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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启示录--27

  上古史的重中之重是黄帝时期,五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中國就有了信史。倉颉創立漢字就可以证明了黄帝时期的存在,当然,夏,也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理解的夏王朝,大禹之子启創立的夏王朝是什么样子,不能完全说清楚的。

      

  

  

   现在国内历史學界并不承认黄帝时期的存在,文字學界也不承认倉颉造字的存在。认为西周以前都是神话和传说,不可信。当然,有學者希望的“夏”也就不存在了。

     甲骨文,是商代的遗存,但是,甲骨文与漢字并不是同一文脉,不属于同一文字体系。倉颉造字的地域为陕西白水,由于漢字可以解读黄帝时期,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这个地点有关。黄帝陵就是中國的原点,漢字起源的原点。在黄帝陵建造两个倉颉塑像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倉颉创立的漢字应该在黄帝曾经活动的地域有所流传和使用。在先秦时期秦国所辖范围使用的秦系古文与倉颉創立漢字体系存在源流脉络关系。

       考古學并没有发现禹夏时期的文字,但是,也没有发掘到倉颉創字之初的文字。应该这样理解倉颉創立的文字在秦国所在地流传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國,用秦系古文通行使用在全国范围。研究先秦时期的古文,均属于地方性的古文,研究地方文化具有一定的启示和作用。如果研究漢字學,研究中國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倉颉造字,研究秦系古文的源流脉络。秦始皇统一中國以后,统一文字。统一文字的基础就是秦系古文,就是倉颉創立的古文体系。废弃了其它六国古文,对漢字源流脉络史學起到净化作用。    

  

     历史學学界,只有研究漢字學,倉颉創字的史实得到证明,黄帝时期也就得到证明。历史时间上是连续的,飘忽不定的"夏朝"也就存在,当然,夏朝的具体历史事件是什么样,不在漢字學研究的范畴。

     考古學取得成果,只能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和补充,并不能主导中國历史的研究。只有研究漢字學才能确定黄帝时期是中國通史起源的原点,黄帝陵就是中原,中原并不是现在理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漢字學、历史學、考古學,文献學上各种观点是否合理,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研究以后再做结论。

     不承认倉颉造字,是因为不能释读倉颉造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尚且可以情有可原。如果恶意否定倉颉造字的问题,也就不值得争论,讨论了。研究黄帝时期只有研究倉颉造字,对倉颉造字仿生學、仿豕學、仿豬學的象形原理研究开始。倉颉造字是逻辑表意方式,并不是形象思维表意方式,所以,只有逻辑释读漢字的造义,才具有说服力,才具有理解黄帝时期的依据、证据。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根本点在于对漢字起源的理解上不同。倉颉造字是可以证明的,考古學发掘的甲骨文,并不是这种古文的起源,在很多地方发掘了很多陶器、骨器上的表意符号,这些符号可以称为“文”,并不能称为“字”。

     漢字,就是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而且,只有确定了倉颉創立漢字,就可以确定漢字的起源的地点、时代,而且,具有倉颉造字的个人特性。如漢字倡导的不断革天命,不断斗争的信仰。争议不仅来源于学者们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即历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影响未来。

  •       如果研究中國的古代史,就必须研究倉頡造字學,才能确定黄帝时期的真实历史。没有倉頡造字的依据和证明,就不能确定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的真实历史存在。倉頡,創立漢字體系就是黄帝时期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倉頡創立漢字體系具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創造性和目的性,主观性:由于蚩尤之乱,实际上是面对最严重动物野豬灾害,創立漢字的就是凝聚古代先民抗击野豬灾害的一致性,统一性。目的性:就是让遭受蚩尤之乱,野豬灾害的先民,只有共同抗击野豬灾害,才能获得正常生存、生产、生活的机会,才能增强古代先民的生存能力。漢字,就是教化古代先民对不断抗击动物灾害,抗击自然灾害,抗击瘟疫疾病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形成人类的社会性。

  •      由于历史學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學科,与漢字學、社会學、人类學,哲學等都存在必然关联。漢字學成为绝學,历史學就不能溯源,不能追溯到黄帝时期,只有研究漢字學,研究倉頡創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才是漢字的真义,才能获得最真实、最直接、最可靠黄帝时期的历史史料。

  •      漢字學的起源,就是中國历史的起源。漢字學,是黄帝时期的历史载体,也是求证、求实黄帝时期历史事件的工具和证据。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漢字學,就不会存在科学的历史學,人类學、社会學,因而导致对于过往的历史學、人类學、社会學等學科的理解和解释只有通过漢字學研究这种唯一可靠可行的的方式和方法。

