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不当初（一）

人生没有回头路，只是行差踏错了一步，也会对你的一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夜幕低垂，我按照L的指示穿上指定颜色的衣，手上拿着一份卷着的《星洲日报》，在八打灵再也车头等着。约定的时间一到，一名穿白长袖衣的中年人向我走来。我仔细一看，那不是阿棠哥吗？难道他就是我今后的联系干部？为了谨慎，我还是说出了接头暗语：“要看报纸么？”阿棠哥笑笑答道：“我不看星洲，我看南洋。”接头暗语对上了，来人正是我今后的领导。我从星岛来到马来半岛的第一天就听说了阿堂哥的名字，他似乎在中、南马的一些进步青年中颇有声望，后来也在吉隆坡与其见面，并去过他的家，见过他太太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阿棠哥领我到一间茶餐室，在外面较僻静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叫了两杯咖啡。他啜了一口咖啡，叹了一口气说：“你真糊涂竟会犯了这么大的错。等下我会载你到一个新村。我有一个从怡保来的朋友，他在附近的建筑工场当打理。他和五六个马来族工人在新村小镇上租一个房子，你就和他打工，和他一起住。”我嚅嗫地说“那什么时候可以上队呢？”阿棠哥又叹了一口气说：“本来像你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应该接受两年的劳改才可以上队。组织上在南马区新加坡干部的人格保证下，将你的劳改期缩短为半年。谁知你却在劳改期满，接到上队通知后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今后就不要再提上队了，先安心劳改吧。”我止住差点夺眶而出的泪珠，默默地点点头。阿棠哥接着慢慢地说：“看来至少要再劳改两年。”

喝完了咖啡，我坐上阿棠哥的么多车来到了距离这里不是很远的白沙罗新村。这是一个较有历史底蕴的新村，当年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活动的地方。所谓的小镇就是几间锌皮屋顶的木屋，一条小河流经镇中心。阿棠哥来到临河的一间破旧的两层木屋，敲了几下门，一个瘦小的老太婆打开了门。阿棠哥告诉她是来找阿志的。老太婆向楼上喊了几声后，就响起了“噔噔蹬”的楼梯板响声。

悔不当初（二）

一个个子和我一样高，瘦壮的年轻人出现在眼前。阿棠哥说：“这个'斗记仔’（广东话，小伙子的意思，我当年19岁）就交给你了。”阿志爽快地应道：“放心，我会好好地照顾他。”阿志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遵守地下组织的规矩，每到一地就换一个名字，因此告诉他我刚刚想好的名字：“阿星”

阿棠哥离开后，阿志说：“夜了，我先带你去冲个凉，然后上楼睡觉。”我拿了浴巾跟着他走到屋后一个浅浅的小河边。这条河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水泥箍弄起来的井，水从井里汨汨地向外流个不停，其实下面是被戳穿的自来水管。我很快地脱光衣服舀起井里的水从头淋下。一年的兵役让我习惯在同性面前裸露躯体，但这可吓坏了阿志，不禁叫了起来。我解释说我在军营，每天冲凉都是裸裎相见，习惯了。阿志连忙说以后你可不能这样，因为这里不只有男的来冲凉，也有女的来冲凉洗衣。冲好了凉，我和阿志上楼睡觉。楼上就是一个大楼板，横躺着三个马来人，一个华人。我和阿志也躺了下来。

建筑工地离这儿不远，阿志却还是骑着他的Vespa上工，我和那几个同屋一起走路去。路上，我思绪起伏，看来从今天起要学好木工手艺。我已被逐出组织生活，一切自理。在这两年的劳改里首先要要养活自己，没手艺如何养活自己呢？前半年的劳改，我只学会搬运木料，还没真正地拿起铁锤锤钉子，拿起锯子锯木板，从今天起不能再这样马虎度日。

阿志果然没有辜负阿棠哥所托，一开工就叫我跟着他。今天早上的工作是把昨天立起来的柱头模板称直固定。起初他叫我称柱头，看着秤砣我却无从下手。阿志见状就叫我帮拉，他来称。他说拉一寸，我却拉半尺；他说放一寸，我却一放就是好几寸。阿志生气了，叫我去一旁锯木料，这一锯就是一个多月，我只能怪自己没有劳动人民孩子那样灵巧的手。

