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说：“人们需要承认，经济学研究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困难之处，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人们能够积累的科学知识要走的远得多。”
曼昆在其作品中总结的十大经济学原理非常通俗易懂，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普通的社会生活现象，使经济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鲜活。
前 言油价会不会继续上涨？房价能不能下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CPI不断上扬？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的确已经离不开经济学常识的指导。
“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69～399年间的古希腊，用希腊文表示为“oikonomia”，是“家计管理”的意思，后用英文翻译为“economics”，我国学者严复曾把它译为“生计学”，翻译成汉语“经济学”的第一人是日本学者神田孝平。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经济学原理的影子。商场为什么总是在运用各种促销手段不惜降价销售产品？为什么现在二手市场如此流行？为什么房子越来越贵？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为什么很多商家却要提供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和产品呢？
工作中，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那么每天冥思苦想的一定是如何让公司变得更加强大；如果你是一名公司职员，那么你一定会对如何得到一个“金饭碗”感兴趣。身在职场的人，都会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深有体会，但是你知道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学概念吗？现代社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自主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有的人成功了，而有的人却失败了？
生活中、工作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太多的诸如此类的疑问和困惑，但是不要担心，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利用本书中所介绍的经济学原理和分析工具来解答;而且，即使你此前从未接触过经济学，也能够轻松读懂本书的内容。
了解了成本与利润的关系，面对商家的促销诱惑时，你就会更加理性，保持克制；知道些边际效益的规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二手市场如此繁荣；懂得了时间机会成本和路径依赖原则，你就会在想跳槽或面对多个职业方向选择时，更加客观地加以权衡，找到最优的方案；而一旦掌握了物品稀缺价值的原理，你或许就会给自己那刚刚创办的事业找到一个新的生财之道……经济学并非看上去那样高深莫测或者枯燥无味，而是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搞懂一个经济学道理，摸清一个经济学规律，就会使我们在生活中更加清醒，在工作中更加高效、更加客观地去面对各种挑战与抉择。
本书以用故事讲原理的形式，对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现象进行解说和阐述，完全剔除经济学中枯燥的数学和函数，通过有趣易懂的故事和现象来讲述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在轻松愉快的阅读心情中，使你掌握与现实生活最为相关的经济学常识。
田忌赛马——“权衡取舍”原理“取”和“舍”是每个人都曾面对、正在面对或者将要面对的生活决策。但是，怎样才能在取舍之间实现利益最大化呢？这就是“权衡”的问题了。曼昆将“权衡”与“取舍”相结合，从经济学角度对其加以分析，提出了自己总结的十大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个：“权衡取舍”原理（People Face Trade-offs）。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这是《史记》第六十五卷《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中记载的一段话，讲的是田忌赛马的故事。这段话所阐释的策略成为了田忌赢得赛马的关键。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正是一个人们对事物“权衡取舍”的过程，也是人们面临权衡取舍时所应采取的典型策略。虽然，“权衡取舍”原理本身并不能带给人们直接的收益，也不能告诉人们在面临选择时应该作出怎样的具体决定，但是，只有了解了选择中“权衡取舍”分析的重要性，人们才能在面对抉择时表现得更加冷静、镇定，才能作出适合的决策，获得最大收益，这也是“权衡取舍”原理的主旨。
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田忌赛马的故事。
田忌是齐国的大将，一次，他与齐威王约定赛马。当时人们通常都是把马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一一较量。可是，齐王每一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好，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输给了齐王。后来，一旁的孙膑给他出了个注意，即“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意思是说，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这样必定能够在三局中两次取胜。田忌按照这个策略果然取得三局两胜，赢了齐王。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输赢、得失，关键在于决策人有没有权衡的能力和取舍的魄力。冷静地权衡事物的利弊得失，才能收获更多的利益。如果怕自己的下等马白白输给对手的上等马，而去用自己劣势的上等马与对方的上等马硬拼，那么虽然结果可能会保住一匹下等马，但是失去的将是整场比赛。由此可见，要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就要学会权衡；有权衡，则必定就会有取舍。一个人在生活中面对抉择时，只有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对事物作出正确的权衡取舍，才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