  •       漢字學证明了黄帝时期历史的真实存在,确定中國历史起源的原点,因此,"夏朝"存在与否,就不是一个问题的存在,至于文献中所记载的夏朝的历史事件是否是史实,那就需要其它方法如考古學等去求证,求实。

  •      史料的问题,是研究历史學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对历史的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假不了,只是如何证实,表述,阐释而已。

  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是不能证实夏的是真实存在的,夏的存在,是因为倉頡創字本身历史史实,证明了黄帝时期的真实存在。由于历史是连续的,所以,夏时代的存在。

     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的文化遗址的时代与文献中夏代时代相当,所以,可以认为二里头的文化反映了夏代的文化状态。不能说夏族起源于豫西地区,夏王朝建立在豫西地区等。

      即使文献记载,关于夏代的历史事件记载得寥寥无几,得到证实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个,就定性为夏代的势力范围逐渐向四周发展,形成豫西、晋南两大中心统治区域,但其势力影响则远超这个范围。夏王朝已具有若干國家特征,如刑法、军队、职官等,故可称为早期国家;夏王朝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农业、青铜冶铸业、手工业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詹子庆先生的这些观点,几乎没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研究夏代的历史,也不是这样研究。

      夏代的历史真实存在,也不是以某个古代遗址作为标志。文献记载,同样远远滞后于夏史本身,研究历史问题,必须研究漢字學,确定中國历史起源的原点,历史的坐标上才是完整的。关于历史上一些疑惑,也需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文字學界否定了倉頡造字的史实,将倉頡造字定性为神话和傳说,实际上,文字學界否定了黄帝时期。历史學界确定黄帝时期的历史存在,就必须研究漢字學,释读倉頡創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真义,本义、原义,这样才能证明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的历史真实存在。至于,夏朝的历史存在只是在黄帝时期的历史存在的基础上,才有夏代逻辑上的存在。

      我们研究历史學,忽略漢字學的研究,认为漢字學是文字學界的事情,越研究历史就会越迷糊,研究历史重点寄托于考古发掘的实证方面,狭隘的思维,是研究不了历史學的。即使文献记载的历史,其它學者也会提出质疑,有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总希望有了一个现成的成果直接回答质疑的问题。难道所有學者都是如此幼稚、可笑吗?

  先秦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自使用本国的古文,记载了本国的先秦历史。古国使用的各自古文,就是具有独立的源流脉络,多数古文都无法溯源,只有秦系古文可以溯源到黄帝时期倉颉創立。这是地域上可以溯源到黄帝时期,倉頡創立。认识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要证明倉頡創字的史实。证明倉頡創字是仿生學,俗语师法自然,倉頡創字的思维源于自然界,創立漢字體系表述自然界的万物。仿豕學,倉頡創字仿生的主体是豕,以豕喻指世界万物,指只是具有动物本能和天性,具有物性,具有自然属性,与人性无关。豕者为豬,倉頡造字就是仿豬學創立了漢字體系。所以,倉頡創字的原理是仿豬學的象形原理。根据象字的造义分析,得出象字本义指仿豬,仿豕,并不是指动物象。也可以判断出倉頡創字的地点为陕西白水,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的地点应该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

       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取得胜利以后,就存在國和家。國和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两个概念。所以,研究漢字學,释读倉颉创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就能理解何为國,何为家?

      國,囗或,俗语天圆地方,天-为圆形-〇,地为方形-囗,囗,指地方,或,通域,持戈守卫一方疆域,國,持戈守卫一方疆域,守卫古代先民生存、生产、生活的地方。

      家,宀豕,宀,与冖比对,指阳性,显性,活着,豕,豕者为豬,家,指活着的豬。成语打渔杀家,指捕鱼狩猎豬。家,通豭、貑、猳。     

  

  

      倉颉創立漢字體系的思想,与抗击蚩尤之乱的涿鹿之戰有关,蚩尤就是野猪群落的称谓,蚩尤之乱,就是指野豬群落形成的动物灾害。漢字的思想内涵就是不断抗击以野猪灾害为代表的一切自然灾害。

      漢,氵革天,氵,指多,不断之意,革天,天,指整个自然界,豬,是整个自然界的代表,所以,称为天蓬元帅!漢,指不断革天命,不断革动物灾害,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的命。