锯了一个多月的木料，一天，阿志又叫我和他一起工作。这次是跑洋叉，即用顶住横梁模板的支柱，“Y”形架。起初他在上面，我在下面顶起一根根“洋叉”让他钉。他手脚很快，我的洋叉一顶上去，他就三几下地定好了。为了赶上他的速度，我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他在上面很不耐烦，后来叫我和他对换。我第一根洋叉还没钉好，他第二根已顶上来了。情急之下，我嘴衔住铁钉，省却伸手去身后的钉袋掏铁钉的时间。阿志却大骂了起来，他说铁钉有毒，怎能用嘴衔。结果是我又被调去搞模料，不过这次是钉模板，阿志要我练到三下就能把一枚两寸半钉锤进去。

悔不当初（三）

我们工作的建筑工地，本是一片橡胶园，在政府的发展政策下，全被铲平以建设中等住宅区，叫百乐新镇。外地工人的涌入，为古老的小镇注入了活力，繁荣了起来。其实，像我们这样在小镇上租房的并不多，多数是住在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人棚，尤其是印度裔工人。

正如阿志说的，在我们租屋后面水井冲凉的也有几个马来族妇女和印度族妇女。华族妇女多数是在自家屋子里冲凉，但也有例外。我们屋旁小河对面的一个华人家庭的女儿，年近三十，还未出嫁，也经常在下午五六点，人们冲凉的时候到这里来。她来这里主要是来洗衣，洗完衣也就顺便冲个凉。她既勤劳又孝顺，白天在工厂工作，傍晚回来帮收别人的衣服来洗，洗了衣，冲了凉，还要在家里熨当天晒干了的衣服，一天忙到晚。她家的窗口对着小河，她每晚在窗前熨衣，我们坐在租屋屋前的板凳都可以看到。和我们租屋同一排的还有一家华人理发店，一家印度人饭店。我们租屋的斜对面是一家裁缝店，裁缝是老板娘，又年轻又漂亮。老板却还另娶一个印度妹，专门帮他酿制椰花酒，卖给在附近建筑工地的印度裔杂工。每天傍晚就可以看到在他们家后门，一群印度人排了长长的人龙，等买一小杯的椰花酒。

七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是与一名小孙子相依为命，那名小孙子正在念国民型高中。老太太是客家人，祖孙俩平时用客家话交谈。吉隆坡盛行广东话，小孙子因此也会说广东话，但不会说华语。

据说，我刚来到时的表现颇令房东老太太吃惊，她看到我每天冲了凉，吃了饭就坐在屋前长板凳上，双眼凝视屋旁小河的河水发呆，而且一发呆就是两三个小时，然后就进屋上楼睡觉。她甚至还很担心地问阿志我是不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老实说，刚到的那阵子，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L站着，对躺在地上的我凶神恶煞地喝问道：“你带了几条狗回来？”还有就是，一连几晚坐在牛奶箱前，在摇弋的烛光下面对着一支原子笔和几张白纸，被迫写检讨稿的情形。我从来没写过，不知怎么写，最后也没写出一个字。下场就是被逐出生活小组，来到这陌生的地方。刚来乍到，我就天天看着河水责备自己，过了一段时间，与当地一些青年建立了友谊，有了一些活动，才渐渐释然。

悔不当初（四）

阿棠哥已经一个多月没联系我了，按规定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应联络一次，这令我感到焦虑。正好这时报纸上大事报导在森林中发现一队因饥饿而误食了毒野果而身亡的六突队员，一共是六个。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我很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打算不顾组织规定，直接到阿棠哥家去问个究竟。

阿棠哥家在一处胶林边，是一间锌皮顶木板墙的平楼。阿志用他的Vespa载我去。去到时只见他坐在屋前长凳上和两个幼儿在玩。见到我来，他颇感意外，连忙叫妻子来照看两个幼儿，把我拉到屋后胶林去谈。我对他没和我联系表示不满，他却似乎有难言的苦衷。我问他关于六突队员因饥饿误食毒果的新闻，他说他也正在向组织上求证，但还没回音。临别时，他跟我约定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过了几天，我们的租屋来了三个霹雳州的青年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七岁，就是震红。两个较大的，年龄与我相仿，一个戴眼镜的叫阿宏，另一个比较大个子的叫阿叶。他们是阿生（人称“矮仔生”，也就是小坚，浩然的爱人）带来的，阿生拜托阿志帮忙安置这三人，等他找到住所和工作后才把他们带走。阿志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住，也在同一个工地工作。不多久，阿叶就在我们租屋斜对面的裁缝店当工人，原来他家也是裁缝店，他也懂得裁剪衣服。后来，我的衣裤都在这家裁缝店定制。

