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韭花帖》

　　前文既已论定罗本是祖本，兰千本与锡博本均据此伪造，时段界定于1637至1644年之间，那么，我们基本上可推断罗本就是宣和、绍兴递传之物。此本当是先后经宣和以前鉴家，以及宣、绍两朝皇家鉴家群体等反复定验；加以少师时代（873—954）下距宣和（1119—1125）、绍兴（1131—1162）不过二三百年左右，就像现在我们看乾嘉时代的名迹一样，由此可推，前人的鉴定理应是可信的，乃至视为真迹也不以为过。何况彼时只有罗本一帖单传，因而就是特指罗本而言。然而，以上仅只停留于假设、推测阶段，其与严格的论证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怎样来论证罗本是宣、绍御府故物，有何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呢？

　　关于验证是否为宣和御物，鉴家多据有无宣、政题印作判断，而今罗本中却荡然无存，渺不可寻，连鉴家巨擘徐邦达先生都困惑不解，遑论其余？故此俨然已成一大悬疑而难以考释。看来我们暂且不宜纠结于此，不妨调整思维，试图先行解决是否为绍兴御物的问题再说。

　　梳理前人之所为，可知自元明以来，鉴家如张晏、贾希朱、董其昌、陈继儒等无不一致认定罗本出自宣、绍御府，董还着意指陈是米芾的故藏……遗憾的是，各家一式云其然而不云其所以然，其相应的理据又何在？无非是以经验、感觉替代客观的证据而已。而且，此乃传统的鉴定方法使然，囿于时代之局限，不可苛责于古人。

　　再看徐邦达先生的考鉴（《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不啻分门别类，逐一辨析。其于书家生平、书迹、帖文、鉴印、题跋、历代著录、流传之序等无不面面俱到，较之前人不啻详赡、深入得多。然而，奇怪的是，徐老于残印、古印颇若不甚措意，于特殊而诡异的装裱方式仿佛视而不见，因而并皆排斥于鉴定范围之外。其考罗本“用笔自然生动，结体平中寓险，承唐而变出新意，下开苏米法脉；宋人重鲁公杨少师观此信有由来。卷中所有题跋鉴藏印，一一精好非伪，更可珍重”。又称兰千、锡博二本“均出临摹，比之真迹相去甚远”，详考见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中云云（经查，该书并无涉及《韭花帖》内容，当系误记），由此论定罗本是“真迹本”。

　　按，“自然生动”“精好”“更可珍重”当属见仁见智的主观审美范畴。至于“非伪”“真迹”，则俨然鉴定结论，那是务必在严密论证之余，方始具备立论的根柢，此处容不得半点含糊。更何况精好者未必真，而粗疏者亦未必伪也。再者，因无“宣和题印”，而不录入“历代著录”一栏，虽貌若似审慎、理性，但其自陷于矛盾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何以自圆其说？！——既以罗本为真，又排斥其为宣和物，岂《宣和书谱》所载非此真迹本？进而言之，是否二旧摹本，抑或二本以外的其他墨迹本？……足见徐氏本意迷茫、支离，又似依违两可，如此，将何以折人所鉴？

　　由此可见，前人的经验未必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循其故辙定是此路不通。因而务必另辟蹊径，寻找突破口。迭经对其笔墨题印反复审研勘察；又于文献史料爬梳剔抉而不惮烦，深感宋周密所记《绍兴御府书画式》，恰与罗本情况相契合。因知其突破口适在此二者之间。至于“绍兴”印记的比勘，以及追溯其刻本权舆的原委等等，同样也不失为重要的质证措施。

　　附带提及，迄自1960年代以来，为主流学界所公认的现代科学鉴定法多注重于时代及个人风格、特征的比较，并以此为主证，但五代书风本是无从谈起，加以少师传世书迹面目各异（且其真伪犹待于求证），因而此法于少师书迹考证不能适用，故不取。

五、罗本确系绍兴御府故物（上）

　　笔者断罗本是绍兴御府故物，其理据概括如下：

　　（一）罗本《韭花帖》是周密式的典型“绍兴装”

　　1.宋周密所记的《绍兴御府书画式》

　　宋周密《齐东野语》有关于《绍兴御府书画式》的详尽记载。这是高宗绍兴御府装裱式（绍兴装）的皇家档案，文长，约数千言，略引如下（见图一）：

图一

　　“思陵（宋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搉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又数条云：“应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

　　“粘裁 、装褙、染古、定验、图记……”由此足见御府装裱情况之一斑：

　　（1）绍兴物多源自宣和或民间。靖康（1127年）之变，御府宝物多为金人所攫，部分散落于民间。南渡后，终究复归于高宗绍兴御府。

　　（2）御府名迹多拆去旧迹重裱，即徽宗御题也概莫能免，致使名迹难考。

　　（3）重裱工序繁多，有粘裁（即下文所称“割裁、拼配”，简称“拼配”），染古，图记（钤印）等。

　　2.运用周密之说剖析残印与装裱间的内在关联

　　剖析之前，对于本幅的大致情况先必具备一个总体的认识。

　　（1）关于残印与装裱的实证分析。本幅系拼配，两侧残印均系人为割裁所致。首末两行墨迹上残印均在二接缝线（即裁割线）间的幅面内，但其相对应部位的拼纸上绝无任何残印痕迹，这就是判断的依据。印证割残印记在前，而拼配、钤印在后的事实。罗本系拼配，其原因正在于此。

　　（2）细绎之，可谓无不一一契合。罗本固属小幅，其纵横俱不盈尺（纵在28厘米上下，横略过之），然而却非整纸，而是割裁、拼接而成，原委略如上述，两侧拼纸各为1至2厘米的狭长纸条。盖重装之前，先必去除旧迹，而首末两行帖文上业已钤有北宋印记，因知完全割裁（周密原文为“拆去”）古印便无可能，除非损及书迹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去除旧迹，又得确保书迹完好，其两全之法只能在两侧沿着首末两行作不损及帖文的最大可能的直线裁割，遂使边缘空白少之又少。于是，不得不拼配以纸色相近的狭长纸条（间用“染色”之法），使之浑然一体，庶无突兀之感。

　　以此聊作弥补、装饰之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现状的由来。析而言之：

　　①右侧：如图二，首行上下两端各钤一古印，上印偏右，正处割裁范围之内，故右半已佚，左半因钤于“寝”字而残存；下印偏左，钤于“蒙”字上，其左半侧跨钤于首、二行间的空白幅面上，因而不在割裁范围之内，而得完整保存（其右半乃残泐所致，与割裁无关）。显而易见，要在此处除尽二印绝无可能，遂致下印仍为原来面目，而上印因割裁而残存。

图二

　　②左侧：如图三，末行上下有五残印，下三印钤于帖文之上。同理可知，尽管割裁已苛刻到几乎危及书迹，如“十”字横画之左端，但为确保完整，而不得不让诸残印留存“半壁江山”。

图三

　　类似于罗本被割裁、拼配（从图四清晰可见拼配痕迹），去除旧迹的名迹还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王右军《快雪时晴帖》《游目帖》、欧阳询《梦奠帖》《张翰思鲈帖》、林藻《深慰帖》等多种，这些都是周密式典型绍兴装的案例，并为罗本《韭花帖》的坚证。

　　由此，罗本确是周密式的典型“绍兴装”，其为御府故物，当然也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