  此外,倉頡創立漢字體系,漢字起源于黄帝时期,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的地点只能在陕西黄帝陵的周边,黄帝陵是唯一确定黄帝曾经活动的地点,属于先秦时期秦國所辖范围。中國起源于秦國,黄帝时期。先秦时期漢字所承载的历史应该是秦國历史,起源于黄帝时期。

     东方六国使用古文,各自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如周文王编写《周易》,使用的古文应该是六国古文,其思想与倉颉創字的思想并不一致。

       八,与人比对,俗语胡说八道指胡说不是人道,八卦,指不是人卦,丑八怪指丑得没有人形。八,指不知人,不做人,不成人,不是人。

       易,源于八卦。日勿,日,指阳性,显性,可知,勿,指月的变体,指阴性,隐性,不可知。易,指阴阳转换之意。(下面的玉器器型,就是指易。鳥,指阳性,豬,指阴性)          

  

         曶,也是指阴阳转换,与易互为倒置。       

      通过对漢字造义的初步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倉頡造字之初所表述造义,已经固化和内化在漢字的形体结构之中。固化,也就是我们释读当代漢字的字形结构,仍然可以释读倉颉造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因为,漢字本身是倉颉造字之时,倉頡表达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善恶情感思维的重要载体,对古代先民步入人类社会具有启蒙、启发、启示的重要意义。

  如果漢字學成为绝學,没有黄帝时期这个人类社会历史起源的原点,单独说夏史,夏史,也就不存在,如果说二里头是夏代的代表,那牵强附会,并不可信。上世纪末,中國社科院汇聚了各方学术大佬,搞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国际学术社会,弃之如敝履。文献中的夏,考古中夏,漢字中的夏,根本无法对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间怎么解释??????

  《论语 八侑》: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中國历史非常古老,起源于黄帝,也是原始社会的起源。夏,黄帝时期,秦國也就存在夏。只不过黄帝时期的夏,并不是指夏代,而是,黄帝时期所处的自然状态。

      五帝时代是中國黄帝时期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客观事实,而非人为编造。五帝的名号是可以根据释读倉頡造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对五帝时期的名号也有启发意义。还有一些神话和传说,如十日并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共工撞倒不周山等,这些也是可以通过释读漢字的造义,给出一定的启示。

     尧,戈兀,戈,指古代一种简易武器。兀,尤字不出头,尤,指蚩尤。以前已经解释了蚩尤的原型指出没草丛的动物(野猪群落)。兀,指野猪灾害被平息之意。尧,时刻在蚩尤头上架着戈,不让蚩尤之乱,野猪再次形成灾害。

     舜,爫冖舛,爫冖,指受之意,舛,含有劫难、灾害之意,舜,承受一些灾害、灾难之意。

     扶桑树,摇钱树,可以理解为桑树。因为桑树是蚕的食物,蚕,也是蚕丝、丝绸的源泉。丝绸,也称为巾。发明丝绸的女性被誉为巾帼。丝绸是黄帝时期最典型的文化标志,丝绸,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得到普遍的应用。

如巾-蚕丝织成的丝绸,帝、希、席等巾部文字表述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

如帋币、市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丝绸,也就是黄帝时期最早的货币,货物交换的替代品。

如帥(帅)、師(师 )、佩、fu等字表述丝绸在军事方面应用。

如纸、秖、帋、帛、常、带、帮等丝绸在文化领域的应用。  

                                                                摇钱树

                                                              扶桑树

     以上摇钱树、扶桑树出于青铜时期,青铜在艺术,在货币、在文字的载体上应用,取代了丝绸,丝绸的使用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了张骞通西域,也就是丝绸最早成为国际流通货币。

      扶桑树,与后羿射日有关。如尧时,十日并出,后羿射日。本来有十个太阳,每天一个太阳出来值班,其余九个太阳,栖息在扶桑树上休息。这就是五帝时期对太阳的基本认识。有一天,十个太阳全部出来,大地出现罕见的干旱,庄稼全部被烧焦了。这就是后羿射日,射下了九只鸟。这就是扶桑树上栖息的九只鸟。

      古代中國古代五帝时期,彼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所谓五帝谱系,乃后世民族融合的产物。五帝时期的传说和神话,均反映了五帝时期抗击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泥石流,地震,龙卷风等,还有抗击动物灾害如梼杌、饕餮、混沌、穷奇,五帝时期的“四凶”。五帝时期的思想还是继承了倉頡創立漢字阐释不断抗灾除恶,不断革天命的漢字思想。倉頡創立漢字體系在五帝时期具有启蒙、启发、启示、启悟、训蒙等作用,最关键是对古代先民的教化作用。