阿生在阿志的介绍下，从我们的包工头矮仔那里承包了十几间花园屋来做，成了三手承包商。矮仔是二手承包商，得到优厚的价格，因此他根本不用亲自下工地工作，每天就是开着他那漂亮的轿车来巡看一两遍。因为有他的打理阿志在，他并不担心工人会偷懒。阿生承包的工程就在我们隔壁，由于价钱低廉，因此他虽说是承包商（三手）但也要下工地亲力亲为。阿生承包到工程后，震红就过去和他一起居住和工作。至于阿宏他则离开了我们，到其在吉隆坡的亲戚家。

我们工地的二手承包商“矮仔”，长得矮矮胖胖的，两个眼睛被脸上的肥肉挤得难以打开。当时政府正鼓励马来人当建筑工人（主要是当熟练工人），作为华人的传统的行业，那些小包工头都不想请马来工人，以免将来马来人坐大了，被挤出这个行业。矮仔却敢于带头请了许多马来工人。其中有我的三个同屋，这三个同屋的马来人各有各的故事。年纪最大的我们尊称他“巴仄”即伯伯，因为他年近50。他是因为想娶多一个年轻的老婆，却被现任老婆反对而离家出走。另外两个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叫阿末，是高中生，在家乡霹雳州当了几年文员。当他的父母要他与一名他从未认识的当地女子结婚时，他就离家出走，以表示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抗。阿末五官端正，比我稍微矮些，平时总是对人微微笑，话不多。我的马来话主要是跟他学习的，他懂得一些英文，我就用英文跟他学马来话。阿里则整天畏畏缩缩，似乎有隐情。原来他本是一个外资大机械厂的员工，与里面的几个工人合伙偷了厂里的机械去卖。在警方的通缉下,跑来这里当建筑工人避风头。但天网恢恢，最终还是被警方捉回服刑。

除了这三个马来人，还有客家话说得非常流利的“客家末”，广东话一线过的“广府里”。据说客家末是在客家村长大，他身体健壮，做工很拼，不大说话。广府里在广东村长大，为人轻佻，多话，做工总是七天三工半，经常请假。这两个都很年轻，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华合和巴明。他们的年纪约四十多，巴明的名字里有一个“明”字，由于年纪大，就称他“巴”就是“伯伯”的意思。他是退伍军人，经常穿着浅青色的旧军衣，身体略胖，平时总是露出慈祥的脸色，却不太和别人交谈。华合喜欢与人交谈，嘴上留着短而密的胡须。我跟华合混得很熟，一些木工的技术也是向他学的，可以说是我的木工师傅。

当时的建筑木工的日新是：杂工每日六、七块；小工八、九块；中工十、十一块；十二块起就算大工。我初到时的工资是日薪八块，做了几个月学会了一些木工手艺，但工资却一直没涨。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得九块日新，于是就去找包工头矮仔谈，希望他给我涨工资。

悔不当初（五）

向矮仔要求加薪的请求以失败告终。当我鼓足了最大的勇气向他提出加薪要求时，他马上说：“你一个斗记仔（年轻人），没有家庭牵累，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心想我现在做的已是中工（半熟练工人）的工作，你就应该给我中工的薪资，而我要求的加多一块，即九块，也还是小工的薪资，本不为过。况且八块日薪，如遇到雨天多，生活上也就捉襟见肘了。矮仔见我不出声，便又接着说：“最近工不跑，做得又是赔钱的'跑天面阵’，等过了这阵，比较有钱赚，我会加你薪的。”总之就是现在加薪没门。

就在这个时候，毗邻工地的震红却跑来鼓动我过去跟阿生干。他说阿生看到我做工很拼，很希望我能和他干。震红还说包你日薪10块，他说他自己现在就是领的十块日薪。我本来觉得要离开矮仔就应该走得远远的，在他的三手承包商那里工作会不会令他难堪？我于是又鼓起勇气去告诉矮仔我准备辞工。矮仔一听，有点愕然，连忙说那我马上加你薪资到九块。我坚持辞工。我觉得矮仔不是个好工头，我们流汗让他过舒舒服服的生活，还让他可以时不时到合艾花天酒地，但只要他加薪一块却难如登天。矮仔听说我是去跟阿生打工，嘴上说不在意。

在阿生那里工作心情舒畅，阿生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生的工程接近尾声。这时，矮仔似乎是想报一箭之仇，要求阿生清理工地。这本来是水泥承包商的工作，阿生据理力争，矮仔以不给尾款为胁迫阿生就范。

