词的起源》，《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3] 胡云翼：《宋词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第12页。
[4] 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词学》，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5] 龙榆生：《词曲概论》上编《论源流》，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6] 任半塘：《唐声诗·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7] 阴法鲁：《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l964年第5期。
[8]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9页。
[9]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曲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第60-61页。
[10] 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3页。
[11] 林玫仪：《由敦煌曲子看词的起源》，《词学考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43页。
[12] 龙榆生：《谈谈词的艺术特征》，《语文教学》1957年第6期。
[13] 李昌集：《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14]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四章，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15] 王国维：《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63页。
[16]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7] 施议对：《长短句合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18] 夏承焘：《令词出于酒令考》，《词学季刊》1935年三卷二号，第12-14页。
[19] 王小盾：《唐代酒令艺术》第四章，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20]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研究》上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21]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3页。
[22] （宋）张炎著，蔡桢疏证：《词源疏证》卷下，中国书店，1985年，第1页。
[23] （清）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4] （清）宋翔凤：《乐府馀论》“词实诗之馀”，《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00页。
[25] （清）徐釚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26] （清）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页。
[27] 洛地：《“词”之为“词”在其律——关于律词起源的讨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洛地：《“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8] 王小盾：《从曲子辞到词——关于词的起源》，《起源与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
[29] “声音之道，后来加密”，夏承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曾有考察，见《唐宋词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53页。
[30] 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序》，第1页。
[31]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全集》第16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80页。
[32] 胡云翼：《宋词研究》上篇《宋词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2页。
[33] 胡云翼：《宋词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第5、17页。
[34] 任半塘：《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35]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云谣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36] 任半塘：《研究词乐之意见》，《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9期，第20页。
[37]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9页。
[38]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39]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40] 姜亮夫：《“词”的原始与形成》，《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41] 刘尊明、王兆鹏：《词的本质特征与词的起源：词学研究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的阐释》，《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42] 王小盾：《从词体形成的条件看词的起源》，《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
[43] 王小盾：《从曲子辞到词——关于词的起源》，《起源与传承》，第231页。
[44] （唐）刘禹锡：《纥那曲》，《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60页。
[45] 王小盾：《从曲子辞到词——关于词的起源》，《起源与传承》，第233页。
[46]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词源》，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唐五代所用词调180首左右，另据本人《中唐至五代宫廷及教坊乐舞人员流散考——兼论其对曲子词兴起的影响》一文统计，至少有87首教坊曲演变成了唐五代词调。
[47] 吴熊和：《唐宋词调的演变》，《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48] 王小盾：《起源与传承·后记》，第413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