       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禪,示單,示,表示、展示,显示之意,單,嘼头十底,十,一,指自然属性,丨,指人为属性,十,自然属性与人为属性相互作用的逻辑,單,指古代先民与嘼类作斗争。禪,表现出与嘼类斗争的意志、不断抗灾除恶精神、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才可以让位为禅让。

      五帝起始年代是黄帝时期,应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文献记载:黄帝由于地震坠落下桥山,黄帝陵并不存在黄帝躯体,据说也只是衣冠冢。黄帝时代的确认是不能从黄帝陵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们知道蚩尤并不是古代先民称谓,而是,野猪群落的称谓。涿鹿之戰蚩尤被擒杀,尸体被分解。从释读漢字造义中得出,蚩尤的原型就是野猪群落。考古學在陕西黄帝陵的周边如果能够发掘大量的豬骨堆积的地方,时代大约在4700左右,这就可以确定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的具体年代,这种思路和探索方式应该值得重视。

  黄帝所处的地点为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唯一的依据就是倉頡創立漢字體系,可以作为依据和证据,至于黄帝出生在河南新郑,涿鹿之戰发生在河北涿鹿等,无论是想象、猜测等都是后人的杜撰,都是不合理的。唯一可以相信的黄帝曾经活动的地点就是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黄帝,不可能出生在河南新郑,因为新郑与陕西黄帝陵相隔一条天堑--黄河。黄帝也不可能抗击野豬灾害,千里迢迢的长征到了河北涿鹿。黄帝的葬地陕西黄帝陵是唯一黄帝曾经活动的地方,这个地域称为少典。指農业并不发达的地方。与炎帝火耕开荒辟地的相对应。

      蚩尤,出于东夷,也就是所谓齐鲁等地; 蚩尤,也不是齐鲁的野猪,就是陕西的野猪,只有陕西的野猪,危害陕西古代先民,才有倉頡造字增加凝聚力,才有黄帝发明了轩辕指南車。蚩尤,也称为九黎,其后裔称为三苗。九黎,指一直以黍为食的动物,也是指野猪群落。三苗,既然蚩尤的后裔,所以,野猪幼崽。


  二重证据法有点被滥用,学术界似乎拿这个作为增强说服力的方法,殊不知最后弄的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赶脚

  不必说古时达人,也不必说陈桓,陈寅恪,吕思勉,范文澜,钱穆,翦伯赞,郭沫若等大家,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探寻中华文明的超级工程,云集了目前国内最顶级的专家学者,却依然不能尽功。前者尚有颇多微词,后者缺乏历史阐释。
  
  

  
  夏朝研究最大的问题是不敢轻易动摇几十年上百年考古和文献研究的中原论,目前的麻烦是怎么将诸多违和的信息重新勾连起来达到折中的效果。没有哪一个学者动的了目前的学术研究已有的默认内容,谁冒头谁遭殃

  这么说来问题不是夏朝是什么 是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动不了

  • 我觉得,夏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之前的华夏形态、地域,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源头。

  • 近来,有关夏朝的研究争论趋于激烈,形成所谓的“围观夏文化”现象

  夏朝自古以来就有传说典籍记载,传承了近3000年,怎么可以说没就没了?怎么会不重要?要是弄不明白夏朝是什么,所有的中华儿女都该深刻反省和检讨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于夏代是否属于信史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争议的核心在于双方使用的方法论和证据学原则不同。

  •        夏代是存在的,夏王朝在中國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历史书上记载的很少,即使神话和传说中,也与夏朝无关。如倉颉創立漢字不是发生在夏,嫘祖发明丝绸也不是夏,夏,与人类文明重大要素都不相关。

  •        研究夏,对于重塑中國古代史没有太大的作用。研究历史是有其目的,夏,崇尚家文化,实际上,违背了黄帝时期的原始公有制。

  •         儒家尚且以尧舜为中國历史的起源,《史记》以黄帝作为中國通史起源的原点,夏,应该是私有制起源,也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生。

  •        夏,考古學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黄帝时期就有了夏,至于夏王朝是否定都,这是无需讨论的,因为,夏,最典型的历史事件并不明显。但是,夏,崇尚家文化。家,指活着的豬,冢,指死了的豬。