另一方面。我自从上次直闯阿棠哥的家后，与他定下下次接头的日期和地点，他如期赴约，但过后又音讯全无。我开始对他感到失望，我准备离开他另找组织。我定下了一个计划，一边到各地去打工，一边寻找组织。我的第一站是巴生港口，准备在那里做一两个月工，储了一笔钱就北上彭亨州，六突在那里的活动很活跃，寻找地下组织可能会较容易，我甚至想直接闯入彭亨森林寻找解放军。计划已定，我找阿生辞工。阿生听到我执意去巴生，便说：“这下半月的工钱我现在无法给你，因为矮仔扣押了我的尾款，等我拿到了尾款我就送去巴生给你。”我答应他，与他约定在巴生见面的日期和地点。

事与愿违，我在巴生港口的处境非常不好，我工作的建筑工地建的是油棕厂，横梁和柱子主要是用巨形的工字铁，需要木工做倒水泥的模板部分很少。由于工少，经常休息，可说是“七天三工半”，生活过得很拮据。

很快就到了和阿生见面的时候。阿生把他欠我的工钱交给我。然后了解一下我在巴生的生活，知道我生活遇到的窘境，他问我想不想回来吉隆坡工作，他可以帮忙介绍工作给我。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也就答应了。谁知阿生接着却突然说了一句：“阿棠哥想见你。”我一时愣住。阿生随即交给我一个小纸条，是阿棠哥的亲笔信，写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回到了吉隆坡，我在阿生介绍的大学园建筑工地工作，这里建的是吉隆坡人俗称的“花园屋”，是半独立式的。到了约定的接头日期，我准时赴约。阿棠哥见了我，了解了我的近况后即表示组织上要他把我转移给另一个干部。他给了一个写有接头时间、地点及来人穿着的字条，并口头告诉我接头的暗语。

接头地点是在吉隆坡卫星市八打灵再也的一家戏院。我如期赴约。接头时间一到，一个穿着与接头字条上相符的年轻人出现了，我很吃惊，怎么会是他！但我还是行礼如仪地说出接头暗语，来人笑笑说：“免了，免了，我就是。”

悔不当初（六）

来人竟是是阿生。接了头，他提议到我的住处去谈。我是和震红一起在大学园工作，我们两个住在工地一个的小棚子里。阿生用他的Vespa载我回到工地的小棚子，震红（后来得知他是组织的交通员）知趣地走出外面。阿生跟我分析了目前的时局，革命战争的烽火已燃遍了马来亚的五大州。他说现在好些进步青年都要求上队，但是部队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前些时候就有几个六突队员因为粮食缺乏而饿死在大森林里，你想上队就必须要有思想准备。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上队之前让你在工人队伍里接受劳动改造是有必要的。他说他对我在这段期间的劳动表现很赞赏，但觉得我还必须认真地向工人群众学习，改造好思想。

谈着谈着，阿生突然单刀直入地问：“当你接到上队通知时，为什么偷跑回新加坡？”

这是组织上第一次有人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过去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要我深挖灵魂深处，狠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我缓缓地回忆说：当我接到上队的通知时，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想上战场，我想打仗，现在终于能实现了。但在远赴战场前，我觉得我必须先做一件事，那就是和父母正式告别。虽然当时越战胜利后，整个东南亚形势大好，许多人都认为只须五六年，整个东南亚就会一片红，但此去毕竟要冒着在枪林弹雨，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就此血染森林，埋骨大青山。

我之前离开新加坡是事出突然，虽然临走前回了一趟家，但那是因为要回去拿出生纸，以便第二天到移民厅办理来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护照。当时，母亲看到我突然回来，有点错愕。因为我一般是周六下午才回来，周日晚上又倒回军营。我记得那晚是星期三，我从来没有过平时回家，而且又只是回来一阵子。我告诉母亲我是回来拿我的出生纸，因为军方要。母亲不疑有他，找出我的出生纸交给我。我拿了出生纸就想离开，母亲切了一个橙，叫我吃了橙才走。吃橙的时候感到鼻子酸了起来。母亲还在一旁一个劲地问这个周末还回来吗？我不敢开口回答，怕她听到哽咽声，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在眼泪还没夺眶而出之前赶快离开。……所以接到上队通知后，我想弥补之前的不告而别，回去好好告别。

阿生说：“你很幼稚啊！上队通知是不能随便向人说的，你怎么能去告诉你的父母？”

我认同地说：“是的，但是当时我的确有回想去告诉父母的冲动，或许是少不更事吧。”自嘲完了，我接下去说，我知道组织上不会允许我这个请求。刚好当时马六甲有一个活动，我们这个生活小组的成员也要去参加，我身份不合法，不能去，被留了下来。于是他们前脚走，我就后脚溜回新加坡。跟父母说清了情况，我感到一身松，高高兴兴地回到吉隆坡等待上队。”

阿生忍不住插话说：“你父母不反对你上队吗？”

