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真正的西湖诗

最初认识西湖之美是从苏轼的一首诗开始的，这首诗叫《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水波荡漾，波光闪闪，美轮美奂。即使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也是奇幻无比。西湖就像那位风华绝代的越国美人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扫蛾眉，同样风姿绰约。用绝色美人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人人皆知西施是个美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却只存在于个人心中。而西湖的美景不也是如此吗？这一出色的比喻，被宋朝人赞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西子湖”也成了西湖的别名。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苏轼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绝不仅仅是应景之作，而是与他的亲身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当时的西湖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危险，杭州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西湖一旦湮废，不但沿湖的千顷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而且西湖本身的鱼虾菱藕等也将丧失。当时，杭州是全国酿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西湖一废，酿酒业必定难以为继，朝廷也将失去巨额酒业税源。另外，杭州当时有茆山和盐桥两条运河，它们纵贯南北，都和江南运河相沟通，是杭州城市的交通命脉。在湖水充沛的时期，它们以西湖为水源，不仅河道通畅无阻，而且河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取用。但随着湖水的枯竭，运河就不得不依靠钱塘江水，结果是咸潮倒灌，沿河斥卤，而且大量泥沙会随着咸潮淤入运河，使运河每隔三年五载就必须疏浚，耗费十分巨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湖的湮废，杭州城居民将陷于苦水之中。针对这种严重的情况，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中，苏东坡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最深之处，建立了三座石塔，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淤淀。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于是又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东坡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清水遍全城。
    在苏轼的建议下，西湖内清淤的泥浆，垒在西湖的湖心南侧成为一道长堤，方便了群众出行、用水、养殖、种植，后人怀念苏东坡，把西湖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引人入胜，早已成为西湖著名的景观之一。而今我们漫步在长长的苏堤，风拂柳枝，赏一湖碧水，遥想千年前的苏轼带领杭城百姓热火朝天疏浚西湖的场面，怎不感慨万千呢？

     可以说，西湖，这一片荡漾的碧波凝聚了苏轼的无数心血。她是苏轼和成千上万的百姓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一枝奇葩。当自己规划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喜悦和激动恐怕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吧。苏轼对西湖的喜爱和赞美是发自内心的，西湖之美不仅在于她的形色，更在于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

     其实，这首诗还蕴含着苏轼的人生感悟。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非常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指责苏轼的过失。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来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亲友们的救援活动也在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共一百零三天，险遭杀身之祸。 而苏轼经此一事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黄州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并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21]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又遭到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于是他再次来到了杭州。

经过了这样一番大起大落、起起伏伏，苏轼对人生便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正像西湖一样，人生无论阴晴，都是美景，都应该细细地体味。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一首真正的西湖诗，它不仅是美丽西湖的写照，更是诗人人生的写照。西湖因为这首诗而增加了人文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