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路上的海船
船是浮动的桥，维系着江海的往来，承载着时光流淌的印记；桥是搁浅的船，连接着两岸的交通，传递着岁月更迭的痕迹。船，可以把我们送到历史的彼岸，就如泉州港畔的那条宋代沉船。
当古人为江所阻，望洋兴叹时，如何渡江过海便成了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强烈企盼。于是，捆竹为筏，凿木成舟，剡木为楫，从此舟楫为马，江海可渡，人类的生活半径也因此不断扩大，人类的文明足迹也因此涉及蛮荒之地。从独木舟、竹排筏，到江河舟楫、远洋海船，人类文明的历史一直被刷新改写，可以说从舟船的演化可以看出人类进步的轨迹。
中国的造船历史源远流长，1973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只雕花木桨和两件陶船，证明了7千多年前的古人就以舟楫漂浮于江河。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那一百多种不同类型的船模，载着我们的思绪从远古一直飘忽到现代，于是关于海洋的传奇让我为之震撼感慨！据说，4000多年前的越族人，就乘着那一种带帆的竹筏子，飘洋过海，迎风搏浪，到过台湾，到过南海岛屿，最远抵达美洲。但这毕竟是传说，并无实证。
从隋唐开始，泉州造船业随着海上贸易的拓展而兴起，并迅速成为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唐时，泉州港已是南海诸国蕃舶常泊的港口，与广州、扬州、交州并列为当时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五代时，泉州刺吏王延彬有这样一段话：“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留从效治理泉州时，“陶瓷铜铁，远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那个时候，泉州人就懂得船发番国，兴贩西洋，以取金贝。海外交通的发展，促使泉州城的发展，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三人在任内都主持扩建泉州城，把唐代原来周长仅三里的泉州城，扩展到周长二十里，城门也从四道增至七道。留从效环城遍植刺桐，从此泉州伴随着那艳丽的刺桐花红而闻名遐迩。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东段极其重要的港口
宋代诗人谢履有诗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诗歌形式吟诵了泉州那段造船通洋的历史。同时代的吕颐浩如此记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说明泉州的造船业在中国已居首要地位。到了元代，泉州刺桐港已跃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成为全国造船中心也就顺理成章了。宋元时期，泉州有许多造船厂和修理船舶的船坞，主要分布在滨海地区，在造船工艺上也属世界一流，海船大量采用了钉榫接合技术，并懂得了水密隔舱技术，泉州制造的海船具有船身巨大、结构坚固、载重量大、抗风力强的特点。有人这样描述泉州海域上的乌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逐浪，都无畏惧”。
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世祖“以征日本，敕泉州、扬州、湖南、赣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第二年，又命泉州、扬州、隆兴（南昌）等地“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这种木壳海船，即便以今日的眼光看，仍然具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效果。
公元140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他带领两万多人、两百多艘福船组成浩浩荡荡的船队，从泉州湾扬帆起航。郑和船队中的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大部分就是泉州制造的福船，福船具备抗沉性、快速性、操纵性、稳定性等功能，载重量为500吨以上。史料可查：郑和乘坐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承载七千吨，史称“九桅十二帆”，那或许是世界上最豪华的船队吧。上述的史料虽然枯燥乏味，但从数字去猜想，我们的脑海中仍可浮现泉州湾那“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风采。
明初，贯于骑马打天下的朱元璋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畏海”心病，于是屡屡颁布“片板不得下海”、“寸货不得入番”的禁海令，于是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走向末路，明成化十年（公元1475年）清廷又取消了泉州市舶司，繁华400多年的刺桐港渐渐归于沉寂。从古至今，闽南人就有爱拼敢羸的天性，他们临汪洋而不惧，搏风浪而前行，船就是他们驰骋海疆、打拼天下的骏马。虽然官方实行海禁，在闽南一带私商却禁而不止，民间海船仍不绝于大海。
