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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哲学家对人生的慰藉

六位哲学家对人生的慰藉

     当代有一位年青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他将自己定位为随笔作家。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作品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
 《哲学的慰藉》一书延续了德波顿作为随笔作家的定位,将哲学智慧从浩如烟海、艰深晦涩的高头讲章中请出来,用简约流畅的文笔加以阐释。他选择西方哲学史上的六位哲学家,从孤独、贫穷、受挫、身体缺陷、悲伤、困难六个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深刻的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位哲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如果把他们集中到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地点,让他们交谈,恐怕会一言不合就拔拳相向。但是,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旦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之、宣扬之。只要真理在我,就坚持到底,无所畏惧。

《哲学的慰藉》的主要内容是
1、苏格拉底用坚持理性思辨慰藉孤独
苏格拉底的思辨方法有六个要点:
(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
(6)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雕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雕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致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
同时他还认为:
“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受世人喜爱转向解释其所以然。……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最后,苏格拉底提醒我们:
“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
如果我们追随苏格拉底的榜样,努力做到永远听从理性的律令,即使承受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也会心安理得,从容自在。

2、伊壁鸠鲁用快乐观慰藉贫穷
伊壁鸠鲁学说的核心就是:我们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快乐?”同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健康?”一样糟糕。立即出现的答案往往是错的。我们灵魂对自身的病痛并不见得比我们身体对病痛陈述得更准确。
我们找医生是因为他们对肉体的疾病比我们知道的多。同样的理由,当我们的灵魂不适时,应该去找哲学家,并且用对医生的标准来评价他们:正如药不能治病就无用,不能解脱精神的苦难的哲学也是无用的。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解读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从而使我们免于制定错误的谋求快乐的方案。我们应该停止凭第一直觉行事,而应该先审视我们的欲望是否合乎理性,其方法类似一百年前苏格拉底用以评价伦理定义的诘难法。伊壁鸠鲁答应我们,哲学可以提出有时看来与直觉相反的病因诊断,从而引导我们达到优异的治疗和真正的快乐。
伊壁鸠鲁建议,必须把下列诘问法用于一切欲望:
如果我们所渴望的得以实现,对我会怎样?如果实现不了,又会怎样?
(1)设定一项追求快乐的计划;
为了假期过得快乐,我必须住在一所别墅里。
(2)设想这一计划可能是错的。寻找设定目标于快乐之间的关联不符的例外情况。有了所想望之物是否仍会感到不快乐?没有它是否可以快乐?
我花钱买了别墅是否仍会感到不快乐?
我不花这么多钱买别墅,假期是否可以过得快乐?
(3)如果能找到例外,那么所想望之物就不是构成快乐的必要和充足条件。
别墅里的生活很可能愁闷无聊,比如说,我可能感到孤寂无伴。
在帐篷里很可能过得快乐,假如我是和相知相爱的人在一起。
(4)为准确表述如何获得快乐,就要把例外考虑在内,从而对最初的计划在分寸上进行调整。
在别墅里感到快乐取决于同相知相爱的人在一起。
我不花钱买别墅也能快乐,只要我同相知相爱的人在一起。
(5)现住看来,真正的需求于最初的懵懂的欲望差别很大。
快乐的真谛在于拥有相知的伙伴,而不是华丽的别墅。
富甲天下解决不了灵魂的不安,也产生不出特别大的欢乐。

既然昂贵的东西不能带给我们特大的欢乐,为什么对我们还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呢?……对于我们不理解的需要,昂贵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的东西在物质世界中被仿造。我们需要的是重整自己的思想,却为新的货架所引诱。

在阐释了物质享受不能获得幸福的观点之后,伊壁鸠鲁开出了自己的《快乐需求清单》:
 (1)茅屋一间 (2)朋友一群
(3)避免有上级、受恩赐、勾心斗角
(4)思想          (5)自由
他认为,快乐可能得之不易。不过障碍不在金钱方面。
总而言之,伊壁鸠鲁认为:人的快乐不依赖于物质享受。在物质层面,只要不匮乏就好,不必有太多的追求。真正的快乐,主要来自于朋友、自由、思想这三个要素。人类应该分清快乐的要素和非要素,追求自然而必要的东西,淡泊自然而不必要的东西,放弃不自然且不必要的东西。如此,贫穷就无法对我们造成困扰。