  •      为二里头遗址,还原了几个茅草屋,就认为夏都遗址,是不是有点太轻率,太肤浅。

  •    夏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漢字學已经成为绝學。另一个夏代以后,应该出现阶级分化,五帝时期的公有制,逐渐演变为私有制。夏代,思想意识逐渐背离倉頡創立漢字體系阐释不断抗击动物灾害,抗击自然灾害,抗击瘟疫疾病的思想體系。

  •       自从夏代开始,逐渐淡化了漢字的启蒙作用,背离了倉頡創字所阐释人类社会的文明。私有化,家文化,也就是阶级分化,目前国内学术界多数学者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大禹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治水的英雄,是夏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夏后氏究竟起源于何地,历来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说:晋南说、豫西说、河济说,盖黄河流域之谓。

  •       本人是赞成中原一元论!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论证需要依据,否定也需要依据。我们不研究漢字學,不能释读漢字的造义,也就是不知漢字的真义。甚至,不知道何为漢字的真义,这是就是个人学术素质问题。

  •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等朝代。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以"禹"这个名称作为夏朝开国之君的名字却很不严谨,因为这里从启到癸这l6个都是人名,而"禹"不是人名,也极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它更像一个族名或者说是一个会意;因此,说夏朝开国者名"禹"这个人很不准确,是个明显的错误。

禹的考证还需要深入的

   史学四大家之一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表示: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与诸子之经典,皆非一人一时代的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代之作,其误固不矣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之为学术之丛书,此亦缺史学之通史所致!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曾在题为“发扬科学求真精神,进一步推进夏商考古研究”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学术研究不能一蹴而就,学界亟须从方法论上总结如何做好夏商文化研究。他认为,首先,考古是研究夏商文化的第一要务,必须紧紧抓住考古这个环节不放,没有摸陶片的过程就不可能提出真知灼见;其次,要正确对待和使用文献,注意文献的可信性研究;再次,必须大量运用自然科学技术来推动相关研究;最后,考古研究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增强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切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则指出,殷墟时代之前对夏、商文化及夏、商王朝对号入座式的观点,都还是假说,无法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也对当前夏商考古的一些研究误区提出批评,他认为,目前的研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存在严重证史倾向,贴历史标签;另一方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不和夏、商王朝相联系。正确的也是当前学术界主流的路径仍然是,将考古学研究与探讨历史学问题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继续
  上文谈到帝尧善于经营崛起于晋南地区,并提到其与原有势力许由部的纠葛,那么帝尧是靠什么“不劝而民力, 不刑杀而无盗贼, 甚缓而民服”的呢?那唐尧是如何做到“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的,并在后世典籍中盖过帝羿,并对帝挚取而代之的呢?唐尧又是如何在政治上平定天下、完善政治、协和万邦;在经济上平治水土、发展生产、制定历法;在文化上祭祀问天与制作礼乐的呢?武力?知识?德行?还是什么其他的?都不是,而是农耕畜牧,往来行走养成的经济势力。据考古学家和考据学家分析,陶唐氏是东夷区自东向西迁徙的,善于制陶的一个氏族,出自该氏族的伊祁放勋也当善此道;退言之,即便唐尧不善制陶之艺,当也有陶唐氏在晋北地区的原始积累,以让伊祁放勋能“方百里之中率”(语出《上博简·荣成氏》)。
  古冀州所在的古黄河以北的地界(盖河北、山西大部),自古以来都是东方、东北、北方、西北、关中等各区域远古势力、族群交互和脚力的区域,距今4300年左右,伴随着帝喾崛起,东夷势力大面积向西扩张,及至太行、漠北,陶唐氏只是诸多势力中表现突出的一个,还有一个更突出的就是少昊之裔帝羿,如上文所述。然而,帝羿游牧畋猎,尚武善射而不善经营管理货殖商贸,在文化养成和对外影响方面自是不及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和商业文明的交互性,很显然,伊祁放勋在这两方面做的很好,比如陶寺观象台和陶寺等级分明的帝王气象,且将此二者容后再议,先看唐尧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经济生业等。

