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秦汉时的传世遗物，经过学者的详细考订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以下三器：秦商鞅量、秦始皇及二世的权器、新莽嘉量。关于第一种，唐兰《商鞅量与商鞅尺》一文可以参考。第二种，可参看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至于第三种，则古今来考订之者尤众。薪莽嘉量，自三国曹魏时起，至清初，至少有过五次发现。今北京历史博物馆尚保存有完整的量一件，又残量一件。抗日战争前在甘肃省又发现新莽衡附权数件，可惜都残缺不全。新莽嘉量迭经清代翁方纲，吴大澄及近人马衡、王国维、刘复等作过实物校验以后，其规制已弄得比较清楚。但实测数值方面，诸家所得的结果往往互有出入。吴承洛的数字是据《西清古鉴》所记推算出来的，其数与刘复的实测数略异。杨宽同志认为刘氏的数字“自较精密，然犹不能无疑”。关于这点，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根本没有发言权。以下只是想从另一角度来讨论这些有关问题。
我个人很不成熟的意见以为度量衡史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求对实际数值进行检定，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光凭这点，并不能判断历代度量衡制度之有无变迁，更不容易论证其时代的特征。而且就度量衡制度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以下我试图通过对商鞅量、秦权、及新莽量三者的比较和分析，来说明我的这一论点。
在这里我想只举出万国鼎先生195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万著《秦汉度量衡亩考》(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根据前人对古遗物的实测结果，并自己用积黍法进行校验，把秦汉度量衡亩折合为今制，同时指出吴大澄所考定的周尺有问题，吴承洛所定周秦汉尺是错误的，这些点都做得比较深入细致，所得的结果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然而我不同意他对商鞅改制和王莽改制的论点和看法。据他的考订，晚周尺、商鞅量尺和王莽尺的长短是相同的，所以鞅、莽对度量衡制度都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他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划一全国度量衡，是用秦国原有制度，即秦孝公以来的度量衡制度，来统一全国度量衡的。汉代沿用秦制。王莽也只是用原有标准制来划一全国度量衡。”又说：“莽尺既同晚周尺，王莽对尺度还有什么大改革呢?商鞅量尺也和韩魏等晚周尺的长度相同，可见商鞅也没有作什么大改革。”(万国鼎：《秦汉度量衡亩考》第144、147页)我以为构成度量衡制度的并不只是数量这个因素，器物的形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鞅量为长方形，莽量为圆柱形，这一差异是应该给予充分注意的。即如南宋末年斛的形式，由圆柱形式改为截顶方锥形，这不能不承认是我国度量衡史的一大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对田赋的行政方面具有预防浮收的作用。
其次，度量衡器物制作之精粗也可以影响到度量衡的准确性，从这点来考察，鞅量是不可和莽量作比的。指导器物制造的一套理论到了王莽时才完备起来，并已见之实践，说详下。
再则，根据历史的记载，周以百步为亩，秦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万先生且确定它是秦孝公时改的(《秦汉度量和衡亩考》第162页)。怎能说商鞅没有作过什么大改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三件器物出现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不相同的。
我国社会，到了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代，已经发展到奴隶制的末期。当时各国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度量衡的情况也是非常紊乱和复杂的。统治阶级不只利用度量衡来作剥削工具，同时也运用它作政治斗争工具。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公元前六世纪齐国世族陈成子企图夺取齐国政权所运用的策略。当时齐国公室的量制，是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私室的量，则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他对人民放贷时，用的是家量(大钟)，收回货物时则用公量(小钟)。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方法，收买人心。卒之，陈氏达到了夺取齐国最高统治权的目的。稍后，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争取人心：“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两个例子都说明一国之内统治阶层可以各用自己的度量衡制，谁也管不了谁。经过政变以后，齐、楚两国都相继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奴隶主贵族的血缘纽带的统治也为封建主的地域纽带的统治所代替，这一转变在度量衡制度上也得到充分反映。