3、塞内加用“与无常共处”的思想慰藉受挫
塞内加首先把哲学视为一种纪律,帮助人克服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
每一种挫折的核心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之愿。而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在塞内加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的、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塞内加把命运女神赐给他的一切(生命、权力、财富、名誉)都放在一旁,虽然从中享受乐趣,但也随时静候命运的收回。命运可以对人的身外之物予取予求,但人不能因此而患得患失,失去平静的心态。

4、蒙田用剖析个体经验慰藉身体缺陷
“当我身体健康,又逢阳光明媚时,我是个和善的人;只要有一个长进肉里的脚趾甲,我就会变得暴躁,脾气坏得谁也惹不起。”
蒙田认为我们之所以跟自己的肉体有那么多麻烦,部分要归咎于在体面的社会中缺乏坦诚的探讨。
“人类的生殖活动十分自然,十分必要,十分正确,它们究竟做了什么使我们觉得尴尬而难以启齿,把它们排除在严肃的、规矩的谈话之外?我们不怕说出'杀戮’、'偷盗’或'背叛’这样的词,但是另外那些词我们却只敢悄悄地在牙缝里嘀咕。”
蒙田认同泰伦斯的话:“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所以他认为:“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
蒙田着意要表现一个完整的人,塑造一个与多数肖像所造成的印象迥异的人的形象。所以他的书里包括他的膳食、生殖器、粪便、性征服和放屁——这些细节过去很少见于严肃的著作,对以理性动物自居的人的自画像来说是尖锐的讽刺。蒙田告诉他的读者:“他的生殖器是组成他自我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蒙田坚持认为,不论我们的生平多么微不足道,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洞见还是胜过从所有的古书中得出的知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自以为的更富有。”
他还说:“假如我是一名优秀的学者,我就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足够的令自己聪明的源泉。任何人只要回想自己上一次怒火发作的情况……就能比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感情的丑恶之处看得更清楚。只要回想自己生过的病,那些威胁生命的病和促成身体逐渐变化的一件件小事,任何人都会对以后的变化有所准备,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便是凯撒的生平也不如我们自己的足以为范例;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影响其一生的种种遭遇总不外乎在人身上所能发生之事。”
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

5、叔本华用对生命意志的察觉慰藉悲伤
叔本华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他同意蒙田的看法:我们的思想是从属于肉体的,尽管我们高傲地持相反的观点。
叔本华甚至更进一步,给我们内里的那种他认为先于理性,强大得足以歪曲一切理性的计划和判断的力量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生命意志”——其定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一“生命意志”可以使已经毫无生趣的人在遇到海难或重病时为生存而斗争。
他说:一切爱情的最终目的……比人的一生中任何目标都重要,所以人人都这样认真去追求是值得的。那么,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沟通感情也不是发泄性欲,既不为求知音,也不为求欢愉。爱情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对缔造下一代……对未来人类的存续和特有的体质起到决定性作用。”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我们自身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半,潜意识受“生命意志”所控制,意识服从于潜意识,却不能了解它所有的计划。意识不是一个自主的实体,而是只有部分视力的仆人,服从于一心想要生儿育女的“生命意志”。
“(智力)不能闯入意志决定的秘密工作室。当然它是意志的一个亲信,但不是知晓一切的亲信。智力所理解的只不过是促进繁殖所必需的那一点——也就是很少一点点.(它)始终……被排斥在意志真正决心和秘密决定之外。”
这种排斥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意识到的只是自己热切地希望再见到某人,而下意识地却是受到旨在繁殖下一代的力量所驱使。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自欺欺人呢?因为,据叔本华说,我们如果不是先昏了头,就不见得会同意进行繁衍子孙。
叔本华的意志论把爱情视为生物学上不可避免之物,是物种延续的关键,使我们对因爱情而产生的怪异行为采取比较谅解的态度。
叔本华的理论意味着:生命意志如何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我们的幸福.可以从一对情侣在做爱之后往往倍感无聊和惆怅中特别清楚地感受到。君不见,“交媾之后立即听到魔鬼的笑声?”
所以,有一天,一个假小子般的女人和一个娘娘腔的男人走向婚礼的圣坛,除了出席婚礼的个别叔本华信徒外,脸他们自己以及任何人都猜不到其真正动机。只有到日后,当生命意志的要求得到安抚,一个健壮的男孩在郊区的花园中踢球时,阴谋诡计才暴露。这对夫妇要么分手,要么在无言的敌视中共进晚餐。叔本华提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缔结婚姻中似乎总有一方必须牺牲,不是个人利益就是物种利益。”
不过他使我们毫不怀疑物种保证自己的利益的能力总是占上风:“下一代人的福祉是以这一代人为代价的。”
在叔本华看来,人类和鼹鼠一样生存艰难,但是他的哲学思想要求:我们在黑暗中掘地洞之余,一定要努力化眼泪为知识。