明朝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这样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兑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虽然“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但仍敢冒海禁之险而入海。到了明末清初，闽南人叱咤风云、闯荡海疆，其亦盗亦商的海上贸易网络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并一度控制了东海至南海的制海权。而就在泉州刺桐港南端拐角处的安平港则趁此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漫长海岸线上一个最为繁忙的出海口，这其实就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一次延伸，有些学者认为，安平港的繁荣程度甚至不亚于宋元时期的刺桐港！
安平港的繁荣是泉州海外贸易由官而私，由进而出的转折点。安平港在石井出海口往西10公里处的安海古镇，安海距郡偏远，扬帆即通海，安平商人极尽海上贸易之能事。明代泉州人何乔远曾这样评价：“徽州以一郡，安平以一镇，其贾行遍天下者，安平人却与徽州人相类”。其时，郑芝龙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石井澳为据点，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起初船只仅数十艘，至天启六年（1626年）已有120艘，崇祯间（1628－1644年）竞达千艘，私商倚其护航，成为纵横东南的海上霸主。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又在泉州设立造船厂，修造水师战船，当时造船场遍布晋江至惠安沿海一带，如丰泽的后山、后渚、法石和城南的车桥、新街，晋江的石湖、东石、祥芝井仔山、永宁梅林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闽南人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近四百年的历史，闽南人打造的海船也驰骋在广袤的海域上。
那天黄昏，我骑行在泉州湾畔，站在美山古渡，眺望晋江入海口一片云蒸霞蔚。此时海潮已退落，现出大片滩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盛况已成历史，就连涛声也渐行渐远了。在晋江下游的江岸边，一大片的大米草漫延成一大片的草地，很有与江水争半壁江山的气势，江边斜卧着几条残破的木船，又好似在怀念那些搏风击浪的日子。在晋江两岸，在泉州古城，有关海丝的古迹星罗棋布，但如不费一番口舌就很难让人知晓那些辉煌的过去，而关于海丝的传说或许因时间遥远而显得有些虚幻。如果说，人是渔船上的主角，那么船应是丝路上的主角。然而，丝路上的船早随时间的流水一去不复返了，它们或解体在汪洋大海中，或湮没于时间淤泥里，甚至残破得难以修复而成了炉灶內的柴火。而当我走进泉州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独对着那艘出土于1974年的宋代沉船时，我不禁心潮澎湃，是的，这艘古船以实物的形式让我触摸到泉州刺桐港那些与大海相关的往事。
工人在福建泉州後渚港挖掘宋代沉船（攝于1974年）。 新華社發（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提供）
这艘宋代古船是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滩涂中发现的，古船的挖掘颇具戏剧性。1973年，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泉州人庄为玑和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员到刺桐古港考古，他们无意中听到一件“怪事”，有渔民在后渚港边的滩涂底下挖出大量“木柴”，这些木柴状似船板，渔民劈开这些木头想当柴禾烧，可因在海中浸泡太久，木柴久烧不着。庄为玑听到此事灵光一闪，这莫非是古代沉船？于是立即赶到现场实地考察，很快确认这是一艘古船的残骸。