到了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有不少国家早已进入封建制的初期，但秦国是最晚的一个，直至秦孝公一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才“坏井田，开阡陌”，废除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度。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是同一年颁布的。此后便是秦国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之正式开端，而商鞅量之制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时秦国的经济情况是比较落后的，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通过政治的力量把市场制度建立起来，其事早于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尚未满三十年；迨统一度量衡后再过十四年，至秦惠文君二年(公元前336年)，然后“初行钱”，货币制度才初次成立，可见交换经济仍不甚发达。货币之出现，是交换经济已有相当活跃的标志。当物物交换已采取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度量衡早已存在了，但仍需等待货币的诞生，才可以免除直接交换的困难而达到货币价值形式的阶段。从这点来看，货币的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度量衡在交易上的作用毕竟比货币还更基本，还更重要，这因为，只有度量衡而无货币，交换还是可以进行的；若只有货币而无度量衡，则物品的单位数量及其价格均将无从确定，交换时的麻烦真不知有多少。
由于当时秦国的交换经济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商鞅所订的度量衡制度不可能很精密，器具的制造似乎也比较粗糙。《史记·商君列传》载：“平斗、桶，权衡、丈、尺。”上文有可注意者两点：第一，它说明了当时度量衡的订定还没有和乐律结合起来；其次，据《说文解字》云：“桶，木方(器)，受六升。”段玉裁引《月令》作注说：桶即为容受六斗之斛。总之，不管大小如何，只是木桶罢了。按秦量有木、匋、铜制三种，形式有长方、椭圆及正圆形。诏版四角有孔，以便钉于木量之上。故知其制作仍颇粗糙，且不尽划一。
今存世商鞅量为铜制之升，其旁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鞅造量铭文和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应为特别精制之器，但与新莽量制作之精巧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商鞅在秦主持变法，前后总计十九年。他所颁布的一系列的变法令，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秦国诸宗室的特权自然是他开刀的对象，度量衡制法之颁布的理由自然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废除私室的度量衡制，但实行的范围最多只能限于秦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中国后，便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的诏令，亦不过沿用商鞅的制度标准来统一战国以来各国度量衡不同的紊乱状态，志在于全中国范围内推行，这时已是封建主义进入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吴大澄所藏秦代权器共有四件，有三种重量，其中重量相同的有两件，一为铜制，一为铁制。
秦代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五年。汉兴以后，度量衡未闻有定制的措施，当仍承秦遗制，然经过二百余年间制度必又趋于紊乱。王莽的改制，便企图对此现象加以整齐划一，这时不但是中央集权制已经加强，而且封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新莽嘉量制作之精巧亦可获得证明。我国度量衡制之完备而具著于书的，实自《汉书·律历志》始，此乃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反映。
新莽嘉量，不仅是古今学者考证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三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修订度量衡制度时的主要参考根据。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空前完整的制度。按新莽嘉量的制度，正是与《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一·上所说：“用度数审其容”的原则相符。在这一原则之下，从尺度可以计算量的容积，并从而决定他的容量。新莽的制度，是度、量、权(衡)各分为五个单位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而度量衡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成相通的关系。这个标准器的制作，不消说需要相当高度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它标志着封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时期的成果。所以王莽的度量衡制度，不但后汉沿用，而且它的影响直至清代。
不但如此，王莽屡次对币制的改革，也证明当时交换经济之发达。古代泉学专家每用古币来验证古代度量衡制度，他们所用的不外是王莽的大泉和唐代的开元钱两种，因为在古钱中这两种钱的长度数是历史上比较精密的。
总之，从商鞅量、秦始皇权和新莽嘉量三种器物来作考察，不论其制作之精粗程度，及其所根据的指导理论之完整性(见之于可靠史籍的记载者)，都是各自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的，我们不能仅就尺度长短相同这一点事实，便作出制度没有改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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