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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孔子的主要思想: A、 政治思想。以“礼”和“仁”为核心。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B、 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C、 文艺思想。 “思无邪”说 出处《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说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兴观群怨”说 出处《论语·阳货》,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 “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 “群”:使人和谐、团结。 “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 “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 “辞达”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辞,达而已矣。 “文质彬彬”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2、《论语》的文学特点。 《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辞约义丰。语言的深刻平实、含蓄隽永使《论语》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态。 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 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形象,此时的孔子还没有走上神坛,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论语》中所表现的孔子不但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见《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 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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