6、尼采将痛苦和幸福视为一体两面以慰藉困难
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按照传统的看法,智慧的生活总是与努力减轻苦难、焦虑、绝望、愤怒、自轻和痛心相联系的。但是,尼采意识到凡是谋求自我完成的人都应该欢迎各式各样的困难。
“如果可能的话——这'如果可能’实在是疯狂透顶的想法——你们不是想消灭困难吗?而我们呢?看来我们实在是更愿加剧困难,而且使它达到空前艰巨的程度!”
尼采虽然按礼数给朋友寄去良好的祝愿,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备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幸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
叔本华阐明:哲学智慧的精髓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审慎的人只争取摆脱痛苦而不争取欢乐。”
而尼采反对他的观点: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苦与乐如此紧密相连,谁想得到多少这一面,就必须尝到多少另一面……你可以任泽其一:是尽量少要快乐,简而言之就是无痛苦呢……还是尽量多要不快,以此为代价,得到迄今很少人享受到的丰富的内在的乐趣?如果你决定选择前者,宁愿减轻人类痛苦的程度,那么你也必须降低人类享乐的能力。”
人的计划最圆满的完成看来是与某种程度的磨难分不开的,我们最大乐趣的来源是与我们最大的痛苦别扭地联系在一起的:
尼采问道:“试看那些最优秀、最完善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请问有哪一棵大树长到这样骄人的高度没有经过风霜雨雪;请问,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最后,尼采提醒我们:“把痛苦的状态笼统看作应该予以消灭的对立物,是极端愚蠢的,总的说来后果是灾难性的……几乎与想要消灭坏天气一样愚蠢。

三位哲学家思辨,什么是幸福

  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提出过独树一帜的见解。在西方,除了宗教幸福观以外,基本上可以分为理性主义幸福观和感性主义幸福观两大派别。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理性的作用,贬低感性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感性主义幸福观则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重要性,贬低理性的作用,主张在感官、感觉的快乐体验中享受生活。

  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感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来修、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人。其中,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边沁的幸福观最具代表性,曾经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位哲学家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至善就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一,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伦理学方面作出了非凡的、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的著作对后来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学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幸福是终极目的。

  他认为:每种技艺、每种学科或者每个经过思考的行为和志趣,都是以善为其目的的。由于行为、技艺、学科种类繁多,因此,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目的是主导性的,有些目的是从属性的。在行为的领域,不是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否则,辗转相因,以至无穷,人的欲望最终会转入空无。只有那种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后的目的就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

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搞清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必须首先回答人的功能是什么。他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功能,人的眼、耳、手、足及身体各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人肯定也有其特殊的功能。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生物都有此功能;有感觉的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动物都有此功能。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想生活。

理性原理有两种:一是被动的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二是主动的具有和行使理性能力的原理。理性生活亦有被动和主动两种意义。人的功能,如果就是心灵遵循着或包含着一种理性原理的主动作用,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因为至善就是幸福,所以,幸福就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

三、德行非生于天性。

幸福既然是心灵完全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那么,什么是德行呢?亚里士多德接着对德行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德行包括理智的德行和道德的德行,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的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行。理智的德行是由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他说,德行的获得如同技艺的获得一样,是要通过行为才能实现的。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师,由于从事弹琴而成为琴师,由于实行正义而变成正义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宽大而变成节制和宽大的人。决定我们习惯和性格的是行为,同样的行为产生同样的习惯和性格。