“权衡取舍”原理指出，资源（经济学中所指的资源内涵非常广泛，包括金钱、身体健康等）是有限的，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总是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因此，人们必须作出“权衡取舍”，而且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权衡取舍”的情况随处可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一个家庭拥有20万元的存款，是选择全家出国旅游，还是选择购买汽车、添置家具呢？选择了出国旅游就无力再买车和添置家具了，买了车、添置了家具就不能出国旅游。再如，看电视时，选择看电影频道就不能看娱乐频道，选择看新闻频道就没法看电影频道，而究竟要看什么，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权衡取舍”。
面对上述情况时，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其所应遵循的策略原则都是一样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权衡取舍”，作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不能与道德和法律相抵触）。
每个人都会面临“权衡取舍”，虽然其各自权衡的侧重点不同，取舍的对象迥异，但总结起来，其大致上都会体现如下的几条规律：每个人都会自然地作出趋利避害的决策，选择对自己、对集体、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权衡取舍”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会变得更加丰富，以便能与复杂的真实世界相协调，清楚认识自己面临的选择条件；“权衡取舍”的情况越多，意味着人们的选择和自由度越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权衡取舍”原理的重要作用是帮助人们客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各项决策，作出正确的“取舍”。它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甚至商业、政治等诸多领域息息相关，是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原理之一。
经济学家
格利高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
格利高里·曼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以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著作有《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这两本书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都是美国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
比尔·盖茨的选择——机会成本选择就要付出代价。当你得到一个机会时，往往会失去另一个机会。而该选择哪个机会，人们则需要通过计算机会成本来加以权衡，即选择一件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的价值。
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想要的，人们必须选择放弃。
选择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却很难，难就难在备选的双方都有多种多样或者不相上下的优势。不过，只要了解了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人们就会明智地作出最经济、所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指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因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要想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作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机会成本的例子，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首富、微软公司前任总裁比尔·盖茨在面对选择时，是如何计算机会成本的。
比尔·盖茨于1973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他对法律一直没有兴趣，反而对计算机情有独钟。19岁时，盖茨有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想法，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要面临一项选择，是继续读书直到拿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学位证书，还是辍学开办自己的软件公司？比尔·盖茨热爱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是他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是他所渴望的，可是经营自己的软件公司也是他所钟爱的。在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开办软件公司。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在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豪评选中，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理所当然地登上了榜首。
1999年3月27日，比尔·盖茨回母校参加募捐活动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回哈佛上学，弥补他曾经的遗憾。对此，比尔·盖茨只是微微一笑，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不难看出，比尔·盖茨已不愿意为了哈佛的学位证书而放弃自己已有的事业。
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常理，上学是盖茨喜欢的事情，在实现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愿望后，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继续学习，实现他的哈佛梦想，可是他为什么又选择放弃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因为，对于当时的盖茨而言，比起放弃学业继续经营公司，放弃经营公司去上学的机会成本更大；而且，他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上学对他来说得到的利益不可能比他经营公司的利益大，所以他当然会选择机会成本较小、利益较大的一方。
