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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三次改革: 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

阅0转02018-09-11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亚当·斯密《国富论》

关于政府在规划与调控一国经济活动时,究竟该选择市场还是计划的讨论从未停歇,纵使凯恩斯主义是现今世界的主流,但计划干预论者依然能用各种各样的事实和案例来证实市场失灵的存在。

那么,回顾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三次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找到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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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之议

汉朝,一个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及强大的帝国,自楚汉之争,历经文景之治,至汉武盛世,汉匈之战的主动权,逐渐从匈奴转移到了汉朝的手中,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也成功开辟了丝绸之路。

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收复河套并将河西纳入版图,促使“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又先后吞并南越、闽越、夜郎、滇国、卫满朝鲜等国,远征大宛降服西域诸国,使中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汉武帝时期奠定了汉地范围,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然而,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纵使国力强大的汉朝先后吞并南越、闽越、夜郎、滇国、卫满朝鲜等国,更是远征大宛降服西域诸国,却终究抵不过连年战争和版图扩大后大兴土木的消磨。

虽然汉武帝在位期间,听信了一位商贾之子的言论,采用了“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和“酒榷”等政策(即是对富人征收资产税,对国家经济命脉行业、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实行国有垄断,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但是国富不代表民富,汉武帝的这一次操作,也成为了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时代后的第一次国进民退。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于是乎,汉武帝的手段开始更加激进将和专政,进一步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似乎,一切都在维持原样甚至有所好转,然而关于国家垄断盐铁酒等商品的垄断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政策的争论声越来越多,直至汉武帝逝后六年,汉昭帝刘弗陵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然而贤良文学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桑弘羊却反对德治,主张法治。于是,以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工商业、施行官营垄断为核心的辩论就此展开:

贤良文学一方表示:

1. 国家办垄断了盐铁,实际上没有对经济做很大贡献,只是变相的争夺了人民的利益;

2. 国家督办的官营机构效率低下,生产的东西,质量差,成本高,而且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

3. 权力垄断下的官营机构造成了权贵经济,国家贫富差距必然拉大,国家阶级分化将日益严重。

桑弘羊则提出了更加尖锐的三个问题:

1.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对外战争、对外交往的开支从哪里出?

2.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如何维持政府运转,如果发生灾害,如何救助人民?

3. 如果国家不掌握经济命脉,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如何稳定社会?

这场辩论的最终结局,是放开了酒业官营,国进民退的现象自始至终也没有被改变,双方的担忧与顾虑也逐渐成为了现实。

不足百年,直至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正式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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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即使后者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然而,在“盐铁之论”的1000年后,同样的场景出现在了宋代的庙堂之上。

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由于宋代的经济制度是沿用汉朝的,并且官营商品的范围在原先的基础之上有所扩大,直接垄断了大量的资源、刚需和暴利类商品。当然,一些民生类的商品仍然让位于市场,使得民间的商业经济保持活跃。

只是,当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宋代政府的毛病也越来越多,同时,民间的怨声也越来越大,结果,随着冗官、冗兵和冗费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小战乱爆发得越来越频繁,国库竟然开始入不敷出了。如何扩大财政收入、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缓和社会矛盾……都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于是,神宗1069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放权派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干预派开始了又一次“盐铁之论”。

司马光对此提出:

1. 天下财富是有定量的,如果政府拿多了,人民自然就拿少了,政府集聚天下财富是祸国殃民之举;

2. 国家节省开销,减少资费,简政放权,财政短缺自然可以缓解。

而王安石则认为:

1. 中央应该把经济权力收起来,积极干预市场,刺激经济;

2. 在国家帮助百姓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国家再提高赋税,如何会损害到人民? 

最终,想要有所作为的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就此王安石变法拉开大幕,随后,在王安石的指导下,政府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其中,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政府完成统计采购和销售,并且参与价格的制定,不同在于,一个是直接垄断,一个是商品滞销时购入该商品,商品短缺时出售该商品;而青苗法则是由政府给农民放的低息商业贷,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用于解决农民买种时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之下,国库确实充裕了,单是熙宁十年(1077年)这一年的税收便“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超过5千石(之前最多1千多石),足足翻了5倍不止。然而,万事的初衷与开头都是好的,但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一旦没有把好关,就会越走越偏,王安石变法也逐渐走上了推动国进民退的道路。

随着均输法和市易法的推出,应运而生的发运使和市易司为了钱财,处处与民众争夺利益,甚至强买强卖(强制低价收购粮食和盐铁等,强制高价出售);青苗法则演变成了国家高利贷,利率极高,且强制农民进行贷款;再加上宋代由于国库充裕,造成官吏贪污腐败的现象严重。

至此,民不聊生。

同时,王安石变法还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被迫辞职。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然而,由于缺乏更好的对策,王安石变法虽被废除,但依然在施行和发展,整个南宋王朝就此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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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经济

中国第三次大规模意义上的民退与国进,发生在上个世纪初。

鸦片战争、清朝灭亡、军阀乱战、殖民、租界……是20世纪初中国的所独有的状况。一边是伴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发展,中国民间经济的快速发展,1912年~1927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另一边是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和党派之间的战争接连爆发。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枭雄乱世,不仅导致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党派政府的财政也逐渐亏空严重,当真如1949年上映的《三毛流浪记》所演绎的那样。于是,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后的蒋,想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随后立即颁布了《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和《建设大纲草案》,并逐渐通过瓦解商会组织、实行银行国有化、控制证券市场和利用危机收编各大民营企业,蒋重新将掌控国家经济的大权,握在了自己手中。

效果当然是有的,但由于随后的日军侵华和抗战胜利后接收敌方资产,国民政府的改革被迫中断,并且由于政府机构的冗杂(不仅有冗官、冗员和冗费现象,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资本的插手和工业萧条,经济改革的效果,最终还是出现了负面作用:

1.接手的民营企业成了僵尸企业;

2.国营企业官员的办事效率低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3.随意发币、大放水,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被拉大。

国民政府也曾想通过严查腐败问题,然而蒋在他的日记写到“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小岛,低效、腐败、通胀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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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国进民退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作为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横空出世,其中,亚当·斯密提出经济发展应当依靠“看不见的手”,政府只需要当好守夜人的角色。

哈耶克也曾说过,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

然而,不管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市场上,人们都忽略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有公正的法律,即政府有效的履行好了守夜人的职责。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成了最佳选择。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改革,也都发现了同样的事情:

1.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不平衡,出现财政亏空;另一方面民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

2.目的一是希望增加财政收入,填补亏空;二是减少贫富差距,富国稳民;三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3.都经过了应该要市场自由发展,但最终都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用集权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市场,实行资源垄断,强化国营机构权力;

4.短时期内都迅速增加了国库收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但长期则造成权力把握经济命脉,民间活力丧失,进而再对财政和执政产生负面影响。

每到王朝中期,遭遇财政危机和内部矛盾尖锐的时期,统治者总喜欢推行国营政策,且每次经济改革的结果都与初衷有所背离。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应该相信市场还是相信计划,这场讨论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的,计划干预论者也永远可以拿出无数的事实和案例证明市场失灵的存在。

但是,虽然计划干预论者可以举出无数的事实证明市场失灵,但只是证明了市场失灵的存在,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明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了吗?

所以,目前我们缺失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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