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十多年前，我在阅读某杂志的一篇随笔时，第一次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郭嵩焘这个人。那篇随笔的作者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他说，郭是19世纪中国官僚阶层中典型的崇洋媚外、不顾廉耻、贪生怕死者，因此，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爱国人士传颂一幅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幅以骂人为目的的对联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自然，我也就记住了它所骂的对象——郭嵩焘。
后来，我又在历史学家蒋廷黻、傅斯年等人的著述中读到一些关于郭的文字，发现他们对郭的评价与那位作家大不相同。这倒使我对郭嵩焘其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究竟怎样。近日，读完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著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后，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基本得到了满足。
我想，概而言之，郭嵩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他的命运是不为时世所容。
思想观念方面，郭嵩焘是先知先觉者。郭生于1818年，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二十多岁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洋坚船利炮对中国的强烈冲击；刚过而立之年，他就置身于“天朝大国”和“夷狄”的较量中，办起了洋务。此时，“天朝”的国门早已被“夷狄”的炮火轰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由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不肯给西方国家以平等待遇，转变成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各国不肯给中国以平等待遇。面对步步紧逼的西洋人，封闭已久的“天朝”臣民们对世界的局势极其无知，朝野上下只一味地仇外排外，极端情绪化地处理中西关系。负有引导社会舆论之责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唱着浮华不实的高调，并以“民心”、“民气”为挡箭牌，力主“剿夷”，轻易言战。郭嵩焘自鸦片战争起，就在浙东亲睹了英国武器装备的先进，其后，他又在上海等地同一些西洋人打过交道，初步了解了外国人的处事准则。所以，当咸丰末年郭被朝廷派往天津襄助僧格林沁处理英法联军北上事宜时，他就认为，若积贫积弱的中国与积富积强的西洋国家作战，无异于投一羊而拒临门的猛虎，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等战败以后再求和，西洋人自然要掠地、索款，会更加耗损中国的国力。所以，在彼强我弱，双方的科技、武备等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可借西洋各国求通商之利的机会，接受已经不可改变的通商之局，因势利导，相互往来，学习西方的长处，以理而不是以力与其周旋，以求自保、自立、自强。1876年底，清廷为满足英使威妥玛所提出的派员赴英国通好并为“滇案”(1875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为反对英国人进入云南，秘密在云南与缅甸的边境上将英国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杀了)谢罪的要求，派郭嵩焘作为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驻英、法(郭后来又受命兼任驻法公使)两年间(1877年初——1879年初)，郭置身于西洋文明之中，努力研究西洋的经济、政治、社会，对外国的情势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洋务的识见也就更加深远。他认为，不仅西洋的轮船枪炮比中国先进，而且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卓见，不仅当时一般的士大夫、民众难以望其项背，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们，如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也不能与之比肩，因为，此时李、曾等人也仅仅承认西方器物技能的先进性。
郭嵩焘不仅在观念上先知先觉，还将观念落实到行动，成为行动上的超群出众者。在出使英、法之前，他在办理洋务时，总是考虑到理与势，凡事皆循理而行。同治初年，郭任广东巡抚时，不顾潮州官民的反对，强迫潮州人遵守中英双方订立的通商条约，允许英国人入城，平息了英国人的愤怒；光绪元年，“滇案”发生后，英国人要求清廷查办岑毓英，而朝廷和舆论却明显偏袒岑。此时，郭嵩焘便上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末主管外交等事务的中央机构)，直言岑毓英在滇案中所负的责任，建议将岑严加议处，以预防英国人要挟，避免中英之间更大的争端。当他为滇案背黑锅，作为谢罪特使出使英国后，更是留心观察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在维护国家尊严、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外交活动，广交朋友，努力扮演近代公使的角色。他经常出席与英、法上层社会酬酢的茶会、宴会、舞会等，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举办大型茶会、宴会，招待各国使节、各界来宾；在各种场合，他都积极适应西方礼节、习俗；他还鼓励随行的如夫人梁氏学习英语，并打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理”的流俗，带着梁氏去觐见英国女皇……郭的这些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都属于敢领天下先之举。
然而，在中国，长期流行这么一句俗语：行高于众，人必非之。郭嵩焘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在他襄助僧格林沁办理与英、法等国的交涉时，他据理力争不可轻启战端，僧非但不采纳郭的建议，反而向朝廷上疏弹劾他，使其受到处分。他向熟人宣传要顺应形势，与外国通商，向外国学习诸多长处，力避与外国交战等观点，换来的一般都是对方的讽刺与谩骂。当他即将出使西洋的消息传到家乡湖南后，湖南的一位大名士在日记中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出了前文所录的那副对联骂他。光是谩骂还不够，当时，在长沙准备乡试的士子们聚集在玉泉山，烧毁了郭创修的上林寺，并扬言还要毁掉郭在长沙的住宅，开除郭的省籍。郭赴大使任时，将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0天的日记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马上就受到士大夫的群起攻击，他们说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断定“大清无此臣子”，请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销毁郭的《使西纪程》。在出使英、法两年中，郭尽职尽责，据理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争取利益，树立了一高雅适度的外交官榜样，但是，与他随行的副使，就是那位相信“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胜败不在器，而在气”，大谈“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人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人以不好胜为强”，进而反对重商、修铁路、造轮船的刘锡鸿，常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小报告，罗列郭的种种“罪行”——如参观洋人炮台时披洋衣；崇效洋俗，看戏时虽然不识洋文，也捧着戏单；令如夫人梁氏学洋语、入戏园听戏等。由于刘的掣肘，郭在三年公使任期未满时就坚决请辞，提前回国了。回国后，他是中国的开明人士，但由于时人反对他，他也就无机会施展自己善于处理外交的才能，只能回到家乡闭门读书、著书。他回乡时，地方官员们不以礼相待，士绅们传播谣言，诋毁郭为里通外国的奸人、罪人。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晚年的郭嵩焘还是不忍不谈洋务，谈洋务时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见解，发表他那一套有利于国家但却不合时宜的议论。
1891年，73岁的郭病逝于长沙，他去世后，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且与他私交极深的权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称赞了郭一生的功绩，请朝廷下诏为郭立传、赐谥，李得到的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因为清廷为大臣立传赐谥是要提供行为的楷模，而郭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么地超越时代且遭到广泛的攻讦，朝廷焉能将他立为楷模？
其实，关于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郭嵩焘一生的命运，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结尾处的一句话概括得极为剀切。汪说：“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而去。”
这样的命运，不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