机会成本并非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们计算机会成本一般只是为了找到最佳的要素组合，从总体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国也有一个与盖茨类似的不愿意上大学的例子，那就是姚明。姚明同火箭队签订了5年的合同，火箭队付给他的薪酬是7000万美元，加上他平时代理的广告收入，据说他的年收入已突破1亿美元，但是如果他选择去读大学的话，这些收入很可能都会失去，也就是说，与在NBA打球相比，他选择上大学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
机会成本不仅仅是名人作出选择时才会用到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选择就需要计算机会成本，因此，这是一个对于任何人都很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人们在决策时，经常会比较各个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所获利益高于成本，人们才更倾向于采取行动。
经济学家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保罗·萨谬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3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又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0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历任经济学助理教授、经济学副教授，1945年任弗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关系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55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基础》、《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经济学文选》和《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
TCL冰箱与农夫山泉的异业联姻——边际效益为了使最终利益能够最大化，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都会考虑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如何。若发现当前的策略带来的收益增加效果不明显时，出于理性的考虑，人们就会作出合理的调整。这就是曼昆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三：理性人的边际效益决策。
2004年7月，TCL冰箱和农夫山泉冷饮正式实现联姻，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疯狂的促销热浪。TCL冰箱和农夫山泉的联姻是异业合作的新尝试，是销售思维方式的一种创新。此外，其中还隐藏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边际效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让我们从这次异业联姻说起。
当时，TCL冰箱在市场上销售量平平，其“保护伞”式的品牌延伸在冰箱市场上并没有发挥作用。面对冰箱行业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市场的不景气，TCL冰箱可谓是勉强维持，但是在诸多同行精锐品牌威胁日益加大的情况下，TCL冰箱只能在行业的二线徘徊。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TCL首先将自身产品的优势和竞争弱势作了全面的梳理。经过讨论发现，冰箱业一直以来在品牌的推广和市场的竞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另外，TCL断定，即将来临的新一轮竞争必定会倾向于使用者的亲身体验，消费者的亲身体会和感受比商家自吹自擂更能促进购买决策，而在消费者看来，冰箱的“新鲜”是最关键的指标。
那么，如何将自己推销时宣传的“新鲜”变成消费者的亲身体会，让消费者自己点头认同呢？冰箱自己不能说话，那就找张代替冰箱说话的“嘴巴”。
因此，TCL将眼光瞄准了饮料行业。饮料与冰箱的销售旺季相同，消费者对饮料的要求就是爽口、清凉，而把饮料放进冰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就等于间接地肯定冰箱的性能。TCL最终将目标锁定为农夫山泉，因为后者的品牌打得响，宣传工作做得成功，而且能够大胆地接受新想法，执行力也非常强，所以成了TCL的首选联姻对象。
TCL为农夫山泉提供了搭乘产品推广的便车，实施了捆绑销售的方式。不仅如此，TCL还答应了农夫山泉的一个“过分”的要求——在自己的活动和媒体广告中，与农夫山泉共享传播资源。不过，TCL其实并不吃亏，因为以往这些传播资源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让这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闲置资源与农夫山泉进行资源交换必将带来更高的边际收益。
TCL还计划搭乘农夫山泉央视广告的快车，跟着农夫山泉过把“奥运”瘾。为了让农夫山泉同意这个要求，TCL在大型的“户外秀”活动中邀请了农夫山泉一同参与，在活动中，TCL将农夫山泉的饮料放进冰箱，为购买冰箱的消费者提供免费的饮料品尝，以此来宣传自己冰箱的“新鲜”效果，而农夫山泉借助此活动也大力地宣传了自己的饮料。双方各自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TCL冰箱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和“户外秀”活动，为农夫山泉提供了推广支持，为他们节省了很多费用；而作为交换，农夫山泉则为TCL冰箱提供了央视广告和其他的活动推广资源，使后者的产品得到了生动化体验。在这次异业联姻中，双方之所以能够同时获利，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营销策略所作的微调。这是一种销售方式的创新，同时也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理性人的边际效益决策。
经济学家用“边际变动”（Marginal Change）这个术语来描述对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边际变动是围绕你所做的事的边缘的调整。
这个原理是说：只有当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人们才会进行边际变动。
TCL冰箱和农夫山泉合作的例子就是根据双方各自的缺点、优点和欲求，双方都作出了收益大于成本的边际变动，从而达到各自的目的。饮料企业要想独自实施促销效果非常好的“户外秀”，需要花费大量的营销费用；而TCL的大型“户外秀”则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推广机会。另一方面，农夫山泉饮料的赠送等方式也为TCL“户外秀”增强了现场气氛，同时也使后者很好地展示了自身产品“新鲜”的特点。双方为此作出的变动都是举手之劳，而收获却都很大，何乐而不为呢？