我答道：“母亲一直劝我回去军营，她说她朋友的一个当军官的儿子知道我在军营发生的事后，曾告诉她有办法帮摆平这件事。我告诉母亲我在军营里发生的事已经和政治扯上关系了。母亲一听就不再说什么了。她知道和政治扯上关系将会是什么后果，等着我的是那进去容易，出来难的'明月湾’，她怎么忍心让我去蹲长牢。”

“那你为什么又第二次跑回新加坡？”阿生问

唉，一言难尽！

悔不当初（七）

与父母告别后，第三天早上回到生活小组，我很高兴地向L报告了一切。L还很关心地叫今天就别去上工了，在家休息，他还叫观俊陪我。我休息了一下，中午吃了饭就说要去逛书店，观俊却要和我一起去。我在书店买了几本书，傍晚我看书累了躺在地上休息。L回来了，一进房门恶狠狠地指着躺在地上的我喝问：“带了几条狗回来？”我当时整个人愣住了，一时反应不过来。等到醒悟过来后，感到自己被侮辱了，流着泪分辩说我真的没有'投敌’。”

但更糟糕的是第二天L接到新加坡地下组织的通知说我外婆近日会来吉隆坡见我。我在回来吉隆坡之前，母亲曾要求我在上队之前和外婆见一下面。外婆有个弟弟在文良港，离开吉隆坡不远。她想来吉隆坡见我，顺便看看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公。我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回来之后也就没和L说，其实也怕L会阻止我和外婆见面。L非常气愤我的隐瞒，并认为我可能不只隐瞒这件事，对我表示极端的不信任。我受不了，竟赌气又跑回新加坡。

“你这可是一错再错！”阿生忍不住批评了我。“那你回新加坡准备怎么办？”

其实，当时只是赌气也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只能暂时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父母认为我在新加坡迟早会出事，最后找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商量。送我北上的地下干部答应，如果我能承认错误就安排我回吉隆坡。他们约我在女皇镇接头，我出门之前，母亲说如果他们要你马上离开新加坡，你就回来告诉我一声。

我在女皇镇见到地下干部，他带我到新加坡大学校园——肯特岗，在校园的一角，找了一条石凳，坐在那里。我们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一边深谈。他指出我违反了组织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只能承认错误接受组织处分。我承认了错误，并答应接受处分。他要我马上离开新加坡倒回吉隆坡。我提出母亲的要求，他不答应，要我立刻跟他北上。

回到吉隆坡，他把我交给中马区。我原本的生活小组已搬离双溪威的租房，在一个废矿湖旁的印度人聚落租了一个没水没电的木屋。傍晚放工回来，须到不远处的废矿湖，用那浑浊的湖水洗浴。早晚餐用麦粉煎成一大片的“Japati”(印度人食品)包着沙丁鱼吃。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更苦的是，每晚L都会在一个牛奶箱上（屋内没桌椅）点上一根蜡烛，放上一支原子笔和几张白纸，要我写检讨稿。我流着眼泪说我已经知道错误了，但检讨稿我写不出。L不依不饶，说不写不行。这样过了几天，L见我还是不肯写，就说我不能与他们在一起了，要把我转移给另一个干部。

阿生听完了我的故事后说：“组织上已经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就先在劳动群众中接受锻炼，改造好思想，上队的事就以后再说吧。”他提醒我现在有好几个地下组织在活动，叫我要小心，别上错队。

阿生定期联系我，给我学习资料，和我讨论学习心得，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我在大学园工作期间，见到许多同志，他们有从霹雳州来的，也有从万津来的。其中有汉峰、“鬼见愁”（万雄）和他太太、振新和他弟弟等十多个。阿棠哥也在这里承包水泥工程，他的弟弟，人称“拼命三郎”的也是他的工人，且是最得力的工人。我假装不认识阿棠哥，我和他在众人前从不交谈。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有一个万津来的学生妹，身材很胖，但身手敏捷。当时女生多数是当泥水工，她却是个木工。一天，她肩托木方在一条刚拆了木模的四吋半宽的水泥横梁上熟练地行走。当上包工头的鬼见愁摸着自己的胸口，叹着气对一旁的我说：“我真担心哪！”我说：“你不用担心，她走得很稳，不会跌下来。”鬼见愁哭丧着脸说：“我是担心我那还没完全凝固的水泥横梁会塌下来。”

转眼间，春节要到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喝了收工酒准备回家过年。我可犯愁了，我要回那里过年呢？别人问我家乡在哪里？我一般是说在昔加末。昔加末离开新加坡不远，我服役期间曾到过那里几次，有点印象，那里也有福建人。但我可不能去昔加末过年，我在那里一个朋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