  晋南地区的地理重要性不必多言,唐尧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河西的黄帝系差不离,此时北方正经经历着双重变故,气候的异常和外来势力(北有奥库涅夫、阿尔泰等、西有塞伊玛—图尔宾诺等)的侵入,北面(狄)和西面(羌、戎)的族群大面积往南和往东移动,这给关中地区和太行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就是前文论述的颛顼集团合黄帝、华胥诸系在陕北筹建石峁古城。,河东的唐尧自然不能例外。在面临同样的外来压力的时候,伯鲧领导的颛顼集团应对外来势力和形势变化的方式显然是更为热血和激进,而唐尧则帝尧通过实施怀柔政策,整合南北西东,规范边贸行为等措施极大的缓解了各族之间的矛盾,此举也使得晋南临汾陶寺成为彼时四方商贸的中心,并一跃而成为南北西东享誉盛名的大都邑。
  很明显,伯鲧信奉的理念和唐尧是有区别的,历史结果也有区别,前者扩大了颛顼文化的影响力(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扩张了颛顼势力的范围(祝融八姓,吴回六支等等等等),后者则为儒家极为推崇,成为后世道德典范和行为楷模。令人不解的是,伯鲧很是荣幸的成为了“四罪之一”,而帝尧则放勋于史料典籍中,为后世颂扬。更为不解的是,唐虞夏商周三代之后,既无有祖帝尧的,也无宗帝尧的,仅有有虞氏郊祭之(语出《国语》),为什么会这样?另外,帝子丹朱并非凶顽之辈,反而相当有作为,那为什么他又被后稷(姬?)放于丹水?唐尧和虞舜是否存在翁婿关系暂不做考究,姑且认为存在的,那是不是如史书记载那般和谐?这些疑问待后文一一阐释,除了传世典籍外,个人认为还可参考马王堆发掘与资料整理人李正光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中的分析与见解,马王堆除了墓主人辛追外,还有不少其他值得关注的信息。

  唐尧之所以能“协和万邦”靠的是货殖为纲、整顿边贸、开放共存的经济生业,道德层面的怀柔政策不过是其加分项。今天我们的考古研究也好,文献考据也罢,各种研究考虑的十分周全,唯一疏忽了上古人群该如何生存和吃饭问题。4000多年前,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先民眼里,能让人有饭吃,还不专杀伐奴役的首领,一定是个好首领,如果还能讲道理辨是非,那必定是个圣人、神明,唐尧开放关市通道,修建邑落集市,整顿边贸行为,给南北互通有无,礼物馈赠(又曰 贿赂)创造条件,促进各族群之间的沟通和往来,互惠互利的商贸方式必然让周边族群拥戴和颂扬,这才有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之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上,南北交界地区与及众多区域性氏族部落间,按照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行为习俗等构筑过许许多多用于边贸的邑落或集市,现在留下的很多小型邑落遗址或许不是什么大氏族大部落或者什么古国方国所在,而是纯粹用于交换货物的市场,这些市场在先秦称“关市”,两汉称“合市”,魏晋称 “交市”,唐宋及以后称“互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各大“关隘”大都跟上古时期各区域商贸往来进出通道、人员迁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秦之四塞“函谷关”(潼关)、“武关”、“散关”、“萧关”等等。人类历史上杀伐劫掠的时间相对于和平往来的时间还是少的多的,和平时期是各区域文化和财物缓慢养成和累积的递增期,而战争年代就是多区域文化及财物快速移动和转移的扩张期。关于商道是如何养成和拓展的,个人在《古蜀史说》中也有一些描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   案1:中国史前的远程贸易体现,仰韶、马家窑的彩陶分布,五帝时期的玉石之路、青铜及黄金之路、丝绸畜牧之路,夏时的盐业之路(盐道),三星堆的南丝绸之路,殷商的矿料贸易体系,西周的青铜矿料和原始瓷器体系;另有,西方史前贸易体系以及世界史前贸易体系,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河面交易,西南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间,等等。

  案2:远程贸易方面,西汉张骞“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是极晚的了,可能因为资料比其他远程贸易路径更为充足,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是极多的,遗憾的是,汉时的“丝绸之路”却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时间“天花板”,让中华学子们潜意识里认为我们的上古远程贸易似乎只有汉时的“丝绸之路”,不应该这样!
  案3:贸易(内、外)不仅是世界各国的立国之本,还是人类文明往前发展的必须途径。

  这是究史的正确打开模式,少一些学术论调,少一些理论方法,从基本的人类本性需求出发,结合历史条件叙述!叙述可以艺术化,但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有瞒天过海欲盖弥彰的嫌疑

  • 复杂解释是说不清,才不断的东拼西凑,学术貌似严谨其实就是这个套路

  •   传统史载:帝尧,帝喾之子,姓伊祁氏,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中国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他执政时,建中立极,分官定职,命羲氏、和氏观测天时,推求历法,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确立观象授时制度,以指导农业生产;他选贤任能,推行禅让制度,不仅使百官职守分明,族人亲睦融洽,而且使联盟内部各部族间的关系也很和睦。