边际变动是导致边际收益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存在于企业间，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比如，临近考试的学生可能会更愿意多抽出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复习功课，因为此时多付出一小时的学习收获要远远高于放弃一小时休息的成本。
经济学的边际效益无处不在，人们只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就会在生活中发现它的存在。理解这一理论将有助于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更好地作出边际调整，使自己作出的每一项调整都能获得正向的边际收益。
经济学家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大卫·李嘉图，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出生于伦敦，幼年在英国接受教育，12岁时赴荷兰留学，两年后返英，即结束学生生活，随父经商。21岁时即任交易经纪人，27岁时偶然阅读《国富论》，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从此一面经商，一面研究经济问题，师承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他同马尔萨斯虽然多次展开论战，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与日俱增，传为佳话。他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3年突患耳疾去世，年仅51岁。
安全带成了“杀手”——激励反应没有人对“激励”无动于衷，当然，激励包括好的激励和坏的激励。一种激励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发挥效果，也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人们对“激励”所做出的反应会证明一切，这就是曼昆要告诉人们的又一个经济学原理：激励反应。
汽车安全带在所有人的印象中都是挽救生命、保障安全的象征。如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公路越修越宽，汽车也越来越多，因而架乘汽车存在的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大。各种大小车祸时有发生，于是安全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马车座位上就有了安全带，目的是为了防止乘客从马车上被颠簸下来。到了1922年，安全带开始运用到跑车上。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普通汽车于1955年安装上了安全带。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美国于1968年出台了相关法律，规定轿车前排乘坐人员都必须使用安全带。
可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却有人提出了一个让众人对汽车安全问题极为关注的想法，此想法来自于拉尔夫·纳德尔（Ralph 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此书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而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汽车生产公司加装安全带等系列安全设备，而安全带则成了一个安全的象征符号。
无可厚非的是，车祸发生时，安全带让汽车里的人更安全了，大大降低了伤亡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带的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也正是美国国会要求汽车生产时配备安全带的最主要动机。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政府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出台的有关安全带法律的结果却带来了更多的车祸，那么这项法律是如何影响车祸次数的增多和伤亡人数的增加的呢？1975年，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汽车安全法有许多隐藏的影响。”佩兹曼的研究证明，安全带法律实质上在减少了每次车祸死亡人数的基础上增加了车祸的发生次数。其最终的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减少，而行人死亡人数和不安全因素却在增加。
在人们来看，驾驶员因为有安全带的保护而变得更加安全，安全带降低了驾驶人员伤亡的概率，即驾驶员付出的车祸代价明显降低。同时，这种安全设施的增加会改变驾驶员的心态，因为驾驶员们有了安全保障设备，难免会在开车时变得不那么小心，甚至无所顾忌、随心所欲。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更多的车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带的出现反而增加了车祸的次数，安全开车程度的下降对行人会造成更多的伤害，而导致驾驶员驾驶的安全警惕心理放松的正是安全带的出现和安全带法律的实施。安全心理的放松必然会导致车祸次数的增加，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恶性影响循环，由此可见，安全带的法律措施实际上增加了车祸的次数和行人的不安全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安全带法律就是政府采取的一种激励制度，减少车祸人员伤亡数量是一种激励反应，但是同时，安全带隐藏的影响也是一种激励反应。
激励反应就是人们面对激励所作出的反应和回复。当政府（公共政策）意识到为汽车配备安全带可以减少车祸时的伤亡人数这一利益时，出于安全的考虑，就选择了采取为所有汽车配备安全带的措施，而这些强制性的手段让所有驾驶员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系安全带。人们行为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激励反应，然而人们忽略的是，政策对事情的隐藏影响——车祸数量的增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激励反应。
因此，人们可以看出，激励在决定受众行为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会使人们作出一定的激励反应，但往往也会促使产生一些隐藏着的、不明显的、意料之外的激励反应。
实际上，佩兹曼对汽车安全带法律的分析只是经济学激励反应的一个普通例子。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激励反应的例子。比如，人们因为爱心呼吁献出爱心就是一种激励反应；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激励着人们遵守交通规则，而行人自觉遵守的行为则是回应这一激励而作出的反应；小学老师在孩子们本子上画的红花往往能激励孩子们更大的学习热情；商场的降价促销激励了更多人的购买行动；公司为了激励员工而采取的团体旅游活动常常可以让员工产生激励反应，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在生活、工作中，激励无处不在，人们也会在被激励的同时激励着别人。懂得激励与被激励，生活才会在良性氛围下变得更精彩。