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就是用以调适情感和行为的。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中则是德行的特点。在鲁莽与懦弱之间选择勇敢,在奢侈与吝啬之间选择慷慨,在无耻与怕羞之间选择谦恭,在傲慢与自卑之间选择自尊,如此等等,一句话,只有避免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贯彻中庸之道,才能获得幸福。

五、幸福是实践的果实。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光有德行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行付诸现实活动。他说,正像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桂冠不能授予美丽的人、健壮的人,而只能授予在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人一样,只有通过在德行指引下的理性行为,才能获得幸福。

六、幸福不是一时一事的事,终身幸福才能算作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燕子一个暖日不能构成春天,一日或一时的幸福,也不能使人成为幸福快乐的人。

七、幸福还需要好的外在条件为助。

有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财富、政治权力才能做到。出身卑贱、孤独无子、子孙不佳、相貌丑陋、遇到恶友、良友良子死亡等,都不易得到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点既有崇高的道德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有利于引导人们通过学习和训练增强智慧,提高理性思辨水平,通过理论思维和哲学思考去追求真理,在理智的主宰下,使生命获得最大的幸福;也有利于引导人们注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按中庸原则行事,作明智的、适当的选择,避免走极端,在和谐中保障幸福,享受幸福;还有利于引导人们破除迷信,破除宿命论观念,积极进取,勇于实践,在实践中主动地寻找幸福,体验幸福。

伊壁鸠鲁:遵循理性和美德是幸福的保障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年),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曾经在雅典创办学园,传播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柏拉图流传的学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伊壁鸠鲁的著作大多已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仅为一些著作残篇和几封信。伊壁鸠鲁在《致美诺西斯的信》中,深入地阐述了他的幸福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

他主张人应该按照是否有利于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自由地去寻求和享受人间的快乐,因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他说,幸福生活是我们的天生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高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二、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伊壁鸠鲁说,当我们说快乐是终极目的时,我们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乐的快乐,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断地饮酒取乐,享受男欢女爱,或享用有鱼的盛筵,以及其他珍馐美味,都不足以使生活拥有真正的幸福。他认为,快乐的量的极限,就是一切能够致使痛苦的事物的排除,在快乐存在之处,只要快乐持续着,则身体的痛苦,或心灵的痛苦,或并此二者,就都是不存在的。当某些快乐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痛苦时,我们每每放过这许多快乐;如果我们忍受一时的痛苦而可以有更大的快乐随之而来,我们就认为有许多痛苦比快乐还好。

三、遵循理性和美德是幸福的保障。

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摆脱偏见,就得学习自然规律的知识,学习哲学。伊壁鸠鲁说,使生活愉快的乃是清醒的理性,理性找出了一切我们取舍的理由,清除了那些在灵魂中造成最大的纷扰的空洞意见。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应该学习哲学。一个人如果能明智地、正大光明地、正当地活着,就一定能愉快地活着;一个人如果不能明智地、正大光明地、正当地活着,就不可能愉快地活着。因为各种美德都与愉快的生活共存,愉快的生活是不能与各种美德分开的。

四、要使灵魂平静,就必须消除对神鬼、对死亡的畏惧。

因为这些都会扰乱灵魂,使人难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伊壁鸠鲁认为,神不管人间的具体事,人死后灵魂也就随之消散了。因此,人用不着畏惧神鬼。他说,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既不把生存看成坏事,也不把死亡看成灾难。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一个人如果正确地理解到终止生存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五、要使灵魂平静,还必须克制对权势、对财富的贪欲。

伊壁鸠鲁主张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限度,过简朴的物质生活。他认为,渴望财富与荣誉这样一些愿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会使得一个本可满足的人得不到安宁。他劝告弟子们逃避公共生活,因为与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势成正比,嫉妒他因而想要伤害他的人数会随之增加。纵使他躲避了外来的灾难,但内心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有智慧的人必定努力使生活默默无闻,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

