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的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体系是在冷战体系结束后唯一具备整体的替代作用的全心的世界体系，他们相信全球化是世界现代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联网时代的来临。以此推论，我们也可以发现极权体制与现代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之间存在着的保守与未来、落后与进步的矛盾，正式历史的趋势决定了全球化体系对于冷战体系的颠覆。
因此，从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意义上看互联网的出现，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必然来临时代的某种主要标志，如果在“冷战产生了互联网”和“互联网结束了冷战”之间选择，我们可能更加相信后者——互联网的产生是和历史范畴的技术进步趋势、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二战后导致的特定的全球政治生态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输出的那段黄金历史等社会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因素之间各自具有对应的内在联系，而他们共同合力促成了互联网所引发的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互联网，他几乎代表了一种开放而鲜明的意识形态——不过，互联网的进步性既体现在他的意识形态方面，还体现在他代表了对于社会利益和权力的新的分享要求，后者决定了前者，自由、开放和共享是互联网的未来，也必然是他将带给全人类的未来。互联网让政治性的管理和交往在新的文化和技术基础上展开，他向了政治行为主体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交换和贯彻各自意志和利益的渠道。
从经济的角度看互联网，他代表了商务的未来，也代表了生产的未来，网络将人类行为联结一体，在经济领域不仅作用于传统的贸易流通，还作用于工业生产流程，前者侧重属于互联网在流通领域的“网格化”作用，后者则侧重属于互联网生产组织内部的“网格化”，但是对于生产、流通等不同属性的经济组织，互联网的“网格化”作用都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发生。互联网在流通中通过形成渠道价值和渠道力量只是以传统的贸易思维得出的简单化结论，互联网在流通领域的“渠道”广义而言，是对于所有价值的输送路径，而不再仅仅限于从生产到销售的单一管道。
从社会角度看互联网，他代表了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就是与他人和社会发生互动的过程，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每个人的外部沟通方式，改变了每个人接受外部作用的方式，也改变了每个人面对的外部组织结构的状态，所以互联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以个人价值为多中心节点的渠道，但是他比传统的渠道更加顺畅和自然。
社会沟通方式的大规模改变比如引发社会组织方式的嬗变，因为互联网而引起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沟通和组织两大领域发生，两者分别代表了具有内在联系性的行为和具有内在联系性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他们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互联网改变于人类社会的两个方面。
互联网在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的上述渠道意义，本质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全息属性，即互联网的价值外在的体现为渠道对于有价值的信息的占有以及用户的行为依赖，内在的则来源于构建起传统技术和文化条件下无法实现的一个个不同维护度的全息体系——渠道的外衣下，隐藏的核心力量是全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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