经济学家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马尔萨斯1766年出生在英国萨里郡,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于1788年毕业，同年被委任为英国国教牧师，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1793年成为耶稣学院的一名牧师。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代表作《人口原理》。1804年马尔萨斯结婚，时年已38岁。1805年他被任命为海利伯利东印度公司学院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在余生中一直担任此职。马尔萨斯晚年享有很多荣誉，于1834年在美国巴斯去世，终年68岁。
让生活变得更美丽——贸易经济贸易无处不在。在你端起茶杯、拿起手机时，贸易就已经存在了，人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贸易。人们身边很多的美好事物都是贸易所给予的，经济学家曼昆将之总结为：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变得更好。
先来看一下人们一天的生活。
清晨，你一觉醒来，身上盖着由新疆生产的棉花而在江苏缝制的棉被；洗漱完毕，便收到了由大兴安岭的树木制造的纸而在北京印刷的早报；来到餐桌前，喝上一杯由巴西产的咖啡豆而在中国加工制作的咖啡；整理完毕，开上一辆由十几个国家各自生产的配件组装成的汽车去上班……
中午，闲暇休息，你打开由中国生产却安装着美国研发的系统软件的电脑玩游戏；玩厌倦了，又通过中国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来浏览世界各地的趣闻……
晚上，公司聚会，你们去了一家由中国人投资而意大利人当主厨的意式餐馆；又喝了几瓶由西班牙生产而在中国进行包装的红酒……
这样的一天似乎充满着浪漫和趣味，而构建这一美好生活的基础，正是贸易经济。一个人从早到晚，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离不开贸易。人们喝的咖啡、玩的游戏等，都隐藏着由合作而产生的贸易经济。什么是贸易经济？为什么要发展贸易经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变得更好。
“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变得更好”是曼昆提出的又一重要经济学原理，它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密切相关，是人们生活中必知的一个经济学原理。要想认识贸易经济的好处，首先人们需要认识一下何为贸易，何为贸易经济。
贸易就是指自愿的商品或服务交换。贸易经济则指通过商品及服务的流通与交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解释这一经济概念或许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最为合适——养牛人和农夫的故事。
养牛人和农夫都很喜欢吃牛肉和土豆。假设他们每周工作40小时，那么就会有两种情况：
（1）养牛人和农夫都既生产牛肉又生产土豆。养牛人生产一斤牛肉的时间是60分钟，生产一斤土豆的时间是40分钟；而农夫生产一斤牛肉的时间是120分钟，生产一斤土豆的时间是20分钟。40小时后，养牛人所得牛肉为40斤，土豆60斤；农夫所得牛肉为20斤，土豆120斤。
（2）养牛人和农夫都各自在擅长的领域进行生产，养牛人生产牛肉，农夫生产土豆。于是他们各自的效率都有所上升，养牛人生产一斤牛肉只需30分钟，农夫生产一斤土豆也只需10分钟。40小时后，养牛人得到了80斤牛肉，农夫得到了240斤土豆。
也许有人会认为第一种情况更好，每个人都既能得到牛肉还有土豆可吃。其实不然，不要忘了贸易经济的存在。
如果1斤牛肉可换得4斤土豆，养牛人拿出20斤牛肉就可获得80斤土豆，而自己还剩了60斤牛肉，从而得到了60斤牛肉、80斤土豆，而农夫也得到了20斤牛肉、160斤土豆。
从此养牛人和农夫两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生产，再也不用忙了这头再顾那头。专心致志地生产一种产品，不仅效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而这种分工合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各自的生产成本都降低了。归根结底是贸易经济使他们两人得到的更多，从而改善了他们原有的状况。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而且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做事方式和方法。贸易经济使大家的成果能够互相交换，不必亲自去生产却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远比各自为战、孤立生产要好得多。就像一辆汽车，由瑞典提供发动机、美国提供车框架、泰国提供轮胎、日本提供保险杠、韩国提供车灯……最后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工。这其中，贸易经济使各国的优势都发挥了出来，并生产出了更为优质的汽车。
现实证明，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状况都变得更好，因此当你在尽情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时，请不要忘记背后贸易经济带给你的好处。不妨自己做个小测试，观察一下，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存在着多少贸易，而自己又参与了多少贸易经济活动。了解贸易经济的原理，你的生活必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经济学家
哈里·马科维茨 (Harry Markowitz)
哈里·马科维茨，1927年生于美国芝加哥。1947年，他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曾担任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教授。马科维茨还曾被选为耶鲁大学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会员，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管理科学研究所董事长，美国金融学会主席等，199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资产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过程分析研究广义经济性质的生产能力》、《逆偏差》、《资产选择与资本市场中的均值——方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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