  在今天讲究话题性,插科打诨,戏谑人生的网络,一本正经搞研究的一般都会被扣上各种帽子或者被鄙夷唾弃,因为太古板太无趣让今天已经习惯快餐文化的今人嫌弃。不容易呢,加油吧

  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原乡,中山大学郭静云和郭立新两位教授认为:能够创造大禹治水之类传说的历史主体,应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由稻作定居社会发展而来并传承下去的大型农耕文明;大禹是长江中游活动于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历史英雄,并在后来的文化记忆中加以神格化了;颛顼、尧舜禹和三苗等故事,都代表了楚文明的神史。 楼主和诸位朋友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陶寺遗址中大城套小城,小城有宫殿,城中有专门祭祀和观测的神台,这是社会趋于成熟的表现,而陶寺更为早期的小城面具和功能也显示其已透露出王城的气息。

  龙山时期风云突变,五帝是时代地表没有统一的做法,尧舜的研究很多,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意见认为这二者作为个人可能是存在的,但没有最终定论,之前更早的黄帝,少昊,颛顼等称谓作为个人可能是不存在的

  交作业
  陶唐氏取代许由(繇)部,励精图治疏通南北,协和万邦崛起于晋南的伊祁放勋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陶寺邑落的范围和影响力,其地西有霍山之珠玉,昆仑之璆琳琅玕,北有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南有河东之盐池,华山之金石,通南北贯西东,是为陕晋豫的交通枢纽。陶寺文化的考古学表现为,据碳14测年和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兴衰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它包含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北地区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等众多周边文化的先进文明因素,其兼收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注意:今天,一提到四千年前玉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良渚,其次是齐家,其实陶寺也有玉琮,只是表现的不是那么突出罢了,更晚的三星堆、金沙玉琮则是另外一番说道。基于这样的史实素地、口耳相传及后世褒扬,便是有了以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尧、舜时代是和合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如《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又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直言尧之“睦邻”“合和”的儒家思想。由此可见,“以和为贵”的理念自唐尧便是有了,以和为贵,以德服人,大家互利共存,和气生财!故,《论语·学而篇》是曰:礼之用,和为贵。

  陶寺有了史前“大国”的迹象,那也应有相应的考古学表现才对,于是有了错落有致的建筑区分,“金字塔式”的墓葬特点(3015号墓),完备的礼乐制度,龙形象的完善,以及观天测象以正天命的陶寺观测台!本文以为,史前时期但凡是高台、建筑、器物就没有一个是专门用来辨四时务农耕的,不论是凌家滩的巨石阵,陶寺的观测台,三星堆的三个人工土堆(不是城墙),还是金沙的羊子山遗址等等,全部都是为了与神(太阳)交流,陶寺观测台的第一用途是观日测象明神之旨,辨四时之令以服农耕不过是其附加产物,而专门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的四时监测遗址和器物当不会超过三千年前,如圭表、日晷,甚至可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公测影”、“竖亥步天”等说法不过是后世术数的托作之言,以示久远。另,王亥当是竖亥的误作,源于闻一多将《楚辞·天问》和《海外东经》《大荒东经》记载的解释,此处略过不表。
  话说回来,唐尧要晋升为帝尧,当有一番举措和表现,尧“禅位”于舜,史书描述得颇为细致,而尧晋升天子倒是字词稀疏,似乎后世不太愿意承认唐尧的晋升帝位。史家承不承认是一码事,考古表现又是另外一码事,唐尧在传统意义上说比虞舜更具有合法性,因为陶寺有明天命天时的观测台,《竹书》载其负责人便是羲氏、和氏,《山海经》《楚辞》等资料也是以羲和作为历法(日御,《山海经》误做“浴”)的代表,且以其为天官代称之。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常羲(月御)的存在。

  • 《淮南子·墬形训》:“使 竖亥 步自北极,至於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王亥当是竖亥的误作,不是没有可能