伊壁鸠鲁对幸福的定义奠定了人本主义幸福观的基础,其重大意义在于:否定灵魂不死说,反对把灵魂进天堂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后灵魂归宿的担忧,从而有利于把人们从各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肯定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有利于引导人们自由的满足自己应当满足的合理需要,在追求现世的快乐中享受幸福;有利于明确生活的根本目的,使人们在追求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快乐中,有衡量幸福的客观依据,不至于被财富、权势、美色所累而陷入痛苦的深渊;追求灵魂的平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也非常有利于保持心理平衡,预防和减少各种不良情绪对人体的损害。

边沁:幸福就是快乐

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边沁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5岁就毕业于牛津大学。1772年开始任律师,转而研究法学和伦理学。后来发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在这本书中,边沁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感性主义伦理学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以自己的功利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幸福观。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一、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是求乐避苦。

边沁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快乐与痛苦--的统治之下。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他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标准,一边是因果的连环。边沁还认为,求乐避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生活事实,我们不仅本能地倾向求乐避苦,而且我们的义务就是做能引起我们快乐的事,拒绝做使我们痛苦的事。人们应当把快乐自身当做目的而不是当做实现目的的手段来追求。

二、幸福就是快乐。

边沁说,功利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它表达一个事物使某些恶不能发生或导致某些善发生的性能或倾向。恶即痛苦,或痛苦的原因;善即快乐,或快乐的原因。凡与某一个人的功利或利益一致的事物,即为有助于增加个人幸福总量的事物;凡与某一共同体的功利或利益一致的事物,即为有助于增加组成该共同体的诸个人的幸福总量的事物。这样一来,快乐与幸福就有了必然联系。既然幸福是善,善是快乐,那么幸福必然是快乐。实际上在边沁看来,幸福、善、快乐是同义词。

三、快乐和痛苦是道德衡量的标准。

边沁认为,善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也不是高高在上为凡人难以达到的理想。善就是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能感觉到的快乐。边沁说:“当我赞成还是反对某一公共或私人行动时,我看的是该行动导致快乐或痛苦的可能;当我使用正义、非正义,道德、不道德,善、恶等词汇时,我只是将它们作为包含有某些痛苦和快乐的理念的集合术语。”他认为,只有给人精神上和感官上带来快乐的东西,才是善,才是美德。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就是快乐和痛苦。

如果曾经被称为美德的行为,其结果不是增加更多的快乐而是增加了更多的痛苦,那么,这种美德就是假美德,人们遵循这种假美德,必然会成为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曾经被称为恶的行为,其结果不是增加更多的痛苦而是增加了更多的快乐,或者它压根就是无害的行为,是某些单纯的快乐,那么它就不是恶而是善,应该从罪恶的名单中予以删除,并把它看作正当行为依法予以保护。谋求功利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

四、个人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幸福是其所有成员幸福的总和。

边沁认为,不了解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幸福,就不能侈谈社会利益和社会的幸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得不到满足,社会的利益和幸福就无从谈起。社会不过是代表着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的总和,因此,社会的利益就是组成社会的某些成员的利益之和,社会的幸福不过存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中。要保持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和谐一致,一方面要依赖于人民在追求个人幸福时,也能适当地考虑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另一方面要靠国家法律来保障。只要国家法律是妥当的和有效的,人们追求个人快乐的行为就不会成为社会秩序的障碍。

五、快乐和痛苦可以度量。

边沁认为,人们要想对自己的利益有比较清楚地认识,想要得到更多的快乐,就得很好地权衡和比较行为所产生的价值,通过对某个行为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接近性、生产性、纯粹性和广度七个方面的价值计算来衡量好坏,如果快乐的价值大于痛苦的价值,就是好的趋势,反之,则是坏的趋势。

六、政治是一种类似于会计事务的活动。

要计算利害关系人的数目,计算社会幸福总量和痛苦总量及其比重,并完全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来履行国家的职能。这就要求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工作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国家应该有一套以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为目标的法律,国家应该实行普遍的成年普选权,实行议会年度选举,应该扩大议会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国家权威的合理,证明国家权威不是特权阶层鱼肉人民的工具,而是人民利益的永恒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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