经考古挖掘，出土的古船只剩底舱部分，占原船的三分之一，船楼及桅樯部分大概已坠入大海，或被人挖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讯息相对闭塞的岁代，但这仅存的残船仍引起轰动效应，震惊了世界。据测量，古船残长24.20米，宽9.15米，是一艘方艄、高尾、尖底的福船类型的海船。考古专家还在船上发现香料、药物、胡椒和铜镜等珍贵文物，于是推断这艘古船应为从东南亚返航的泉州商船。在船的主龙骨与尾龙骨、主龙骨与艏柱的榫合处，发现有七个小圆孔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孔中各放铜、铁钱一枚，下部一圆孔最大，形如满月，内放铜镜一面，象征“七星伴月”。这些圆孔有个名字叫 “保寿孔”，那是闽南造船的习俗，意在“纳福辟邪”。又在船尾舱发现一把竹尺，专家认为那是“量天尺”，用来测定恒星出水高度，以判定海舶所处的纬度方位，这说明“牵星术”已在当时航海中普遍运用了。古船有13个舱，各舱中间有隔板，与船壳用扁铁和勾钉接合,增加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并具有隔水作用。这种船舱称水密隔舱，是中国造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考古人员在淤泥中清理出96件木牌签，上面注明了每件货物的出处与去处，由此推测此船可能属管理宋宗室的南外宗正司所有。接着又清理出铜钱 504枚，这些铜钱最晚的为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所铸，因此古船沉没的时间应在景炎二年(1274)左右。而更有趣味的是在船舱中出土了木制象棋子共20枚，上书“将”、“士”、“象”、“车”、“马”、“炮”、“兵”等名目。刚出土时象棋子上的墨色仍清晰可见，可出土不久便在空气中氧化模糊了。我想，在漫长的海路颠簸中，这些棋子可曾消磨船员们多少无聊的时光？又可曾给船员们带来多少难得的欢愉？
1979年，这艘宋代古船经部分复原，船长34米，宽11米，并被移至开元寺东侧的“泉州湾宋代海船陈列馆”展示，同时展出的还有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石、木、铁大型锚具。其中，一具明朝的四爪铁锚吸引了我的眼球，这铁锚残长2.78米，锚爪对角距2.18米，重达758千克，是1981年在泉州湾的海底打捞出来的，站在这具巨型铁锚前，我可以轻易地摹拟出古船的巨大，是的，这些展品是泉州海外交通史的有力佐证，它真实地还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2014年10月1日，泉州湾古船馆经过三年的闭门整修，赋予新的科技手段，重新对外开放。
一座城市发现一条宋代古船已是震惊世界，而泉州还不只发现一条！就在后渚港挖掘出宋代古船的第三年，也就是1976年，人们又在距离后渚港不远处的文兴古渡边又发现了一条古船，这条古船如今仍深埋于文兴宫前的旷地上。当时人们在挖水井时，陆续挖出了不少类似船板的松木，于是人们自然联想到两年前出土的后渚古沉船，于是此事再一次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1981年春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派员前来实地考察，并决定联合试掘。很快清理出古船后部的四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构件和古代遗物，其中包括一些碎瓷器。由于船体的中部、前部的上方压着农行东海营业所的主体建筑，挖掘工作受阻，最终半途而废。古船为龙骨的尖底船，发现三道水密舱隔舱板残段，清理出少量陶瓷片和瓦片，推测是南宋时期比较典型的泉州瓷器，说明法石古船置于南宋文化层中，是一艘南宋时沉没的古船。
法石枕山面江，是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一处天然的通商良港。1959年，村人在距法石不远的乌墨山沃挖水渠时也曾挖出一些船板与缆绳，因而考古学家推断，法石早年可能是船只停泊避风或修造的场所。法石古船是继泉州湾后渚海船出土后发现的又一艘宋代海船，也是海湾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的发现和试掘，为研究南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及泉州湾地理变迁的情况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据悉，为了更好地保护法石古船，古船所在范围将予以保护，未来拟将建古船遗址公园。而法石片区的改造建设也将以海丝为主线，重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盛况。
泉州湾挖掘出的宋代沉船，是幸还是不幸？我竟一时说不清。这艘宋船或许在它远涉重洋，即将满载而归时，就在家门口触礁沉没？抑或是正扬帆起航，尚未出泉州湾时就遇风而沉，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这在当时应该是十分不幸的。然而，这又何况不是不幸中的万幸？这艘宋船的沉没，刹那间封存了那些与大海相关的信息，当所有的船只已然随着岁月烟消云散，这船仍成为古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留待后人去剖析解读，这船就成了不死的古船，它将继续承载着海洋文化的印记，永久地航行在历史的长河中。沉船侧畔千帆过，千帆过尽之处，沉船仍在守望着一段历史。
——摘自郑剑文散文集《海丝寻踪》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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