  •   今天有时间,交点作业

  【摘】命羲和历象。(《书/ 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
  【解】《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历法最原始的意义并既不是为了服务于稻作农耕,也不是为了指导游牧生产,而是意图了解“神”的安排,试图洞悉“天机”, 这种行为衍生成为了与神交流的“权力”,并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争斗、祭祀及活动皆是为了服从“神的安排”,不能忤逆“神的懿旨”,以至于后面的天授人权,君权神授,天命不可违,真命天子等等所有的概念皆出于此,历史上的颛顼历,夏小正等历法不过是对“神的安排”的阶段性解读,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这种解读慢慢成为了节气时令。
  中国天文历象经历的过程极其漫长,版本也很多,在众多传说中有几件标志性器物要注意,它们就是扶桑、建木和若木,然而,这三棵树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但它们在上古的历法和巫祝界却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答案便在三星堆,可参看《古蜀史说》,也因为这几棵树出土于三星堆(目前说是两棵),有不少意见欲借助《山海经》、《淮南子》等的记载,准备把帝尧搬到三星堆······

  上古时期,但凡涉及到历法制定或修订的时代,要么有权力更迭,要么是开启新时代,掌握历法以事农桑,古代君王通过历法的制定得以彰显君威,维护统治地位,以此表明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或政治的权威性!!!历法是各阶段历史篇章的正式开始,没有历法便没有历史,历史上制历远比述史(不早于前841年)更为重要,如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太初历、三统历、皇极历等等。
  中国几千年不间断积累的天文摸索星象观测知识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瑰宝,如西汉落下闳的浑天仪,东汉张衡(洛阳灵台)的地动仪等都是为此服务的,唐朝僧一行因发明了具有计时功能的天文仪而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宋朝韩公廉(登封测景台)发明出了中国古代第一架天象仪;元代郭守敬则前后发明了16种仪表,而西方国家的第一座天文台(法国 巴黎天文台)直到1667年才正式成立;明朝北京古观象台(明制浑仪、简仪、清制八件仪器)。
  诸位是否有发现一个问题,时间比唐尧早上许多的颛顼歷象,有了“颛顼历”传世,而后世诸多沿用和传承,但克峻明德协和万邦的唐尧也歷象,怎么没有“唐尧历”传承下来呢?即便是后世托作颛顼制历,那为什么不托作唐尧呢?在文献典籍中,乃至今时今日,唐尧的存在感都远远比颛顼强太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对陶寺观测台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农耕经济的四时之令,此处将陈久金等的研究部分结论附上供大家交流、探讨:
  考古工作者复原陶寺观象台,摹拟形成由13 根石柱、12 道观测缝和1 个观测点组成的观象祭祀台。经测试和详细记录发现:这12 道观测缝中,1 号缝不具备观测功能,2 号缝为冬至观测缝,7 号缝居中为春、秋分观测缝,12 号缝为夏至日观测缝。除2 和12 号缝各用一次外,余下9 条缝皆于上、下半年各用一次。
  因此,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 个时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2 号缝到7 号缝有5 根石柱,7 号缝到12 号缝亦有5 根石柱,两者和为10 根石柱。每两个缝之间象征着一个节气,一根石柱就是一个节气。那么冬至到夏至之间有10 根石柱,象征10 个节气。从冬至到夏至又回到冬至为一回归年,共计20 个节气。

  传说时代包括史前和原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史实素地可以被考古资料真实地、片段地记录,而相关的古史系统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利用既有史实构建的。因此,不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文献考古法,都不可避免用考古资料与古史系统对应的不对称矛盾,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即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去探索史实素地,重建传说时代历史,让传说历史进入信史的行列,构建起中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的历史文化蓝图。

  黄帝、帝尧、帝舜的即位是三次变革,他们的继承都有武力或强权的要素,建立统治后为了宣告自己的统治,都改或正历法。三次变革中体现的因素满足张光直先生提到的维护政治权威的暴力变更要素。
  五帝时期自黄帝至帝舜,乃至帝禹时,中央天子之权呈逐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其后的帝禹时,有了财政、贡赋支配权,统治阶级才能成为职业化的上层贵族,才能从氏族成员中脱离出来,最终建立第一个王朝。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大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和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中国古史的问题,夏代和夏文化的问题,中国国家与文明的形成等问题,莫不同禹息息相关。而百年以来关于禹兴西羌、大禹治水、禹娶涂山、禹都阳城、禹画九州、禹铸九鼎、禹征三苗等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禹迹",以至于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大禹其人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重要分歧和论争。
  •        分歧和论争原因在于,刻意而固执的坚持又拿不出让人信服的依据,有典籍和考古线索的又不被接受,不愿接受,不敢接受。

  •   别说夏朝找不到,大禹的存不存在的争议就没停过,学术界目前对二者的态度一直模凌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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